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窗理論

美國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於1969年進行了一項實驗，他找來兩輛一模一樣的汽車，把其中的一輛停在加州帕洛阿爾托的中產階級社區，而另一輛停在相對雜亂的紐約布朗克斯區。停在布朗克斯的那輛，他把車牌摘掉，把頂棚打開，結果當天就被偷走了。而放在帕洛阿爾托的那一輛，一個星期也無人理睬。後來，辛巴杜用鎚子把那輛車的玻璃敲了個大洞。結果呢，僅僅過了幾個小時，它就不見了。

以這項實驗為基礎，政治學家威爾遜和犯罪學家凱琳提出了一個“破窗效應”理論，認為：如果有人打壞了一幢建築物的窗戶玻璃，而這扇窗戶又得不到及時的維修，別人就可能受到某些示範性的縱容去打爛更多的窗戶。久而久之，這些破窗戶就給人造成一種無序的感覺，結果在這種公眾麻木不仁的氛圍中，犯罪就會滋生、猖獗。

1.社區開始出現失序的情形，部分居民遷出社區。

2.未能遷離社區的居民因擔心自身安全，對區內的事務漠不關心。

3.地區的監察力下降，社區的治安進一步惡化。

4.區內更多的居民遷走，仍然留在區內的居民則更加退縮，減少外出時間。

5.外來的犯罪份子入侵社區，令犯罪數字持續上升。

“第一扇破窗”常常是事情惡化的起點。這一現象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見到。比方說，你分別到兩位朋友家做客。朋友甲的家裡窗明幾淨，地板上一塵不染。如果他忘了給你準備煙灰缸，你一定會在點煙之前請他幫你找一個煙灰缸，而決不忍心讓煙灰落在光亮的地板上。而朋友乙的家裡是隨處可見的塵土和紙屑。估計你也懶得要朋友給你找煙灰缸了，而是任由煙灰飛散，或是直接把煙蒂扔到地上了。

事情的惡化當然還離不開後面那一雙雙推波助瀾的手。面對“第一扇破窗”，我們常常自我暗示：窗是可以被打破的，沒有懲罰。這樣想著，不知不覺，我們就成了第二雙手、第三雙手……去市場買瓜子，抓了幾個嘗嘗。瓜子皮呢？你放哪兒了？是不是看到地上已有一片瓜子皮了，就將自己磕的皮也扔地上呢？大熱天走在街上，買根雪糕，半天沒有找到垃圾筒，你會將包裝紙放在哪兒？是不是找個有垃圾的角落，悄悄地扔掉呢？路上的噪音、牆上的筆跡、地上的痰跡就這樣越來越多，我們離優雅、文明、公德就這樣越來越遠。

“環境早就髒了，我扔的這點兒垃圾根本起不到關鍵性作用”、“反正也不是我先這麼做的”，不少人會這樣辯解道。其實，這些說法根本站不住腳，錯了就是錯了，影響的大小並不能改變行為錯誤的本質，別人的錯誤更不會是證明你無錯的理由。勿以惡小而為之，規範自我，不要讓“破窗效應”一再發生。其實，人和環境之間是互動的，環境的好壞是人的行為的體現。我們許多人抱怨環境惡劣，可他們卻很少反思自己的言談舉止。不少人盯著社會的陰暗面，結果自己的心靈也變得狹隘和陰暗，自己不自覺地成為了社會上的一扇“破窗”。

我們不僅不能做第N次打破窗戶的人，我們還要努力做修復“第一扇窗戶”的人。即使是當我們無法選擇環境，甚至無力去改變環境時，我們還可以努力，那就是使自己不要成為一扇“破窗”。

從“破窗效應”中，我們可以得到這樣一個道理：任何一種不良現象的存在，都在傳遞著一種信息，這種信息會導致不良現象的無限擴展，同時必須高度警覺那些看起來是偶然的、個別的、輕微的“過錯”，如果對這種行為不聞不問、熟視無睹、反應遲鈍或糾正不力，就會縱容更多的人“去打爛更多的窗戶玻璃”，就極有可能演變成“千里之堤，潰於蟻穴”的惡果。就如劉備那句話，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

“破窗理論”是法國19世紀經濟學家巴斯夏作為批評的靶子而總結出來的，見其著名文章《看得見的與看不見的》，下面是這一段的譯文：你是否見過這位善良的店主——詹姆斯·B·薩姆納先生生氣的樣子？當時，他那粗心的兒子不小心砸破了一扇窗戶玻璃。如果你置身於這樣的場合，你恐怕會看到這樣的情景，每個看客，看到這種局面的每個人，都會不約而同地如此這般地安慰這位不幸的店主：“不論發生什麼不幸的事，天下總有人會得到好處。人人都得過日子呀，如果玻璃老是不破，要玻璃工幹什麼呀。”

“破窗理論”，簡單來說就是“損害有益”，是指，假設在市場完全飽和的情況下，一個人砸碎了理髮店的玻璃窗，這一行為雖然對社會造成了破壞，但是理髮師的不幸卻是社會的福音，它將為玻璃生產商製造商機，生產商拿到錢后又去購買其他生產商的產品。在乘數效應的作用下，他給社會造成的損害只是一次性的，可是給社會帶來的機會卻是連鎖性的，於是得出結論：打碎一塊玻璃，提供了無數金錢和就業機會，得大於失。

這個理論乍一看來，似乎確實很有道理。在市場處於飽和的狀態下，供需大體一致，不存在新的需求，也不存在新的供給，若生產能力增加，那就意味著生產過剩，市場對資源的配置就無法達到帕雷托最優狀態。而此時只要讓物品的佔有者遭受一次損失，為了彌補這個損失，就會產生對商品新的需求，這個需求缺口就能帶來供給的增加，重新使得供需達到平衡。

這個理論與凱恩斯“挖坑理論”驚人地相似。凱恩斯在《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中寫道:“如果財政部把用過的瓶子塞滿鈔票，並把這些塞滿鈔票的瓶子放在已開採過的礦井中，然後，用城市垃圾把礦井填平，並且聽任私人企業根據自由放任的原則把鈔票挖出來，那麼，失業問題就不會存在，而且，在此推動下，社會的實際收入和資本財富很可能要比現在多出很多。”他甚至還說，“如果我們的政治家們……想不出更好的辦法，那麼，造金字塔、地震甚至戰爭也可以起著增加財富的作用。”宏觀調控“鼻祖”的這番言論，成了很大一部分經濟理論者崇信的教條。

但“破窗理論”的謬誤之處有三：首先其前提假設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其次災難破壞可以創造需求，但是不能促進經濟發展，甚至都談不上“零和博弈”。再次“以破壞來創造需求”是一種為了獲得經濟增量而犧牲存量的愚蠢行為。破壞創造需求這種行為，會造成有限資源的浪費，產生“雙重成本”:一個是機會成本，這部分有限的資源本來可以挪作他處，用來創造更多的財富。另一個是毀滅成本，就是對已有財富的破壞形成的巨大損失。

這種千篇一律的安慰已經形成為一種理論，我們將用這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這一理論，我們會發現，很不幸，就是這樣的理論在指導著我們絕大多數的經濟制度。

假定這塊玻璃值6法郎，你就會說，這個事故給玻璃工帶來了6法郎的生意——它提供了6個法郎的生意——這我承認，我絕不會說這不對。你的話很有道理。這位玻璃工趕來，履行自己的職責，然後拿到6個法郎，在手裡掂量掂量，而心裡則感激那個莽撞的孩子。這些都是我們能夠看到的。

但是，另一方面，假如你得出結論——人們確實常常得出這樣的結論——說打破玻璃是件好事，說這能使資金周轉，說由此可以導致整個工業的發展，那就容我大喝一聲：“住嘴！你的理論只看到了能看到的一面，而沒有考慮看不到的一面。”

看不到的那一面就是，由於我們的這位店主在這件事上花了6個法郎，他就不能用這6個法郎辦別的事了。你沒有看到的是，如果他不用修補這扇窗戶，那麼，或許就可以換掉自己的舊鞋，或者給自己的書架上再添一本新書。簡而言之，如果沒有發生這起事故，他就可以用這6法郎干別的事。

讓我們看把工業作為一個整體，來看看這一事故對它的影響。法郎，這是我們已經看到的。如果窗戶沒有破，鞋匠（或別的什麼人）就會增加6個法郎的營業額，這是我們看不見的。

而如果在看得見的一面之外——這是積極的事實，也考慮一下看不見的一面——這是消極的事實，那麼，我們就會明白，不管窗戶是打破還是完好，整個工業，還有全國勞動的總量，都不受影響。

讓我們站在詹姆斯·B.先生的角度考慮一下。第一種情況，如果窗戶被打破了，他花了6法郎，那麼，他從窗戶中得到的享受，既不會比從前少，但也不會比從前多。

第二種情況是，假如窗戶沒有被打破，他也就可以拿這6個法郎去買鞋，於是，他在繼續享用窗戶的同時，還可以得到一雙鞋。

而由於詹姆斯·B.先生是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我們必然可以得出結論，綜合起來考慮，對享用和勞動進行一下估計，那麼，我們已經喪失了被打破的窗戶的價值。

於是，我們得出這麼一個出人意料的結論：“有些東西被毫無意義地毀滅，社會喪失了價值。”我們必然會同意這麼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公理：破壞、損壞和浪費，並不能增加國民勞動力，或者簡單地說，“破壞並不是利潤”。

英迪斯特利埃先生，你對此有何看法？好心的查曼斯先生的弟子們，你們對此還有何話說？你們的老師曾經那麼精確地計算過，如果燒毀巴黎，那將有那麼多房子要重建，會帶來多少生意啊。

我很抱歉打擾了人家的計算，很有獨創性啊，這種精神已經滲透到我們的立法中。不過我還是請他另算一遍，先把那些能看見的一面放到一邊，考慮一下那些看不見的一面。讀者們必須謹記記，這個世界並非只有當事的兩個人，還有第三個人隱藏在幕後，我請他對此予以關注。一方是詹姆斯·B.先生，他代表著消費者，他本來可以有兩樣享受，但由於一件破壞行為，而只能享受一樣。另一方是玻璃工，表示生產者，他的生意由於事故而增加了。第三方則是鞋匠（或者別的行當的商人），他的勞動卻由於同一事故而遭受了同樣大小的損失。這第三個人一直藏在陰影中，使我們一直沒有留意到，但他卻是這一問題中一個必不可少的因素。正是他向我們揭示了，以為我們從破壞行動中能得到利潤是多麼地荒唐。正是他，馬上就可以教導我們，以為從限制貿易中能夠得到多少好處的想法，其實更荒唐（巴斯夏在為自由貿易辯護），畢竟，所有的破壞性行為中，再也沒有比這更荒唐的了。因此，如果你把所有為貿易限制辯護的論證追根溯源，你所看到的，其實就只是這種老百姓的話：如果沒有人打破窗戶，玻璃工幹什麼去呀。巴斯夏對於有些經濟學家的短視和荒唐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在我看來，這些經濟學家要麼是缺少正確的知識，他們從錯誤的假設出發，經過錯誤的邏輯推理，最後當然是得出錯誤的結論；要麼，他們就是缺乏常識，而被神秘的數字給震懾住了，給宏觀指標的數字遊戲迷惑住了。

但願不要有人又站出來說，美國這次遭受恐怖襲擊，可以創造多少就業機會、帶來建築業、市政建設的繁榮，玻璃工也可以創造出多少GDP。中國的“玻璃工”可太多了。中國的很多“窗戶”造出來就是為了打破的。

有人認為上述假設是在資源擁有者（店主）會主動願意用6法郎去換一雙新皮鞋。可問題的關鍵是大部分資源擁有者不會主動去（所謂的越有錢越摳門）消費。這就是破窗帶來經濟發展的關鍵。

其實與其是否買鞋無關，即使他貪財，將錢存入銀行，那麼本身也屬於間接促進投資消費，並以槓桿效應放大（經濟學常識）。而無論其將錢存入銀行發揮槓桿效應以促進投資，甚或是確實藏在家中，結果都是單純地影響貨幣供給，這本身便是市場體制下中央銀行所能調配的，而不會如同破窗般造成無謂損失。

在中國，破窗上升為了理論，並用來解釋社會經濟現象。當1998年我國南方發大水時，有學者曾經撰文分析，依照破窗理論我國的經濟將會因此而加快增長，這次9·11事件，給了破窗理論一個施展的機會。破窗謬論在現實中真的可以成立嗎？不知道是否能找到這麼一扇窗子，打破它可以創造需求，進而拉動經濟，因為砸破玻璃帶動的經濟效用是以另外一部分負效應為代價的。整個社會上的資源並沒有增加，所以孩童砸爛玻璃是破壞而不是建設。

眼下引進的經濟理論，就像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各地拚命引進冰箱、洗衣機、電視機等生產線一樣，可稱得上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二次“引進高潮”。拉動消費，歸根結底還是在制度，而萬萬不能將寶押在“窗子”被打破這種預期行為上。老百姓的消費行為總是在現有制度和制度預期下的理性選擇。要拉動老百姓的消費需求來帶動經濟增長，政府除了出台一般性的鼓勵消費政策外，最終還是要改變制度和老百姓的制度預期。西方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完善，老百姓的儲蓄率就低；東方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缺失，老百姓的儲蓄率就高，拿到錢后往往是緊緊攢著，為生老病死作打算，就是很好的例證。

所以說，有時常識比什麼深奧的理論更實在，更容易讓人作出正確的判斷。俗話說的“淹死的都是會游泳的”，怕就是這層意思。經濟學家們，請收起你的“破窗理論”，打開窗戶，呼吸和窗外的平民百姓同樣的空氣，跟他們聊聊家常，學會用他們的語言向他們說說你的觀點吧！否則別怪他們要打破你的窗子了。

我們日常生活中也經常有這樣的體會：桌上的財物，敞開的大門，可能使本無貪念的人心生貪念；對於違反公司程序或廉政規定的行為，有關組織沒有進行嚴肅處理，沒有引起員工的重視，從而使類似行為再次甚至多次重複發生；對於工作不講求成本效益的行為，有關領導不以為然，（放縱）使下屬員工的浪費行為得不到糾正，反而日趨嚴重。等等。一間房子如果窗戶破了，沒有人去修補，隔不久，其他的窗戶也會莫名其妙地被人打破；一面牆上如果出現一些塗鴉沒有清洗掉，很快牆上就布滿了亂七八糟、不堪入目的東西。而在一個很乾凈的地方，人們會很不好意思扔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垃圾出現，人們就會（產生從眾心理）毫不猶豫地隨地亂扔垃圾，絲毫不覺得羞愧。這就是“破窗理論”的表現。

有一家百來號人的本土企業，公司規定上班時間必須配帶工牌。雖然制度上規定：如果發現不帶工牌，每次罰款20元。最初一、兩個員工沒有照做，但管理層並沒有引起重視，沒有嚴格執行該項規定。一個月以後，不帶工牌的員工由最初的1、2個，發展到幾乎50%的員工都不帶工牌，員工對此事抱著“可有可無”的態度、管理層並沒有“令行禁止”反而一再縱容，嚴重影響公司士氣和員工的精神面貌。

美國有一家公司，規模雖然不大，但以極少炒員工魷魚而著稱。有一天，資深車工傑瑞在切割台上工作了一會兒，就把切割刀前的防護擋板卸下放在一旁。沒有防護擋板，雖然埋下了安全隱患，但收取加工零件會更方便、快捷一些，這樣傑瑞就可以趕在中午休息之前完成三分之二的零件了。不巧的是，傑瑞的舉動被無意間走進車間巡視的主管逮了個正著。主管雷霆大怒，令他立即將防護板裝上之後，又站在那裡大聲訓斥了半天，並聲稱要作廢傑瑞一整天的工作。第二天一上班，傑瑞就被通知去見老闆。老闆說：“身為老員工，你應該比任何人都明白安全對於公司意味著什麼。你今天少完成了零件，少實現了利潤，公司可以換個人換個時間把它們補起來，可你一旦發生事故、失去健康乃至生命，那是公司永遠都補償不起的……

離開公司那天，傑瑞流淚了，工作了幾年時間，傑瑞有過風光，也有過不盡人意的地方，但公司從沒有人對他說不行。可這一次不同，傑瑞知道，這次碰到的是公司靈魂的東西。

紐約市交通警察局長布拉頓受到了“破窗理論”的啟發。紐約的地鐵被認為是“可以為所欲為、無法無天的場所”，針對紐約地鐵犯罪率的飆升，布拉頓採取的措施是號召所有的交警認真推進有關“生活質量”的法律，他以“破窗理論”為師，雖然地鐵站的重大刑案不斷增加，他卻全力打擊逃票。結果發現，每七名逃票者中，就有一名是通緝犯；每二十名逃票者中，就有一名攜帶兇器。結果，從抓逃票開始，地鐵站的犯罪率竟然下降，治安大幅好轉。他的做法顯示出，小奸小惡正是暴力犯罪的溫床。因為針對這些看似微小、卻有象徵意義的違章行為大力整頓，卻大大減少了刑事犯罪。

20世紀70、80年代紐約以髒亂差聞名，環境惡劣，同時犯罪猖獗，地鐵的情況尤為嚴重，是罪惡的延伸地，平均每7個逃票的人中就有一個通緝犯，每20個逃票的人中有一個攜帶武器者。1994年，新任警察局長布拉頓開始治理紐約。他從地鐵的車箱開始治理：車箱乾淨了，站台跟著也變乾淨了，站台乾淨了，階梯也隨之整潔了，隨後街道也乾淨了，然後旁邊的街道也乾淨了，後來整個社區乾淨了，最後整個紐約變了樣，變整潔漂亮了。現在紐約是全美國治理最出色的都市之一，這件事也被稱為"紐約引爆點"。

在日本，有一種稱做“紅牌作戰”的輔助管理活動，目標是提高企業現場環境、效率和產品質量。我們可以引用管理顧問邁金塔的話來形容它的產生背景：“任意決定物品的存放並不會讓你的工作速度加快，只能使你的尋找時間加倍；你必須分析考慮怎樣才能拿取物品更快捷，並讓大家都能理解這套方案，遵照執行。”

日本企業的“紅牌作戰”通過詳細的5S方法【Seiri(整理)、Seiton（整頓）、Seiso（清掃）、Seikeetsu(清潔)和Shitsuke(素養)】，將不清潔的設備、辦公室和車間貼上具有警示意義的“紅牌”，也將不合理的工作程序或方式增加“紅牌”以促其迅速改觀，從而使工作場所變得整齊清潔，工作環境變得舒適幽雅，企業成員都養成做事耐心細緻的好習慣。久而久之，大家都遵守規則，認真工作。實踐證明，這個方法對於保障企業的有效運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還有一個被稱為校園裡的"破窗現象"：班裡新來了一個留級生，由於他的勤奮努力，使得原本想混日子的同學受到震動，學習氣氛開始轉好，有時老師反覆強調的重點，有的人或許不以為然，但是他的一句話--這個內容要考試--便會立即引起同學們的高度重視，留級生的話比老師的話還有效！這說明及時修好第一扇被打破的玻璃，能有效阻止"破窗現象"於萌芽狀態。

應用破窗效應不僅僅是古人所說，千里之堤毀於蟻穴，那只是吸取教訓，非常膚淺，而管理強調的是成本效益、行為經濟。大型的企業猶如千里之堤，人、事錯綜複雜，維護好千里之堤是有很巨大的成本，在實踐中，當管理者面對各種不良現象時，層出不窮，這個時候談防微杜漸是沒有意義的，怎麼樣像紐約市交通警察局長布拉和“紅牌效應”那樣，扭轉形勢，解決破窗效應所產生的問題，保持持續改進和優化，才是管理者最重要的主題。

基本上，破窗效應帶給我們的思路就是從小事抓起，只有全部小事都不出亂子，才能做大事。在應用實踐中，最直觀的“小事”就是環境衛生，要把一個地方搞乾淨1天、2天並不難，但是要一個地方持續1年365天都很乾凈，那就只有頂尖的企業才能做到。這些事情並不難，缺的只是下定決心、持之以恆、配套機制、形成文化、定期更新。

﹡ 苦練內功，提高開發自己和競爭優勢。

﹡樹立危機管理意識，設立危機預警系統，使企業能根據預先顯現的危機信號，及時發現破窗或即將成為破窗的那塊玻璃。

﹡ 與外界積極溝通，讓其他反映迅速的人站在你這邊。

﹡高度警惕，保持組織結構的簡單並加強其對外界反映的靈活性。

﹡將危機管理作為現代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來對待，形成獨特的危機管理機制。

﹡ 出現危機后，要妥善處理各種突發的危機事件。

核心理念：任何一種不良現象的存在，都在傳遞著一種信息，這個信息必然導致這種不良現象的無限擴展。

應用要訣：維護制度，營造環境，及時補漏。

應用領域：社會生活、組織管理。

一個不輕易講自己缺點的人才適合生存。他人善意指出缺點我們可以接受、思考。除此之外，如果你自己輕易總是對別人說出自己的缺點、不足，那麼別人就會挑出你更多的不足，進而在別人眼中形成一個遍布缺點的形象。

有位畫家，他把他心目中認為最美的女人畫了出來，他賦予她最美的五官，最美的臉蛋，他認為這個美人是無可挑剔的。他把這幅畫掛到大街上，並在旁邊寫了一句話，“請把你認為最不好的地方圈出來”。他原以為沒人可以找出來，沒想到晚上拿回來的時候發現畫上都是圈圈，他非常沮喪，失落。後來有位老者告訴他，你可以換個方式，把畫掛到街上，並且寫上這樣一句話：在你認為最美的地方畫上圈，結果，那天晚上，拿回來的時候，整幅畫也是畫滿圈圈。

如果你自己輕易說出自己的缺點，不足，那麼別人就會指責你更多的不足，不要輕易打開自己的破窗戶，對自己要有信心。一個有信心的人才有氣質，每個人本來就是一輛新車，請不要打破自己的窗。

也稱“破窗謬論”，源於一個叫黑茲利特的學者在一本小冊子中的一個譬喻（也有人認為這一理論是法國19世紀經濟學家巴斯夏作為批評的靶子而總結出來的，見其著名文章《看得見的與看不見的》）。這位黑茲利特說，假如小孩打破了窗戶，必將導致破窗人更換玻璃，這樣就會使安裝玻璃的人和生產玻璃的人開工，從而推動社會就業。

在這裡，學者是為了說明孩童的行為與政府的行為所能產生的後果，從而徹底地否定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干預政策。“破窗理論”就是典型的“破壞創造財富”。把這樣的謬論放之於洪災，放之於地震，放之於戰爭，好像都很合適。

但事實上：如果孩童沒有打破了窗戶，那麼原本破窗人會把更換玻璃的錢用於其他地方。假如破窗人把錢花在一件新衣服上，那麼會使裁縫和賣衣服的人開工，也會同樣推動了社會就業。破窗沒有引起新的盡支出，只是轉移了支出。破窗沒有創造新的活動，只是創造了不同的活動。人們看到這種發生了的活動，但沒有看到 本來會發生的活動。

2008註定是一個多事之年。2008年1月25日湖南雪災；到3.14西藏大騷亂；到5.12汶川地震；到8.8到北京奧運；到9.11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中國911事件）；到9.20深圳龍崗特大火災、及一系列高官免職、問責風波；到9.23黑格比特大颱風，掠走60億；到9.25神舟七號升天；10月美國次代金融風暴，波及中國……

災害對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了極大的損失，對於經濟的發展以及股市的運行，也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如果要研究2008年的中國經濟，或者是分析2008年的中國股市，恐怕都繞不開年初的冰雪災害與年中的地震災害。

重建經濟總量

講到自然災害對經濟的影響，人們很自然地會想到“破窗理論”。19世紀50年代，有個法國人巴斯夏在講授災難經濟理論時，舉了這樣一個例子：如果房屋上的一塊玻璃被打破了，這固然會造成經濟損失。但是，為了修復窗戶，人們必須去安裝新的玻璃，導致對玻璃的需求增加，並且拉動與此相關的其他產業，從而最終創造出新的GDP刺激經濟。

表面來看，這個推導頗為完整，於是有人把它歸結為“破窗理論”。應該說，“破窗理論”實際上是闡述了災后重建對經濟的影響作用，應該說在分析重建需求的傳導與擴散方面，的確有其獨到之處。不過，“破窗理論”也有其不完善的一面，因為災害的發生本身是對財富的破壞，災后重建則是一種修復性的行為，假設是按原樣修復的話，那麼實際社會財富並沒有增加。增加的只是沒有效益的經濟活動總量，並且以消耗社會資源為代價。在這個意義上，人們更應該關注的是防止災害的發生，而不是“破窗理論”引發的預期。正因為這樣，在經典的災難經濟理論體系中，並沒有“破窗理論”太高的地位。事實上，即便後來黑茲利特將“破窗理論”予以系統化，也沒有得到多少呼應。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社會學中也有個分析犯罪現象的“破窗理論”，該理論似乎比經濟學中的“破窗理論”更有知名度。

中國1998年發生了特大洪水，當時就有人引用“破窗理論”來分析水災對經濟的影響。當時的背景是亞洲金融危機還在蔓延，我國承諾人民幣不貶值，這樣一方面抑制了危機的發展，另一方面也使自己的國家面臨了很大壓力，經濟增長面臨滑坡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特大洪災的出現，使得災后重建的任務大大增加，客觀上為政府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刺激經濟提供了契機。

“破窗理論”剛好適合當時的市場氛圍，因此在當時開始流行起來是很自然的。不過，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特別是增長模式的轉變，近幾年來，人們對“破窗理論”的有效性、合理性也開始有了更多的質疑。初冰雪災害發生后，就有人依據“破窗理論”，提出災后重建將成為鬆動銀根的一個轉機。但是幾個月下來，很明顯這個預期要落空。時下，面對破壞程度更大的地震災害，人們當然更不能沉湎於“破窗理論”而不能自拔了。

宏觀調控因災鬆動跡象尚未出現

前面提到，“破窗理論”的一大缺陷是沒有充分考慮災害對社會財富所造成的破壞及其所產生的後果，將落腳點局限在恢復與重建所帶來的經濟活動增量上。而面對災害，人們首先要評估的是災害所造成的損失。

就以這次四川汶川地震來說，已經有海外研究機構在測算損失額了，初步估算是200億美元。不過，由於災情還在發展，這個估算顯然偏保守。也有國內研究機構評估，這次地震將影響我國GDP的增長約0.2個百分點；CPI上漲0.3個百分點；PPI上漲0.4個百分點；同時壓縮消費0.6個百分點；推動投資增加0.3個百分點。

應該指出，在抗震救災還處於最緊張的關頭、災后重建尚未開始的時候，上述判斷儘管有其邏輯上的合理性，但精確度不會很高。但即便這樣，人們還是可以看到災害所帶來的巨大破壞。在這裡，可以將地震的影響分三個方面來分析：

首先，地震造成直接損失，包括幾萬人傷亡、大量房屋及基礎設施、生產設施被毀、災區生產停止等。應該說，由於這次地震的震中地區經濟發展程度並不是很高，因此雖然當地損失的絕對數很大，但是其在國家經濟格局中所佔的權重畢竟不高，相對數有限。在工業生產方面影響最大的大約有佔全國約1%的發電與輸電能力受損。顯然這方面的損失是可控的。

其次，國家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與物力抗震救災。這個數字非常大，同時在調動相關人員抗震救災、並騰出通道與其他資源予以支援時，勢必對別的經濟活動產生“擠出效應”。不過，理論上抗震救災有個“黃金時間”，過了這個時間段救災的重點會出現改變，強度會有所下降。同時，我們的經濟體量已經很大，國家本身就有救災物資的戰略儲備，因此抗震救災的投入相對於國家的供應能力來說是有限的，這方面的支出也完全可以承受，不會因此嚴重影響到經濟運行。

第三方面的問題就比較複雜了。我國將執行了多年的穩健的貨幣政策改為從緊的貨幣政策，並且把“防止物價的結構性上漲變為全面上漲、防止經濟增長從偏快變為過熱”作為最重要的目標。實際上，政府在努力在控制通脹與保持經濟增長之間維持某種平衡。

從1—4月份的情況來看，通脹壓力仍然很大，而制約經濟增長的各種潛在矛盾都在逐漸地暴露，宏觀調控進入到一個很關鍵的時期。在這種情況下，特大地震災害的突然出現，對經濟運行會有一定的干擾，從而使得在進行決策時所面臨的不確定因素進一步增加。和年初一樣，有人認為地震災害的出現有可能使得調控有所鬆動。

進而言之，“破窗理論”所提出的以擴大經濟活動增量的辦法來刺激經濟的思路，似乎沒有得到響應。以後的情況會怎麼樣？所披露的信息還很難預期，人們只能說地震增加了宏觀調控的難度，也使得經濟運行增多了新的變數，增添了困難。這個問題，顯然要認真加以關注，並不能簡單地靠“破窗理論”來引導解決。

不必誇大地震災害對股市影響

理論上說，股市是經濟的晴雨表，它對於經濟運行狀況乃至相關政策變化，都會有反應。實踐也表明，在大的自然災害發生后，股市會根據具體情況當即作出強烈反應。

1998年洪水災害時，股市表現的相當疲弱。年初冰雪災害發生時，股市也連續好幾天大幅下跌。至於這次地震災害，大家都記得當消息傳出后，股市迅即掉頭向下，次日更是再度下跌。

不過，這只是一種短期的表面現象。股市對自然災害的反應很複雜，一般來說首先會選擇下跌，隨後又會依據災害的具體情況，形成對某些具有抗災概念股票的炒作行情。而大盤的最終運行態勢，還是會依據當時的經濟狀況而定。換言之，只要自然災害沒有使得經濟運行態勢出現本質上的改變，那麼這階段股市的走勢不會出現趨勢上的改變——自然災害只是短期行情的某種擾動因素而已。

我們可以看到，1998年洪水災害時，股市本身就處在調整格局中，因此當時不過是讓弱勢態勢變得更弱一點。股市的內在調整壓力很大，冰雪災害的發生使得原本就要回落的股市加快了下跌的步伐。而這次，本來大盤已經在政策的推動下，開始走出底部試圖上漲。此刻遭遇到地震，自然會對行情發展形成負面因素。

不過，這方面的因素隨著時間的推移，不久就將得到消化，所以幾天以後，行情還是回歸到原有的軌道。可以說，地震對股市行情所形成的總體衝擊已經過去，接下來的大盤走勢，更多地需要宏觀政策指引，在釋放利空、消除不確定性之後，再有所表現。當然，地震本身也是一個不確定性，多事的2008年可能還會出現更多的不確定性。

但是這些不確定性未必會影響整個宏觀經濟政策。在這個意義上，投資者關注地震之類突發事件對經濟、對股市的影響是必要的，但是不必過於誇大這些因素。進一步說，在這裡實踐“破窗理論”的操作空間並不大。

當然，對於具體的股票來說，地震的影響就不那麼簡單了。人們比較關注救災對醫藥用品需求的增加以及災后重建對水泥等建材需求的擴張，因此相關股票出現了一段比較明顯的上漲行情。這裡有些是合情合理的，有些則未必。譬如水泥，考慮到它的運輸半徑，把所有水泥類上市公司的股票都封上漲停，只能是一種低劣的題材炒作。

根據海外市場經驗，大地震以後的一段時期，建材方面的需求確實會比較旺盛。這類股票上漲是大概率現象，問題在於對具體的公司要進行具體分析。在筆者看來，由於國內上市公司眾多，對於那些與抗震救災及災后重建有關聯的，要細細梳理，不能盲目。

同樣還是這句話：因為有“破窗理論”，所以在股市方面將地震利空當利多來做，寄希望於出現一波大行情，特別是形成什麼“抗震板塊”，這實在很幼稚。

第一，儘可能不要去打破我們的窗戶。換句話說，投資人在炒外匯的時候，盡量不要讓自己出現金額比較大的虧損。這裡我們介紹一個比較常用的方法，就是止平法，即在自己的盈利倉位沒有變成虧損倉位之前，也就是匯價跌落到開倉價為之前一定要平倉。和止損止盈不同的是，這個方法的目的就是讓投資人儘可能的避免虧損的方法.

炒外匯的時候，市場上可以獲利的機會是很多的。但是我們的資金確實有限的，環球金匯表示永遠不要幻想著後市會在上漲，在應該止平的時候，就要果斷止平.

第二，如果窗戶已經被打破的話，要及時地去修補。如果投資人在炒外匯的時候，一旦發生了比較大的損失的話，就要果斷的平倉，暫時不去操作，這時候需要投資人做的就是調節自己的心態，耐心的尋找下一次的入場機會，而不是破罐子破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