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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成龍

弋陽籍革命烈士

周成龍(1908—1939) 江西弋陽縣人。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團弋陽縣委書記、閩浙贛省委常委、閩浙贛省工農檢查部部長等職。1934年,與柳真吾等同赴浮梁農村,開闢皖贛邊新蘇區,任皖贛邊軍分區司令員。1935年任中共江南特委書記。1939年在延安犧牲。

人物簡介


歷任團弋陽縣委書記、閩浙贛省委常委、閩浙贛省工農檢查部部長等職。1934年,與柳真吾等同赴浮梁農村,開闢皖贛邊新蘇區,任皖贛邊軍分區司令員。1935年任中共江南特委書記。

人物事迹


周成龍,1908年農曆三月十四日生於江西省弋陽縣中畈鄉碓前村一個普通農民家庭。他幼年在鄉村私塾讀了幾年書。1929年投身於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同年任鄉團支部書記,並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擔任弋陽縣團支部書記;后輾轉於弋(陽)德(興)樂(平)萬(年)等縣開展革命活動。1933年調任共青團閩浙贛省委常委,先後任省蘇維埃工農檢查部長,少共國際團司令員。
1934年3月,方誌敏多次派出得力幹部和一定數量紅軍部隊開闢贛北、皖南新蘇區。周成龍化名邱戰一,和蘇維埃文化部部長柳真吾以及匡龍海、王豐慶率領的一支紅軍游擊大隊受閩浙贛省委的派遣,來到浮梁開闢根據地,組建了贛北特委。同年4月,周成龍和贛北特委出色地組織了以浮梁小源為中心的、波及贛北浮梁、鄱陽、彭澤和皖南東流、至德、祁門一帶2000多農民的武裝暴動。紅軍大隊隨即在農民游擊隊的配合下,消滅了敵人一個警衛連,從而開闢了皖贛邊新蘇區。1934年7月,贛北特委改為皖贛特委,並成立了皖贛軍分區,周成龍便擔任軍分區司令員。
1934年12月,方誌敏率由紅七軍團和紅十軍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隊向皖南出擊。國民黨反動派便乘機調集大批部隊對閩浙贛根據地進行前所未有的大“清剿”,聲稱“踏平蘇區”。敵人對皖贛邊蘇維埃進攻的主要目標就是當時的特委所在地——至德縣大板。
12月下旬,敵人乘皖贛紅軍獨立師和秋浦縣八中隊的武裝攻打黃土嶺之際,調集第四十九師、第五十五師、新編第七旅等兵力“進剿”蘇區,層層包圍大板。周成龍率領當地農民團開展英勇殊死的保衛戰。在這危急關頭,匡龍海率獨立師從黃土嶺回救大板,經過七天七夜的浴血奮戰,終因彈盡糧絕而失利撤退。周成龍和柳真吾、匡龍海率領剩下的隊伍突出重圍,後轉移到郭公山。
1935年初,柳真吾帶領一批同志轉移到都(昌)湖(口)鄱(陽)彭(澤)邊境繼續領導革命鬥爭,而周成龍和匡龍海、王豐慶等便率領部隊輾轉於皖贛崇山峻岭堅持鬥爭,同時積極尋找黨組織。不久,周成龍等同抗日先遣隊留下來堅持當地鬥爭的江夭輝於婺源莒君山會合在一起,接著他們又與堅持在當地進行秘密活動的歐陽斌、黃天貴、余文光、倪南山等取得了聯繫。
2月上旬,周成龍、匡龍海率領皖贛獨立師在至德、姚黃分別打姚成貴、黃光美兩個大土豪,剷除了姚黃一帶的反革命勢力,深得當地群眾的擁護,並在此立下腳跟。周成龍等則積極為創建高山根據地而緊張地進行準備,他們積極串聯發展黨員,先後在黃村、姚村、青峰嶺等地建立基層黨組織。接著,周成龍在姚黃謝貴林家主持召開了祁門、秋浦、貴池、東流四縣30餘人的黨員骨幹會議,決定成立祁貴秋中心縣委和恢復貴秋東中心縣委。4月,周成龍同活躍於高山地區堅持鬥爭的各路武裝力量的負責人在高山石門洪家舉行會議,商議在高山地區創建和發展根據地。6月,閩浙贛省委保衛局長滕國榮來到高山根據地協助成立了中共江南特區委員會,大家一致推選周成龍為書記,王豐慶擔任組織部長兼軍事部長,黃天貴為宣傳部長,余文光為白區工作部長。為了適應鬥爭的需要,特委對地方組織進行了調整,取消了貴秋東和祁貴秋中心縣委,成立了貴秋、貴東、貴祁三個縣委會。接著特委又統一了軍事指揮,將活動在皖贛邊區的長江游擊大隊、皖贛游擊大隊,皖贛紅軍獨立師部分人員570多名,整編為江南紅軍獨立團,由楊艷溪任團長,王慶豐任政委,楊春標任參謀長。1935年9月12日(農曆八月十五日),在周成龍和特委縣委的精心組織下,在江南紅軍獨立團的配合下,貴秋東地區舉行第三次大暴動——中秋大暴動。高山、黃龍坑、洪家堰、北山歐縱橫七八里地區的農民迅速推翻了當地的反動政權,解除了反動武裝。隨著暴動的勝利,各級農民政權相繼建立。
在周成龍和江南特委的正確領導下,群眾革命情緒迅速高漲。特區內青年團、婦女會、兒童團、互濟會、貧農團等群眾組織相繼恢復了活動,高山根據地日益興旺。
高山革命根據地是主力紅軍長征以後,敵人進行瘋狂“清剿”的嚴峻歲月里艱苦創建的。敵人對根據地的摧毀和蘇區人民奮起保衛它的鬥爭一直沒有停止過。周成龍運用原贛東北反“清剿”的經驗開展武裝鬥爭,注意結合當地實際,率領江面獨立團粉碎了敵人一次次猖狂的進攻。其中由周成龍親自指揮和參加的金塔伏擊戰便是當時很有影響的出色戰例。
早在1935年,國民黨軍已在高山根據地周圍的重要村鎮、山頭、路口修築了碉堡工事,力圖形成包圍圈。特委採用積極防禦的方針,經常派主力紅軍由王豐慶、楊艷溪帶到外線作戰。狡猾的敵人常乘機深入根據地騷擾,並迅速在高山的腹地金塔修築了碉堡工事。金塔離特委機關所在地蓮花庵只有一里多路。敵人妄想在四周包圍的情況下來個中間突破,打中要害,一舉摧毀根據地。
面對敵人的“清剿”,根據地內軍民紛紛向特委請戰,要求搗毀敵人的碉堡,誓死保衛根據地。這時,周成龍和特委其他同志認真分析了敵我雙方的情況,指出紅軍主力外出,根據地內的武裝力量不足,而且槍支彈藥奇缺,如冒險出去打攻擊戰摧毀碉堡,是十分困難的;另外,根據地內的敵人雖然凶頑,但也有其弱點:由於它深入根據地,給養困難,彈藥糧食都得派人從莘田街運來。鑒於以上情況,周成龍和特委決定:避實就虛,抓住敵人弱點與其周旋,伺機打擊敵人,待紅軍主力回師,再拔掉這顆“釘子”。
按照部署,特委派出部分同志配合貴北、貴東兩縣游擊隊百餘人,帶著鳥槍土銃,鞭炮和紅旗在據點對面山頭佯攻。周成龍、黃天貴等特委領導率紅軍四五十人,埋伏在金塔以西約三里路的山頭上,準備伏擊莘田來敵。
這是9月中旬的一天,下午2時許,莘田之敵30多人,挑著米、面、子彈匆匆向金塔而來。等敵全部進入包圍圈后,周成龍一聲令下,紅軍居高臨下突然發起猛攻。敵人受到這突如其來的伏擊,頓時暈頭轉向亂成一團,有的想前奔金塔據點,有的欲奪路逃回莘田。這場伏擊在周成龍的親自指揮下,左右夾攻,前後只花了半個多小時就結束了戰鬥。斃敵20多人,俘虜九名,繳槍20餘支,並獲糧食、子彈等戰利品,而紅軍竟無一傷亡。
金塔據點之敵在我佯攻之下,疑惑不定,本欲迎戰,而當得知莘田之援遭劫,還以為紅軍主力已回根據地,便嚇得緊縮守據點不敢衝出一步。直到天黑,連夜偷偷地全部撤退,僅留一個空空的“烏龜殼”。
周成龍領導的特委,在紅軍主力出戰不利情況下,緊緊依靠根據地軍民,出奇制勝,化險為夷,趕走金塔頑敵,在當地傳為佳話。此舉大大振奮了根據地人民對敵鬥爭的精神。
自江南特委機關遷到馬塢施以後,敵人的攻擊目標又集中到這裡。1935年11月,江南獨立團在王豐慶的指揮下與安徽保衛團接火,並與之開展了來往數回合的拉鋸戰。到12月底,敵人又重新部署進攻。特委針對這一情況,決定集中獨立團兵力,在貴田源坑附近集中挖築工事,伺機伏擊來犯之敵。但由於率領隊伍的個別領導未能執行特委命令,致使戰鬥失利,而且損失慘重,馬塢施被敵佔領。在此緊急關頭,周成龍和王豐慶親自率領隊伍,掩護特委機關衝出重圍。從此特委機關再次轉移高山石門口。
還未等高山根據地軍民有喘氣的機會,敵人又派重兵分進合擊,步步為營,妄想將退守在高山的江南特委和部分軍民緊緊包圍,然後加以消滅。周成龍和特委同志率領一部分紅軍,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左衝右突,堅持一個多月的高山保衛戰。
烈火煉真金,危難見精神,周成龍在長期失去與上級聯繫的情況下,肩上的擔子更重了。他帶著幾十名戰士輾轉於高山,與敵周旋。每次戰鬥,他都出色地指揮戰士們進退轉移。為了及時摸清敵情,他常常是把大家安排好隱蔽處休息,而自己帶兩三個戰士親自偵察。他處事格外警惕、謹慎,十分珍惜為數不多的兵力,決不肯盲目硬拼。在那觸目驚心的危境中,周成龍贏得了戰士們高度信賴和由衷的讚頌,不少戰士說:“周成龍分析能力真強!他算到敵人大約何時要搜山,要搜哪座山,並會安排我們到什麼地方,用什麼方法隱蔽。跟著他保險……”真的,自高山保衛戰開始以來,周成龍沒有睡過一個安穩覺,儘管他眼睛熬紅了,身體磨瘦了,可跟著他轉的一部分紅軍幾乎沒受損失。
在日益頻繁的高山保衛戰中,整個紅軍的兵員、槍彈、糧食等都消耗嚴重。到後來每個戰士每次只能領三五發子彈,而且常常忍飢挨餓投入戰鬥。周圍不少村莊被敵人縱火焚毀,大批革命群眾遭殺害,情況愈來愈嚴重。面對如此的嚴酷的鬥爭現實,周成龍和特委的同志在石門口對面山坡上召開了縣以上的幹部會議。
他在會上向大家分析了當時的形勢,通過討論,特委作出了幾項有關精減機構,化整為零,分頭行動,伺機突圍的決定;並研究了今後轉移方向,堅持秘密活動,爭取與外地鬥爭聯絡的行動計劃。
按照會議決定,周成龍和特區蘇維埃主席歐陽斌率領保衛隊十幾名戰士在東塢溪坡、老山陳一帶活動。
1936年3月,周成龍和歐陽斌率領的保衛隊在一次戰鬥中被衝散。他倆及保衛隊的幾名骨幹先後曾轉移至涇縣地區赤灘。但由於涇縣地區的黨組織也遭破壞,周成龍未能與組織接上關係。於是,他把身邊的同志安排妥,決定隻身去尋找黨組織。此後他常逗留安慶,輾轉南昌、武漢到處打聽黨組織,尋找自己的同志。
1937年10月,周成龍在鄭州車站列車上幸遇汪金祥。他倆同鄉,是贛東北革命鬥爭時期的好戰友。久別重逢,異鄉遇知音,他倆欣喜萬分。原來汪金祥也正是赴延安黨中央聯繫工作,於是周成龍便隨汪同行先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接頭,後由辦事處安排乘車赴延安。
周成龍在延安與中央組織部聯繫上后,便將自己的革命鬥爭經歷,連同自己在保衛根據地的鬥爭中與同志們失散,與黨組織一度推失去聯繫等情況都一一向中央作了詳細彙報。
不久,周成龍經中央組織部介紹,進延安中央黨校,並與汪金祥、方誌純等贛東北革命鬥爭時期的老戰友同編在13班學習。1938年春,他們相繼離校投入新的革命工作。
當方誌純於1946年重返延安,向中央有關部門打聽周成龍下落時,才得知他已被康生等人錯殺。據查考,時間為1939年。90年代初,方誌純回憶起周成龍的冤死,還深有感觸地說:“周成龍是個好同志,他的錯殺是很可惜的,要追認他為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