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孟詩派

詩歌發展到中唐貞元、元和年間，詩歌風格流派更加複雜多樣。李白、杜甫的盛唐之音回蕩於詩壇上空，他們的輝煌成就是後人面臨著極盛難繼的局面。因此，有作為的詩人都努力創新。白居易一度倡導的新樂府運動，又隨著詩人晚年政治的消沉而迅速即偃旗息鼓；大曆時期膚淺、平滑的詩風，應著那懨懨官氣，悄然扇起，瀰漫於詩壇。這個時期，名家輩出，流派分立，詩人們著力於新途徑的開闢，新技法的探尋以及詩歌理論的闡發，創作出大量極富創新韻味的各體詩歌，展示了唐詩大變於中唐的蓬勃景觀。而韓孟詩派就是進行這種新變的第一詩人群體。

遭時多難，貧病交迫，一生坎坷，有志難伸，這是韓孟詩派成員共同的身世與遭遇。韓愈自幼失去雙親，跟隨兄嫂遷徙南北；兄死之後，曾四試於禮部、三黜於吏部；為官之後，又屢遭貶黜，韓愈的一生，是在坎坷、鬱鬱寡歡之中度過的。孟郊家道赤貧，長年羈旅在外；三試於禮部之後，也曾有過“春風得意”的喜悅，但的道德溧陽尉，也僅得其半俸；接踵而來，唯有饑寒困愁、貧老病死而已。李賀自幼喪父，家道中衰，又因名字犯忌諱而不得舉進士，三年奉禮郎的微官更使他失望。最後只得在貧病煎熬、悲哀中度過了短短的二十七年。賈島早歲為貧僧，后漂泊流離，輾轉於朋友之間；“累舉，不中第”四十四歲時，竟以“舉場十惡”之名而被黜；直到晚年，才先後獲普州司倉參軍的微職。他一生也飽嘗了世態炎涼與饑寒貧困。盧仝一生不曾為官，早年隱居，后四處漂泊，常為貧病饑寒所困。共同的身世與遭遇，使他們同病相憐、互致慰籍這也正是韓孟詩派構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韓孟詩派及其詩風的形成有一個過程。早在792年（貞元八年），42歲的孟郊赴長安應進士舉，24歲的韓愈作《長安交遊者一首贈孟郊》及《孟生詩》相贈，二人始有交往，由此為日後詩派的崛起奠定了基礎。此後，詩派成員又有兩次較大的聚會：一次是796～800年（貞元十二年至十六年）間，韓愈先後入汴州董晉幕和徐州張建封幕，孟郊、張籍、李翱前來游從；另一次是806～811年（元和元年到六年）間，韓愈先任國子博士於長安，與孟郊、張籍等相聚；後分司東都洛陽，孟郊、盧仝、李賀、馬異、劉叉、賈島陸續到來，張籍、李翱、皇甫湜也時來過往，於是詩派全體成員得以相聚。這兩次聚會，對韓孟詩派群體風格的形成至為重要。第一次聚會時，年長的孟郊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獨特詩風，從而給步入詩壇未久的韓愈以明顯影響；到第二次聚會時，韓愈的詩歌風格已完全形成，他獨創的新體式和達到的成就已得到同派詩人的公認和仿效，孟郊則轉而接受韓愈的影響。通過這兩次聚會，詩派成員酬唱切磋，相互獎掖，形成了審美意識的共同趨向和藝術上的共同追求。

作為一個詩派，韓、孟等人有明確的理論主張，首先是“不平則鳴”說。在《送孟東野序》中，韓愈指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所謂“不平”，主要指人內心的不平衡，強調的是內心不平情感的抒發。它既是對創作活動產生原因的揭示，也是對一種特定創作心理亦即“不平”心態的肯定。這篇序文是專為一生困厄潦倒、懷才不遇的孟郊作的，文中以“善鳴”推許孟郊，則其更重視窮愁哀怨者“鳴其不幸”的傾向不言自明。在《荊潭唱和詩序》中，韓愈進一步指出：“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恆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這裡的“和平之音”和“愁思之聲”雖都可視作“不平”之鳴，而且所謂“歡愉之辭難工”並不是說不能工，“窮苦之言易好”也不是說一定好，但從文學創作規律來講，因前者出生於王公貴人之手，其生命狀態多平易流滑，便很難表現出“鳴”的深度；而後者飽經困苦磨難，其生命力與阻力激烈碰撞所導致的“不平”之鳴便易於驚動俗聽，傳之久遠。

“不平則鳴”說的另一要點在於特重詩歌的抒情功能。本來，作為詩文大家的韓愈是更重視文的，他說自己不過是“餘事作詩人”（《和席八十二韻》），並明確認為與他那些“約六經之旨”、“扶樹教道”的文相比，其詩只是抒寫“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上宰相書》），以“抒憂娛悲”（《上兵部李侍郎書》）而已。然而也正由於韓愈沒有把詩與文等量齊觀，才使詩歌避免了成為道學工具、政治附庸的命運，才得以保持其“抒憂娛悲”、“感激怨懟”的美學品性。“感激怨懟”就是“不平”，“抒憂娛悲”就是將此“不平”不加限制、痛痛快快地抒發出去，所謂“郁於中而泄於外”（《送孟東野序》），指的便是這種情況。由此看來，韓愈提倡“不平則鳴”，就是提倡審美上的情緒宣洩，尤其是“感激怨懟”情緒的宣洩，可以說是抓住了文學的抒情物質。

韓孟詩派的另一個重要觀點，是“筆補造化”。用李賀的話來說，就是“筆補造化天無功”（《高軒過》）。“筆補造化”，既要有創造性的詩思，又要對物象進行主觀裁奪。孟郊非常欣賞“手中飛黑電，象外瀉玄泉。萬物隨指顧，三光為迴旋”（《送草書獻上人歸廬山》）的書法藝術創造，由此而及於詩，他認為雖“形拘在風塵”，但可以“心放出天地”，用一己之心去牢籠乾坤，繩律“萬有”（《奉報翰林張舍人見遺之詩》）。在《贈鄭夫子魴》中，他這樣說道：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風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宋玉逞大句，李白飛狂才。苟非聖賢心，孰與造化該？將天地納入“胸臆”之中，“由我”來盡情地裁奪，這是何等大的氣魄！而只有發揮創造性的詩思，才能“裁”物象，“該”造化，吁嗟之間而生風雷之象。

與孟郊一樣，韓愈也十分重視心智、膽力和對物象的主觀裁奪，他一再說： “研文較幽玄，呼博騁雄快”（《雨中寄孟刑部幾道聯句》）；“雕刻文刀利，搜求智網恢”（《詠雪贈張籍》）；“規模背時利，文字覷天巧”（《答孟郊》）。研討詩文而至於“幽玄”，搜求“智網”復輔以“雕刻”，造端命意、遣詞造句則要力避流俗，覷尋“天巧”，足見韓愈的創作取向。韓愈還屢屢強調寫作要“能自樹立，不因循”（《答劉正夫書》），要大膽創新，“勇往無不敢”（《送無本師歸范陽》）。他說“若使乘酣騁雄怪，造化何以當鐫劖斷！”（《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這已經不是要“筆補造化”了，而是在向造化宣戰。司空圖評韓詩云：“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抉電，奔騰於天地之間，物狀奇變，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題柳柳州集後序》）韓詩這種風格的形成，不能不說與其特富創新意識的詩歌理論以及中唐的文化趨向有著緊密的關聯。

韓孟詩派在倡導“筆補造化”的同時，還特別崇尚雄奇怪異之美。在《調張籍》一詩中，韓愈這樣寫道：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揚……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

此詩與當時一些崇杜抑李論者迥異其趣，給予李、杜詩以同樣的高度讚譽。這讚譽的落腳點不在李杜詩的思想內容，而在其詩“巨刃磨天揚”那奇特的語言、雄闊的氣勢和藝術手法的創新。所以韓愈與李杜精神之“交通”處便是“百怪入我腸”，他欲追蹤李杜，所取法也正在於此。所謂“拔鯨牙”、“酌天漿”，將其膽之大、力之猛、思之怪、境之奇發揮到極致，完全是一派天馬行空、超越世俗的氣象。這是一種的審美取向，韓愈不僅在自己的創作實踐中努力實踐它，而且用以審視、評價、讚許同派其他詩人的詩作。他說孟郊的詩是“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薦士》）；說賈島的詩是“狂詞肆滂葩，低昂見舒慘。奸窮怪變得，往往造平淡”（《送無本師歸范陽》）；說張籍的詩是“文章自娛戲，金石日擊撞。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病中贈張十八》）；說自己與孟郊、張籍等人的詩是“險語破鬼膽，高詞媲皇墳”（《醉贈張秘書》）。其著眼點都在力量的雄大、詞語的險怪和造境的奇特。儘管上述某些評論並不符合詩人們的創作實際，但卻突現了韓愈美學思想；儘管在論詩時韓愈也注意到了“妥帖”、“平淡”的一面，但由於他主張的重心在雄奇險怪，便往往顧不上平淡妥帖了。

與韓愈相同，韓孟詩派其他成員也大都具有崇尚雄奇怪異的審美取向，如孟郊聲言自己為詩“孤韻恥春俗”（《奉報翰林張舍人見遺之詩》）；盧仝自謂“近來愛作詩，新奇頗煩委。忽忽造古格，削盡俗綺靡”（《寄贈含曦上人》）；劉叉宣稱“詩膽大如天”（《自問》）、“生澀有百篇”（《答孟東野》）；李賀更是傾心於幽奇冷艷詩境的構造，既“筆補造化”又師心作怪。雖然這些詩人因自身遭際所限，視野不夠宏闊，取材偏於狹窄，大都在苦吟上下功夫，以致雄奇不足而怪異有餘，詩境也多流於幽僻蹇澀，但他們卻以自己的美學追求和創作實踐有力地回應了韓愈的主張，強化了以怪奇為主的風格特點。

韓孟詩派除了追求詩歌的雄奇怪異之美外，還大膽創新，以散文化的章法、句法入詩，融敘述、議論為一體，寫出了不少“既有詩之優美，復具文之流暢，韻散同體，詩文合一”（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論韓愈》）的佳作。韓愈是這方面的突出代表。作為古文大家，他熟諳古文章法，而他的尚奇精神和豪放性格也使他不慣於詩律的束縛，所以採用表現手法上較為自由的散文筆調入詩，痛快暢達地敘事抒情，乃是其詩散文化形成的一個要因。且看他那首有名的《山石》：

山石犖確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梔子肥。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鋪床拂席置羹飯，疏糲亦足飽我飢。夜深靜卧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煙霏。山紅澗碧紛爛漫，時見松櫪皆十圍。當流赤足踏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為人鞿。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

全詩單行順接，不用偶句，不事雕琢，按照時間順序，直書所歷所見，詩人的遊蹤在有條不紊的敘述中一一展現出來。在結構安排上，一方面以濃麗的色彩來點染景物，一方面以清淡的筆觸來抒發情懷，濃淡相間，自然清朗，一種擺脫塵世牢籠完全放鬆的自由感、一種掙開格律束縛追求詩歌原始美的主體精神充溢於字裡行間，似散文，卻又極富詩意。

韓愈不僅以散文的章法結構詩篇，而且還在詩中大量使用長短錯落的散文句法，儘力消融詩與文的界限。五言詩如《符讀書城南》之“乃一龍一豬”，《瀧吏》之“固罪人所徙”，《謝自然詩》之“在紡織耕耘”，《南山詩》之“時天晦大雪”；七言詩如《送區弘南歸》之“嗟我道不能自肥”、“子去矣時若發機”，《陸渾山火》之“溺厥邑囚之崑崙”、“雖欲悔舌不可捫”，都有意拗峭句法，使語勢、節奏滯澀不暢，與傳統五言詩之上二下三型、七言詩之四下三型節奏迥然不同。又如《嗟哉董生行》：

淮水出桐柏山，東馳遙遙，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時，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

不受韻律、節奏、對稱的約束，完全打破了詩歌圓轉流利、和諧對稱的特點，在形式上表現為新穎、生僻、怪奇，散文傾向也更為明顯。

在以文入詩的同時，韓愈還無視古典詩歌重形象、重比興、重趣味的傳統，屢屢在詩中大發議論，直接表述對人生、社會的看法，形成了以議論入詩的特點。《薦士》、《醉贈張秘書》、《汴泗交流贈張僕射》等詩都穿插有議論，其《謝自然詩》“余聞古夏后”以下36句，《贈侯喜》“是時候生與韓子”以下14句幾乎全是議論。這些議論，有的飽含憂怨，語義勁直，下筆不能自己；有的則純屬說教，用哲理取代了形象，讀來枯燥無味。至如有的議論抒情色彩濃厚，且凝鍊簡潔，灑脫率放，足以捱起全詩，自然是不可欠缺的。

韓愈是中唐、也是中國古代非常重要的文學家。一方面他有大量傑出的詩文作品，另一方面他作為文壇 領袖，廣交文友，提攜後進，在他周圍形成了一個文學集團，掀起了有影響的新詩潮。

韓愈今存300餘首詩，最顯著的特點是詩風豪放雄奇。他的詩大都氣魄宏大，氣勢磅礴，改變了大曆以來詩壇上纖巧卑弱的現象。其次，是他有意打破詩歌傳統的表現手法，用奇字、造拗句、押險韻，想象奇崛，意象怪奇，構思奇特，標新立異。表現了一種過去從未曾有過的風格。

韓愈的另一創造是“以文為詩”，就是把過去不曾入詩或不宜入詩的材料和手法引進詩歌。如將散文的某些表現手段、結構方法、語言形式用於詩歌；用散文那樣浩瀚的體制來擴展詩的篇幅；以漢賦那種鋪陳排比來結構詩歌；語言打破勻稱、均衡、和諧、圓潤，使律化的詩歌復古，通篇單行等。這對後世詩歌尤其是宋詩的散文化、議論化有極大影響。

韓愈的代表作有《南山詩》、《陸渾山火》、《山石》、《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聽穎師彈琴》等。

孟郊與韓愈並稱“孟詩韓筆”，作詩以苦吟著稱，多為五言古體。藝術上注重造語鍊字，追求構思的奇特超常。具有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中所說的“鉤章棘句，掏擢胃腎”式的險奇艱澀。

孟郊出身貧寒，遭遇不幸，仕途潦倒，故其詩多寫自身的窮愁孤苦。如組詩《秋懷十五首》、《答友人贈炭》等；難能可貴的是，一些詩不僅反映了中下層文士的艱難境遇和怨懟情緒，還能透過個人的命運反映更廣闊的社會生活，如揭示現實中貧富不均、苦樂懸殊的不平，針砭社會上人際關係中的醜惡現象。如《寒地百姓吟》用鮮明對比的手法，展現了寒地之夜貧苦百姓和富貴之家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深刻揭示了貧苦百姓的沉痛心情和絕望境遇，指責了窮奢極欲的富貴者，情緒激烈悲憤。比喻新穎，想象奇警。

孟郊也有平易之作，如《遊子吟》。詩中以縫衣的細節表達慈母對遊子的愛，樸素自然，親切動人。又用陽光、寸草比喻母與子的關係，意味深長。全詩平易近人，清新流暢，於淳樸素淡中表現了人情的濃厚真淳，故為人傳誦，有“詩隨過海船”之譽。

賈島與孟郊同以苦吟著名，蘇軾說“郊寒島瘦”（《祭柳子玉文》），便是指二人詩多愁苦凄清之境，且詩風孤郁悲涼，凄寒局促。這與他出身平民，屢試不第，性格壓抑、內向有關。多五言詩，現存370餘首中五言就有300首。

賈島詩多表現貧窮愁苦之態、孤寂索寞之情，題材狹窄。作詩多以鑄字鍊句為勝，缺乏完整的構思，故有佳句而少有佳篇。《暮過山村》一首中“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兩句，寫道路辛苦，羈旅愁思，見於言外。也有豪壯之作，如《劍客》：“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示君，誰為不平事？”《尋隱者不遇》一詩如行雲流水，是其中較好的作品。

賈島晚年名氣越來越大，他內心的壓抑不平，行為乖張，都得到晚唐一些詩人的共鳴，而作詩之苦，更為他們所效法。其影響一直及於宋末。

與賈島詩風相近的還有姚合，稱“姚賈”。曾授武功主簿，因稱“姚武功”。多贈別酬唱詩，也有少數作品反映時事民生。善於摹寫荒縣僻邑蕭條冷落的境況，代表作有《武功縣中作》三十首。

李賀是沒落皇室的後裔，自稱“唐諸王孫”、“宗孫”。這樣的出身加上詩名早著，李賀自視甚高，充滿浪漫的理想。然而家族早已敗落，家境頗為貧寒，再加上由於父名“晉肅”，與“進士”諧音，不能參加進士考試，他的理想抱負很快被無情的現實所粉碎，並且比常人更多地體驗到人生的苦澀，精神始終處於極度抑鬱苦悶之中。憂鬱與激憤的情緒，滲透了李賀的大部分詩歌。

李賀今存詩200餘首，皆嘔心而作。從個人命運出發，感受、體驗和對抗自然與社會對人的壓抑，思考人的命運、生死等人生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問題，是李賀詩最重要的內容，詩里表現出一種深沉的生命意識。有時甚至把解脫痛苦的希望寄托在虛無飄渺的神鬼世界，用各種形式來抒發、表現他的追求和苦悶，如《夢天》、《秋來》等。這些詩作每每融入極為濃郁的傷感意緒和幽僻怪誕的個性特徵。

李賀反映政治時事的詩雖不多，但也有作品揭露統治階級的殘暴荒淫，反映民生疾苦。如《金銅仙人辭漢歌》、《浩歌》等揭露和批判了統治者迷信求仙的愚妄；《老夫采玉歌》、《感諷五首》（其一）等，反映了貧富懸殊的社會現實。其中也都不同程度寄託了詩人對現實或自己身世遭遇的感慨。但由於經歷的局限，反映現實不夠深廣。

李賀詩歌色彩濃麗、想象奇詭、情調幽冷、構思獨特，充滿浪漫主義色彩，於中唐詩壇獨樹一幟，人稱“長吉體”。他的詩題材奇異，取材神話傳說、歷史故事，馳騁想象，構造出奇詭迷離的藝術境界。即使是日常生活題材到他筆下也迥出常情。如《李憑箜篌引》熱情讚美李憑彈箜篌的精湛技藝，描繪和渲染了音樂神奇的藝術魅力，充滿浪漫主義色彩，是古典詩歌中描寫音樂的傑作。《雁門太守行》構思新奇，形象豐滿，作者用濃辭麗藻來刻畫緊張悲壯的戰鬥場面，構成色彩斑斕的圖畫，實為此類詩中所少見。《金銅仙人辭漢歌》借金銅仙人遷離長安的歷史故事，抒發漢魏易代盛衰興亡的感慨，並於其中融注了對社會現實和自己身世的感受。詩人想象銅人辭別漢宮時的悲傷情景和凄涼氣氛極為逼真，新奇浪漫。“天若有情天亦老”一句，設想奇偉，是千古傳誦的名句。《老夫采玉歌》題材獨特，想象新奇，富於浪漫色彩，將景物刻畫與心理刻畫緊密結合在一起，也體現了李賀特有的奇崛冷艷的藝術風格。

李賀詩奇崛冷艷、虛荒誕幻的風格，主要體現在他獨特的創造性思維、超越現實迥異常境的想象誇張、大量虛幻意象的營造，奇異峭拔的遣詞造句，以及通感、比喻等修辭手法的創造性運用上。如喜用泣、鬼、寒、死等色彩冷艷凄迷的辭藻。想象雲彩是天河中的流水，因而也能發出流水聲：“天河夜轉漂回星，銀浦流雲學水聲。”（《天上謠》）日像玻璃般明亮，因此也能像玻璃似的敲響：“羲和敲日玻璃聲。”（《秦王飲酒》）

李賀繼承了楚辭的傳統，被稱為“騷之苗裔”，也受到鮑照、李白、韓孟等詩人的影響。與韓愈、孟郊相比，李賀更重視內心世界的挖掘，更注重表現內心的情緒、感覺乃至幻覺，給古典詩歌開闢了一種新的境界。並對晚唐詩風產生了更為直接的影響。但其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內容偏於狹窄，情緒過於低沉，一意追求奇詭險怪，帶來缺少思理的弊病。

從“不平則鳴”到裁物象、覷天巧、補造化，到明確提出雄奇怪異的審美理想，韓孟詩派形成了一套系統的詩歌創作理論。它突破了過於重視人倫道德和溫柔敦厚的傳統詩教，由重詩的社會功能轉向重詩的抒情特質，轉向重創作主體內心的展露和藝術創造力的發揮，這在詩歌理論史上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現象。在反對傳統、銳意創新的路子上，韓愈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也取得了應有的成就。他以宏大的膽氣駕馭詩篇，賦予詩歌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超現實色彩；他雕鏤詞句，尚險求奇，營造出大量他所獨有的險怪意象；他以文入詩、以議論入詩，開一代詩風，這些無不展示出他在中唐詩壇所具有的獨特地位。清人葉燮《原詩》說得好：“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為鼻祖。”事實上，韓愈的“崛起”及其對唐詩的“大變”，不僅在當時影響巨大，而且對後世尤其是宋人的詩歌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當然，破壞傳統的同時也必須建立新的規範，這種規範，韓愈在詩中並非沒有建立，但相比起他的散文來還有欠完備。如用詞造句刻意求新致使語意晦澀，對詩材的不加簡擇導致意象過於醜陋怪誕，大量使用散文化句式和哲理性議論，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詩歌的節奏美、形象美。如此種種，既對後世的詩歌創作造成不良影響，也曾引起後人的議論的指責。對於一位詩壇的改革者和新詩風的開創者來說，這恐怕是難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