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密集型產業

勞動密集型產業是指進行生產主要依靠大量使用勞動力，而對技術和設備的依賴程度低的產業。其衡量的標準是在生產成本中工資和設備折舊與研究開發支出相比所佔比重較大。

在當前技術水平下，相當部分勞動仍然無法被技術取代，即使能取代，對於資本短缺而勞動成本相對 低廉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使用技術的成本往往高於使用勞動的成本。特別是為了滿足市場上多樣化和個性化的需求，或者對精湛手工藝品的追求，必須保留或採用人工作業。隨著自動化與人工智慧科技不斷進步，勞動密集型產業將會逐步退出歷史舞台。

勞動密集型產業伴隨著經濟發展的全過程，逐步由佔主導地位階段向占非主導地位階段過渡。據專家研究，美國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導的工業化階段持續了110年，日本持續了80年，中國台灣省持續了40年。只有認識到中國的工業化還處於從中期向高級期的過渡階段，勞動力呈典型的“非無限供給”的特徵，勞動密集型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和潛能已絕大部分完全釋放出來，中國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導的工業化階段還要持續較長的時期。

勞動密集型產業涉及一、二、三產業和多種所有制，覆蓋城鄉兩大地域。即使是高新技術產業中的一些工序，如光學、精密零件的研磨、拋光等，目前至本世紀中葉仍然需要人工來完成。

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是中國國情的客觀要求，是中國經濟發展本世紀中葉之前不可逾越的階段。

中國農村剩餘勞動力多，且素質較低，而資金、技術等要素相對稀缺，這是中國的基本國情。農村剩餘勞動力對社會不僅不能產生效益，相反卻參與社會收益的分配，這是造成農業勞動生產率低、農民收入難以增加的根本原因。國際經驗表明，凡是人口眾多、土地和資本稀缺的國家和地區，其產業結構都要經歷由資源和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演進的過程。日本、韓國、新加坡、泰國、台灣、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在工業化發展初期都是依靠勞動密集型產業起步和崛起的。我們應當借鑒周邊國家的成功經驗，立足於“勞動力成本低”這一基本國情和比較優勢，來吸收資本、引進技術、換取其他資源，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才能夠為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找到出路。

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是促進農村就業和農民增收的重要途徑。勞動密集型企業能夠吸納更多的勞動力。據測算，每一單位固定資本所吸納的勞動力數量，勞動密集型的輕紡部門是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部門的2.5倍，勞動密集型小企業是資本技術密集型大企業的10倍以上。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對解決就業，增加農民收入，拉動農村有效需求，將會發揮重要作用。

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是擴大出口、增加創匯的重要舉措。

中國一個重要的比較優勢在於勞動力資源豐富，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仍然具有優勢。據農業部鄉鎮企業局統計，1996—2001年間，鄉鎮企業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額占同期鄉鎮企業出口總額的60%左右。在加入WTO的背景下，發展蔬菜、水果等勞動密集型產品、產業仍是中國農業擴大出口、增加創匯的重要途徑。

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是推進城鎮化建設的關鍵。

發展小城鎮，關鍵在於培育小城鎮經濟。實踐證明，鄉鎮企業是小城鎮建設的重要經濟支柱，據統計，1996— 2001年，勞動密集型產業對全國鄉鎮工業增加值的貢獻率為55.5%。農村工業化立足於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如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等，已為建設小城鎮打下了經濟基礎。

第三產業發展很不充分，與發達國家差距最大。

從三大產業的就業結構看，中國第三產業就業所佔比重較低，中國僅為28.6%，而歐美日澳8國平均為69.55%，差距非常明顯。

重化工業發展階段使勞動密集型產業投資市場相對萎縮。

中國經濟已步入新一輪經濟上升階段，產業增長的“重化工業化”趨勢明顯。汽車、鋼鐵、建材等重化工業增速明顯加快，比重顯著上升。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增長形勢明顯好於勞動密集型產業。

調查顯示，中小企業因無法落實擔保或抵押而被拒貸的高達56%。由於正常融資渠道收縮，造成非正常融資迅速膨脹，進一步加大了中小企業的融資成本，融資難進一步加劇。

從政策環境看，國家為鼓勵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對現有和新辦特定企業與個體經營戶在工商 登記和稅收減免方面，出台了一些扶持性政策。但這些政策的扶持對象僅限於國有企業下崗人員，企業類型也主要限於一些傳統的服務型企業，對大多數企業多用人工並沒有太強的激勵作用。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需要的技術支持、員工培訓、信息諮詢等社會化的服務體系尚很欠缺。

國際上除了設置技術（綠色）壁壘、實施反傾銷手段來限制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外，SA8000標準已被國際社會所廣泛接受。這一標準是全球第一個可用於第三方認證的社會責任管理體系標準，它規定企業在賺取利潤的同時，必須主動承擔對環境、社會和利益相關者的責任，其內容包括環境保護、公益事業、健康安全等。儘管該標準的宗旨不錯，但它卻極易成為限制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工具。據悉，中國出口到歐美國家的服裝、玩具、鞋類等產品，均受到SA8000的約束。

有一種把推進工業化簡單等同於大力發展工業的片面認識。工業化實質上是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過程，而非農產業既包括工業也包括服務業，世界上的工業化國家大部分就業已轉向服務業。中國正處於工業化快速發展時期，工業化的任務雖然還沒有完成，但已進入人均GDP1000美元的新階段。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服務業，除了傳統的商貿、餐飲、修理業外，還要特別重視發展現代物流配送、連鎖超市等新型業態以及社區服務、家政服務業；既要繼續發展為生活服務的第三產業，也要大力發展為生產服務的第三產業，如金融、保險、法律等各類中介服務。第三產業的發展要通過加快城鎮化來解決需求方面的制約，同時也要打破行業壟斷，建立有利於第三產業發展的政策和制度環境。

勞動密集與先進技術有機結合，是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的最佳模式；大力發展技術含量多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及高新技術產業中的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是發展方向。為此，要大力發展圍繞高科技產業終端環節或外部配套的勞動密集型組裝加工業，如IT業和新興家電業。此外，還要鼓勵發展為滿足個性化和多樣化的市場需求而需採用人工作業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如個性化服裝和用品，以及採用電腦設計的陶藝、雕刻、刺繡等工藝品的生產。

中國已出台了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一系列相關政策措施，但與發達國家相比，總體上政策支持的力度還不夠。對於國內勞動密集型企業、尤其是非公有企業和中小企業來說，仍感到缺乏真正意義上的國民待遇、自由貿易和公平競爭的環境。在確立其法律地位、維護其合法權益的基礎上，政府應在稅收、審批和管理制度上進一步放寬限制，為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發展創造更寬鬆的外部環境。同時，可借鑒發達國家經驗，運用就業獎勵、勞動成本補貼、減免稅等政策工具，對創造就業多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提供鼓勵。例如可對增加就業超過一定規模的企業主，在地方可減免的許可權內提供稅收優惠。

從紡織服裝、皮具箱包、塑膠製品、玩具到傢具，中國外向型勞動密集型產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特別是紡織服裝工業，堪稱“衣被天下”。但福兮禍所伏，中國外向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成功也為自己招來了眾多的阻力：貿易保護主義，成本上升和由此而來的產業向其它發展中國家轉移的壓力……全球性經濟危機更令中國外向型勞動密集型產業遭遇數十年來前所未有的衝擊。當此之時，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計將安出？

在指導思想上首先需要接受全球市場萎縮的現實，避免追求保持原有市場絕對規模的不切實際的目標。雖然危機之際需要通過各種政策工具來保護我們的海外市場，儘可能維持出口規模不至於過度萎縮，但盲目的“保出口”不應成為目標，“保出口產業”才是我們的適當目標。我們應當提的不是“保出口企業”，而是“保出口產業”，因為企業有生有死很正常，我們不能保證所有的企業都能繼續生存，但要保證整個產業的生存發展。

不僅如此，還要做好危機持久的準備。無論我們多麼期望這場危機儘快過去，必須認識到，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可消除的痼疾，從最短促的基欽周期（存貨周期）到最長的康德拉捷夫周期（長波），完整的周期長度從3—5年到45—60年不等，對應的下降階段從一年以內到四五年，乃至10年左右。特別是康德拉捷夫長波，其興起與下降階段通常與重大技術創新的興起和消沉相聯繫，致使其下降階段往往格外漫長，甚至長達10年左右。從2007年3月12日美國第二大次級房貸機構新世紀金融公司因無力償還到期債務而引發次貸危機至今已兩年，鑒於極度缺乏重大科技創新等跡象，國際經濟當前面臨的危機未必沒有可能是康德拉捷夫長波的下降階段。

有鑒於此，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需要做好危機曠日持久的準備。

在尋求走出危機和發展之路時，就整體而言，中國外向型勞動密集型產業必須堅持切入價值鏈中高增值環節與持續佔據價值鏈低增值環節並舉的方針。“重塑中國品牌”！——數年以來，產業升級的呼聲已經非常高漲而佔據了壓倒性優勢，中國企業必須努力佔據國際分工價值鏈的高端環節已成普遍共識，但仍然要強調不能完全放棄所謂的低端環節，仍然需要繼續佔據相當一部分所謂的低增值環節。

為什麼？首先，中低收入群體永遠是社會的大多數，中低收入消費者永遠佔世界人口的多數，對於他們來說價格永遠是贏得他們青睞的最具競爭力的手段，我們不能把這個最廣大的市場拱手讓人。

第二個原因是中國需要眾多的就業機會，而僅僅為數百萬、千把萬所謂高收入群體服務絕不可能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我們只有佔據這種勞動密集的產業，才能提供眾多的就業機會。

在尋求走出危機和發展之路時，中國需要確立大國思維方式。

要點之一，對某些擬議中的出口激勵措施需要通盤考慮。以零稅率出口為例，這是眾多勞動密集型產業所期待的，紡織服裝業界就普遍期望政府再次提高紡織服裝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從15%提高到17%，實現零稅率出口。雖然從理論上說出口退稅是一個符合世貿組織規則的、中性的貿易政策工具；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說，只要涉及人的利益，哪怕是數學公理也會受到攻擊，零稅率問題的關鍵不是理論，而是我們的貿易夥伴們是否願意承認這是一種中性的貿易政策工具。如果我們的貿易夥伴普遍有借類似由頭挑起惡性循環式的“財稅傾銷”的傾向，那麼普遍實行零稅率的出口退稅政策就是得不償失的。歸根結底，我們需要對財稅政策準確定位，不能指望這種財稅政策是幫助許多企業維持落後的經營模式。

大國思維方式的要點之二是看到危機中的契機。所謂“危機淘汰競爭對手效應”，指的是在世界性經濟危機期間，所有企業都難逃衝擊，但宏觀經濟穩定性較好國家的企業將有更多機會倖存下來，這樣，對於倖存企業而言，危機發揮了為他們淘汰競爭對手的作用，訂單總量雖然比危機之前減少，但更多地轉移集中到了倖存企業這裡，反而推高了他們的市場佔有率。由於中國宏觀經濟穩定性超過其他國家，在此次危機中必然會感受到危機淘汰競爭對手效應；由於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海外競爭對手主要位於發展中國家，他們雖然可能具備成本比我們更低的所謂“優勢”，但其國家宏觀經濟穩定性比中國差得很遠，在危機當中會比中國同行更早地成批倒下。事實上，這種效應已經在出口中開始體現出來了。

海外投資是當前的熱門話題，勞動密集型產業海外投資的重要目標之一當然是切入價值鏈的高增值環節，即流通和品牌等等環節。流通和品牌，哪個環節更為優先？答案是在國內市場上面，品牌為先；而在通過投資開拓海外市場上面，短期內應該是流通為先。為什麼？因為通過佔據流通環節，我們能夠較快地提高我們整個出口的收益率。根據筆者走訪所見，中國企業通過在海外設立全資銷售子公司，通常能把自己出口價格提高30%—40%；但中國本土品牌要想佔據國際市場的主流，還有待於中國綜合國力和綜合文化地位的上升。即使是中國企業要想收購西方大品牌，至少在短期內也是很難運營好的，因為西方大品牌一旦轉移到一個發展中國家企業手裡，就會在西方消費者眼裡貶值，無論是TCL收購歐洲品牌，還是聯想收購IBM PC，都證明了這一點。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然只能選擇在海外市場上面發展投資，必然只能是選擇短期內流通為先，而品牌只能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長期的過程。

全國性的“用工荒”是季節性現象還是長期趨勢？企業被迫加薪留人，帶著這些問題，記者採訪了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都陽、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副研究員張茉楠。

記者：為了吸引農民工就業，不少企業和地區都提高了工資，這是否意味著中國勞動力廉價時代已經漸行漸遠了？

都陽：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時代，勞動力價格特別是普通工人的勞動力價格是沒有太大變化的。但勞動力供給短缺已經開始出現，企業必須增加工資才能吸引到額外的勞動力，反映在勞動力市場必然出現價格調整。這也是為什麼即便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農民工為主的普通工人的價格還是在上漲的。

張茉楠：勞動力成本上升意味著勞動力需求開始從增量粗放擴張向存量結構提升轉變，由於中國人均GDP還處於較低的水平，技術和自然資源嚴重不足的基本態勢還沒有改變，遠未達到資本替代勞動的經濟發展階段，為此要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培養高素質勞動者支持產業結構調整、轉移和升級。

記者：快速上升的勞動力價格，會不會對中國佔據傳統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形成衝擊？勞動密集型產業會不會因此向外轉移？

都陽：從歷史上看，國際上產業轉移的過程都是伴隨著勞動力價格的變化而變化的。比如20世紀60 70年代，日本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是有競爭優勢的。但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勞動力價格開始上漲，日本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優勢逐漸喪失，開始轉移到“亞洲四小龍”這些地區，之後再向中國轉移。由於中國經濟體比較大，勞動力人口比較多，所以承接產業轉移的過程比較長，但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早晚也會有這麼一天，這也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但中國這麼大，世界上很難有其他國家承接我們這麼大的產業轉移，可能會有相當長的過程。另一方面，勞動力短缺不僅僅發生在東南沿海，在中西部地區也開始出現，這說明產業轉移正在國家經濟體內部發生。此外，此次大範圍的“招工難”將逼迫沿海的製造業企業擺脫對低成本勞動力的簡單依賴，加快自主創新，提升盈利能力，最終實現產業升級。

記者：從政策建議上看，怎樣做才能緩解頻頻出現的“用工荒”現象？

都陽：可以從兩個方面入手。第一，公共政策還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在城市化過程中，農民工社會保障、福利待遇、社會政策都不完備，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勞動供給潛力的發揮。第二，勞動力市場政策方面沒有必要做額外的政策調整。因為工資上漲是經濟發展過程的規律，也是我們希望的結果。

張茉楠：未來應注重發展有利於增加就業含量和開發利用人力資源的經濟產業和生產服務領域；在要素投入上，注重通過人力資源的充分開發利用來促進經濟增長；在目標導向上，把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過程變成促進就業持續擴大的過程，把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變成對就業拉動能力不斷提高的過程；在具體安排上，加大教育制度、就業制度、戶籍制度和養老保障制度的改革，為人力資本可持續發展掃除制度障礙，具體而言就是：通過教育深化提高勞動生產率，保持和延伸中國產業的競爭優勢，通過養老保障制度安排創造新的儲蓄源泉，以及通過勞動力市場制度安排，擴大人口老齡化時期的勞動力資源和人力資本存量。

中國是世界上勞動力資源最豐富的國家，在國際分工中，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是中國的一大優勢。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無論未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程度如何，勞動密集型產業都是中國產業經營的主要形式。改革開放以來，人們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正面效應論述很多，而對其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則較少涉及。這不利於我們自覺地、因勢利導地促進產業結構的轉型和升級。

中國是在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大國的基礎上，開始國家工業化建設，再加上工業化初期（即20世紀50年代）帝國主義對中國實行國際市場封鎖，在這嚴酷的國內外條件下，中國選擇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經濟戰略。這在當時背景下是唯一可行的選擇。但是，由於向重工業傾斜的國民經濟發展戰略持續數十年的時間，這就必然帶來較為嚴重的消極後果。這突出表現在，重工業屬於資本密集型產業，其吸收勞動就業的能力很弱。因此，到1978年，雖然中國工業化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初步建立起了獨立自主的現代工業體系，使得工業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由建國初期的10%上升到74.4%，農業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由建國初期的90%下降到25.6%，但國民經濟的勞動就業結構並沒有發生相應的變化，即農業勞動力仍然占社會總勞動力的76.1%，農村人口仍然占社會總人口的80%。隨著農村人口的增長、人均佔有耕地面積和其他農業資源的日趨減少，致使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加相當緩慢。1957—1978年的21年間，農民每年人均純收入僅增加2.87元；1965—1977年間，農民每年人均純收入僅增加1.00元。如此低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民人均收入水平，一方面不能形成對工業品的有效市場需求，另一方面又不能為工業化和城市化提供足夠的食物和原料。這不僅嚴重地制約著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嚴重地制約著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問題的癥結在於，在中國傳統的分工格局支配下，可以利用非農產業組織經濟活動的，只限城市人口，而對廣大農民來說只能利用農業資源組織經濟活動，這是一種城市現代工業和農村傳統農業彼此隔離、各自封閉的二元經濟結構。從城鄉一體的角度看，中國工業化的目標遠沒有實現。這就向我們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即非農產業的發展，不僅要為農業提供越來越多的現代化物質技術投入，更重要的要為農村大量富餘勞動力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促進農村剩餘農業勞動力向二、三產業轉移，從而才有可能建立起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之間的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協調發展的經濟運行機制。這就要求中國的工業化，尤其是農村工業化，必須把重點放在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上。只有這樣，才有可能逐步緩解中國數以億計的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就業壓力，以及充分發揮中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勞動力成本低廉的競爭優勢。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工業化和城鎮化之所以獲得史無前例的發展速度，在相當程度上是由於我們充分發揮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優勢，把數以億計的農民轉化為農民工。可以作出這樣的結論，如果離開數以億計的農民工，中國的工業化和城鎮化就不可能發展到今天這樣的規模。客觀現實表明，哪裡的農民工聚集數量最多，規模最大，哪裡的工業化、城鎮化程度就最高，經濟社會文化就最為發達。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區的發展現實，正是有力的證據。

勞動密集型與資本密集型是兩個相對應的概念。勞動密集型產業主要藉助於多投活勞動，資本密集型產業主要藉助於多投物化勞動。把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資本密集型產業相比較，勞動密集型屬於較低層次的產業經營形態，它是與較落後的生產力和較低下的勞動力再生產成本相聯繫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中，往往把資本（主要指物化勞動）投入量的多少，作為區分集約經營和粗放經營的重要標誌。馬克思在分析這個問題時指出，當生產經營還處在粗放階段，其投入的生產要素主要是勞動和土地，只須投入很少的資本。伴隨著技術的進步和生產經營集約度的提高，必然愈來愈把資本的重要性和革命意義，突出地表現出來。（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P756、760、762。）因為技術進步的實質，不外是用日益完備的生產手段，即所謂資本（物化勞動）替代勞動力（活勞動），以達到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目的。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意味著用更少的活勞動推動更多的物化勞動，其結果是包括活勞動和物化勞動在內的勞動總量的減少。對於某一個地區而言，無論是加快經濟增長速度，或者是改善社會成員的國民福利，都必須建立在該地區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基礎上。勞動生產率是人均國民收入和經濟增長的源泉，同時也反映了一個區域的競爭能力。

鑒於勞動密集型與資本技術密集型各自代表著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以及中國的生產力水平還存在區域性差異，這就決定著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某些地區（尤其是生產力水平較低的地區）還必須把工業化的重點放在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上。但是，當一個地區（如中國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到一定階段，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以及與此相聯繫的科技、消費、工資水平的相應提高，低勞動力成本優勢就會逐漸喪失，這時候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區位轉移便成為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按照產業梯度轉移理論，當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一些低層次的、粗放型的產業，諸如技術含量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就會因為當地勞動力成本的急劇上升，而不再具有競爭優勢，必須逐步地向內陸地區轉移，由此一波一波地擴散，從而帶動內陸地區產業經濟的發展。然而，中國出現的情況是，儘管沿海地區的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勞動力（指擁有當地戶籍的勞動力）成本也有較大幅度的提高，但那些低層次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卻遲遲沒有能夠轉移出去。究其原因，在於大量內陸地區廉價農民工不斷湧入沿海地區，保持了沿海地區人力成本低的態勢，使得這類低層次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優勢往往表現為農民工勞動力成本低下的優勢）毋須轉移出去，人為地切斷了產業梯度轉移的鏈條。但是，藉助於制度性的勞動力市場分割和歧視性的勞動工資待遇，人為壓低外來農民工的工資福利，來支撐沿海地區低層次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終究是有一定限度的，是不能長期保持下去的。

與資本密集型產業相比較，勞動密集型產業屬於低附加值的生產活動，其增值能力是很有限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對勞動力資源的素質的要求相對較低，其勞動成本優勢主要體現在勞動者生存資料的價值上。資本密集型產業屬於高附加值的生產活動，其增值能力較強。資本密集型產業對勞動力資源的素質的要求相對較高，其勞動成本優勢主要體現在勞動者的發展資料和享受資料的價值上。較低的勞動成本只能吸收和再生產較低素質的勞動資源；而較高的勞動成本則可以吸收和再生產較高素質的勞動資源。權衡勞動成本的比較優勢，不能只看成本，還要看效率。勞動成本的比較優勢應當是勞動資源的成本和勞動資源的效率的綜合體現。而中國沿海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所表現出來的情況是，伴隨著時間的推移，勞動資源的成本呈上升趨勢，勞動資源的效率則呈下降的趨勢。這是勞動密集型產業運行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進而要求產業結構必須逐步升級。但是，產業結構提升的過程，是企業素質和勞動者素質同步提升的過程。勞動密集型產業所固有的低素質勞動資源的源源不斷的供給，無法替代產業升級對勞動者素質提高的要求。不僅如此，勞動密集型產業一般屬於資源消耗大的產業，即大量消耗資源（包括土地資源和生物資源及礦產資源）的產業，而資源並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價格出現較大幅度的上漲，這種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將難以消化因資源成本迅猛上升所造成的虧損。以低勞動力成本和低資源成本為支撐的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不可能永遠存在下去，終究會被市場競爭所淘汰。前中國沿海地區的一部分勞動密集型企業已經面臨著生存危機。

改革開放以來，許多人都認為，勞動密集型產業之所以得到迅速的發展，是因為中國的勞動力供給，尤其是低素質的勞動力供給，是近乎無限的。但是，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勞動力供求態勢，卻愈來愈明顯地動搖這個結論。這就需要我們作更深入的探索。

市場經濟理論揭示，勞動力要素在區域間流動的原因，主要是由於勞動力要素價格的區際同差異。正是由於勞動力要素價格的區際間差異，引發了勞動力要素的區際間流動。勞動力要素總是從價格低的地區流向價格高的地區，在流動過程中勞動力要素的所有者將獲得更高的報酬。勞動力要素的價格差異是由各個地區勞動力要素的不同供給與需求來決定的。也就是由各個地區生產要素的稟賦程度和生產產品的要素密集度的差異決定的。而要分析勞動力要素價格的區際間差異，就必須從勞動力要素的供給與需求狀況入手。由於不同地區所擁有的各種生產要素的數量、質量和種類各不相同，因而構成了各個地區生產要素價格差異的基礎。倘若暫不考慮勞動力要素的需求因素，各地區勞動力要素的供給豐裕程度決定了勞動力的價格水平。一般地說，勞動力要素供給充裕其價格水平就低，勞動力要素供給稀缺其價格水平就高。但是，勞動力要素的價格除了決定於供給因素，還決定於需求因素。即使兩地區的勞動力要素的供給程度大體相同，由於對勞動力要素的需求程度不一樣，也會形成不同地區勞動力要素價格水平的不同。中國沿海地區人口密度大，人均佔有資源少，按理說勞動力要素供給的充裕程度會顯著超過內陸地區，但是，由於該地區二、三產業迅速發展，對勞動力需求量相當大，甚至超過其勞動力供給量，使得其勞動力要素價格大大超過內陸地區，因而引起內陸地區的勞動力大規模地向沿海地區流動，為沿海地區經濟超前發展提供了相對廉價的勞動要素。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沿海地區的工業化、城鎮化之所以獲得史無前例的發展速度，在相當程度上是由於充分發揮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優勢，把數以千萬計的內陸地區的農民轉化為農民工。可以作出這樣的結論，如果離開內陸地區數以千萬計的廉價農民工，沿海地區的工業化、城鎮化就不可能發展到今天這樣的規模。客觀現實表明，哪裡的農民工聚集數量最多、規模最大，哪裡的工業化、城鎮化程度就最高，經濟社會文化就最為發達。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浙東南、閩東南的發展現實，正是有力的證據。如果沒有來自內陸地區的如此龐大的農民工隊伍在全國範圍內的大流動，沒有如此廉價勞動力成本抑制城鎮工資水平的過快增長，中國沿海地區的工業化、城鎮化的成本，必然會異常昂貴，工業化、城鎮化的速度必然大大延緩。這裡須要回答的問題是，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要載體的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廉價勞動力要素供給是否可以長期持續下去？

據薩繆爾森創立的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註：彼德。林德特。國際經濟學[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年，P88—89。）和現實勞動力市場的運行態勢，伴隨著商品市場化和要素市場化程度的提高，自由流動和自由競爭的結果，必然導致勞動力要素價格的區際間差異的縮小乃至趨向均等化。也就是說，伴隨著內陸地區勞動力大規模地向沿海地區轉移，沿海地區勞動力要素供不應求的態勢將會逐步緩和，勞動力要素價格不僅不會持續上升，還會穩中有降；與此同時，伴隨內陸地區勞動力大規模地向沿海地區轉移，內陸地區勞動力要素供過於求的態勢將會逐漸緩和，勞動力要素價格將會逐步上升，從而使得內陸地區勞動力要素價格與沿海地區的差異逐步縮小，以及由此引起的內陸地區向沿海地區的勞動力轉移規模相應縮小，並有可能引發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勞動力供給不足，甚至出現局部性的“民工荒”。

（註：喬新生。市場變動能配置人才資源嗎[N].經濟日報，2004，7. 23.）

20世紀90年代，一浪高過一浪的“民工潮”曾經令人擔憂，而如今，沿海地區的一部分低層次的勞 動密集型產業，又為“民工荒”所困惑。從“民工潮”到“民工荒”的轉變，意味著依靠廉價勞動力為生存條件的低級勞動密集型產業已到了臨界點，意味著農民工作為一種過渡性群體難以再過渡下去了。農民工是市場機制與城鄉二元體制相交錯的混血兒。即一方面允許農民按照市場的信號在全國範圍自由流動，另一方面又不能改變農民所固有的身份。所謂農民工，通俗地說，就是從事非農產業的農民，即其身份還沒有得到轉換而又在從事非農產業的勞動者。農民工的身份與職業合二而一。其中的“農民”代表他們的身份，而“工”則表明他們的職業。“農民工”的職業與身份的不對稱，反映了一種極為矛盾的現實，只能用“邊緣群體”這樣的概念，才能較為準確地反映這個社會群體的基本特徵。在現行的制度設置下，使得農民工和真正意義的產業工人之間，橫著難以逾越的鴻溝。實踐向人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即一方面工業化進程需要素質不斷提高的產業工人隊伍作為支撐，另一方面體制性的障礙又使農民工難以轉化為產業工人。當這種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演變為“民工荒”。“民工荒”向人們發出這樣一種信號，即不可能依靠帶有歧視性工資福利待遇的農民工來長久支撐國家工業化，沒有一定規模的、真正意義的產業工人隊伍，產業的持續發展乃至轉型升級就會落空。解決“民工荒”問題固然有許多權宜之計，但從根本上說，就是把農民轉變為市民，把農民工轉變為真正意義的產業工人。值得人們深思的是，與其他生產要素比較，勞動力是一種活的生產要素，是以勞動者為載體，不但具有自然屬性，同時具有社會屬性。當我們從生產經營的角度來考察勞動力時，是把重點放在考察勞動力資源的有效配置和使用上；當我們從收入分配的角度來考察勞動力時，是把重點放在考察收入在企業和勞動者之間的分割問題上，其主要指標是工資率。工資率的高低不僅決定著勞動者家庭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還直接關係著勞動者積極性的發揮。與其他商品相區別，作為勞動力商品的載體的勞動者，很注重勞動條件、勞動環境與勞動待遇。人們不能想象，在一個充滿歧視與冷落的環境中能夠有效地吸引和留住農民工。當前中國沿海地區出現局部性“民工荒”，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最直接的原因應當說是農民工的工資待遇過低，農民工的勞動條件和勞動環境惡化，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沒有得到保障。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所完成的初次分配中，只能得到較小的份額。從實現社會公平的原則出發，在市場機製作用下的初次分配中得到較少利益的群體，在再分配的制度安排中應當得到合理的補償。例如，城市居民中的弱勢群體，在市場的初次分配中處於利益受損的位置，但是，經過城市最低社會保障線等的調節，使他們的境況有了明顯的改善。而進城農民工則基本上被排除在再分配的體系之外，尤其突出地被排除於社會保障體系之外。

當中國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後，兩種“城鄉二元結構”已經疊加在一起。也就是說，在原有的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城鄉壁壘之上，又加上一種由戶籍制度與市場因素相交織的城鄉斷裂。也就是說，前中國城市勞動力市場並不是一元的，而是二元的，即事實上被分割為城市居民勞動力市場和進城農民工勞動力市場。由於身份差別而造成的所處的勞動力市場不同，即使付出同等勞動，甚至付出加倍勞動，也不可能得到同等報酬。農民工勞動力市場，實際上是一種被歧視的勞動力市場，或者說是一種被扭曲的勞動力市場，因為自由、平等是市場經濟所固有的原則。從理論上說，歧視會使社會中某些成員受益，而使另一些成員受損。即未被歧視的群體是受益者，被歧視的群體是受損者。如果受益主體的受益額或受益幅度未能抵補受損者的損失，那麼，由於歧視現象的存在，就使得宏觀經濟的運行偏離了帕累托最優標準。固然，從局部看，從短時間看，因歧視所形成的差別，對不受歧視的群體是有利的，而對受歧視的群體是有損的；但是，從全局看，從長時期看，不僅“贏家”的收益遠遠抵補不了“輸家”的損失，到頭來還會使“贏家”已經得到的收益喪失殆盡，乃至由受益者變成受損者，“贏家”也會因此變成“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