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史

在已有了薛居正等主編的五代史以後，歐陽修為什麼獨出心裁，重又編出一部體例和寫法不一樣的新的五代史呢？《宋史·歐陽修傳》中對此作了簡約的說明：“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所謂“自撰”，是說這部史書不是奉朝廷之意，而是私家所撰。而“《春秋》遺旨”即《春秋》筆法。歐陽修自己說：“嗚呼，五代之亂極矣！”“當此之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而縉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他作史的目的，正是為了抨擊這些他認為沒有“廉恥”的現象，達到孔子所說的“《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的目的。

從他給尹洙、梅堯臣等人的信件看，在景祐三年（1036年）之前，已著手編寫，到皇祐五年（1053年）基本完成，這是史學界公認的說法。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八月，在歐陽修去世一個月後，下詔命他的家人奏上。然後藏進國家圖書館。到金章宗時候，這本新的五代史才逐漸代替了《舊五代史》。

歐陽修，字永叔，號醉翁、六一居士，是北宋古文運動的領袖，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著名的史學家，奉命和宋祁領銜編撰《新唐書》。崇儒復古是他的政治主張，也是他修史的指導思想。他意稟承孔子的《春秋》筆法、“褒貶”義例，對《舊五代史》改編重修。在編排體例上，推翻《舊五代史》一朝一史的基本格局，取法《南史》、《北史》，打破朝代界線，把五朝的人事綜合統編在一起，按時間順序排列。

《舊五代史》成書於宋建國后不久，所依據的史料多為五代實錄。《新五代史》修撰時，距宋建國已有八九十年，距舊史的成書也已經60多年，這個時期又新出現了許多新的資料，這樣就使得《新五代史》可以在《舊五代史》的基礎上增加一些新的史料。《新五代史》全書七十四卷，包括本紀十二卷、列傳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世家年譜十一卷、四夷附錄四卷。其中的列傳，最有特色。它採用類傳的形式，設立《家人傳》、《臣傳》、《死節傳》、《死事傳》、《一行傳》、《唐六臣傳》、《義兒傳》、《伶官傳》、《宦者傳》、《雜傳》等名目。每類傳目，內寓特定涵義，用以貫徹作者的“褒貶”義例。臂如將相大臣，凡專事一朝的在《臣傳》，歷事幾朝的則列《雜傳》。又如根據死者忠的不同程度，分為兩等，頭等的進《死節傳》，次等的入《死事傳》。

一般史書的“志”，《新五代史》稱作“考”，僅有《司天考》、《職方考》，分別相當於《舊五代史》的《天文志》、《郡縣誌》。作者認為五代是個名分綱常顛倒的亂世，其典章制度一無可取，所以將《舊五代史》的“志”刪除。這也是為了體現以“禮”修史的原則。

本書的世家及世家年譜，大致相當於《舊五代史》的《世襲列傳》和《僭偽列傳》，明確將中原以外的割據政權分為吳、南唐、前蜀、后蜀、南漢、楚、吳越、閩、南平、東漢等十國。各小國的劃分編排，條理清晰，首尾完具，顯然勝於舊史。《四夷附錄》相當於舊史的《外國列傳》。

歐陽修還恢復設表，《史記》創立十表，以後只有班固採用，歐陽修加以恢復。

《新五代史》的史料價值比《舊五代史》要略遜一籌，這是歐陽修在刪繁就簡時，將不少具體資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至於他對舊“志”部分的大事砍削，人為造成史料空白，更是不足為訓。但《新五代史》后出，採用了實錄以外的筆記、小說等多種材料，在刪削的同時也新增了一些史料。《新五代史》新增史料最多的是《十國世家》。列傳人物部分也有補充，歐陽修採用了新的材料以及筆記、小說中的材料，補充了事實，使人物事迹更為生動、豐富。對於少數民族的記述，也有新的增加，如根據胡嶠《陷虜記》，記述了在契丹的親身見聞。在《於闐錄》中記述了高如晦出使於闐時所見到的沿途各國的山川、風土情況。在《司天考》中，歐陽修將後周天文學家王朴的《欽天歷經》4篇的主要內容記錄下來，因為《舊五代史》這部分內容已經不全，所以歐陽修的記錄在我國天文學史上是有重要貢獻的。此外，歐陽修對所採用的史料進行了細緻的考辨，訂正了《舊五代史》和其他史籍的不少錯誤。由於《舊五代史》已非原帙，殘缺不全，《新五代史》特有的價值就更不應低估。再從其它角度來著眼，歐陽修撰史，渾然一體，結構嚴謹，選材講究，文字凝鍊；思想上不像舊史那樣大肆渲染“天命”而注重人事；創《職方考》用表的形式，將290餘州郡的廢置更易情況明白地顯示出來。獨樹一幟，提綱挈領，眉清目秀，頗受稱道，都是它的長處。總得來看，兩部五代史互有短長，現存《舊五代史》全書是《新五代史》的兩倍多，舊史列傳人物460餘人，新史只有256人；舊史有志10篇，新史只有2篇。新史的世家10卷，對十國歷史的記述更為完備。在個別人物傳的字數上也多於舊史。這兩部史著都是研究五代十國歷史的重要材料。

由於歐陽修編寫新五代史後於舊五代史，看到了舊五代史編撰者所沒有看到的一些資料，他往往採用小說、筆記之類的記載，補充了舊五代史中所沒有的一些史實。如王景仁、郭崇韜、安重誨、李茂貞、孔謙、王彥章、段凝、趙在禮、范延光、盧文紀、馬胤孫、姚顗、崔稅、呂琦、楊渥等傳都或多或少地補充了若干事實，有些則插入比較生動的情節，以小見大，使讀者加深對五代時期的人物和事件的了解。就歷史資料方面而言，新五代史和舊五代史是可以互為補充的。

《新五代史》仿《春秋》筆法，用不同的字句表現微言大義，個人好惡往往影響了史實的記述，終於招致了後人的批評。但是，歐陽修是宋代著名的文學大家，古文運動的領導人和集大成者，所以《新五代史》文筆簡潔，敘事生動，當時人就認為它的筆力與《史記》不相上下。《新五代史》的文筆之出色，的確在二十四史中是罕見的。

《新五代史》問世后，即有徐無黨注。但徐注旨在解釋《春秋》筆法、闡述微言大意，對讀者並無多少裨益。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明令立該書於學官，從此大行於世。

對《新五代史》進行考訂的著作主要有：宋吳縝撰《五代史纂誤》3卷，專取五代史本文，摘其舛誤，輯為一書；清吳蘭庭撰《五代史記纂誤補》6卷，主要是補吳縝《纂誤》之作，共載309事；清人對“歐史”考補之作還有楊陸榮撰《五代史記志疑》4卷，杜貴墀撰《五代史記注削繁》以及牛坤撰《五代史續補》2卷（補義兒傳93人）等。

另外，兩部《五代史》缺門也有不少，清人補作計有四種：周嘉猷《五代史紀年表》，陳恕的《五代地理考》1卷，顧檈三與宋祖駿各作的《補五代史藝文志》1卷。

其他考訂著作一覽

舊五代史考異(清邵晉涵) 北京南京兩圖書館均有抄本

舊五代史輯本發覆3卷附薛史輯本避諱例1卷(今人陳垣) 勵耘書屋叢刻二集本

二十四史訂補（發覆）第10冊第1-33頁 二十五史三編第7冊第271-302頁

五代史校勘札記（清劉光蕡）二十四史訂補第10冊第33-147頁清刻本

五代史補5卷(宋陶岳) 汲古閣刊本 紫藤書屋叢刊本 掃葉山房刊本 豫章叢書本附校勘記

懺花？叢書本 二十四史訂補第10冊第381-411頁毛氏汲古閣刻本

五代史闕文1卷(宋王禹偁) 汲古閣刊本 紫藤書屋叢刊本 懺花？叢書本

五代史記纂誤3卷(宋吳縝) 武英殿聚珍本 福建廣東江西覆聚珍本 知不足齋叢書十七集本

叢書集成第3857冊 二十五史三編第7冊第303-314頁

五代史記纂誤補4卷(清吳蘭庭) 嘉慶8年桐鄉馮氏刊本 知不足齋叢書二十集本 吳興叢書本有附錄

叢書集成第3857冊 二十四史訂補第10冊第147-209頁嘉慶刻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7冊第315-335頁

五代史記纂誤補續1卷(清周壽昌) 光緒8年小對竹軒刊本 廣雅書局刊本

二十四史訂補第10冊第355-359頁小對竹軒刻本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1卷(清吳光耀) 二十四史訂補第10冊第209-355頁光緒14年江夏吳氏刊本

五代史補考24卷(清徐炯) 適園叢書本 二十四史訂補第12冊第1-261頁

五代史記志疑4卷(清楊陸榮) 康熙59年刊本

五代史補註(清錢師徵) 見江蘇采輯書目

五代史考異4卷(清吳蘭庭) 未刊 見五代史纂誤補跋

五代史記補註74卷(清彭元瑞、劉鳳誥) 道光8年彭氏刊本

二十四史訂補第10-11冊題五代史記注補（清徐炯）清抄本

五代史續補2卷附廢朱梁論(清牛坤) 道光24年自刊本 補義兒傳93人

二十四史訂補第10冊第411-439頁道光刻本

五代史記注削繁(清杜貴墀) 巴陵杜氏遺書本

五代史校勘記74卷(清劉光蕡) 陝甘味經書院刊本

讀五代史隨筆1卷(近人王元稚) 無暇逸齋叢書本

五代諸王世表1卷五代諸國世表1卷五代將相大臣年表1卷五代諸國年表1卷五代諸鎮年表1卷吳將相大臣年表刻本1卷又稿本1卷南唐將相大臣年表刻本1卷蜀將相大臣年表刻本1卷后蜀將相大臣年表刻本1卷南漢將相大臣年表刻本1卷北漢將相大臣年表刻本1卷

吳越將相大臣年表刻本1卷吳越將相州鎮年表1卷（清萬斯同）二十五史補編第6冊

五代吳越世家疑辨1卷(明馬？臣) 嘉靖39年錢德洪刻本

五代紀年表1卷(清周嘉猷) 正覺樓叢刻本題孔廣牧撰 廣雅書局刊本 二十五史補編第6冊據廣雅本

五代地理考1卷(清練恕) 道光18年刊多識錄卷3 二十五史補編第6冊

新五代史四夷附錄地理考證1卷(清丁謙) 浙江圖書館一集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7冊第486-496頁

補五代史藝文志1卷(清顧櫰三) 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二集本 金陵叢刻本 金陵叢書乙集本

廣雅書局刊本 史學叢書二集影印廣雅本 二十五史補編第6冊 叢書集成第10冊

補五代史藝文志1卷(清宋祖駿) 樸學廬全集本 二十四史訂補第11冊第775-787頁咸豐刻本

五代春秋志疑（清華湛恩）二十四史訂補第10冊第359-381頁光緒刻本

補南唐書藝文志（清王之昌）二十四史訂補第11冊第787-？頁光緒25年刻本

《舊五代史》，原名《五代史》，也稱《梁唐晉漢周書》，後人為區別於歐陽修的《新五代史》，便習稱《舊五代史》。后歐陽修五代史記出，稱為新五代史，薛史則稱為舊五代史。原書已佚，現行本是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時的輯本。

這是由宋太祖詔令編纂的官修史書。薛居正（公元912--981年）監修，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等同修。那時五代時期的各朝“實錄”基本沒有散失，又有范質的《五代通錄》作底本，再加上編書者對史料比較熟悉，因此成書時間很快，經始於宋太祖開寶六年（公元973年）四月，至次年閏十月甲子日完竣呈上，前後只用了一年半左右時間。成書如此迅速，主要在於宋太祖十分重視，組織的撰修班子規格高、陣容強；同時也因為去古未遠，可資參考的史料相當齊備。五代各朝均有實錄，范質又在此基礎上整理出實錄簡編——《建隆五代通錄》，從而為修史提供了極大便利。

在我國歷史上，唐朝和宋朝之間曾有過封建社會中最後一次的大規模分裂割據時期。從公元907年朱溫代唐稱帝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的五十三年間，中原地區相繼出現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過吳、南唐、吳越、楚、閩、南漢、前蜀、后蜀、南平、北漢等十個小國，周邊地區還有契丹、吐蕃、渤海、黨項、南詔、於闐、東丹等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習慣上稱之為“五代十國”。《舊五代史》記載的就是這段歷史。

從宋朝藏書家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的記載看，《舊五代史》的實際作者有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等諸人。他們是當時的學者名流，在《宋史》里都有傳。史稱盧多遜少年成名，甚有“篤學”；扈、張二人也是“少能文”，“幼而好學，有才藻”；李昉更是知識廣博，曾主編過《文苑英華》、《太平廣記》等大部頭類書。他們大部分又在五代時期生活過一段，對那段歷史比較了解，因此《舊五代史》材料較為豐富。尤其是保存了許多後來已經散失的當時的詔令公文和當時人寫的“行狀”、墓誌銘等，這都是人物傳紀的第一手的資料。《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論說：“其時秉筆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見聞較近，紀、傳皆首尾完具，可以徵信。”因此，宋初《舊五代史》編成后，受到文人和史家的重視。司馬光修《資治通鑒》，以及後來胡三省撰《通鑒注》”，皆從中取材甚多；北宋文壇名家沈括、洪邁等人的著作也多加援引。又因為此書修於北宋太祖開寶六年，此時南方諸國尚存，許多編者對南方史事更為熟悉，因而更多地編進了有關十國的第一手資料。直到明清之際，史家吳任臣撰《十國春秋》時，還有記載說他曾向當時著名思想家黃宗羲借過《舊五代史》，這足證在《舊五代史》里包含著許多南方十國的可貴的資料。

《舊五代史》共一百五十卷，紀六十一，志十二傳七十七。按五代斷代為書，梁書、唐書、晉書、漢書、周書各十餘卷至五十卷不等。各代的《書》是斷代史，《志》則是五代典章制度的通史，《雜傳》則記述包括十國在內的各割據政權的情況。這種編寫體例使全書以中原王朝的興亡為主線，以十國的興亡和周邊民族的起伏為副線，敘述條理清晰，較好地展現了這段歷史的面貌。對於南方和北漢十國以及周圍少數民族政權如契丹、吐蕃等，則以《世襲列傳》、《僭偽列傳》、《外國列傳》來概括。因此這部書雖名為五代史，實為當時整個五代十國時期各民族的一部斷代史。

其中最主要的是因為成書太快，因而來不及對史料加以慎重的鑒別，有的照抄五代時期的實錄，以至把當時人明顯為了某種政治目的而歪曲史實和溢美人物的不實之辭錄入書中。如對後唐的權臣張全義，傳中就大肆讚美他的治洛（陽）的功勛，而諱言其大量醜行。而這些醜聞在後來宋人王禹偁寫的《五代史闕文》中揭露甚多。正由於這樣，趙翼的《廿二史札記》對《舊五代史》指責很多，專門寫了“薛史書法回護處”和“薛史失檢處”兩個專題，舉了好些例證說明薛史的不實。但是從史料角度說，“薛史”為後人保存了大量原始資料，這畢竟是它的功勞。尤其經過長期南北分裂混亂，許多五代時期的“實錄”和其它第一手材料大部散佚，因而這部近乎“實錄”壓縮本的史書，價值就更高了。

北宋仁宗皇祐年間（1049—1054年），出自文史大家歐陽修之手的《新五代史》撰成。此後，薛居正的《舊五代史》就開始不那麼流行了。到了金代，金章宗又斷然下令學官服讀“歐史”，“薛史”更被冷落，後來就逐漸散失。明朝初年只有內府才有傳本，到清朝時這本書就完全散失了。今本系清乾隆修《四庫全書》時，館臣邵晉涵等自《永樂大典》中輯出，用《冊府元龜》、《太平御覽》、《通鑒考異》、《五代會要》、《契丹志》等書補充，並參考新、舊《唐書》、《東都事略》、《續資治通鑒長編》、《五代春秋》、《九國志》、《十國春秋》及宋人說部、文集、五代碑碣等數十種典籍，作為考異附註，大體按原書篇目編排而成，實為《舊五代史》輯本。雖非原書，但仍保留大量史料，與歐史可互相補充。輯本中凡觸犯清朝避忌，及遇胡、虜、夷、狄等字時，多有竄改。近人陳垣著《舊五代史輯本發覆》，敘述甚詳。原印行的輯本共有三種：①乾隆四十九年（1784）武英殿刊本；②1921年豐城熊氏影印南昌彭氏藏本，即《四庫全書》初寫本；③1925年吳興劉氏嘉業堂刻甬東盧氏抄藏四庫原輯本，百衲本即用該本影印。1976年中華書局點校本乃以熊本為底本，並參校其他版本和有關書籍整理而成。

金章宗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規定“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歐陽修所撰”。[一]到了元代，舊五代史就逐漸不行於世。清乾隆中開四庫館時，未能找到原本。館臣邵晉涵等就永樂大典中輯錄排纂，再用冊府元龜、資治通鑒考異等書引用的舊五代史材料作補充，大致恢復了原來面貌的十分之七八。同時還從其他史籍、類書、宋人說部、文集、五代碑碣等數十種典籍中輯錄了有關的資料，作為考異附註，與今輯本舊五代史正文相五補充印證，在不少方面豐富了原本的內容。他除參與史館的日常工作，撰寫史部各書的提要外，用了兩年時間，輯出這部多達150卷的大書，工作效率非常高。梁啟超曾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提出鑒別輯逸書學術質量的四條標準，即逸文註明出處，所錄務求全備，逸文甄別真偽，還原原書編次，並在分析清代各家輯逸書後，認為以邵輯《舊五代史》為最優。這一評價，邵晉涵當之無愧。與收入《四庫全書》的多數輯逸書比較，邵輯《舊五代史》一是取資範圍較寬，二是交待來源，最初奏進本(後由民國初年江西人熊羅宿影印)是逐條註明文獻來源的，只是在正式編入《四庫全書》並由武英殿聚珍本印行后，將出處都刪去了；三是對《舊五代史》所涉紛繁複雜的史事，援據唐末、五代、宋代的大量史乘、文集、筆記、碑碣，作細緻的考訂；四是援據宋人關於此書編次的點滴記錄，分為“紀六十一、志十二、傳七十七”(《玉海》卷四六引《中興書目》)，充分利用《永樂大典》保存的原書分卷編次痕迹，儘可能地恢復原書面貌。《四庫全書》中的大多數輯逸書，僅據《永樂大典》所存，採用新的體例，如詩文按體分編，姓書按韻目編錄之類，考訂也較粗疏。就此而言，邵輯本的水平確比其同僚所輯高出很多。今輯本舊五代史作為四庫金書之一，於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編成繕寫進呈，標明原文輯錄出處，補充和考證史實的注文附在有關正文之下，部分文字考訂則另附黃色粘簽。1921年南昌熊氏曾影印出版（簡稱“影庫本”）。後來又有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繕寫的文津閣四庫全書本和武英殿刊本（簡稱“殿本”），補充史實的注文仍附於正文之下，文字、史實考訂則作為“考證”附於卷末，文字頗有改動，內容也有不少增刪，並刪去了輯文的出處。現存的舊五代史一般刊本及石印本都是根據殿本翻印的。此外，還有乾隆時期孔葒谷的校抄本（簡稱“孔本”，現僅看到近人章鈺過錄本）、彭元瑞校抄本（簡稱“彭本”）及抱經樓盧氏抄本（簡稱“盧本”），它們都以保存輯文出處為貴，內容大致和影庫本相同。其中孔本是根據較早的輯錄稿本抄寫的，未改的清朝忌諱字較多，並保存了後來編定本刪去的數十條注文。至於1925年的嘉業堂刊本（簡稱“劉本”），則以盧本為底本，再根據殿本作了大量校補，體例比較蕪雜。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舊五代史，就是根據劉本影印的。這幾本都保存了文獻出處，諱改部分也未改盡，行世后引起許多學者的關注，清輯本的缺憾，也逐漸明朗。其大端主要有：

其一，懾於清廷的政治氛圍，大量篡改原書中貶斥異族的辭語，也就是陳垣《舊五代史輯本發覆》特別揭示的涉及戎虜夷狄之類字句的任意篡改，如改“虜主”為“契丹主”，改“虜騎”為“敵騎”、“獯戎犯闕”改“契丹入汴”、“北戎盜據中夏”改“契丹據有中夏”之類，在在多有。陳垣的考證，在《永樂大典》原卷影印后得到了證實。就現在已經公布的四庫檔案來分析，這些篡改並不一定出於乾隆帝的詔旨，更多的是館臣畏禍而改。《舊五代史》輯本進呈后，乾隆帝即曾垂詢金人禁行此書的原因，邵晉涵惶恐而致病，幸虧大學士于敏中儘力為之周旋，方得無事。輯本後來一再諱改，就因為此。

其二，輯錄史文缺漏太多。就當時主要依據的《永樂大典》和《冊府元龜》等書來說，漏輯現象就已經非常嚴重。《永樂大典》現存本只有800多卷，引用《舊五代史》不足100則，清輯本即漏收了安彥威、馬希范、王弘贄、安從進、李從昶等傳逸文。《冊府元龜》存五代文獻超過萬條，清輯本僅輯入三百則，缺漏極其嚴重。

其三是采輯未廣。就現在所知，宋、元、明三代典籍引有《舊五代史》逸文者，大約超過三十種，當時僅據《永樂大典》、《冊府元龜》、《資治通鑒考異》、《資治通鑒注》、《太平御覽》、《容齋隨筆》六種書輯錄逸文，不少書當時可以見到而沒有用，比方《四庫全書》收錄的《大事記續編》、《職官分紀》等，也有不少是後來才通行的。

其四是錄文多誤。邵晉涵以後，許多學者從事校訂，中華書局校點本也改正了一千多處，問題仍復不少。試舉幾例。《晉高祖紀》天福六年七月“辛酉，以前鄧州節度使焦方為貝州節度使”。焦方僅此一見，節度使官高，不應別無表見，參前後史文，可以確定是《舊五代史》有傳的馬萬之誤，“馬”字手書與“焦”字相近，“萬”字俗寫作“萬”，增一點則為“方”。再如《唐明宗紀》長興二年二月“詔：諸府少尹上任以二十五日為限。諸州刺史、諸道行軍司馬、副使、兩使判官以下賓職，團防軍事判官、推官、府縣官等，並以三十日為限，幕職隨府者不在此例。”(中華本576頁)同年六月“丙子，詔諸道觀察使均補苗稅，將有力人戶出剩田苗，補貧下不迨頃畝，有嗣者排改檢括，自今年起為定額。”(同上580頁)前一段似乎是對官員上任期限的規定，但不可理解的是為何少尹官高，獨另立程限，而天下之大，各州府道途近遠懸隔，又何能統一規定？查《冊府元龜》卷六三三，此處“上任”作“上佐”，兩處“日”均作“月”，原詔是對官員任職期限的規定，與上任赴職無關。后一段講均補苗稅，“有嗣者排改檢括”一句很難理解，一是“排改”不詞，二是僅講檢括田苗，何以牽涉到有無嗣子？查《冊府元龜》卷四八八，此處作“自肯者即具狀徵收，有詞者即排段檢括”，是說有力人戶同意者就照此徵收，不同意而有詞訴者，再分段檢括，以作取捨。兩段史文，經此校改，文意方得豁然明曉。與前述人為諱改不同，這是流傳偶誤所致。

近代史學大家陳垣最早提出全面校訂清輯本，其設想見於其1936年所作而身後發表的《以冊府校薛史計畫》(收入《陳垣史學論文集》第二集，中華書局1981 )一文，認為應先編製四種目錄，然後據四種目錄將二書互相比讀，注出有無，進而逐字校讎，寫定文本。這一計劃，非常周密而可行。得力於這些比讀，他發表了研究《舊五代史》的一系列重要論文。1959年，陳垣為中華書局影印明本《冊府元龜》所作序中，提出了新的設想：“乾隆中四庫館輯薛《五代史》，大部分本可由《冊府》輯出，乃以《冊府》習見，外間多有，《永樂大典》孤本，為內府所藏，遂標榜採用《大典》，而《冊府》只可為輔。”可能是作序而特彆強調其重要的一種說法，實施情況不明。

中華書局校點本《舊五代史》的整理，是在“文革”特殊時期進行的。最初由陳垣承擔，后因高層干預，改由復旦大學中文、歷史兩系部分教師承擔。作為整套《二十四史》整理中的一部，體例是整理舊本而不是另輯新本，因此，校點本對清輯本系統的文本作了全面的清理和會校，可以說是清輯本的集成，但沒有突破這個基本框架。近年有些學者對此本《出版說明》中“輯本因避諱而改動的文字，除影響文義的外，一般不再改回”一段提出責疑，雖有道理，但似乎超越了當時的整理規範。

現存古籍中，引有《舊五代史》者有《永樂大典》、《冊府元龜》、《太平御覽》、《新五代史注》、《資治通鑒考異》、《資治通鑒注》、《容齋隨筆》、《廣卓異記》、《通曆》、《類要》、《方輿勝覽》、《錦繡萬花谷》、《職官分紀》、《折獄龜鑒》、《古今姓氏書辯證》、《玉海》、《能改齋漫錄》、《大事記續編》、《天中記》等三十多種書。其中一部分是清代的通行書，只是因為疏忽而未及檢用，有一些不太易見，如《類要》僅有鈔本流傳，《通曆》后經阮元奏進，《古今姓氏書辨證》則剛從《永樂大典》中輯出。這些著作引錄《舊五代史》，有些是直接標明引錄該書，取資較易，有些則未有說明，如《通曆》，但只要將其有關五代史文與清輯本《舊五代史》作一比讀，不難發現這部分全部據後者節寫而成。當然，輯錄《舊五代史》的主要依憑，或者說保存五代文獻的兩大淵藪，還是《永樂大典》和《冊府元龜》。

因為收進二十四史的《舊五代史》畢竟還是“輯本”，有些紀傳零落不全，十二篇志中序言僅及其半，後世史家對此深以為憾，總期望有全貌的《舊五代史》從民間再現。本世紀三十年代，曾有信息說安徽藏有一套金朝刊本《舊五代史》，后又傳說藏在上海，但經輾轉查詢，至今猶未問世。今輯本《舊五代史》經諸家研究考實，發現乾隆時從《永樂大典》抄出的原文，已被清朝史官篡改。著名史學家陳垣曾專著《舊五代史輯本發覆》三卷，依次用《冊府元龜》對比了乾隆輯本凡一百九十四條，總結出清朝史官增刪挖補的十類，都有政治用意。因此，今天我們在研究和引用《舊五代史》時，是應當有所鑒別的。

歷時二十年艱苦嚴謹的治學，復旦學者陳尚君完成了700萬字巨著《全唐文補編》、《舊五代史新輯會證》，這兩部書於復旦大學百年校慶之際，先後由中華書局和復旦大學出版社隆重推出。這是我國文史研究領域的又一重大收穫。

《舊五代史新輯會證》是二十四史之一的《舊五代史》的最新輯本。抗戰以前，史學大師陳垣就曾提出重新校訂此書的設想，近二十年間，海峽兩岸也有許多學者作此倡議，但因所涉文獻極其浩博繁雜，此項工作始終沒有完成。陳尚君教授從1994年始，歷時11年，輯成此書。全書320萬字，內容方面有很大增加和修訂，據不完全統計，共重新輯錄紀、傳、志53篇，新增列傳60篇，刪去清人誤收者9篇，增補逸文數萬字，改動、補訂、刪除、乙正史文近萬處，適當調整了原書的編次，同時附錄了該書據以編修的五代實錄的遺文達100多萬字。提供了這部正史的相對完整可靠的文本，是清代二十四史定型后的一個新文本，對五代時期的紛繁史事作了全面的清理，提供了五代實錄為主的大量第一手歷史文獻，揭示了該書編撰時所依據和刪除文獻的基本面貌，開創了正史注本的一種新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