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維鈞

姚維鈞自小天資聰敏，才智過人。無論是在家庭中或在學校里，都是位佼佼者。讀過的書，過目不忘；與人交談對答如流，因而倍受雙親和師長們的喜愛。對她學業上的渴求，父母給予了積極的支持。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不久，南京、上海相繼淪陷，姚維鈞家的經濟出現了困難。然而在家人和親朋的竭力支持下，使得她不但能順利地讀完高中，而且還繼續上了大學。

在大學讀書期間，正是日寇大舉入侵，國難當頭，民族危亡的重要關頭。一向文靜的維鈞，感到心情很不平靜。隨著抗日救亡運動的蓬勃發展，她有機會接觸了許多進步同學，和許多抗日宣傳材料、進步書籍，從中領悟到不少抗戰救國的革命道理。於是，不顧個人安危，毅然地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革命洪流。她常和同學們一起，編髮抗日傳單，自編自演抗日救亡節目，進行“抗日救國，人人有責”的街頭演講，鼓動民眾奮起抗日。這對於她以後致力於民主救國積極投身於愛國運動，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礎。

1942年她從貴陽大學文學院畢業，先後被聘為重慶巴蜀中學和上海比樂中學任教。彼時，適值黃炎培在重慶、上海開展中國民主政團聯盟活動(1944年9月後改稱“中國民主同盟”)，維鈞有緣認識了黃炎培，他倆意氣相投，志同道合，傳書百封，唱和詩詞，因而於同年8月結為夫婦，育有二女二子。婚後，她的命運更是與國家的政治密切相關，竭盡全力地支持黃炎培從事革命政治活動。長於文字，曾作序黃詩《天長集》，1945年7月，她支持黃炎培訪問延安，並協助黃炎培寫成反映實情況的《延安歸來》一書，記錄黃炎培與毛澤東著名對話，傳頌天下至今。同時，她隨黃炎培一道發起和創建中國民主建國會，被選為總會幹事。

解放戰爭時期，她面對國難日亟，民無寧日的嚴峻局面，日以繼夜地協助黃炎培參加愛國民主運動和推進民主救國的工作。1949年2月，在中共中央的特別安排下，她隨黃炎培秘密離滬去香港，輾轉到天津、北平解放區。同年3月，毛主席在北京西山雙清別墅接見黃炎培，她同時在座，聆聽毛主席的諄諄教導，使她很受感動，終生難忘。

她雖然生長在外地，但始終不忘桑梓，除常給家鄉親人寫信外，她還邀請黃炎培一道回過家鄉。從她日常的言行中，可以不難看出，她和千千萬萬的遊子一樣，對家鄉有著特殊的感情。

1965年黃炎培先生病逝，姚維鈞陪同黃度過了24個春秋。姚維鈞一生憑著對丈夫的認同、理解與欽佩，追隨黃、陪伴黃，無論是黃輝煌的時候還是艱辛的歲月，她不計得失與榮辱，無怨無悔。

黃炎培先生病逝后，她化悲痛為力量。一方面積極協助中央有關部門收集和整理黃炎培在各個歷史時期的革命活動情況，一方面毫不保留地為中央有關部門提供大量的文史資料。同時，她還將珍藏已久的、當年中共中央、毛主席、周總理等給黃炎培和她個人的38封信件，無私地奉獻給黨中央。

1966年“文革”開始，她成了黃炎培的替罪羊，遭受拳腳棍棒、人格侮辱；她慘遭迫害，多次受到殘酷的批鬥，致使身體受到嚴重的摧殘。但她還是一如既往地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摯著地追求真理。就在她1968年1月20日病逝的前夕，還一再叮囑子女，留下絕筆：“聽黨的話，走社會主義道路!”充分表達了她對黨對社會主義的赤膽忠心和堅強的信念。她所以能夠這樣，正如她常說：“是中華民族的熏陶，家鄉人民哺育的結果。”結束了不到59歲的生命，穿著她那件帶有二十餘處補丁的棉襖，追隨已先她而去的黃炎培去了。

三中全會以後正式平反。不久，姚維鈞的骨灰始被安放到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1898年，南匯縣周浦鎮有位附貢生王筱雲先生，在黃炎培姑父沈肖韻的書齋里看到黃炎培寫的詩文，讚不絕口，說：“這個青年很有前途！”沈肖韻乘機說：“這個青年正在求婚，你有一個女兒，肯許配給他嗎？”王老先生欣然一諾，遂成好事。

於是，兩家先訂了婚。第二年（1899年）黃炎培考中秀才，而且是松江府第一名。喜報傳來，王老先生高興異常，擇定良辰吉日，讓黃炎培和自己的女兒王糾思小姐拜了天地。黃炎培在屢屢碰壁之後，終於抱得美人歸。

中國民主建國會，從1945年成立以來，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勝利地走過了48年的戰鬥歷程。作為中國民主建國會主要發起和創建人之一的黃炎培先生，為中國革命所作的畢生貢獻，已經載入了我國革命的光輝史冊。然而，他的夫人、助手姚維鈞女士的革命生涯，卻一直鮮為人知。

黃炎培一生出了三部詩集，他與姚維鈞婚後出版的《天長集》、《紅桑》都是姚維鈞作序，裡邊收入了不少黃、姚唱和的詩。姚不僅擅詩文，還寫得一手好字。工作之餘，黃姚在院子中鋪上紙墨，邊書寫邊賞評，共同玩味，視為樂趣。姚維鈞待人寬厚，善解人意，書房裡黃炎培前妻王糾思的遺照一直掛著，姚還經常叫自己生的子女向遺照行禮。姚維鈞對黃炎培前妻的子女十分關照，把黃孟復兄弟接回來撫養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