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8年

神宗體無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熙寧元年（遼咸雍四年）

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詔改元。

復命武臣同提點刑獄。

丙子，遼主如鴛鴦濼。

丁丑，以旱減天下囚罪一等，杖以下釋之。

辛巳，遼改易州兵馬使為安撫使。

丁亥，命宰臣極言闕失。

遼主獵於炭山。

庚寅，御殿，復膳。

辛卯，遼遣使賑西京饑民。

壬辰，帝幸寺觀祈雨。

參知政事趙概數以老求去，丙申，罷知徐州。概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惡，在官如不能言，然陰以利物者為多，時議比之劉寬、婁師德。

以三司使唐介參知政事。故事，執政坐待漏舍，宰相省閱所進文書，同列不得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事不預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后遂以為常。

丁酉，詔修《英宗實錄》。

壬寅，詔太學增置外捨生百員。初，太學置內捨生二百員，官為給食。至是待次蓋百餘人，諫官以為言，故有是詔。

二月，甲辰朔，遼命元帥府募軍。

辛亥，令諸路每季以雨雪聞。

乙卯，以孔宗願子若蒙為新泰縣主簿，襲封衍聖公。

初，言者交論種諤擅興生事，詔系長安獄。諤乃悉焚當路所與簡牘，置對，無一語罣人，惟自引伏。丙辰，貶諤秩四等，安置隨州。

司馬光進讀《資治通鑒》，至蘇秦約六國從事，帝曰：“蘇秦、張儀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光對曰：“縱橫之術，無益於治。臣所以存其事於書者，欲見當時風俗，專以辯說相高，人君悉國而聽之，此所謂利口覆邦者也。”帝曰：“聞卿進讀，終日忘倦。”

帝謂文彥博等曰：“天下敝事至多，不可不革。”彥博對曰：“譬如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韓絳曰：“為政立事，當有大小先後之序。”帝曰：“大抵威克厥愛，乃能有濟。”

丁卯，遼主巡行北方。

三月，癸酉朔，帝謂文彥博等曰：“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宜共留意節用。”又曰：“漢文身衣弋綈，非徒然也，蓋亦有為為之耳，數十年間，終有成效。以此言之，事不可不勉也。”

庚辰，夏遣薛宗道等來告哀。帝問殺楊定事，宗道言：“殺人者先已執送之矣。”乃賜詔慰之，並諭令上大首領數人姓名，當爵祿之，俟李崇貴至，即行冊禮。及崇貴至，云：“定奉使諒祚，嘗拜稱臣，且許以歸沿邊熟戶，諒祚遺之寶劍、寶鑒及金銀物。”初，定之歸，上其劍、鑒而匿其金銀，言諒祚可刺，帝喜，遂擢知保安。既而夏人失綏州，以為定賣己，故殺之。至是事露，帝薄崇貴等罪而削定官，沒其田宅萬計。

夏亦遣使告哀於遼，遼遣人弔祭。

甲申，遼賑應州饑民。

先是遼禁南京種稻，民病之。乙酉，命除軍行之地，並許民種稻。

丙戌，詔恤刑。

戊子，作太皇太后慶壽宮，皇太后寶慈宮。

庚寅，遼賑朔州饑民。

乙未，詔河北轉運司預計置賑濟饑民。

丁酉，潭州雨毛。

夏，四月，壬寅朔，新判汝州富弼入見，以足疾，許肩輿至殿門。帝特為御內東門小殿見之，令其子紹庭掖以進，且命毋拜。坐語從容至日昃，問以治道。弼知帝銳於有為，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窺測則奸人得以傅會其意。陛下當如天之鑒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先布德澤。願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干戈一起，所系禍福不細。”帝默然良久。又問為治所先，弼曰：“阜安宇內為先。”帝稱善，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弼力辭，赴郡。

乙巳，詔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安石素與韓絳、韓維及呂公著相友善，帝在籓邸，維為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維友王安石之說也。”及為太子庶子，又薦以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至是始造朝入對，帝問為治所先，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矣。”

又問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無大變，粗致太平，以何道也？”安石退而奏書，其略曰：“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偽，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政，止虐刑，廢強橫之籓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為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群臣之義，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為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格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眾，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差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為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為之擇將而久其疆埸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勤憂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伏惟陛下知天助之不可常，知人事之不可急，則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

明日，帝謂安石曰：“昨閱卿奏書，所條眾失，卿必已一一經畫，試為朕詳言施設之方。”安石曰：“遽數之不可盡，願陛下以講學為事，講學既明，則施設之方不言而自喻矣。”

辛亥，同天節，群臣及遼使初上壽於紫宸殿。

禮官議，欲用唐故事，以五月朔請御大慶殿受朝，因上尊號。翰林學士呂公著言：“五月會朝，始於唐德宗，取術數厭勝之說，憲宗以不經罷之。況尊號非古典，不系人主重輕。”陛下方追復三代，何必於陰長之日為非禮之會，受無益之名！”從之。

戊午，回鶻貢於遼。

庚申，呂公著、王安石等言：“故事，侍講者皆賜坐；自乾興以來，講者始立，而侍者皆坐聽。臣等竊謂侍者可使立，而講者當賜坐。”禮官韓維、刁約、胡宗愈言：“宜如天禧舊制，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意。”劉分攵曰：“侍臣講論於前，不可安坐。避席言語，乃古今常禮。君使之坐，所以示人主尊德樂道也；若不命而請則異矣。”龔鼎臣、蘇頌、周孟陽、王汾、韓忠彥皆同分攵議，曰：“乾興以來，侍臣立講，歷仁宗、英宗兩朝，行之且五十年，豈可輕議變更！”帝問曾公亮，公亮曰：“臣侍仁宗書筵亦立。”后安石因講賜留，帝面諭曰：“卿當講日可坐。”安石不敢坐，遂已。

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台劉敞卒。敞學問淵博，寢食坐卧，未嘗不以《六經》自隨。嘗得先秦彝鼎數十，銘識奇奧，皆按而讀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孫以此蒸嘗我。”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就其家以取決焉。歐陽修每於書有疑，折簡來問，敞對使答之，筆不停手，修輒嘆服。慶曆以前，學者守註疏之說，至敞為《七經小傳》，始民諸儒異。后王安石修《經義》，蓋本於敞，而新奇抑又甚矣。

癸亥，以孫覺為右正言、同知諫院。帝與覺言，欲革積弊，覺曰：“弊固不可以不革，革而當，其悔乃亡。”帝稱其知理。

五月，癸酉，帝謂文彥博等曰：“丁渭、王欽若、陳彭年何如人？”彥博等各以所聞對，因言：“當時修建宮殿，皆謂等開之，耗祖宗積儲過半，至今府庫不復充實。”帝曰：“王旦為宰相，不得無過。”韓絳曰：“旦嘗諫，真宗不從；求去位，又弗許。”帝曰：“事有不便，當極論列，豈可以求去塞責？？”

國子監言補試國子監生以九百人為額，從之。

甲戌，募饑民補廂軍。

庚辰，詔兩制及國子監舉諸王宮教授。

丙戌，遼主駐特古里。

戊戌，廢慶成軍。

六月，癸卯，錄唐魏徵、狄仁傑后；從韓琦請也。

丁未，占城來貢。

辛亥，詔：“諸路監司訪尋州縣，興復水利，如能設法勸誘修築塘堰、圩堤，功利有實，當議旌寵。”

壬子，遼西北路雨谷三十里。

乙卯，賜知唐州高賦敕書獎諭。賦在唐五年，比罷，增戶萬一千有奇，闢田三萬餘頃，歲益稅二萬二千有奇，作陂堰四十有四。

是月，河溢恩州烏欄堤，又決冀州棗強埽，北注瀛州之域。

秋，七月，壬申，遼署烏庫德？寽勒部都統軍司。

癸酉，詔：“謀殺已傷，按問，欲舉自首者，從謀殺減二等論。”初，登州奏，有婦阿雲，母服中聘於韋，惡韋醜陋，謀殺韋，傷而不死。及按問，欲舉自首。審刑院、大理寺論死，用違律為婚奏裁，敕貸其死。知登州許遵奏，引律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以謀為所因，當用按問欲舉條減二等；刑部定如審刑、大理。時遵方召判大理，御史台劾遵，而遵不伏，請下兩制議，乃令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同議。安石以謀與殺為二事，光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謀為所由，與殺為二，則故與殺亦可為二邪？”二人議不同，遂各為奏，光議是刑部，安石議是遵。詔從安石議。

乙亥，名秦州新築大甘谷口砦曰甘谷城。初，秦州生戶為諒祚劫而西徙，有空地百里，名篳篥，知州馬仲甫請城而耕之，即大甘谷口砦也。至是特賜名。

丙子，遼主獵於黑嶺。

丁丑，詔：“諸路帥臣、監司及兩制、知雜御史已上，各舉武勇謀略三班使臣二人。”

賜布衣王安國進士及第。安國，安石弟也，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為第一，以母喪不試，廬墓三年。韓絳薦其材行，召試，賜及第，除西京國子教授。

己卯，群臣表上尊號曰奉元憲道文武仁孝，詔不許。及第三表，司馬光入直，因言：“尊號之禮，非先王令典，起於唐武后、中宗之世，遂為故事。先帝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謂國家與契丹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為深恥，於是群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匈奴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於’，不聞文帝復為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號。”帝大悅，手詔答光曰：“非卿，朕不聞此言。”遂終不許。

以觀文殿學士、尚書左丞、知越州陳升之知樞密院事。故事，樞密使與知院事不並置，時文彥博、呂公著既為使，帝以升之三輔政，欲稍異其禮，故特命之。

辛巳，孫覺責授太子中允，仍知諫院。先是陳升之登對，帝面許擢置中樞。而覺相繼登對，帝因與言。“升之宜居宥密；邵亢不才，向欲使守長安，而宰相以為無過。”時升之已有成命，而覺不知，退即上言：“宜使亢知永興，升之為樞密使。”帝以覺為希旨收恩，故責之。覺又言滕甫貪污頗僻，斥其七罪，帝不信，以覺疏示甫，甫謝曰：“陛下無所疑，臣無所愧，足矣。”

壬午，以恩、冀州河決，賜水死家緡錢及下戶粟。

甲申，京師地震。乙酉，又震，大雨。是夜，月食，有司言《明天歷》不效，當改；詔司天更造新曆。

知開封府呂公著上疏曰：“自昔人君遇災者，或恐懼以致福，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之，上下盡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唯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語，則不為邪說所亂。顏淵問為邦，孔子以遠佞人為戒。蓋佞人唯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唯恐不合其義，則其勢易疏。惟先格王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

辛卯，以河朔地大震，命沿邊安撫司及雄州刺史候遼人動息以聞。賜壓死者緡錢。

京師地又震。

壬辰，遣御史中丞滕甫、知制誥吳充安撫河北。時河北地大震，涌沙出水，破城池廬舍，吏民皆幄寢茇舍。甫至，獨卧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飢者，除田稅，察惰吏，修堤防，繕甲兵，督盜賊，北道遂安。

韓琦自永興復請相州以歸。會河北地數震，知梓州何郯因上書言陰盛臣強以譏切琦，又乞召還王陶，以迎合上意，帝薄之。后陶入為三司使，遷翰林學士，中丞呂公著復論“陶賦性傾邪，當韓琦秉政，諂事無所不至；及為中丞，及誣琦以不臣之跡，陷琦以滅族之禍。反覆如此，豈可信任！”乃出陶知蔡州。

癸巳，疏深州溢水。

甲午，減河北囚罪一等。

丁酉，降空名誥敕七十道付河北安撫司，募民入粟。

戊戌，知諫院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飢河決，鬻度牒以佐一時之急。乞自今，宮禁遇聖節，恩賜度牒，並裁損或減半為紫衣，稍去剃度之冗。”從之。

是月，河溢瀛州樂壽埽。

遼南京霖雨，地震。

八月，壬寅，京師地又震。

同知諫院孫覺既降官，累章求出，不許。覺以為去歲有罰金御史，今茲有貶秩諫官，未聞罰金貶秩而猶可居位者也，乃出覺通判越州。

詔京東、西路存恤河北流民。

甲辰，京師地又震。

辛亥，邇英講讀已，召司馬光，問以河北災變，光對曰：“饑饉之歲，金帛無所用，惟食不可一日無耳，宜多漕江、淮之谷以濟之。”帝因論治道，言州縣長吏多不得人，政府不能精擇。光曰：“人不易知，天下三百餘州，責其精擇誠難，但能擇十八路監司，使之擇所部知州而進退之，知州擇所部知縣而進退之，得人多矣。”又問：“諫官難得人，誰可者？”對曰：“凡擇言官，當以三事為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具此三者，誠亦難得。鹽鐵副使呂誨、侍御史吳景，此兩人似堪其選也。”

癸丑，曾公亮等言：“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司馬光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王安石曰：“昔常袞辭堂饌，時議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光曰：“袞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所以不足者，由未得善理財之人耳。”光曰：“善理財之人，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國用足，不過設法以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史遷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論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

乙卯，降空名誥救付河東及鄜延路安撫司，募民入粟實邊。

帝謂創業垂統實自太祖，甲子，詔中書門下：“考太祖之籍，以屬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地而王之，使常從獻於郊廟，世世勿絕。”

乙丑，復行《崇天歷》。

以鹽鐵副使呂誨為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用司馬光言也。

詔：“自今試館職，並用策論，罷詩賦。”

九月，同知太常禮院劉分攵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當自奉其國之祖。太祖傳天下於太宗，繼體之君，皆太祖子孫，不當別為置后。若崇德昭、德芳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褒揚藝祖者至矣。”從之。辛未，涇州觀察使舒國公從式進封安定郡王。從式，德芳之孫也。

初，韓琦自永興入覲，言於帝曰：“推崇太祖之後，令擇一人封王，常從獻於郊廟，不知何故及此？自古主鬯從獻，皆太子事；今忽擇一人令郊廟從獻，豈不疑駭天下視聽乎！”帝悟，遂罷從獻之旨。

丁亥，減后妃、臣僚薦奏推恩。

戊子，莫州地震，有聲如雷。

丁酉，詔三司裁定宗室月料，嫁娶、生日、郊禮給賜。

己亥，遼主駐藉絲淀。

先是王安石講《禮記》，數難記者之非是，帝以為然，冬，十月，壬寅，詔講筵權罷講《禮記》。是日，帝留安石坐，曰：“且欲得卿議論。”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契；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者，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皋、夔、稷、契、傅說之賢，亦將為小人所蔽，卷懷而去耳。”帝曰：“何世無上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為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皋、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

丙午，帝問講讀官富民之術，司馬光言：“富民之本在得人。縣令最為親民，欲知縣令能否，莫若知州，欲知知州能否，莫若轉運使。陛下但能擇轉運使，俾轉運使案知州，知州案縣令，何憂民不富也！”

辛亥，遼曲赦南京徙罪以下囚。以永清、武清、安次、固安、新城、歸義、容城諸縣並遭水災，復一歲租。

乙卯，出奉宸庫珠，付河北買馬。

戊辰，禁銷金服飾。

遼遣使冊李秉常為夏國王。

十一月，癸酉，太白晝見。

丙戌，朝饗太廟，遂齋於郊宮。丁亥，祀天地於圜丘。

先是河溢恩、冀、深、瀛之境，帝憂之，以問近臣司馬光等。都水監丞李立之，請於四州創生堤三百六十七里以御河，而河北都轉運司言當用夫八萬三千餘人，役一月成，今方災傷，願徐之。都水監丞宋昌言，謂今二股河門變移，請迎河港進約，簽入河身，以紓四州水患，遂與屯田都監內侍程昉獻議，開二股以導東流。於是都水監奏：“近歲冀州而下，河道梗溢，致上下埽岸屢危。今棗強抹岸沖奪故道，雖創新堤，終非久計。願相六塔舊口，並二股河導使東流，徐塞北流。”而提舉河渠王亞等謂：“黃、御河一帶北行，經邊界，直入水海，其流深闊，天所以限契丹。議者欲再開二股，漸閉北流，是未嘗睹黃河在界河內東流之利也。”至是詔光及入內副都知張茂則乘傳相度四州生堤，回日兼視六塔、二股利害。甲午，光入辭，因請河陽、晉、絳之任，帝曰：“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卿未可去也。”

乙未，京師及莫州地震。

十二月，壬寅，詔：“自今內批指揮事，俟次日覆奏行下。”

癸卯，瀛州地大震。

庚戌，賜夏國主嗣子秉常詔：“候誓表到日，即遣使封冊，並以綏州給還，所有歲賜，自封冊后，並依舊例。”

辛亥，錄唐段秀實后。

夏遣使貢於遼。

庚申，以判汝州富弼為集禧觀使，詔乘驛赴闕。

辛酉，邵亢罷。亢在樞密逾年，無大補益，帝頗厭之。至是引疾求去，遂出知越州。

是歲，前建昌軍司理參軍德安王韶，詣闕上《平戎策》三篇，其略曰：“國家欲平西賊，莫若先以威令制服河湟；欲服河湟，莫若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族。蓋招撫沿邊諸族，所以威服角氏也；威服角氏，所以脅制河西也。陛下誠能擇通材明敏之士、周知其情者，令往來出入於其間，推忠信以撫之，使其傾心向慕，歡然有歸附之意，但能得大族首領五七人，則其餘小種，皆可驅迫而用之。諸種既失，角氏敢不歸”角氏歸，即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急之可以盪覆其巢穴，緩之可以脅制其心腹，是所以見形於彼而收功在此矣。今瑪爾戩諸族，數款塞而願為中國用者久矣，此其意欲假中國爵命以威其部內耳。而邊臣以棟戩故，莫能為國家通恩意以撫之，棄近援而結遠交，貪虛降而忘實附，使棟戩得市利而邀功於我，非制勝之利也。瑪爾戩諸族皆角氏子孫，各自屯結，其文法所及，遠者不過四五百里，近者二三百里，正可以併合而兼撫之。臣愚以為宜遣人往河州與瑪爾戩計議，令入居武勝軍或渭源城，與漢界相近，輔以漢法。因選官一員有文武材略者，令與瑪爾戩同居，漸以恩信招撫沿邊諸羌，有不從者，令瑪爾戩挾漢家法令以威之。其瞎征、欺巴溫之徒，既有分地，亦宜稍以爵命柔服其心，使慣用漢法，漸同漢俗，在我實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不得與諸羌結連，此制賊之上策也。”初，韶試製科不中，客游陝西，訪采邊事甚悉，故為是書以奏。帝異其言，召問方略，以韶管句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

夏改元乾道。

梁氏聽政

乾道元年（1068）正月秉常繼位時，年僅八歲。其母恭肅章憲皇太後梁氏聽政，總攬朝廷內外一切大權。緊接著梁氏又迅速提拔自己的弟弟梁乙埋，並將朝中大權全部拱手送給了梁乙埋。梁乙埋擔任國相后，立即提拔他的子弟親戚佔據西夏政權的各個要害部門，於是梁氏一家逐漸勢焰熏天，控制了西夏政權。

塔里干之亂

咸雍五年（1068）正月，阻卜部（今蒙古人民共和國境）首領之一塔里干起兵反抗遼朝的殘暴統治，消息傳到遼朝京城后，遼道宗急忙任命晉王耶律仁先為西北路招討使，同時將鷹紐印和佩劍交給耶律仁先，耶律仁先可以憑大印和寶劍先斬後奏。其後遼興宗又任命知殿前都點檢蕭汗魯為行軍都監，率領遼朝大軍深入阻l、部落腹地，討伐塔里干。遼軍迅速推進，俘虜了許多塔里乾的人馬，耶律仁先在行軍過程中，嚴格烽火斥候制度，遇有敵情，則可以迅速得到情報。但由於遼興宗過於輕敵，以為短期內即可克敵制勝，部隊只帶足五個月的糧草，但五個月之後，仍未完全平息塔里干之叛，遼朝軍隊糧草奇缺，大多叛逃回國，行軍都監蕭污魯因調運糧草不濟而被罷免。耶律仁先採用安撫與軍事進攻相輔相成的手段，佔領阻卜部的軍事要衝，遼軍迅速擊敗了阻卜塔里幹部落的叛軍，但塔里干仍不死心，糾集其殘餘勢力前來進攻遼軍，耶律仁先派兵予以迎頭痛擊，再一次擊敗塔里干叛軍。後來，塔里干聯合阻卜部的把里斯和禿沒二酋長，準備與遼軍決一雌雄，把里斯等人率本部人馬到前線增援塔里干，但他們了解到塔里干屢戰屢敗，遼軍攻勢越來越猛的情況后，懾於遼軍的強大勢力，把里斯和禿沒二酋長不戰而降。經過九個月的浴血苦戰，遼軍取得了平叛的勝利。遼軍將投降遼朝的阻卜部酋長全部押解到京師。

阿雲之獄

熙寧元年（1068）正月，登州（今山東蓬萊）婦女阿雲母親去逝后，守喪時間尚未結束，便嫁給當地農民韋阿大。但阿雲嫌韋阿大其貌不揚、醜陋不堪，準備趁夜用刀殺死韋阿大，韋阿大受傷十餘處，被砍去一截手指，但韋阿大並未喪生，阿雲作案後向司法機關投案自首。案件上報審刑院和大理寺后，審刑院和大理寺認為應該按照違反法令結婚的敕令判決這一案件，免除阿雲的死刑。而登州知州許遵則認為應該按照國家的有關法律條文來審理此案，雙方爭執不下，於是將這一案件移交刑部，刑部也同意大理寺和審刑院的意見。但許遵認為用敕令條文加以判決很不合理，於是上書宋神宗，宋神宗下令翰林學士和知制誥出面審理此案，翰林學士王安石和知制誥司馬光開始對案情進行分析，王安石認為許遵的判決是合理的，而司馬光則認為審刑院和刑部的判決是正確的，其後御史中丞滕甫、侍御史錢頡等人上書支持司馬光的意見。王安石執政后，為阿雲之獄專門修改了法律條文。熙寧二年（1069）八月，呂公著上書支持王安石的意見。於是審刑院、大理寺官員齊恢、王師元、蔡冠卿等人上書反駁呂公著。御史中丞呂誨等御史台官員，文彥博等人也上書認為謀殺案不應該考慮坦白自首因素。其後，知雜御史劉述、集賢校理丁諷、審刑院詳議官王師元等人都因不懂法而執法被彈劾，司馬光上書朝廷，竭力為這些官員辯解，才使他們免罷。

韓琦築甘谷城

韓琦派遣李立之到開封府（今河南開封）請求修築甘谷城（今甘肅通渭南）。樞密院官僚認為甘谷城地處秦州（今甘肅天水）熟戶（歸順於宋朝的少數民族）領地之上，假如朝廷在此修築城，今後還得有相應的配套軍事工程，使甘谷城與渭州（今甘肅平涼）連接起來，同時，宋朝還必須添屯大量兵馬，政府很難供給糧餉等等。因而朝廷沒有採納韓琦的建議。李立之回到陝西后，韓琦再一次上書朝廷，堅持要求修築甘谷城。他認為目前西夏所佔有的地區與古代匈奴所佔據的領土相差無幾，宋朝從前放棄了靈州（今寧夏青銅峽東），便失去了砍斷西夏“臂膀”的有利條件。如果在甘谷城修築城堡，可以連通雞川（今甘肅通渭東南）、古渭等城，形成一個防禦西夏的強大體系，並可以阻止西夏吞併古渭寨一帶蕃部的企圖，可以防止蓍部部落如木征、瞎葯、青唐等聯合起來反抗宋朝。因而修築甘谷城是一舉三得的事情。熙寧元年（1068）二月宋神宗採納了韓琦的建議。韓命令秦鳳路副都總管楊文廣（宋初名將楊業之孫）前往修築甘谷城。韓琦還建議朝廷在秦鳳路擦珠谷一帶修一大城堡，修成之後，宋神宗賜名為通渭（甘肅隴西縣東），這樣就將古渭寨與甘谷城連接起來了。

王安石與司馬光論理財

王安石與司馬光在如何理財問題上發生了根本分歧。王安石認為宋代“積貧”的主要原因不在於財政支出過多，而在於生產甚少，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這篇萬言書里詳細闡述了自己的論點。他認為理財的最好辦法就是廣開財源，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從而扭轉政府財政虧空的局面。而司馬光在嘉祐七年（1062）的《論理財疏》中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財方針，他認為自然界所能生產的物質財富一般都保持在一定的數量上，只會因為水旱等自然災害而增產或減產。而政府財政支出過多，冗兵、冗官、冗費等是造成國家財政緊張的直接原因。因而司馬光的理財方針是節流，即節省一切不必要的財政開支。這樣就能解決國家財政危機問題。熙寧元年（1068）九月，王安石與司馬光同時被任命為翰林學士時，司馬光、王硅，王安石三人將《郊賚札子》遞呈給宋神宗，其中談到郊祀之禮時賞賜過濫，耗去了政府大量財產。於是關於理財問題，王安石、司馬光二人又發生了一場爭論。司馬光說：目前國家財政緊張，自然災害頻仍，政府應節省一切不必要的開支（冗費），而節省冗費應該從皇帝身邊的親貴、權臣開始。王安石回答說：本朝版圖遼闊，皇帝在郊祀之禮時賞賜大臣點兒東西算不了什麼，節約這一筆開支也未必能使國家財政富裕起來，況且理財並非當務之急。司馬光又說：本朝從宋真宗未年以來財政發生危機，國用不足，近年以來，財政虧空局面越來越嚴重，節省冗費難道不是當務之急嗎？王安石反駁說：國家財政支出不足，主要原因在於沒有一個善於理財的大臣。司馬光針鋒相對道：善於理財的大臣不過是千方百計地搜刮老百姓的錢財，這樣全國人民只會越來越窮，從而被迫流離失所，然後起而為盜賊，這對國家難道是有利的嗎？王安石回答說：這種人並不是善於理財之人，善於理財者應該不增加老百姓負擔而使國家財政日益富裕。司馬光說：這是漢代桑弘羊欺騙漢武帝的說法，純屬欺人之談，況且天

地所產的財富有一定的數額，這些財富不是儲藏在民間，便是儲藏在國家的倉庫之中，果真如桑弘羊所說，那麼漢武帝末年盜賊公行的現象又當作何解釋呢？難道不是老百姓窮困不堪而起而為盜嗎？這次爭論后不久，王安石升任參知政事，設置制置三司條例司機構，開始了變法運動。變法派所實施的一切措施都遭到了以司馬光為首的一些官僚的反對，司馬光還接二連三地寫信給王安石，大談孔孟之道，攻擊王安石大談理財之事，違背了孔孟之道。王安石對司馬光的詰難進行了有力的反駁，這就是有名的《答司馬諫議書》。上述即是王安石與司馬光在理財問題上的重大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