淥江書院

宋代以前，現株洲全市各個縣城還屬於瘴癧卑濕、榛狉草莽的南蠻之地，先進的中原教化，跌跌撞撞地越過長江后，到達株洲市當時最繁華的醴陵縣城時已成了強弩之末。

自南宋始，小小的醴陵市一口氣興創了九所頗具規模的書院，即使在清初“不許別創書院”的文教控制政策之下，固執的醴陵人還是創建和重修了五所書院。其中，位居西山腳下的淥江書院因以歷史最久、規模最大、教學質量最高、培養出的人才最多，而成為湘東子弟求知究學 的首選之所。

光緒三十年（1904），改淥江書院為淥江高等小學堂，次年再改辦為淥江中學（后改縣立中學）。民國16年秋冬停辦。17年，在中學原址辦縣立鄉村師範,1950 年又改為縣立中學。縣立中學與湘東、遵道兩所私立中學合併為醴陵一中后，原址曾辦過醫院或閑置。1981年，創辦醴陵教師進修學校。1982年，政府撥款維修，我國著名醴籍書法家李鐸為題門額：“淥江書院”。1986年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從福建到潭州訪張栻，經醴陵歸崇安，在淥江書院前學宮講學。

紹熙五年（1194年）朱熹知潭州，再次到淥江書院前身學宮講學。

清乾隆八年（1743年）改建學宮於按察司行署故址。

乾隆十八年（1753年），在城中朱子祠之右，以延續了宋、元、明三代的學宮故地為址，由知縣管樂倡建，首任山長為陳夢元。

乾隆十九年（1754年）知縣楊鸞續修淥江書院。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知縣田彬完繕淥江書院，並將義學田租移淥江書院，復倡士民捐田十二碩三斗八升，作書院學產。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知縣秦克讓為書院捐田九斗五升四合，歲收租谷十六碩二升，擴充學產。

乾隆四十年（1775年）余廷燦掌教淥江書院。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知縣趙貴覽及顧振聲、教諭歐陽契相繼修葺書院。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知縣樊寅捷繼修淥江書院。

清嘉慶初年（1797年）張九鉞在歷官江西南豐、峽江、南昌及廣東始興、保昌、海陽短縣后，到淥江書院主講，寫有《淥江橋望映水芙蓉》等詞。

清道光九年（1829年）知縣陳心炳移建淥江書院於西山宋淳祐年間的西山書院遺址處，舊院概作考棚，新院分三進六齋。

道光十二年（1832年）王繼之來淥江書院主教席。

道光十七年（1837年）左宗棠任淥江書院山長，依朱子小學訂學規八則。

清咸豐六年（1856年）知縣崔斌捐錢四百串，並勸縣紳捐田十九石一斗，為書院山長增薪，解決因修脯太薄而“講席空懸”問題。並崔知縣始詳准，改“上憲薦引”山長為縣官與書院首士聘請。

咸豐十年（1860年）左宗棠率軍出江西援祁門，途經醴陵，與淥江書院諸生談笑甚歡。

清光緒三年（1877年），由文蔚起等主修，劉清蓀等纂輯《淥江書院志》，共六卷。

光緒五年（1879年），知縣連華令設經課，置書藏興賢堂，對生童加強訓詁詞章之學。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教諭陳壽倫倡建宋名臣祠（稱三公祠），祀宋代醴陵名臣楊大異、吳獵、皮龍榮等。因肆業者增多，將靖興寺增為“日新齋”，宋名臣祠內增改“又新齋”。

光緒三十年（1904年），廢科舉，書院改為高等小學堂。

1926年，山洪沖塌西邊齋舍，中學移至狀元洲。

1927年，在西邊齋舍原址上新建教學樓，並辦縣立簡易鄉村師範學校。

1948年，辦中師班，更名為醴陵縣立師範學校。

1951年，學校由廣州軍區接管。

1979年，淥江書院劃歸地方管理。

1980年，創辦教師進修學校。

1984年，經湖南省教委驗收備案，定為湖南省重點教師進修學校。

2004年7月，淥江書院與宋名臣祠、靖興寺交為醴陵市文物管理所管理。

2006年12月8日，醴陵市文物局成立。淥江書院由醴陵市文物局管理。

淥江書院原址在醴陵市青雲山，1167年以及南宋寧宗慶元三年（1197年），理學大師 朱熹兩度踏進淥江書院的院門。明代理學家王守仁明正德元年（1506年）因言事謫貶貴州龍場驛丞，途經湖南，慕名而來淥江書院，瀏覽之餘講講學，盤桓多日，淥江書院因此名聲大噪。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有諸葛之才的左宗棠應邀擔任淥江書院山長（主進，也既院長），培養出一大批人才。

朱熹是理學的掌門人，是中國文化史上僅次於孔子的一代宗師，他的思想代表了那個時代新生的文化力量。曾被人遺棄的文化傳承在歷史的灰燼中復活了，持續到也沒法消磨。按理象淥江書院這樣等級的書院吸引不了他的視線，一來南有紫陽，北有嶽麓，東有白鹿，那些著名書院有更多期待企盼他的目光；二來他還得操持一份泉州同安主薄的吃飯差使。他的西山之行，緣起於他在兩年前訪學南嶽衡山時，打聽到好友張栻徙居衡陽后正講學於潭州的信息。

張栻是當朝宰相張竣之子，也是同朝著名詩人陸遊的文友，雖出身豪門卻一心向學，他是同時代為數不多有著與朱熹相近的學術思想的知名學者，在理學史上有著與朱熹一樣的重要地位。為了這次與張栻的聚會，朱熹足足準備了兩年，最後終於在1167年8月從福建崇安出發，不遠千里朝淥江書院走來！

風雲際會，山嶽生輝，兩位中國學術文化的頂尖人物在淥江書院發生了激烈的學術碰撞。他們把各自最精密、最尖端的學術思考以詰究商問的方式自由地呈現於淥江的講壇之上，使“肅衣冠而至”的淥江學子領略到理學最精髓的學術思想，飽覽大儒們的氣度和風采。

那一年朱熹三十七歲，張栻三十四歲，兩人都處於難以被對手降服的年齡，以至於他們後來不得不移師北上，繼續設壇於嶽麓書院，完成在中國文化史上極富盛名的“朱、張會講”。

人們目送朱熹的背影消失在北上嶽麓的夕陽中，卻日益滋長著對朱子的崇拜和景仰。次年一些醴陵人就捐錢捐糧，在朱熹設壇的地方立起了朱子石像，爾後又以朱子亭以“祠之”，甚至在他們同游南嶽後進入醴陵縣境依依作別的小鎮，人們也為朱熹建亭以示留念，乃有了朱亭 —— 今京廣線上一小站的地名。值得慶幸的是，自宋以後歷朝歷代，即使是救死不暇、炮火喧囂的戰亂年代，淥江書院的師生們都象保護自己的祖宗牌位一樣保護著朱子的石像。這其中躲過了日寇的鐵蹄，也熬過了文革的文化浩劫。

朱、張會講后的第七年，張栻離開潭州成為欽定的抗金將領，但秦檜當道，終無大成；後來他又冒死進諫，指望用理學來鼓動庸腐的皇帝能堅挺起來，但學人最終收穫的只有一片陰冷的哀傷，沒有幾年就去世了，只活了四十七歲。張栻死後十四年即1194年，朱熹出任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使，復聘掌嶽麓書院，淥江書院成了他垂直管理的基層。這時離歷史上的“朱、張會講”已相隔整整二十七年，兩位才華橫溢的青年才俊不見了，只剩下一位滄桑滿懷、慈眉善目的老人。

與上次到淥江書院不同的是，朱熹在淥江書院找到了更多的崇拜者和知音。眼前到處是琅琅的讀書聲和通文理懂教化的士人紳宦，陪侍他身邊左右的兩位學生竟也都是醴陵人。一個是吳獵，一個是黎貴臣。吳獵是湖湘學子中最得朱熹、張栻學術真傳的第一人，“初從張栻學，乾道初，朱熹會栻於潭，獵又親炙之。湖湘之學一出於正，獵實表率之。”（《宋元學案》卷六十九）不久朱熹乾脆把吳獵推為自己在嶽麓書院的繼任人，使吳獵日後成為嶽麓巨子和湖湘文化的奠基者之一。另一位黎君臣，也是“從朱子業，講明道學，士類多宗之”。朱熹特意為他頒發了《委教授置嶽麓書院牒》，囑咐院方特意為黎“置額外生十名，以處四方遊學之士”（《醴陵縣誌》頁八一0 ），甚至朱熹還為他安排了齋舍、几案、床塌等日常用具，可見對黎的器重賞識。

然而這時的理學被朝庭視為偽學，進而升格為“逆黨”，生命的豪氣在滾滾的紅塵濁浪中被耗散和磨滅，在官場遭到小人暗算的老年朱熹，總算從兩位醴陵籍弟子身上找到了幾分慰藉。

朱熹拖著沉重的步履在吳獵、黎貴臣兩位愛徒的攙扶下，於1197年8月的一天，平平仄仄地再一次邁進了淥江書院，時隔30年，不多不少，同樣是8月份！他長久地停留在自己的石像前，酸楚和悲涼不時在他心中涌動：

蒼顏已是十年前，

把鏡回看益悵然，

臨深履薄量無幾，

且將余日付殘篇。

白髮蒼顏的朱子沒有了昔日的激昂慷慨，卻平添許多對塵世的喟嘆悲吟。哼一聲“且將余日付殘篇”，嗆下壇中的淥江書院弟子一行行酸淚來！

五年後，當眾多的淥江書院弟子在政壇中開始揚名立萬時，開醴陵一代文風教化之先的朱熹客死建陽。他把生命的終點選擇在一座更為偏僻的書院。

與朱熹、張栻齊名的呂東萊，他與淥江書院的牽連既讓人有幾分驚愕，也覺幾分滑稽。這位博古通今，反對空談陰陽性命之說，與陸九淵心學相犄角的浙東學派婺學的創始人，在人世只擁有四十四個短暫的春秋，然而他卻把他短促人生中最精華的部分，莫名其妙地奉獻給了淥江書院。

促成呂東萊從千里之外的家鄉浙江金華來到淥江書院的最初動機，僅緣於1167年的第一次朱、張西山會講。他對朱熹心儀已久，而朱熹也評價呂子之學是“足以范俗而垂世”。呂氏為學主張事功，強調經世致用，後來朱熹曾嚴厲地批評過他，但二人關糸並沒有受到影響。作為兩大學派的掌門人，他們之間的學術觀點還存在相當大的分歧，有許多問題需要面對面地進行商榷和討論。事實上，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的對恃也成了中國文化史上最持久、最精彩的部份。於是他們一個北上，一個東來，最後選擇了淥江書院所在地作為會面之所。

原來待東來的呂東萊匆匆趕到淥江書院時，酷暑已過乃是紅葉滿階的秋天了，朱、張的講學也移壇北上，而朱子在淥江書院掀起的理學熱潮已擠兌了浙東學派的位置。於是，進退兩難、氣脹莫明的呂東萊不甘心地在醴陵治北三十里的簡家沖擇址另立書院，取名東萊書院，藉以與自詡正統的淥江書院相抗，用大家還不太習慣的金華話大講他的浙東學說。這樣，代表當時中國最高學術思想的理學和心學的學術對恃在這裡衍化成兩個書院之間的競爭，大家一南一北，各擺各的譜，各傳各的道，一時好不熱鬧。

這一年呂東萊剛好三十歲整，沒有想到東萊書院剛一開張，“醴人士望風景從，爭相親炙”（《醴陵縣誌》頁286）。脫不了干係的呂子只好做上三年僑醴的寓公，一位聲震宇內的文化大師不得不屈就於湘東紅壤松泉中的陋室里，而這時的朱熹早已馳騁於其它書院名門之間，令脫身不得的呂子好不懊惱！後來，淥江書院缺員，憨厚的呂東萊又不得往返於淥江、東萊，苦苦支撐著兩爿講台。

再後來，呂東萊以中間人的身份，於江西上饒鵝湖寺邀約朱熹和陸九淵相會，企圖調和二者日益激烈的關於治學方法的論爭，這也就是中國哲學史上對後世治學產生過重大影響的“鵝湖之會”。兩位擁有無數追隨者且正處盛年的文化大師隔案而坐，在神燈佛火、唄語繚繞中以懇直率真得近乎尖刻的語言在不傷及雙方人格的氛圍中展開了學術交鋒，比陸九淵大九歲的朱熹首先發話：“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陸九淵馬上反擊，認為朱子的“博”“約”觀是舍本逐木，主張“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接著朱熹指責陸學太簡，“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博深沉”，陸卻駁斥朱學太支離，“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競浮沉”。……顯然，當時的論辯異常激烈，兩位大師的對話並沒有拉近雙方的距離，作為調停人的呂東萊最後也只得怏怏而歸，但他從這次論辯中卻獲益匪淺，自此找到了理學的共通之處，並為此耗費了畢生精力。

一代宗師呂東萊就象金庸筆下的“周伯通”，心地善良，功夫高絕，大智若愚，一副童趣十足的救苦救難的菩薩心腸，舉手投足之間洋溢著一派夫子之氣。甚至在他離開

陵后，思念他的人們因他命名的“夫子坡”、“東萊橋”也那麼平常實在，只有還鐫刻在淥江書院頭門的“恩承北闕，道接東萊”的門聯，讀起來是如此的順口和響亮。

“東南三賢”辭世三百年後，另一位曠世大師踏進了淥江書院的大門，他就是陸王心學的集大成者王陽明先生。鵝湖之會後，受到朱熹理學抨擊的陸九淵繼續著他的“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的陸子心學的傳播，但直到經歷了兩個漫長的封建王朝之後，才找到真正的衣缽傳人王陽明，將之發展成中國哲學史上著名的陸王心學，繼續著鵝湖之會沒有完成的爭論。

除了學說上的差異外，首次跨入淥江書院的王陽明還有著與朱子更為複雜凝重的心情。他很不高興！因為在剛剛結束的官場鬥爭中，他被炙火可熱的宦官劉瑾參去了兵部主事，貶為貴州龍場的一個小小的驛丞。這一年是正德二年，即公元1507年，中國正經歷著歷史上少有的幾個宦官專權的黑暗時期。失卻了報效朝廷、施展抱負的機會，也沒有了吒吒風雲、權傾一時的豪情，落魄的王陽明當然沒了好心情。

既然心情不好，王陽明在淥江書院的講學就不免多了幾分肅然而少了幾分平和。他沒有忘記對程朱理學的還擊和清算，把自己反教條、反傳統的學術觀點揉進陸王學說之中。他真的不喜歡朱熹！所以，因朱、張講學和呂氏東來而學風日隆的淥江書院，在他的眼中也只不過是“欲尋興廢跡，荒碣滿蒿萊”了。

操持過大場面的淥江書院也並不看重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的差異，不在乎王陽明對他們心目中的文化偶像的輕視和挖苦，只要你是真正的大學問家，就會贏得淥江書院的尊敬和讚賞。所以在王陽明浙江餘姚的老家，人們恐怕很難尋訪以他的故居了，而遠在千里之遙的醴陵，人們為他修建的陽明祠卻是一個知名度很高的地方。

百里同心、萬民興教的民氣民風，望風景從，爭相親炙的盛況場面，清淑純正、求真務實的學風教化，近代的淥江書院終於合上了嶽麓書院“惟楚有才，於斯為盛”的節奏旋律而名噪湖湘聲聞海內。一座發展成如此規模的書院，理所應當需要一些人品、才學都相當出色的人來掌管和呵護，否則也就太辱沒和可惜了。

於是滿腹經綸、風流倜儻的左宗棠進入了我們的視野。

除朱、張會講之外，左宗棠的到來是淥江書院最值得銘記的又一次重大事件。

左宗棠是中國近代史上少有的幾位傳奇人物。也許有人會說他是支撐清王朝衰而不亡、腐而未朽的人。但是在淥江書院，於斯學風日益昌熾，名碩群相繼起，樣樣都離不了左宗棠的勛勞。

左宗棠掌握淥江書院始於1837年，這時中國漫長的中世紀之旅已走到了盡頭。國勢衰微、民愁遍地，氣數將盡的封建王朝正被“紅毛”的鴉片流毒攪得無片刻安寧。隨“西夷”兵輪鼓浪而來的還有滿艙滿艦的似“奇技淫巧”的“西學”。卓立於這樣一個歷史坐標點上的左宗棠要管理好這樣一塊有著淵深的文化傳統的“名教樂地“，確實需要幾分審時度世、吞吐古今的膽識和才具。

因此左宗棠來到淥江書院的第一件事就是整肅院規和督勉教風學風。他要求學生每人每天都必須作學習筆計，記載當天的功課心得。一到晚上，他便將書院“頭門下鑰”，然後親自逐一檢覽和查閱學生的筆記內容，對疏懶廢學或作虛弄假兩次以上者，即扣除膏火以獎勵勤學苦讀的學生。接著他又以“朱子小學八則”作為院規，即以“灑掃、應對、進退三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為考察學生的準則。把一座書院里的學生知掌得如同自家的孩子一樣，從修身齊家入手，進而達到養中制外、治國平天下的育人目的，算不上教育家的左宗棠卻抓住了教育的實質和根本。

舉人出身的山長左宗棠，依稀地感覺到以文取仕的封侯之想於眼下芸芸學子畢竟是很遙遠很艱難的事，傳統的子史經義也並不是培植英才的路數。因此他到淥江書院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對教學內容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他刪削了子史經義中空疏荒寂的說教，而增另了輿地、兵法和農經等課程，有時他還帶領學生足出書齋登上西山，陟層巒覽山川，指點攻守設伏，演練戰陣后輸。古樸陳陋的淥江學風一下子被左宗棠點化得清風朗朗，生氣勃勃。

年輕的左宗棠以他的人格魅力和精神趣向統馭著古老的淥江書院，而淥江書院的歷練也成了他輝粕軍旅生涯中小範圍的走綵排。揆覽晚清官場，由舉人出身而官至軍機大臣、兩江總督的，僅左宗棠一人。他是晚清為數不多的反殖民侵略的主戰派重臣，也是中國近代在反侵略戰爭中敢於和善於全勝的幾位高級將領之一。如果歷史允許假設的話，近代中國沒有了左宗棠，那幅員遼闊、草美羊肥的新疆還真不知道會被混帳的慈禧糟塌成什麼模樣？那一部中國近代史就真的只剩下一把血淚、一把辛酸。

然而，在左宗棠成就的曠世偉業中也少不了淥江書院的支撐。在他軍帳中運帷佐治的也儘是一些講著醴陵話的淥江書院的弟子，是山長左宗棠把他們調教得個個有犁庭掃穴、揮斥千鈞的兵識和豪氣。日後隨著左宗棠時代的到來，作為左氏嫡系的淥江書院的弟子也迅速地把持了中國許多顯赫的位置。他們中有廣東提督、統帶水師張拔萃，閩浙提督餘明發，山西步兵統帶林傳榜，三品銜分省補用道張雲級……從中隨手拈起一個都是一本長長的傳記。

追蹤活躍在近代中國不同領域最高層面的眾多醴陵人，令人最驚奇的發現是：在淥江書院傳播的範圍內，竟同時擁有難以計數的頂尖人物。

往東至傅家灣，是湖湘學術巨子、南社湘集創始人傅熊湘的老家。再越過幾個山包和幾條小溪即到達了著名愛國將領程潛的故居，往北不出一里，則同時出了國民黨陸軍上將、第八軍軍長張國威和國民黨總統府戰略顧問、國民黨陸軍中將劉詠堯。往南兩華里，則到了著名的劉家灣，這裡就是“護國元勛”、零陵鎮守使、北伐烈士劉建藩和抗日時期任第十集團軍總司令後任福建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劉建緒的出生地，二則同出一門，於家鄉也多施善舉，都有流傳里巷的好名聲。當小溪輾過田疇婉延向西流去，就到了抗日戰爭時期重慶國民政府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諜海梟雄”王芃生（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李霞的原形即其下屬）和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的故里。

在近代中國，還有一個與人才輩出的醴陵比肩齊名的所在，那就是浙江的奉化。奉化是蔣介石的家鄉，在“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的傳統窠臼中，奉化人更多的是獲益於“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平庸升遷的老套路，不似醴陵人憑實力和內涵綽綽有餘地鼓搗著屬於自己的那一片田地。人才難得，大批人才的出現，畢竟要經歷一個漫長的細心培植和痛苦的錘鍊過程，所以任何急功近利或期望直搗龍潭式的浮躁，都不應該是經營教育這一神聖事業的正常心態。閉塞也不是教育的障礙，內引外流，閉塞和開放俱存，有時卻能夠培育出許多典型的正反兩方面的人物。這不能不說是神聖事業的神秘所致，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正題反做。

淥江書院分為三進，設有頭門、講堂、內廳、東三齋和西三齋，佔地近7000平方米，院內的規模比較大。

淥江書院是以講堂為中心的中軸對稱結構，分為東邊三個齋舍和西邊三個齋舍。只有東邊的三個齋舍，西邊的三個齋舍在民國1926年時山洪暴發被洪水沖毀掉，在1927年建成了我們看到的這棟民國建築，當時就是書院改制后的縣立中學教學樓。

淥江書院設講堂、內廳、齋堂和考棚。院前有千年古樟。古樟下刻有明王守仁在醴之詩：“老樹千年惟鶴住，深潭百尺有龍蟠。僧居卻在雲深處，別作人間境界看。”右下方有洗心泉，清澈見底，水味甘甜，可消暑氣。左前有宋名臣祠、靖興寺，可通淥江書院。書院左側有考棚一字排開，考棚前院有于右任書“寧太一紀念碑”(碑原立於太一墓旁，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遭破壞，由教師進修學校找回，暫立於此)

解讀淥江書院周圍，不該忽略的還有其所在地西山的墓和碑。

按時間順序，首先應該提及的當然是卧伏於西山半腰的紅拂墓。

徠據說隋朝末年宰相楊素府中來了一名下級軍官，被昏官楊素奚落棄用，而站在楊素身後手執紅拂的小丫環對眼前的小夥子則情有獨鍾，乃連夜潛出宰相府直奔小夥子的住處，並以身相許，願侍公子終身。於是二人趁月黑摸出城來，投奔了太原的反將李世民。原來這位小夥子就是唐史上赫赫有名的開國大臣、官拜衛國公的李靖，而那位手執紅拂的女孩就是稗觀野史中記載的著名的“慧眼”紅拂。

唐朝初立，李靖南征，紅拂隨侍左右，不料途徑醴陵時染痾不起，軍旅倥傯的李靖只得將她草葬於淥江書院所在的西山。

“一雙慧眼風塵外，三尺荒墳夕照間”。不幸的紅拂沒能與自己慧眼相識的英雄偕老終生，而有幸的淥江書院周圍卻接納了一位世間奇女。

淥江書院所在的西山畢竟是紅拂的異鄉，慧眼識才的典故也多少帶有人文雕飾和清客附會的痕迹，但接下來要涉及的被西山攬身入懷的幾個歷史人物都是歷史的真實。

寧調元回到西山的懷抱是在他離開西山後的第十年。十年前從淥江書院走出的熱血英才，而今回來的卻是一腔血肉模糊的忠骨。

在眾多的西山墓冢中，寧調元墓無疑是西山的驕傲。他畢生從事反帝反清反袁，五遭緝捕，兩入監牢；他是近代中國著名的啟蒙雜誌《洞庭波》和革命文學團體南社的創辦者之一，他的“鍾儀操南音，不忘本也”的名言，成了南社一千多知識分子遵從的圭臬，他的作品也啟迪了一代青年學子的愛國情懷。十年中三分之一的牢獄生活，使他成了中國近代名動一時的“囚徒詩人和革命家”。

年僅三十歲的年輕革命家在封建專制滴血的屠刀前是何等的襟懷和坦然。據說他忠骨歸山的那天，人們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整個醴陵城內萬人空巷，縞素滿山。後來他的生前好友吳敬恆、蔡元培、章太炎、張繼等人聯袂來到西山，舉行了盛大的憑弔活動。不久，台灣地區行政機構負責人于右任又親自為他題寫了碑銘，移置於淥江書院內，成為淥江書院殘存的幾件文物之一。

登上淥江書院所在的西山山頂，拔開一堆荊棘枯草，映入眼帘的是由程潛題寫的半爿墓牌和一堆殘土。這將墓廬設置在西山峰頂而又被現實的枯草湮沒的就是傅熊湘的墓了。

這位傳世達幾千萬言著述，為中國近代新聞學、目錄學、文字學和方誌學的創設都立下了奠基之功的湖湘學術巨子，早年奔波於上海、武漢、長沙，先後創辦了《洞庭波》、《競業旬報》、《大漢報》、《湖南月報》、《長沙晚報》等十幾份反帝反清的報紙，後來又主持過上海公學、淥江書院、江西萍鄉中學、長沙明德學堂諸校。在救亡和革命壓倒一切的動蕩年代，他一心一意頑強地做著驅愚啟智、揭櫫文字的啟蒙工作，培養了諸如戲劇學家陳翰笙、中國第一位外交史專家劉彥、教育學家劉佛年、史學家黎澍以及程潛、左權、李立三等一大批名揚海外的著名人物。“天下英雄君與我，文章知已友兼師”（胡適《四十年自述》），十五歲的胡適也是在恩師傅熊湘的啟迪下走上了成才之道。

然而，盛年的激流勇進和學術上的大放異彩卻被他生命中最後幾年的迷惘所遮蓋。在他死後的第三十五年，他成了反對革命的反面教材。中國知識分子的際遇就是哪么的特別，人死了就不一定表明他的對手不在了。

曾有醴陵人多次提議有關方面能斥資修葺傅熊湘墓，並能設法找到拆走的另一爿墓碑，他們的理由很簡單：整個中國近代，醴陵湧現的敵對兩方面的軍事將才太多太多，而真正稱得上某一地域文化巨子的人卻太少太少。既然醴陵的先輩能把西山最高的地塊留給傅熊湘，有靈性的淥江書院也並未厭棄自己有過過失的孩子，那麼，當今的我們也就不該有讓其殘破荒涼的理由，傅熊湘也不應該是被枯草荊棘湮沒的人物！

在西山的東北側聳起了一座巍巍的紀念碑，它使步履匆匆的當代醴陵人無不為之止步注目。假如有不明就裡的人招手詢問，回答者一定會給你擲下響噹噹的五個字：左權紀念碑！硬朗的語氣中分明透出幾分傲氣和對無知者的嗔怪。

左權無論是畢業於淥江書院、講武學堂、黃埔軍校，還是遠赴蘇聯中山大學，優龍芝軍事學院深造，他始終是一名最最勤奮的學生。他是鄧小平、劉伯承最值得敬重的同學和良師益友，鄧小平回憶他“在軍事、政治考試中，常能旁徵博引，闡其旨趣”。劉伯承則謙遜地稱“俄文請教左權同志”。他的同鄉戰友楊得志覺得“他說歷史，能說上幾個朝代；說天文，他也能講一套日月星辰；講戰術，自然更是內行”。因此他成了朱德眼中“中國軍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周恩來筆下“一個有理論修養，同時有實踐經驗的軍事家。”

回顧中國工農紅軍的艱難創建，中國游擊戰爭一整套戰略戰術原則的制訂、完善和發展，樣樣都有左權浸漬的斑斑血汗和深邃智慧的凝聚。

然而，蒼天忌才，後來他以八路軍副總參謀長的身份率部勇斗十倍於我之日寇於清漳河邊，最後以身殉國，一些嚴肅認真的史學工作者才向世人揭示了左權犧牲前後的處境和生存狀態。令人無法想象的是，他直至犧牲時還是一個背著留黨察看處分有著“分裂身份”的“嫌疑分子”。在突圍的過程中，他放棄了至少是兩個可以合理生還的機會，面對劈頂的炮彈，他甚至連彎腰的自我保護動作也沒有，硝煙過後，他的身影消失了。作為一名高級指揮員，他的犧牲本是可以完全避免的，之所以放棄一切求生的機會，是為了用生命證實他的忠誠。“捨生取義，盡忠職守”成了當時人們的一種公識。

如此優秀的英雄兒女，他回歸淥江書院的英靈，無疑給淥江書院乃至西山，增添了頂天立地、橫江攬海的豪氣。

其實一座人文化了的淥江書院是一本難以掀開的史書，足夠讓人們去審度和消受。雄沉厚重的氣格，穩健大度的神韻，含蓄多情的靈性，那一點都是人格化了的蒼凝和人文的化身，只是現實功利物慾的愴惶和誑誘泯沒了人們的理性和良知，因此，富有的淥江書院也如同一個需要苦苦掙扎的民族一樣閱盡滄桑。

淥江書院在近數十年則是躲災多難，在那場文化浩劫中，張栻、王陽明、左宗棠的畫像被付之一炬，後來乾脆把書院給了一家工廠作為廠房倉庫，直到七九年春鄧小平親自批示，才得以收回重修。還好，朱子的畫像還佔有一壁；其次是寧調元的墓碑，因為是潛逃台灣的于右任所題，所以得砸為兩段，不厭其煩地磨去石碑上的碑銘；下一個是客死他鄉的落泊文人傅熊湘墓，乾脆撬定墓碑，首先用於壘砌豬欄，“大力發展養豬事業”，然後用來鋪路搭橋，最後其中的半爿也不知所終；輪到紅拂墓就沒那麼倖免了，無知的盜墓賊將它轟開了一大窟窿，丟下一攤殘渣余土后空手而遁，他們哪裡知道傳說中的紅拂怎麼會有什麼隨葬之物呢？

最值得痛恨的是，有人竟在左權紀念碑的正下方也留下了“×××到此一游”的文字垃圾。

“人文淵藪”的琅琅書聲和爭相親炙的究學場面不見了，代之以官場的寒暄，小人的哄鬧。人格精神的塑造有時會是多麼的蒼白和無能。

殘酷冷漠的歷史舞台可以任英雄們盡情地馳騁，典籍上也不吝惜記敘他們的文墨，而現實的功利物慾卻容不下他們的靈魂？中國的土地也實在是大！可以任其荒蕪，可以淪為戰場，也可以用於豪宅，但就是容不下英雄們用於蔽身的一方泥土，一方僅似於牌桌大小的泥土。

悠長歲月的磨礪和煎熬接成的怎麼會是令人痛心疾首的悲哀，播衍翻騰的歷史文明怎麼就消蝕和化解不了人性人格化了的一卧小山？

眼前的西山已暮色四合，凄迷繚繞，學者大師們的賢明仁厚和為文化人格殉道的精神將浮躁的自我映照得蒼白難堪，古樸的西山在哄鬧和蠶食中潛伏，迴旋的暮鴉和蒼涼的船歌仍舊陪伴著不倦的淥江。那條因無數學人踩踏而堅實的路基變成了通向政府辦公大樓的冷漠的水泥大道，辦公大樓及附屬的豪華賓館擠在西山的腹地，彷彿要佔盡西山的風光，將文化歷史亘古的寂涼引向新的寂涼。人們的耳畔彷彿又回蕩著雜亂的棒槌聲響。然而，棒槌聲在叩擊著河岸，卻分明是在撞擊著西山和淥江書院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