喬治·伊斯曼

伊士曼出生於美國紐約州的沃特維爾（Waterville）村。是Maria Kilbourn 和George Washington Eastman 家三個小孩中最小的一個，該村莊位於紐約州北部尤蒂卡的西南部大約20 英里處。伊士曼老宅子是喬治父親出生的地方，喬治在那裡度過了童年時光，他們一度搬到紐約曼福特的傑納西鄉村博物館，羅徹斯特郊外。

在喬治5歲時，他的父親將苗圃出售，舉家搬到羅徹斯特。在這裡，老伊士曼將其畢生精力投在伊士曼商業學院 (Eastman Commercial College)。後來災難不幸降臨。在喬治7歲時，父親去世，學校關門，家庭經濟一下陷入困境。

伊士曼的母親是一個堅強的女性，她沒有多少文化，只能替人做零工掙錢，但她卻知道教育對孩子的重要性，為了籌措這些費用，她夜以繼日地工作，難得片刻休息。伊士曼看到母親這樣辛勞，心中很痛苦，可是小小年紀的他，只能把母親的恩情銘記在心中。

14歲的時候，伊士曼再也不肯讀書了，他不忍心母親獨自承擔家庭的重擔，他要幫助母親分擔這個責任。母親反對他輟學，可是伊士曼決心已定，母親只能心酸地看著自己的孩子這麼早就進入了社會。

輟學后的伊士曼開始到保險公司去做雜役，他的第一份工作是一家保險公司的信差，每周3美元報酬。第二年才增加到5元，就這樣，家裡的情況開始慢慢好轉起來，一年以後，他成為另一家保險公司的職員。通過自身的努力，不久他便負責保險單的整理歸檔，甚至編製保險單。他的工資漲到每周5 美元。儘管只有這麼一點錢，但伊士曼還是視若珍寶，小心地積攢下來，全部交給母親。同時，他還做兼職書架的銷售工作，有時甚至還會上門向家庭主婦推銷打毛衣的編織針。推銷的工作更是讓人備受打擊，經常遭遇冷眼，但為了母親和家裡，伊士曼都忍受了下來。

1874 年，在保險業幹了5 年之後，他受聘為羅徹斯特儲蓄銀行的一名低級職員。他的工資翻了三倍 —— 每周超過15美元。經過幾年的省吃儉用，他終於積聚了3千美元。作為一個銀行職員，伊士曼已經跨入了白領的行列。

從小的時候，伊士曼就喜歡去旅遊，原來是沒有錢沒有時間，1879年終於可以到處走走了，25歲的他計劃去聖多明各度假。當一個同事建議他記錄此次旅行時，伊士曼花94美元買了一套照相器材——包括照相機和顯相設備，其中包括潮濕天氣所需的所有隨身用具，並學會了攝影技術。沒多久，他便對攝影著了迷。

但令他煩惱的是，當時的照相機太笨重：相機像微波爐一樣大，而且需要一個沉重的三腳架。他還帶了一個帳篷，以便能夠在玻璃片上塗上照相乳膠，再將玻璃片曝光，然後在其未乾之前沖洗曝光板。有化學藥品、玻璃桶、笨重的板架和一壺水。全套裝備“整整一馬車”，就像他所描述的那樣。更糟糕的是，這機器操作起來有許多麻煩的步驟，如果不嚴格按照技術要領操作，結果不是漏了光，就是照成模糊一片。況且學習如何使用它進行拍照還花了5美元。這樣子下去，照相不是負擔，而是累贅了，能給旅遊者帶來愉快嗎？伊士曼暗自立誓：要努力改進攝影器材，簡化拍攝手續，讓照相技術“面向大眾化”——使用照相機像使用鉛筆一樣方便，使人人都能享受攝影的歡樂。他開始一心撲進研製輕巧方便的攝影器材工作之中。

伊士曼的聖多明各之旅並未成行。但他完全被攝影迷住了，並決心將複雜的過程變得簡單。當時照相技術還在初創階段，效果很不理想，伊士曼決心探索革新之路。每天從銀行回家后，他就一頭鑽進了自己的研究中，家裡的廚房成了他的實驗室，他買來各種化學試劑做著各種試驗。對於化學，他是一個門外漢，可是真所謂實踐出真知，通過各種實驗，許許多多的奧秘都被他揭開了。他的主要“導師”就是一本被他翻爛了的英國攝影雜誌。

每次，他把屋子遮得嚴嚴實實地做著那些似乎永遠也做不完的實驗，累了就躺在地板上睡一會兒，醒了又接著干。這種無休止的單調生活他一點也不覺得苦，他的心中充滿了創造帶來的快樂。

有一次的實驗，他從星期三一直做到星期六晚上，正好女朋友來電話約會，兩個人約定第二天早上10點鐘在車站會合。掛了電話后，伊士曼又開始搞自己的試驗，結果因為太過於專註，等他睡下，起來時已經日上三竿了。這樣的情況舉不勝舉，女友再也無法忍受，就跟他分手了。雖然心中很痛苦，但伊士曼依然把發明繼續搞了下去。

經過三年的攝影實驗，伊士曼終於有了一個可行的配方。他在英國雜誌上讀到攝影師正在製作他們自己的明膠乳劑。塗上這種乳劑的玻璃片在乾燥之後仍能保持感光性，並方便曝光。通過使用取自這些英國雜誌之一的配方，伊士曼開始製作明膠乳劑。1878年，伊士曼發明了一種塗有一層干明膠的膠片，而在此之前，感光底片都是濕片。濕片片基塗了乳劑之後，必須趁其未乾就得曝光和沖洗，而乾片則在什麼時候曝光和沖洗都可以。1879年，伊士曼又發明了一台乳塗敷機，開始批量生產乾片。他很快意識到製作干版出售給其他攝影師是有可能的。

伊士曼的發明開始引起人們的重視，他的研究開始得到商人斯通的贊助。1880年4月，伊士曼先生租用羅徹斯特州街一座大樓的第三層，開始製造干版出售。他最先購買的設備之一是價值125 美元的二手發動機。

“我真正需要的只是一個馬力”，他後來回憶道。“這是兩個馬力，但我想可能隨著業務的發展，會需要兩個馬力的。這值得一試，因此我就把它買下了”。

隨著新公司的不斷發展，公司至少有一次面臨分崩離析，那就是在經銷商手中的干版出現問題時。伊士曼先生將這些壞板全部召回，並用好產品替換。“賠償那些版花掉了我們最後一美元，”他說。“但是留給我們的更加重要，那就是聲譽。”

“這個想法是逐漸形成的”，他後來說：“我們要做的並不僅僅是製作干版，而是使攝影變成平常事物”，或者像他更簡潔地描述一樣，“使相機變得和鉛筆一樣方便”。

伊士曼先生的實驗方向是使用比玻璃更輕、更靈活的片基。他的第一個方法是將照相乳膠塗在相紙上，然後將相紙裝入膠捲架。該膠捲架用於取景相機，代替玻璃片支架。

1885 年第一個膠片廣告詞是“很快將推出一款新型感光膠片，相信將被證實為室外和工作室用玻璃乾燥板的經濟而方便實用的替代品”。

1886年，伊士曼研製出卷式感光膠捲，即“伊士曼膠捲”，結束了用濕漉漉的、笨重易碎的玻璃片做照相底片的歷史。

使用膠捲架的該攝影系統立即大獲成功。然而，相紙作為乳劑的介質並非完全令人滿意，因為相紙的顆粒有可能在照片中重顯。

伊士曼先生的解決辦法是在相紙上塗上一層單純的可溶明膠，然後再塗上一層不可溶感光明膠。經過曝光和顯影之後，塗在影像上的明膠從相紙剝落，轉移到一張透明明膠上，然後用火棉膠修飾—— 這是一種纖維素解決方案，可形成柔韌的膠片。

伊士曼先生在完善透明膠捲和膠捲架的同時，改變了其工作的整個方向，並奠定了他在業餘攝影上取得成功的基礎。

他後來說道：“當我們開始實施膠片攝影的計劃時，我們期望使用玻璃片的每個人都能夠改用膠片。但是我們發現這樣做的人相對較少。為了擴大業務，我們須得到普通大眾的支持”。

發明並沒有讓伊士曼滿足，畢竟真正的“照相大眾化”還沒有實現，面向家庭的、攜帶型的家用照相機才是他的最終目標。伊士曼又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在照相機的改進上，研究如何把機器做得更小、更輕、更方便。經過無數次的失敗，1886年伊士曼研製的新式照相機終於誕生了！這是人類歷史上一項偉大的發明這些！同時，這種照相機最特殊的地方在於，等全部拍攝完畢之後，連照相機原封不動地送去沖洗。這種樣式與銷售方法，在攝影發展史上，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攝影愛好者們從此結束了用馬車裝載照相器材的時代。

為了給自己的新產品取個別緻的名字，伊士曼想了很久，自己創造了一個從未有的新單詞——“柯達”，後來他解釋說：“這個名稱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K’是我最喜愛的字母，它屬於那種抑揚頓挫而朗朗上口的字母。但是如何讓這個詞以‘K’開頭和結尾，這成了一個問題。經過許許多多次的字母組合試驗，我最終想到的是‘Kodak’”。伊士曼先生選擇的柯達獨特的黃色商業外觀舉世聞名，也是公司最具價值的資產之一。

1888年6月，小型口袋式照相機“柯達一號”終於推向市場，但開始的時候，情況並不是很好，由於是新生事物，照相機剛推出市場時，幾乎無人問津。看著這個奇形怪狀的東西，大家都不相信它會拍出好的人像來，畢竟傳統的照相器材已經佔據了那麼久的市場。再說，照相一向是很麻煩的事情，很多人害怕自己沒有技術，不會擺弄這個新玩意。

面對這種局面，伊士曼別出心裁，想出了一個很好的創意，他在媒體上登了一則廣告：“你只要按一下按鈕，其餘的我們來做”的口號，其後不到一年，該口號便變得家喻戶曉。隨後，廣告經理和廣告代理們都競相實施他的理念，雜誌、報紙、陳列櫃和廣告牌上布滿柯達標語。

柯達產品在世界博覽會上佔有一席之地，“柯達女郎”身著時尚服裝，手持年年更換的相機，對著各方攝影師露出迷人的微笑。1897 年，“Kodak”一詞在倫敦特拉法加廣場以電游標志閃閃發光——這是最早用於廣告的此類標誌之一。

今天，公司廣告在全世界範圍出現，由伊士曼先生本人創造的“Kodak”商標幾乎家喻戶曉。

1892年，伊士曼把公司更名為“伊士曼·柯達”公司。1895年，柯達公司以賣價5美元的口袋式照相機投放市場，轟動了全世界——照相技術“面向大眾化”之夢，終於變成了現實。

柯達的每一個前進都是科研推進的結果，為了打造一個優秀的品牌，從一開始，伊士曼就很注重科研工作。為此，他不惜重金招聘許多第一流人才，鼓勵他們去探索、研製新產品。柯達公司的研究發展預算名列美國企業界的前列，每天投資額高達150萬美元，僅總公司就僱用了約2000名工程師和科學家從事各種研究工作。

一次偶然的機會，美國的兩個音樂家在看一部彩色短片時，激發了改良彩色攝影的想法。於是，他們把德國科學家配製的乳劑分成三層，終於發現它們對光源的紅、綠、藍三色產生感光作用，他們沒有想到的是，這個發現對伊士曼有多麼重要。

當時的彩色攝影，攝影師要在鏡頭裝上紅、綠、藍三種不同顏色的濾色鏡，工具複雜，費用高昂，而且顏色是人工塗畫的，拍出的效果不是很好。伊士曼在雜誌上一看到他們的新成果，就敏銳地意識到，這一研究繼續下去，將給彩色照相帶來一場改革。

1930年，伊士曼即和這兩個音樂家簽訂了合同，在技術力量和資金上大力扶持。經過3年的努力。世界上第一個可利用兩色沖曬程序的感光彩色膠片問世了。不久，他們進一步把感光片分作5層。從那以後，任何人都會使用柯達彩色膠捲拍照——沖印出色彩鮮艷的照片來。

除了先進的技術，最重要的還是優秀的經營管理體制。那就是本著一切以客戶為中心的態度做事，一切以它為支柱。無論做什麼事情，伊士曼都抱著這樣的態度，並始終貫徹著棄繁從簡的思路。甚至公司的名字——“柯達”，也是源於他的一個願望，那就是創造一個在任何語言中都不存在，但是在任何語言中都容易上口的名字。

創業伊始，伊士曼就建立了這個支柱。剛剛起步的時候，他曾經召回一批有瑕疵的感光材料，並且向客戶全額退款，雖然當時並沒有法律規定他必須這麼做。但是伊士曼堅信，失去客戶的信任將給柯達造成更嚴重的損失。他是把公司的品牌當作一個百年工程來經營。直到今天，這個理念還被嚴格地遵循著，在柯達，沒有什麼比維護品牌更加重要的事情。制定每一個戰略，做出每一個決策，處理每一個客戶事項的時候，都要考慮這樣做會給品牌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另外，不能不提的還有建議獎勵制。早在1889年前，喬治·伊士曼收到了一份普通工人的建議書。建議書呼籲生產部門將玻璃窗擦乾淨。這雖然是不能再小的一件事情，伊士曼卻看出了其中的意義所在，他認為這是員工積極性的表現，立即公開表彰，發給獎金，從此建立起一個“柯達建議制度”。這個制度一直保留到了今天，並得到了不斷的改善。而公司員工已經提出建議180萬個，被公司採納的有60萬個以上，而公司職工因提出建議而得到的獎金，每年大約都在數百萬美元以上。讓伊士曼想不到的是，他所建立的“柯達建議制度”後來成為了其他各大企業紛紛效仿的對象。

除了他的創造天賦，伊士曼更以非凡的遠見卓識，在創立企業之初就融入了人性化和民主的管理。他認為員工不僅僅應該擁有良好的收入—— 這種思維方式遠遠超前於他那個時代的管理人員。

在公司成立伊始，伊士曼就開始計劃給員工“分紅”。1899 年，他的第一個行動是將他自己所得的一大筆錢無償分發給為他工作的每位員工。

後來他設立了“分紅”，按照公司股票年度股息的比例，每位員工都可獲得高於工資的獎金。“分紅”是一個創新，代表公司凈收益分配的一大部分。

伊士曼先生認為公司的繁榮昌盛不僅歸於發明和專利，更多的是員工的奉獻和忠誠，而員工的奉獻和忠誠可通過利潤分享的形式得到鞏固。

1919 年，伊士曼先生將其擁有的三分之一公司股票（當時市值 1 千萬美元）贈予其員工。再後來他開始履行建立退休金、人壽保險和工傷保險的計劃，伊士曼先生視此為己任。有了這些福利和分紅，員工的未來將更有保障。

傳記作家 Carl W.Ackerman 在 1932 年寫道：“伊士曼先生是當代巨人。他在創立公司時貫徹實施的社會哲學不僅在其一生中都是超前思維，而且要多年以後才被普遍認識和接受”。

伊士曼是個發明家，更是個成功的企業家，他的財富滾滾而來。他並不需要生產全世界的照相機，但全世界的照相機廠商，凡是使用了他的專利產品，都得向他付費。他引發了照相技術里程碑意義上的多次革命。但是或許事業太繁忙，或許他過度專註自己的發明，伊士曼終生未婚。但伊士曼卻並不孤僻，他把自己後來的全部心思和財富都用在了慈善事業上。

伊士曼先生對慈善事業的貢獻幾乎與他在攝影領域中的開拓工作一樣家喻戶曉。在這一領域和在其他領域一樣，他以一個狂熱的愛好者的熱情投入工作。

在周薪達到 60 美元時，他便開始捐贈非贏利機構——其中 50 美元捐給剛成立、奮鬥中的羅徹斯特機械學院（現羅徹斯特技術學院）。

他是麻省理工學院的景仰者，因為他雇傭了一批該學院的畢業生，後來都成了他最得力的助手。經過一翻深思熟慮，他捐贈給了麻省理工學院極其豐厚的禮物以表達這種景仰之情，後來數目達到 2 千萬美元。該禮物是以“史密斯先生”的名義匿名贈送，後來神密的“史密斯先生”的身份幾年以來一直有人加以猜測，甚至在麻省理工學院的一首流行歌中表現出來。

伊士曼先生對牙科診所也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他為羅徹斯特牙科診所制定了完整的計劃並募集了 250 萬美元的資金支持。然後為兒童啟動了大規模的牙齒治療計劃。牙科診所同樣被贈予倫敦、巴黎、羅馬、布魯塞爾和斯德哥爾摩。

當被問及他為何偏愛牙醫診所時，他回答說：“將錢花在牙科診所上比花在任何其他慈善計劃上所得的回報要多得多。如果在關鍵的兒童時期好好愛護牙齒、鼻子、喉嚨和嘴巴，則在孩子們的一生中，更漂亮的外表、更佳的健康狀況和更充沛的精力能夠為他們提供更好的機會，這是一個醫學事實”。

伊士曼先生酷愛音樂，也希望其他人享受音樂的美好和快樂。他建立並資助了伊士曼音樂學校、一所戲院和一個交響樂團。“僱用技能熟練的音樂家相對容易，但音樂鑒賞是金錢買不到的。然而沒有廣大的人們享受音樂的樂趣，開發任何城市的音樂資源的任何嘗試都註定要失敗”。他如是說。因此他的計劃中有一個讓公眾受音樂熏陶的實用公式——利用羅徹斯特人們幾十年來積累的成果支持他們自己的交響樂團。

隨著伊士曼先生在醫院和牙科診所領域的工作和學習的深入，他對該領域的興趣日益濃厚。他提倡並實現了一個在羅徹斯特大學設立醫學院附屬醫院的計劃，並像大學的音樂學院一樣舉國聞名。羅徹斯特處處能見伊士曼先生劃時代的印記，對豐富社區生活做出的巨大貢獻。

他極其關心非裔美國人的教育，並向漢普頓和塔斯基吉學院饋贈良多。僅 1924 年某日，伊士曼先生即簽字向羅徹斯特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漢普頓和塔斯基吉學院捐贈 3 千萬美元。他在放下筆時說道：“現在我感覺好多了”。

終其一生，伊士曼的捐款超過了1億美元。在20世紀早期，1億美元是一筆極其巨大的財富。在解釋這些貴重的禮物時，他說道：“世界的進步幾乎完全依靠教育。我選擇了有限數目的接受者，是因為我想支持某些類型的教育，並且覺得這種捐贈比無選擇的捐贈得到回報更快，也更直接”。

伊士曼先生常常會以某種方式使受益人配得上接受禮物，因此學院將有信心獨立自主。對他而言，巨大的財富帶來更大的機遇。

伊士曼先生個性沉默寡言，不喜交際。一個名字與攝影同名的人留下的照片比當時許多其他傑出領導人還要少得多，這聽起來似乎有點違背常理。他走在羅徹斯特的大街上甚至都無人認識。

伊士曼先生的人生觀是“我們在工作時間內所做的決定我們所擁有的；在業餘時間所做的決定我們的性格”。在事業上他是一個強硬的競爭者，永不屈服而務實，在家或室外娛樂場所則溫文爾雅。

他每年去歐洲遊覽時，都會有系統地參觀各個畫廊—— 甚至騎單車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那時他有能力買下名畫，但他睿智地說：“我決不買一幅畫，我只是讓它在我的家裡落落腳”。結果是：他的家成了最好的名畫私藏勝地之一。

他是一個謙遜的人...是發明家、商人、具有遠見卓識的夢想家、慈善家，也是全能的戰士。伊士曼先生在 1932 年 3 月 14 日自殺身亡，享年 77 歲。由於下脊髓細胞硬化導致殘越來越嚴重，伊士曼先生受病痛的折磨，無法積極地面對生活，變得日漸灰心，並開始散布財產。 “伊士曼先生對現代世界教育貢獻巨大”，在伊士曼先生逝世后紐約時報的一篇社論如是評論。“他饋贈給人類偉大的禮物，又把獲得的報酬慷慨地回饋給人類；他培養人們對音樂的鑒賞力、資助辦學、支持科研和教育、力求促進健康和減少人類疾病、幫助下層的人們朝著光明奮鬥、使他的城市成為藝術中心並使他的國家在世人的眼中更加壯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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