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鈞宰

一名振鈞，字宰平，缽池山農，別號天河生。他“性好詞賦而不樂制藝”，“一生偃蹇不遇，”中年喪偶，益佗祭，不自聊。”著有《比玉樓傳奇四種》，其一《十二紅》為揭露南河總督署的積弊而作，針砭甚力，也最著名；《金壺七墨》 記游幕期間之親見親聞，保存了一些有關鴉片戰爭的珍貴史料，是著名筆記，論者以為“作小說觀可，作子書觀，作史書觀，作經書觀亦無不可。”又有《比玉樓遺稿》、《談兵錄》等。

黃鈞宰道光六年出生於淮安“累世讀書，科名相望”的書香家庭，世居板閘鎮。曾祖泰交，字運符，“性淡交遊、有特識”，一生抱定“立身以清白為先”的信條，1742年(乾隆壬戌年)進士，但取得功名后卻“不仕家居”，可謂封建社會中的怪誕之人，在家鄉建“倚月樓”，研讀經史，著有《四先論》。祖父黃廷棟1783年(乾隆癸卯)舉人，伯父黃以炳，字蔚文，號少霞，“諄篤尚風議”，1808年（嘉慶戊辰)舉人，“嘉慶丁丑(1817)大挑得知縣，在堂老母訓戒“汝性亢直不能事，長官遂改金匱訓導。”(《續纂山陽縣誌》)后棄官事親，是皇上旌表的“孝子”。父以焸(1791-1838)，字斗南，別號天河尊人，道光年間恩貢，“篤行孝友，績學，工詩詞，書法得歐虞之神”，“力切用之學，凡民生利病，河漕兵農、邊防水利之屬，靡不究心”，他還熱心地方文獻，“擇近代掌故及宋元以諸大事參互考證，別為數編”，著有《聽秋閣稿》。可惜“中年早逝，齎(ji)志未伸，里人莫不嘆惜”。

黃鈞宰兄弟三人，他為最小，兩歲即喪母，但祖母維繫著一個詩書禮簪的大家庭，他仍可得到長輩的撫愛，家庭的溫馨，“予年十齡，先大母八十在堂，內外秩然，家門雍睦……春秋佳日，伯父、父奉觴為壽，命予兄弟背誦書籍，時奉果核之賜，則沾沾自喜，兒時況味如在目前”。然好景不長，“甫及三年，疊遭大故”，特別是十三歲上死去了父親，三年間，大家庭中相繼十二人去世，從此家道中落，一蹶不振。

黃鈞宰青少時代即飽嘗世態炎涼，對科舉不感興趣，他曾寫道：“予性好詞賦而不樂制藝(即八股文)，制藝代人立言，不能發抒性靈，一也；下筆則仁義道德，開口則修齊治平，胸中實無此廣大精微之學，言之可慚，二也；對偶束縛繩墨，拘牽四體，為之不適，三也。”“詩詞曲，乘興而作，稱情而言”，才能表達自己的思想。由於黃鈞宰這樣玩世不恭，雖“博學能文”，但在知識分子除走“科舉”之路而別無它途的封建社會裡，其命運必然是“偃蹇不偶”。他自嘲“貧賤逼人，科名誤我，雞肋雖無味，得不俯首甘之乎!”道光己酉(1849)被選為拔貢，得奉賢縣訓導職，在任多年，為獎掖後學，盡心儘力，后又游幕於江西、安徽、南京等地，廣泛接觸社會，為他以後的文學創作積累素材。黃鈞宰“中年喪偶，益侘傺不自聊”，不久鬱郁而死，時約在光緒初年。

黃鈞宰的戲曲著作有《比玉樓傳奇》四種，篇目為《十二紅》、《管城春》、《夢呼么》、《鴛鴦印》。清代山陽、清河是漕運、河道衙門所在地，板閘設有“淮關”，這些衙門的大小職位都是“肥缺”。黃鈞宰經歷清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朝，時清廷政治腐敗，經濟崩潰，官吏貪污中飽，損公肥私，奢侈浪費，弊端百出，黑幕重重，駭人聽聞。其中尤以河工為甚，每年朝廷下撥經費四百二十萬兩，如遇大水漫溢河堤等嚴重災情，尚可另外追加費用。實際上平時真正用於治水的銀兩不過“十之三四”，其餘全被大小官吏中飽揮霍了。史書載道光二十八年(1848)，江淮一帶霪雨成災，饑饉遍野，“運河決(於)清水潭，東鄉大水”(《重修山陽縣誌》)河道官員根本不顧百姓死活，“浦上市肆、妓館、歌場，擾攘如故”。市上商賈、無賴把河督衙門作為鑽營的目標，只要與河工沾上邊，就找到“生財之道”。道光年間，某河督“姬妾甚多，其最寵幸者三人”。以這三人為軸心，牽扯到僧尼、優伶、妓女、修發匠之屬，“合得十有二人，故有十二紅之目”，河工、商人、小吏只要能與“十二紅”搭上關係，就可以事事順手，陞官的陞官，發財的發財。黃鈞宰一次在清河遇見江西人章某，章在河督署作幕客多年，深知官署的內幕，根據章提供材料，結合自己所見所聞，寫成了十六折傳奇劇本《十二紅》。

黃鈞宰寫作《十二紅》目的在於揭露“南河積弊”，對官員之奢靡，官場之腐敗，“以示針砭”，希望“黃金盡付宣防用，千里長堤鐵鑄成”。然而作者的願望，在黑暗的封建社會是不可能實現的。更遺憾的是，這個幕客原來是個騙子，他借口借閱劇本，拿去向里河同知敲詐。當時大小河工官吏怕黑幕被揭露“一損俱損”，況且當時覬覦河工“肥缺”的大有人在，於是在位者一面不惜重金賄賂朝中監察御史，一面派人與章某接觸，討價還價，章某得了二百兩銀子后，逃之天天。而書生氣十足的黃鈞宰對此卻全不知曉。黃鈞宰後來知道這場騙局后，一氣之下，把劇本底稿和一些朋友的題詩都付之一炬。

傳奇《十二紅》雖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但在當時敢於把矛頭直接指向聲威顯赫的河道大吏，敢於以現實生活為題材抨擊時弊，是應予肯定的。

《金壺七墨》是黃鈞宰的一部筆記小說，包括《浪墨》八卷，《遁墨》四卷，《逸墨》二卷，《醉墨》一卷，《戲墨》一卷，《淚墨》(又名《心影》)二卷以及未刻之《叢墨》。

黃鈞宰一生命運多舛，其著作“庚申、辛酉(1860、1861)間一毀於兵，丙寅(1866)高郵運河決，再損於水。”他本人又“不自收拾，聽其散佚於蛛絲蠹網之間。”(《金壺七墨·序》)1872年友人梁覲、楊章武代為編輯，請付梓。黃鈞宰卻說：“人世間事莫不如飄風浮雲、鏡光石火之過而不留，吾適然遇之，亦即適然書之，里巷妄瑣之談，何足以勞民示識者!”這大概是他窮愁潦倒，無可奈何之感嘆吧。《七墨》記錄了黃鈞宰自道光甲午(1834)至同治癸酉(1873)四十年間的“耳目聞見，可驚可愕之事”，寫出了他生平“悲歡離合之遭”，具有很強的現實性和文學性。

發生於1841年的“吳淞戰役”是鴉片戰爭史上的重要事件，黃鈞宰時任奉賢教諭，是這次戰役的目擊者。他記錄了陳化成抗擊英軍、血灑炮台的可歌可泣的事迹，揭露了兩江總督、制軍牛鑒“聞勝趨出”，遭敵炮擊又倉皇逃跑的可恥嘴臉。尤為可貴的是，在《吳淞從殉》一節中，寫出了普通士兵英勇殉義的情況，是難得的歷史資料。

《粵師誤勝》一節寫清軍“乘賊無備，夜令出戰”，燒毀民船，卻上報“夷艇四沈溺，死者甚眾”，謊稱“獲勝”，“大帥”不調查、不核實，竟“相慶於室，官吏悉稱賀”，其結果“夷人晏然”、“小吏榮升”，而百姓遭殃，可見清廷的腐敗，官吏的昏庸。

《遁墨》中的《李國泰》寫了上海人民自發聯合起來懲治英侵略者及其走狗李國泰的故事。“……時英夷捉人於上海，鄉民賣布米，獨行夷場者，輒被掠，積數月竟失數百人，又多失小兒，百姓切齒”。市民們在城隍廟演劇，英人也前去觀看，李國泰不知“深淺”，還“據高座，華冠麗服，作夷語，指使左右，意氣揚揚”。百姓持械“突前，痛肆以擊，腹破腸出，氣息奄奄”，憤怒的群眾“奔集天主堂，墮其牆垣，毀其器物，揚言不得人終不休也”。英人沒法求於官府，清吏也無法：“今百姓積怨，吾亦不能禁。”英人無奈，交出被捉之人，可是被捉入教堂的人，由於慘遭折磨，均瘦骨嶙峋，“漆身喑啞，莫辨誰何”，“鄉民見之大哭，被捉者亦哭”……侵略者的暴行，令人髮指，百姓痛懲侵略者及其幫凶，又使人揚眉吐氣。

黃鈞宰筆觸所及封建社會的方方面面，大到國家重要事件，小到平民的生活瑣事，所描寫的對象有帝王、官宦、文人、財主、商賈、平民、俠女、娼妓、乞丐。其內容：有家世生平的表述；有地方掌故的考證；有本人為官的實錄；還有生動有趣的神仙、鬼怪的故事。以此來表達自己對人生的認識，對社會黑暗的譴責。在寫法上靈活多變，各節之間獨立成篇，短小精悍，可讀性極強。不論哪一篇目都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和深沉的思考。《金壺七墨》確實是不可多得的筆記小說。

應當指出的是《金壺七墨》有不少污衊太平天國起義、捻軍的章節，也有宣揚封建倫理糟粕的“故事”，作者是封建社會的士大夫，我們不能苛求一百多年前的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