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武一宗之厄

佛教是外來宗教，佛教的發展，給寺廟和僧人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加上佛教寺廟往往享有免稅、田地、女婢、奴隸等特權，這造成了社會財富向佛寺的極大集中，嚴重影響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唐朝會昌滅佛時就說“十分天下財，而佛有七八”。另外，僧侶不事生產不服勞役，還擁有大量僕役、女婢，在人力資源匱乏的古代，這一現象對社會經濟和軍事造成的影響更加明顯。寺院經濟力量的過分發展，終於引起了世俗統治階級的強烈不滿，而僧侶不守戒律霸佔田產魚肉百姓的行為更積累了大量社會矛盾，種種交織在一起的矛盾激烈時，導致統治階級通過政治手段加以解決。中國佛教史上所謂“三武一宗”之難，也就是這種矛盾鬥爭激化的結果。

北魏為了統一北方，鞏固在中原的地位，以全民為兵。那時，由於沙門歷來可以免除租稅、徭役，所以銳志武功的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438年）下詔，凡是五十歲以下的沙門一律還俗服兵役。他還聽從宰相崔浩的勸諫，改信寇謙之的天師道，排斥佛教，並漸次發展為滅佛的行動。

崔浩出身於著名世族，博覽經史，善於陰陽五行及術數之學，歷仕北魏道武帝、北魏明元帝、太武帝三帝，官至司徒，經常參與軍政機要，深受太武帝的信任；結識寇謙之之後，信奉道教，受其法術。寇謙之早年就熱衷仙道，修持漢末張陵、張衡、張魯創立傳承的五斗米道，隨方士入華山、嵩山學道修鍊，自詡曾有太上老君授他天師之位及《雲中音誦新科之誡》二十卷。在明元帝末年，寇謙之從嵩山入平城，結交崔浩，常通宵達旦聽崔浩談論古代治亂史，為之嘆美。後來，寇謙之把儒家學說和佛教經律論及齋戒祭祀儀式吸收到道教中來，重新改造五斗米道，期使北魏帝王容易接納。

太武帝始光初年，寇謙之獻上道書，但當時朝野信奉者很少，崔浩於是上書勸諫太武帝，使太武帝因而信奉道教，並派人奉玉帛牲畜去祭嵩山。太武帝又在平城東南建立天師道場，自稱太平真君，並親受符籙，興建靜輪天宮，奉祀太平真君，改年號為太平真君，成了十足的道教徒。

太武帝的廢佛行動，始自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的彈壓沙門，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養沙門，並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門，若有隱瞞，誅滅全門。翌年，盧水的胡人蓋吳在杏城（陝西黃陵）起義，有眾十餘萬人。七年，太武帝親自率兵前去鎮壓，到達長安時，在一所寺院發現兵器，懷疑沙門與蓋吳通謀，大為震怒，下令誅殺全寺僧眾。崔浩勸帝滅佛，於是太武帝進一步推行苛虐的廢佛政策：誅戮長安的沙門，焚毀天下一切經像。一時之間，舉國上下，風聲鶴唳。

當時太子拓跋晃監國秉政，一向篤信佛法，再三上表，向太武帝勸阻，雖然都不被採納，但也由於如此，廢佛的詔書得以緩宣，而使遠近的沙門聞訊逃匿獲免，佛像、經論亦多得密藏；然而魏國境內的寺院塔廟卻無一倖免於難，史稱太武法難。廢佛后不久，寇謙之仙逝，崔浩後來也因撰《魏史》，書中蔑視胡族而遭腰斬，其族人被誅者百餘人。廢佛后六年，太武帝駕崩，文成帝即位，下詔復興佛教，佛教才又逐漸恢複發展。

宇文邕（543—578），字禰羅突，是宇文泰的第四個兒子。他當了十八年皇帝，死時僅三十五歲，史稱北周武帝，是南北朝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和軍事統帥。周武帝是南北朝時期的一代英主，可惜正當他打算“平突厥，定江南”，實現統一全國理想的時候，病逝於出征前夕，令後人唏噓。

周武帝反佛其中的原因是複雜的。首先我們要回顧一下周武帝的出身——宇文護，又名薩保，是宇文泰的侄兒。西魏時，曾任大將軍、司空。556年，宇文泰病重臨終之前，曾對宇文護要求他輔佐少主。宇文護表面許諾。但第二年，他立宇文覺為帝，建北周。宇文覺“性剛果，惡晉公護之專權”。宇文護見他不服，不久將他毒死，另立宇文毓為帝，為北周明帝。北周明帝在位四年後，宇文護又將他毒死，改立北周武帝——宇文邕。在武帝掌權之前，大權為宇文泰的侄子宇文護掌握。宇文護大力推行佛道，因此當時的武帝也對佛道極力的推崇，這可能也是明哲保身迫不得已之舉。

北周武帝滅佛。這也是和當時北周武帝後來推行的一系列的改革政策有很大的關係。

北魏末年，社會動蕩。公元 515 年爆發過冀州沙門法慶聚眾造反之事，其眾多達 5 萬以上，法慶自稱“大乘”，鼓吹“新佛出世”，所至即毀寺、殺僧、焚經、燒像，故此對當時的僧俗地主統治階級形成了極大的威脅。北魏鎮壓了“大乘起義”后不久，在公元523年，又爆發了規模更大的“六鎮起義”，接著各處紛紛出現反魏起事，群雄並出。當時北方地區的僧、道階層過於龐大。根據《魏書》稱，正光（公元520－525年）以後，不少原屬國家的編戶民眾，為避苛役重賦，相繼投入空門；此外，其時社會政治動亂的加劇，亦令普通百姓尋求相對安全的宗教實體之庇護。以致全國的佛寺竟有3萬之多，僧、尼數目則有200萬之巨，這在當時北中國的人口比例上，達到了極高的程度，約佔全國總人口數的16分之1。這促使封建國家政權採取極端手段，以擴大經濟來源來充實國力。

天和二年（567），有一個叫衛元嵩的人給周武帝上書，認為“唐、虞無佛圖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國，則會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為本，安樂含生，終不苦役黎民。”因此，他建議周武帝滅佛。

公元572年，周武帝誅殺宇文護，把大權收歸己有之後，於次年十二月，又召集道士、僧侶、百官再次討論佛、道、儒三教的問題。這一次，“帝升高坐，辨釋三教先後，以儒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後”。把佛教抑為最末，事實上已是滅佛的前奏。當時有些佛教徒不知周武帝用意所在，還一個勁地爭辯不休，說明佛教當在道教之上，心裡很不服氣。而另一些明眼人卻看透了周武帝的心事，指出：“若他方異國，遠近聞知，疑謂求兵於僧眾之間，取地於塔廟之下，深誠可怪。”他們認為周武帝這樣做並不能達到預期目的，因為“但頑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給民，豈能富國”。

武帝不怕死後下地獄的威脅，於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五日，周武帝下詔“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並禁諸淫祀，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一時間，北周境內“融佛焚經，驅僧破塔……寶剎伽蘭皆為俗宅，沙門釋種悉作白衣”。

建德六年（577年），北周滅北齊后，針對繼續發展的佛教實體，立即推行滅佛政策，毀寺4萬，強迫300萬僧、尼還俗，相當於當時總人口數10分之1 的人重新成為國家編戶，這對急需兵源和財力的封建朝廷來講，其意義之重要不言而喻。

周武帝滅佛，時間較長，涉及面廣，觸動深，成績可觀，這一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此當時有人稱讚說：“帝獨運遠略罷之（指滅佛），強國富民之上策”。滅佛事實上也起到了“民役稍希，租調年增，兵師日盛。東平齊國，西定妖戎，國安民樂”的作用。正因為北周成功的滅佛運動，才使它國力大大增強，為北周滅齊乃至北周統一北方都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佛道二教極度興盛的南北朝時期，周武帝獨樹一幟，毀佛斷道，但並不屠殺僧侶，顯示了其統治的高度靈活性。縱然周武帝個人十分認可甚至是推崇宗教思想，但當宗教的發展與國家機器的運作發生衝突時，他能清醒認識，挈重量輕，果斷抉擇而不拘泥於傳統，實為難能可貴。對比同一時期，即北齊、江左政權的各位封建君主，大多不能正視宗教過度發展給國家帶來之不利而盲目推動，更可襯托周武帝統治政策之靈活。

但這一事件對佛教沙門來說，卻是將北魏太武帝及北周武帝和唐武宗的毀佛政策，並稱“三武之禍”。

元和十四年(819)，唐憲宗敕迎佛骨（即所謂舍利）於鳳翔法門寺。先在宮中供養三天，然後送京城各寺，供僧俗禮敬，從而再次掀起全國性的宗教熱潮。是時，“王公士民瞻奉舍施，唯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燃香臂頂供養者”。

對此，韓愈從儒家立場出發，予以堅決反對。他上表認為，佛教只是夷狄之法，非中國所固有，只是在後漢時才傳入中國，因而不合先王之道。又說，佛教的流行使“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對封建統治有害而無益。他著重指出：“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義，父子之情”，故不宜敬奉。於是他斷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世之惑。”（《諫迎佛骨表》，《韓昌黎全集》卷三九）並表示，“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此表正與憲宗的奉佛心意相抵觸，且曆數前代奉佛之君運祚不長，因而招致憲宗的盛怒，欲處韓愈以極刑。后經裴度、崔群等人的說情，最後被貶為潮州刺史。

韓愈反佛是在佛教勢力達於鼎盛的情況下進行的，具有比唐初傅奕反佛更為深刻的影響。史稱韓愈“素不喜佛”，信奉孔孟之道。他有感於安史之亂后藩鎮力量強大，中央政權削弱，又有感於儒學的衰微和佛、道的蔓延，曾寫下《原道》、《原性》、《原人》等論文。他在這些論文中認為，只有大力扶植名教，提倡忠君孝親的孔孟之道，限制佛、道的傳播，才能有效地鞏固中央集權的統治。他在《原道》中指出：“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凈寂滅者”；“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意思是說，佛教背棄綱常名教，有礙國計民生，不合文化傳統，務必予以排斥。

為了達成排佛目的，韓愈提出了儒家的“道統”，把它作為民族文化的主線，以與佛教各宗派的傳法世系相對抗。他自認得了儒學真傳，以繼承和發揚從堯舜到孟子的道統為歷史使命，要效法孟子辟楊、墨的精神來闢佛、道。基於此，他特別推崇《大學》的理論體系。《大學》將治國平天下列為頭等大事，並與個人的道德修養聯繫起來，而佛教提倡出世主義，既違背封建倫常，又否認國家至上觀念，所以佛教是不可容忍的。

韓愈反佛的出發點和立論根據，是為了強化中央政權的政治經濟利益，確立儒家文化的正統地位，比傅奕涉及的社會和思想問題要深刻得多。為了實現他的儒家政治理想，他在《原道》中提出“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的口號，試圖以行政手段徹底廢除佛教。這一思想為此後唐武宗的滅佛提供了重要依據。而他所提出的儒學獨尊和儒家“道統”，則對宋代理學的形成有明顯影響。

憲宗在唐中期還算是個有作為的皇帝。此後朝政腐敗，朋黨鬥爭，國勢日衰，而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數繼續上升，寺院經濟持續發展，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實力，加重了國家的負擔。唐武宗繼位后，在整頓朝綱、收復失地、穩定邊疆的同時，決定廢除佛教。他在廢佛敕書中寫道：“於九州山原，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遺君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壞法害人，無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飢者；一婦不蠶，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構藻飾，僭擬宮居。晉、宋、梁、齊，物力凋瘵，風俗澆詐，莫不由是而致也。”他認為，廢佛是“懲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濟人利眾”（《武宗本紀》，《舊唐書》卷十八）的唯一辦法。這是武宗決心滅佛的主要原因。

唐武宗即位后，武宗開始了對佛教的整頓。而趙歸真因曾遭京師諸僧的誚謗，常感“痛切心骨，何日忘之”（《宋高僧傳》卷十七），這時便利用武宗對道教的偏信，於宮中“每對，必排毀釋氏”（《佛祖歷代通載》）。他向武宗薦引了道士鄧元起、劉玄靖等人，以聲氣相求，同謀毀佛。加強了唐武宗滅佛的決心。

安史之亂后，唐朝國力迅速衰退。以往那種對外來文化兼容並蓄、完全開放的勇氣和信心喪失殆盡。佛教作為異族宗教，自然也就在被排斥之列。會昌三年（843年）四月，朝廷“命殺天下摩尼師，剃髮令著袈裟作沙門形而殺之”（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會昌四年三月，以趙歸真為“左右街道門教授先生”，而“歸真乘寵，每對，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蠹耗生靈，盡宜除去。帝頗信之”（《武宗本紀》，《舊唐書》卷十八）。

唐武宗滅佛，實始於會昌初年，而至會昌末年達到高潮。早在會昌二年(842)，武宗已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違戒者還俗，並沒收其全部財產，“充入兩稅徭役”（《武宗本紀》，《舊唐書》卷十八）。會昌四年七月，敕令毀拆天下凡房屋不滿二百間，沒有敕額的一切寺院、蘭若、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還俗。

會昌五年三月，敕令不許天下寺院建置莊園，又令勘檢所有寺院及其所屬僧尼、奴婢、財產之數，為徹底滅佛作好準備。同年四月，即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全面毀佛運動。僧尼不論有牒或無牒，皆令還俗；一切寺廟全部摧毀；所有廢寺的銅像、鐘磬悉交鹽鐵使銷熔鑄錢，鐵交本州鑄為農具。八月，下詔宣布滅佛結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武宗本紀》，《舊唐書》卷十八）同時還“勒大秦穆護、祆三千餘人還俗”，以使“不雜中華之風”。

會昌滅佛給佛教以沉重打擊。據日僧圓仁目擊記述，山東、河北一帶的寺院，到處是“僧房破落，佛像露坐”，“寺舍破落，不多凈吃；聖跡陵遲，無人修治”（《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四）的景象。在江南地區，也是“剎宇頹廢，積有年所”（《修龍宮寺碑》，《金石萃編》卷一○八）的狀況。其後不久，唐末農民戰爭爆發，對佛教又是一次衝擊。由於寺院經濟被削奪，僧尼被迫還俗，寺廟遭毀，經籍散佚，致使佛教宗派失去繁榮的客觀條件。因此，佛教需要新的權勢者的倡導，採取新的生存和發展形式。

在這幾次滅佛事件中後周世宗滅佛，是最有影響的一次。其實五代十國時期，北方政權都前後採取過一些禁佛的措施，但其中周世宗滅佛則是比較大的一次。從現有的資料上記載，周世宗此次滅佛，並沒有大量屠殺僧尼、焚毀佛經，而是帶有一種整頓佛教的性質，還保留著很多寺院與僧尼。但由於整個中國佛教的發展，已經走向了勉強維持的階段，經過這一個打擊之後，就更顯得蕭條衰落了。在這一背景之下，三教之爭，就更趨於緩和，從這之後，儒佛道三教之爭，已不像過去那麼尖銳，也不像過去那樣明顯，雖然還是有，但相對而言，規模都比較小。

佛教史上的三武一宗之厄，稱為“法難”。指中國歷史上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五代周世宗等四位皇帝排斥打擊佛教的事情。

北魏王朝是鮮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屬於當時中國北方的游牧民族之一。拓跋氏本“與西域殊絕”，不知佛教。後來在經略燕趙、統一北方的過程中，才逐漸接觸到中原文化和佛教。北魏太武帝原與北魏前二帝一樣，並好佛老，對沙門道士皆致精敬。太武帝拓跋燾崇道教，進行道教改革、使之躍升為正教而居功甚偉的道士寇謙之常在左右，公元439年，太武帝佛的直接原因是公元446年，奏聞長安一佛寺內藏有兵器，他懷疑寺僧與聚眾起義的蓋吳通謀，誅殺長安的沙門。不久，太武帝又通令全國，焚毀寺院經像和坑殺僧人。

北周皇族屬於鮮卑族宇文部。北周武帝宇文邕最重儒術，早年也信奉道、佛二教。在他掌握政權以後，欲定儒教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後的位次。儒教居先不成問題，但佛道之爭卻愈演愈烈。公元574年，周武帝親自召集沙門道士進行辯論，辯論十分激烈，智炫甚至當場頂撞周武帝。於是周武帝作出將佛、道一併禁毀的決定。“初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俗。並禁諸淫祀，非祀典所載者，盡除之。”（《北史·周本紀》）同年設立“通道觀”，欲以儒學的“聖哲微言，先賢典訓”來“濟養黎元，扶成教義”，彙集儒釋道三方面的學士名流120人，研究三教的哲理。公元577年，周武帝滅北齊后，又在齊境內“毀破前代關山西東數百年來所造一切佛塔，掃地悉盡。融刮聖容，焚燒經典。八州寺廟出四十千，盡賜王公，充為宅地。三方釋子減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

唐武宗未即位時就不喜佛教，從會昌二年（842）十月起，武宗下令凡違反佛教戒律的僧侶必須還俗，並沒收其財產。此後，武宗陸續下令限制佛寺的僧侶人數，不得私自剃度，限制僧侶蓄養奴婢的數量，很多寺院被拆毀，大量的僧侶被強迫還俗。會昌四年（844）二月，武宗降旨“不許供養佛牙”，同時規定：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寺、終南山五台寺、鳳翔府法門寺等有佛指骨之處，嚴禁供養和瞻仰，如有一人送一錢者，背杖二十；若是僧尼在這些地方受一錢施捨者，背杖二十。到會昌五年（845），又開始了更大規模的滅佛。他下令僧侶40歲以下者全部還俗，不久又規定為50歲以下，很快連50歲以上的如果沒有祠部的度牒也要還俗，就連天竺和日本來的求法僧人也被強迫還俗。日本圓仁和尚在他寫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詳細記錄了這次“法難”的情況。根據武宗的旨意，這年秋七月裁併天下佛寺。天下各地上州留寺一所，若是寺院破落不堪，便一律廢毀；下州寺院全部拆廢。長安和洛陽開始允許保留10寺，每寺僧10人。後來又規定各留兩寺，每寺留僧30人。京師左街留慈恩寺和薦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和莊嚴寺。天下各地拆廢寺院和銅像、鐘磬，所得金、銀、銅一律交付鹽鐵使鑄錢，鐵則交付本州鑄為農器，還俗僧侶各自放歸本籍充作國家的納稅戶。如是外國人，送還本處收管。武宗這次大規模的滅佛，天下一共拆除寺廟4600餘所，拆招提、蘭若4萬餘所，僧尼26萬餘人還俗成為國家的兩稅戶，沒收寺院所擁有的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沒收奴婢為兩稅戶15萬人，另外還強制大秦穆護、祆3000餘人還俗。武宗滅佛沉重打擊了寺院經濟，增加了政府的納稅人口，擴大了國家的經濟來源。在“廢佛”的過程中，對其它外來的四教：祅教、摩尼教、景教和回教，也都採取了相應的廢除手段。凡國中所有的大秦寺（景教）、摩尼寺，一併撤毀；斥逐回紇教徒，多半道 死；京城女摩尼七十人，無從棲身，統統自盡；景僧、祅僧二千餘人，並放還俗。武宗滅佛的原因可能有多種。主要原因是當時佛教的勢力非常強大，唐武宗在他的旨意中說，佛教寺院的規模比皇宮還要大，寺院不納稅，十分天下財，而佛有七八，對國家財務是一個重大損失。同時僧人過多亦會影響生產活動，造成田荒民飢等後果，影響國家穩定。另一可能是唐武宗本人更加信奉道教，因此打擊佛教。由於毀佛成功，從而擴大了唐朝政府的稅源，鞏固了中央集權。

以上在佛教史中稱“三武”之厄。110年以後，即公元955年，五代時期後周的周世宗又下詔廢天下無敕額之寺院，毀銅像，收鐘磬鈸鐸之類鑄錢。

合周世宗，稱“三武一宗”。

所謂“三武一宗”四次“法難”，原因很複雜，且各不相同。要把它們都歸結為宗教排他性的體現，更是十分荒謬、無知而淺俗的無稽之談。三武之厄中，也可以說含有宗教之爭，但它們直接起因是皇權與宗教之爭，尤其是會昌法難，“十分天下財，而佛有七八”更是相當激烈而明確的。

在前兩“武”之法難中，確實與儒學有涉，但這種關涉主要表現為政治，而不是宗教。北魏太武帝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鑒於當時漢人即將鮮卑族視為“胡”或“戎”，而他欲一統天下，成為統治以具有高度文化傳統為主的漢族組成的整個中國的皇帝，所以要推崇儒學和道教來標榜自己。他稱佛教為“胡神”、“胡經”，以明自己非“胡”。其滅佛詔令中說由於“鬼道熾盛”，致使“政教不行，禮義大壞”；“王法廢而不行”，而他自己“欲除偽定真，復羲農之治。”儼然是一個漢族之王道正統的形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推尊儒學，並沒有把儒學視為宗教，反而認為儒學必與鬼神和迷信相對立。太武帝於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的詔令中說：“愚民無識，信惑妖邪，私養師巫；挾藏讖記、陰陽、圖緯、方伎之書。又沙門之徒，假西戎虛誕，生致妖孳。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魏書·世祖紀》，同書《釋老志》載為太平真君七年、即公元446年。）這裡，“方伎”乃神仙道教之源；而“讖記、陰陽、圖緯”不唯道教所有，也在兩漢以來的儒學中興風作浪。太武帝的滅佛不僅針對佛教，也把混進儒學的“妖邪”和其他蠱惑人心的“師巫”一併掃除，客觀上起到使儒學純正化的作用。

約四十年以後，歷史上著名的北魏孝文帝推行的漢化改革，是太武帝政策延續的必然結果。孝文帝時，對以儒學為主要代表的中國文化和傳統了解更加深刻了，對“五經之義，覽之便講。”（《魏書》本紀）所以他非但不排斥佛教，而且“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庄、老，尤精釋義。”（同上）在理解深刻的基礎上，他掃蕩讖緯妖祥的措施更加徹底，使太武帝排佛的更深層意義也彰顯出來。孝文帝於太和九年（485）下詔說：“圖讖之興，起於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為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秘緯及名為《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又諸巫覡假稱鬼神，妄說吉凶，及委巷諸卜非墳典所載者，嚴加禁斷。”（《魏書·高祖紀》）由於種種原因，混雜在儒學中的污垢渣滓反而需要經過出身少數民族的英主來掃除滌盪，在這裡又以寄寓於偶然性的方式表現出歷史的嘲諷。

如果說讖記、陰陽、圖緯、妖邪、師巫、鬼神、吉凶等相加就是任繼愈、李申、何光滬等先生所說的“儒教”的話，那麼北魏太武不僅滅佛，也滅“儒教”。至孝文帝則不滅佛教，而專滅“儒教”了。

北周武帝的排佛與北魏太武的滅佛有相似之處。從歷史看，周武帝也表示自己不在五胡之列，故無心敬佛。為了表現與漢文化的認同，他不但崇儒，本來也是偏袒道教的。但在建德三年（574）五月他所召集的佛道辯論會上，經道安、甄蠻、智炫等人的揭發，使周武帝認識到道教的教義虛妄和迷信方術，所以連道教一併罷黜。但他採取了比較溫和的態度，沒有殺人；對高僧量才任用，委以官職；鼓勵繼續探討佛、道的哲理，這些皆表明對漢文化和儒學認識的深刻。

唐武宗滅佛的主要原因是經濟“十分天下財，而佛有七八”，在其次是道、佛之爭，是一次典型的皇權與宗教鬥爭，但與儒家無關。而五代周世宗滅佛則主要是經濟原因促成的。周世宗即位后，繼承後周建立者郭威的改革政策，在劫后余灰、民生凋弊的情況下，欲一統天下，採取了均定賦稅，發展生產等措施增加財政收入。是時中國乏錢，他想到毀銅像鑄錢的方法。周世宗談到其滅佛的理由時說：“吾聞佛說以身為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有所惜哉。”既然佛可以捨身救人急難，為什麼不舍銅像救天下呢？這種說法雖然有些強詞奪理，但可以看出其主要原因在經濟，而不是其他。

所謂三武一宗之法難，背景非常複雜，情況也不一致。魏太武與周武帝滅佛僅限於北方，南方佛法依然大熾。周世宗時也未統一天下，勢力有所不及。但無論什麼情況，要把它們說成是作為一種宗教的儒教的排他性的表現，純屬鑿空之論，無根游談。

經歷這些大規模的滅法運動，中國佛教的兩大重要支派（南傳佛教、西傳佛教）受到嚴重打擊，漢傳（北傳）佛教八宗僅剩凈土宗和禪宗還保有較大的影響力。禪宗佛教因其特殊的教規（自耕自食），在這些運動中損失最小。此後迅速成為中國佛教的重要宗派，與此後隨蒙古、滿族入主中原而來的藏傳佛教，隱然並駕齊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