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貴奪

“要是船上的人都能像海里的魚一樣會游泳就好了，就不會發生這事啊。”在兒子劉貴奪被判死刑后，8月5日，57歲的馮國蘭坐在炕上，臉上掛滿淚珠。

在上遠洋漁船之前，鄉鄰眼中的劉貴奪只是一個在建築工地、養殖場賣苦力為生的農民——說話親切，見到認識的人會熱情打招呼，“特別會來事”，自恃聰明，又後悔輟學太早，羨慕有文化的人。

在父母口中，劉貴奪被叫做“小二”，鄉鄰則叫他劉二——他孝順，從不惹事，后經法院調查，此前他從未有過任何犯罪記錄。

2010年，劉貴奪上了漁船，被當做“黑工”，要忍受異常艱辛的勞作。半年後，他組織船員劫持漁船回國。一個多月的航程里，船上發生殺戮，20人被害，2人失蹤。

這個曾經清白的人，個性極其複雜，有著諸多面孔：

在辯護律師眼中，他白皙文靜，表面滿不在乎，內心深懷恐懼；在原告律師眼中，他描述殺人場景時語氣親切，叫被害者的昵稱“雙喜兒、王哥兒”，讓人不寒而慄；而對於被害者家屬而言，有人說他“看上去還像個挺正直的人”，有人則對他充滿仇恨

人物性格

8月12日，是遠洋漁船“魯榮漁2682號”經歷殺戮后載著11名“倖存者”靠岸兩周年的日子。在大連經濟開發區，36歲的王樹彬感嘆船上殘酷的殺戮和自己的幸運——他在漁船出海前9天，被姐姐以母親病重為由騙下了船，就此躲過了一場劫難。

漁船是山東榮成鑫發集團的遠洋魷釣船，長37米，寬7米。招募來的33名船員，漂泊在太平洋秘魯、智利海域，要在這艘狹窄的船上生活、工作整整2年。

釣魷魚的工作異常艱辛。魷釣是在夜晚開始，強光打到海面上，吸引魷魚群聚集，每兩個船員合夥，各自手持釣竿用微光引誘魷魚上鉤，大的有100多斤，需要兩個人合力拉上船。

漁船基本不靠岸，船上有海水凈化設備，每天可以凈化海水200多公斤，在需要補給時，公司在後方完成交易，由外國船隻運送物資。為了省錢，這些船員常年以吃魚為生，病了只能靠自己帶上船的藥品治療。

劉貴奪1984年出生，身高約1米73，身材瘦削。他是黑龍江龍江縣人，村子快靠近內蒙古了，以種玉米為生，靠天吃飯。

在家裡，母親馮國蘭叫他“小二”，鄉鄰則喊他“劉二”。在鄉鄰眼中，劉二特別聰明，見了人就親熱地打招呼，“特別會來事”。而因為常年在外打工，劉貴奪在村子里也算是個陌生人。

劉貴奪十五六歲就外出打工了。那一年，因為天旱，全村顆粒無收，村裡人都外出了。他也跟著去了秦皇島，幫人養殖。

在母親眼中，“小二”還算孝順，外面有什麼稀罕果子，都會帶點回來。那時還沒成年就在外打工，馮國蘭接了電話就哭，兒子也哭，“不遭罪，夠吃就行。”“以後電話打得少了，他難受，我也難受。”馮國蘭說。

“小二”成年後，馮國蘭常在電話里叮囑，“別喝酒，出門在外不容易，別惹事。”“小二”就說，“我都知道了，我大了，這些我都懂。”

“在外打工時間久了，從沒惹過什麼事，慢慢我也放心了，”馮國蘭哭著說，“都怨我自己沒管住，我要說他不在家地就種不了，他能出去嗎？”

上船前的離家是在2010年9月底10月初。馮國蘭捨不得兒子走，做了早餐后就下地里幹活去了。

老伴開著種地的拖拉機，送兒子到鄉里坐車到龍江縣城，再輾轉去大連打工。臨走時，“小二”給父親買了兩盒煙。平日夫妻倆都是抽自己種的烤煙，用紙卷著抽。

2010年11月底，劉貴奪上船，他要做遠洋船員，出國謀生，卻踏上了不歸路。

大方仗義

在漁船上，王樹彬對劉貴奪有好印象，“這人看上去挺仗義的。”在漁船停靠碼頭時，一次10多個船員一起外出吃飯，花了1000多元。王樹彬提議AA制，劉貴奪獨自結了賬，他說：“沒關係，馬上要離境了，留著錢也沒用，船上花不了，我請了。”

劉貴奪的精明是以不易察覺的方式顯現出來的。出海前，他一面從公司的門市部里賒賬2萬多元搬了十多箱煙上船，一直碼到船艙頂棚，一面對其他船員解釋這些煙是自己抽的。

由於船上空間小，公司只允許帶這麼多煙，煙就被他一個人壟斷了。

停靠碼頭2個多月，來自全國各地的這些船員，聚在一起只有打鬧和嬉戲。但只有王樹彬的好友劉剛看出了劉貴奪的不同尋常——王樹彬回憶，劉貴奪上船沒幾天，劉剛私下議論過一次，“這小子瞅著不是什麼省油的燈，不怎麼好惹。”

後來，來自吉林的劉剛，這個“30來歲、腦瓜特別好使”不幸虧了本的生意人，和另外5人在同一個晚上遭到殺害。

根據後來分批殺人的事實來看，殺戮主要在三個“幫派”中間展開——出海前，這只是基於地緣和人緣，在人群中正常出現的小圈子。

第一個是三個黑龍江人組成，劉貴奪就是三人中拿主意的。王樹彬介紹，三人此前就認識，像“死黨”一樣，1976年出生的姜曉龍愛耍根電棍嚇唬人，而1987年出生的劉成建個子矮一些，看上去挺老實。

第二個主要由四個內蒙古人組成，他們都是蒙古族，相互用蒙古語交流，為頭的是身手敏捷的包德格吉日胡（以下簡稱包德）。

王樹彬記得，包德為人熱情，曾對其他船員說，“在船上呆兩年，大家都是兄弟了，就像是當了兩年兵的戰友一樣”。

第三個就是所謂的“大連幫”，以來自大連的管理人員為主，他們是漁船當然的控制者。

船長李承權，身材高大，脾氣暴躁，庭審時給一名家屬留下的印象是，“脾氣倔，人挺橫，是那種不讓人說一個不字的人”。

“大連幫”內，還有一個經常一起吃飯、閑聊關係親密的“小團伙”：為人豪爽的溫斗，“心眼實誠、愛抱怨兩句”的姜樹濤，“為人熱心，當過潛水員”的岳朋以及王樹彬、劉剛等人。

“如果我在船上不主動去殺人的話，應該會和劉剛一起作為‘大連幫’被殺了吧。”王樹彬事後猜測。

發動船員

引發殺戮的直接原因，是船員合同上的報酬問題。在上船前，劉貴奪相信，只要在船上熬兩年苦日子，就可以獲得至少9萬元報酬——合同約定，保底工資每年4萬5，在船上消費少，加上釣魷魚的提成，2年後就可以存下一大筆錢。

對於劉貴奪等船員而言，這是在船上支撐兩年的“信仰”。王樹彬在漁船停靠岸邊時，就已經開始暈船，“那種感覺就像喝醉了酒一樣，時刻都想嘔吐”。但他被船上的“淘金夢”感染，還是決定跟隨漁船出海生活兩年。

出海半年後，劉貴奪等人的夢破滅了。在漁船上，吃慣了苦的劉貴奪成了業績最好的人，3個月內卻只能賺到8563.2元，而付出的代價卻異常艱辛，後來他供述，“（2011年）6月初，每天工作18個小時是少的，還有連續工作一天兩晚，不睡覺，我們都非常疲倦，累壞了。”

辛苦的勞作，換來的卻是欺騙，“信仰”瓦解了，悲觀和失望情緒在船上迅速蔓延，暴力反抗劫持船隻的想法冒了出來，並最終引爆了危機。

劫船的計劃，在船上醞釀了一個多月。按照劉貴奪的供述，最先提出計劃的是包德，實際上，劉貴奪才是真正發動這場暴力反抗的“頭領”。

“倖存者”的供述中，主要是劉貴奪和他的“死黨”一起在私下遊說。在控制船長后，劉貴奪搬到了船長室住，而包德，只是從條件稍差的前鋪搬到了劉貴奪以前住的十二人鋪。

劉貴奪劫持船隻的遊說過程，顯得輕鬆、隨意，有著心照不宣的意味。行動的前一天，和一個叫梅林盛的船員在廁所碰見，劉貴奪問：“你就釣這麼少的魚啊？”梅笑了笑。劉貴奪後來供述，“我們釣的魚少一點就少一點，釣多釣少沒關係，意思是要劫持船隻，相互一笑，我心裡就明白梅林盛肯定要加入我們了。”

最後，暴力反抗的想法，一共贏得13名船員的支持，其中還包括船上唯一的大學生馬玉超，但所有人都沒有意識到劫船帶來的嚴重法律後果。一位律師告訴記者，“劫船至少可判十年以上”。

原告方律師張文普感嘆，不訴諸暴力的話，船員其實可以集體罷工、談判，甚至委託家人去找公司協商，或者在岸上起訴。

這些和平處理的手段，只是作為一個有規則意識的法律工作者的事後分析。從實際情況看，公司和船長的某些行為，其實早已堵死了談判、協商的通道，暴力反抗在這艘船上似乎不可避免。

首先是包括劉貴奪在內，共有18名船員沒有船員證。沒有船員證，就堵死了這些船員的退路。劉貴奪在法庭上陳述，船長曾說，你們回不去了，都沒辦船員證，也沒有其他船敢搭你們回去，否則就是非法偷渡，你們干也得干，不幹也得干。

而公司也不太可能送這些不願幹下去的船員回國。根據合同約定，船員出海途中返回的費用，全部要由船員自己承擔。

協商或者打官司這條解決路徑，早就被公司自己堵死了，問題的關鍵是公司用了假公章和船員簽訂勞動合同。

出海之前，公司就已經“謀划”要把這些船員當作“黑工”使用，在勞動權益上沒有基本保障，加上船長個人粗暴的管理方式（多名參加庭審的受害者家屬介紹，一名叫包寶成的船員魷釣時抽煙，被船長一拳打過去，眼睛被打烏了），使得漁船上缺乏基本的人權和規則，給整艘船埋下了殘暴的種子。

劫船回國

劉貴奪選擇劫持的時機是等漁船加滿燃油后就開始實施。漁船加滿了油，在破壞船上的通訊設備后，整艘船就可以不再受公司的監管，直接開回國了。

2011年6月17日深夜11時許，劉貴奪和包德一共7名船員持刀上舵樓，“死黨”姜曉龍帶著5名船員持刀守在通往船長室的舷梯前放風。

劉貴奪帶人衝進舵樓時，船長正在睡覺，劉將其拽了起來，要求起錨回國，遭到拒絕，劉貴奪就拿刀捅其左大腿，船長叫起來，一個叫雙喜的船員給他當頭一棍，船長暈了過去。

劉貴奪吩咐雙喜把船長捆上，結果雙喜拿來了一根比大拇指還粗的繩子，劉貴奪阻止了，“這個能把人綁死了，也不好綁”。按照劉貴奪最初的計劃，只要通過暴力控制船長把船開回國就好了，並沒想到要殺人。

這時，大副付義忠、伙食長夏琦勇、船員劉剛想上去救船長，付義忠被包德等人用紅布條綁了起來，另兩人被嚇唬了回去。

悲劇的是，夏琦勇退回去后又魯莽持刀想闖過去救船長，這不僅給自己帶來了殺身之禍，還因為這起流血事件，把整艘船引向了殺戮的深淵。

夏琦勇的舉動，王樹彬認為可能是想報船長的“知遇之恩”。據他介紹，船上的伙食長原本是一個叫崔勇的船員，後來換成了夏琦勇，每個月的工資多了200塊。這個安排，曾引起崔勇的不快。而夏琦勇也因為這點知遇之恩，“平時特別維護船長”。

夏琦勇返身叫嚷著“這幫小兔崽子還想劫船”，持刀衝到舷梯口，被姜曉龍攔下。姜曉龍供述，他對夏琦勇說，“讓你下去就下去，沒你什麼事兒”。

一審法院認定，夏琦勇是被“黑龍江幫”砍殺的。在制服夏琦勇的過程中，劉貴奪大喊一聲，“劉成建把他腿打折了”，以此嚇阻其他船員。

夏琦勇死後，就再沒有遇到反抗，船順利起錨，被綁的付義忠也恢復了自由。

但是，暴力劫持死了人，暴力就成了唯一的規則，劉貴奪開始把船上的救生衣、殺魚的刀具都控制起來，並和包德帶人日夜輪班走崗，防止其他人和船長聯繫后改變了回國航程。

控制漁船后的劉貴奪，內心的恐懼感卻越來越強烈。怕遭到“毒殺”，安排船員宮學軍做飯後又不放心，劉貴奪不動聲色安排了馬玉超去幫忙，“意思是看著宮學軍，怕在飯菜中下老鼠藥”。

有人造反

接下來的一個多月的時間裡，船上風平浪靜，直到抵達夏威夷以西海域后，新的殺戮危機爆發了。劉貴奪認為“大連幫”要“造反”的跡象越來越明顯，“我看見溫斗經常和別人竄，經常說悄悄話，我感覺有人造反”。

所謂要“造反”的事實，王樹彬介紹，在出海前就已經是這樣了，“這幾個人關係好，常聚在一起吃飯、聊天”。

之後，劉貴奪“和包德商量不能再等了”，他定下了計劃，開始血洗這個“造反”團伙。

2011年7月20日晚上，劉貴奪在舵樓里注視著殺人過程：溫斗下舷梯時，被包德用刀捅透了身體，溫斗慘叫，劉貴奪隨之將音樂調大來遮人耳目。

在舵樓，劉貴奪問返回的“死黨”“下面怎麼樣了”，站在兩人身後的包德“在後面朝我笑”，隨後，劉貴奪下去察看殺人現場。

當夜，溫斗、姜樹濤等六人遇害，其中挨捅的姜樹濤求饒：“劉哥，劉哥，我錯了。”“得了，別捅了，把他扔海里吧。”劉貴奪說完返身離去。

在這場殺戮中，“造反”成了殺人的標準。與溫斗住同一間屋，但平日不愛閑聊、只悶頭忙著修機器的王延龍，劉貴奪問他“參與大車（溫斗）造反了沒有”。回答“沒有”的王延龍活了下來。

而劉貴奪定下的“造反”罪名就成了漁船上的死罪，以罪名殺人，穩住了其他船員，便於各個擊破。

殺人當夜，馬玉超在神情恍惚中失蹤。第二天，與溫斗等六人關係親密的兩個船員遇害。而一個叫薄福軍的船員，則被當做“叛徒”被處死。

劉貴奪供述，薄福軍是最初同意和他一起劫船回國的同夥，在動手殺溫斗等人之前，薄福軍曾向自己告密，“岳朋要造反”。“後來我問薄福軍，他就不再說了，反而替（岳朋）他們說話，我感覺薄福軍也叛變我們了”。

在兩天之內連殺9人後，這場殺戮才真正開始。

和他一起

殺完9人之後，在船上一直處於觀望的“中間派”的船員，船長李承權、船員崔勇、段志芳，出於對安全的擔憂而要求入伙，船上的力量開始重組。

劉貴奪召集了一次會議來決定是否批准船長入伙。劉貴奪稱，“我說加入我們有好處，船長懂的事情多，他說在日本有親戚；壞處是船靠日本岸了，能把我們都供出去。”

會上，其他人要劉貴奪拿主意，最後劉貴奪批准了船長的加入。新的力量加入后，就成了進行內部清洗的主力。在殺完9人間隔2天後，7月24日，可以與劉貴奪相抗衡的“內蒙古幫”遭到清洗。

劉貴奪供述，殺包德等人的理由是，“後來我說去日本，包德不說話，感覺他不服這個建議，他可能想殺我取而代之，而且他把姜曉龍等我的人趕到船艙底下住。”

就在劉貴奪開始起疑心的當口，告密者再次出現了——同樣是內蒙古人、1991年出生的黃金波，在劉貴奪和包德這兩個團伙中充當著“雙面間諜”的角色。

據一審判決書，“黃金波供述，包德跟他說劉貴奪要帶著姜曉龍等兩三個人去日本，把剩下的人全殺了，想讓他幫著反劉貴奪，他假裝同意，但當天晚上就告訴了劉貴奪。”

劉貴奪的計劃是讓新入伙的船長李承權和崔勇殺包德，但告訴包德是要殺崔勇，並讓包德把刀交給李承權。

7月24日當夜，劉貴奪再次在舵樓里注視著這一切：“我看見三人（包德、船長、崔勇）在船舵樓前面”，空著手的包德被兩人捅，他喊了一句“都出來”，但沒有同伴出來，出來的是劉貴奪的人：劉成建、黃金波等。

包德試圖搶刀反抗未遂后跳海，劉貴奪上前追問，“還有誰要反我？”並問包德，“你以為黃金波是誰的人？”

劃分敵友

被划做“內蒙古幫”的6人遇害后，此時，是否沾血成為了劃分敵友的新標準。

7月25日凌晨4時許，船艙進水，王延龍失蹤，劉貴奪等人推論是王延龍打開了海底總閥。王以沉船來阻止殺戮。

劉貴奪組織救船，安排付義忠、宋國春等4人用空桶和木板臨時造了一個簡易筏后，4人卻跳上簡易筏往外逃，宋國春還趁亂把部分尖刀扔到了海里。

這時船體傾斜嚴重，船長吩咐拋錨，弄了很長時間，船慢慢平了，雖然船上有水，但不繼續下沉了。

不幸的是，企圖逃離漁船的簡易筏又隨洋流漂回漁船附近。據劉成建等人供述，看到4人往回漂，船長和曾經的施害者站到了一起，他“讓大家藏起來，等靠近后，就開始用鐵墜子（每個重約2公斤）砸”。

交往20多年的兄弟情誼在此時已經一錢不值，付義忠逃離漁船和不曾殺人的事實，成了他的“罪名”。

遭到攻擊的付義忠三人跳海，而宋國春則選擇了游向漁船，救上來卻被當做了“投名狀”——劉貴奪、李承權要讓還沒殺過人的兩個船員沾血。

宋國春逃上船后，就“一直哀求劉貴奪別殺自己”，“死黨”姜曉龍“看著宋國春挺可憐的，轉身走了”。

身上的救生衣被脫下，只剩一條內褲，40多歲的宋國春被綁好手腳繫上“五六個鐵墜子”后立在船邊，沒沾血的項立山、段志芳兩人“推了宋國春一把，宋國春就沉到海里了”。此時，33名船員中，“倖存”11名船員。

與此同時，海上的救援力量正在趕來，殺戮停止了，編造謊言成了劉貴奪等人的當務之急。

宋國春沉海的當天上午，劉貴奪、李承權組織船員開會，開始編造船上經歷，並讓黃金波記下兩份，讓船員輪流背誦。

但墨寫的謊言，終究掩蓋不了血寫的事實，在2011年8月12日船靠岸后，船上11人全部被刑拘。

今年7月19日，劉貴奪一審被判處死刑。認定他殺了20條人命。

一審判決后，死者家屬表示接受判決結果，而被告人崔勇的律師稱量刑過重，將上訴。

判決結果

被告人劉貴奪、姜曉龍、劉成建、黃金波，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犯劫持船隻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被告人李承權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被告人王鵬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犯劫持船隻罪，判有期徒刑12年，決定執行死刑，緩期2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被告人馮興艷犯故意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被告人梅林盛、崔勇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被告人項立山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4年；犯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一萬元。決定執行有期徒刑5年，並處罰金一萬元；被告人段志芳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