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食家

資本家朱自冶出租房屋為生，收入很多，一應事務又有經紀人代為辦理，所以每天唯一的事情就是想辦法吃、喝、消遣。他不僅吃得又精又細，而且能把吃食講得頭頭是道。中學生高小庭和媽媽是朱自冶的遠親，寄住朱家，不交房錢，朱自冶便讓高小庭課餘時間給他當跑街的、採買各處的風味小吃。高小庭在學校學到了革命道理，對朱自冶的寄生蟲生活忿忿不平。1948年冬天，高小庭投奔革命到解放區，沒想到解放后被分配回蘇州干商業工作。解放后，朱自冶仍然有錢，繼續著每天進飯館、上茶樓的生活。因為他不抽不賭不嫖，沒幹過壞事，鎮反鎮不到他頭上，他反說共產黨把天下治得太平了，可以放心吃喝了。高小庭心裡有氣，成功說服朱自冶的車夫阿二別再給資產階級寄生蟲當“牛馬”。朱自冶沒有車坐了，自然對高小庭懷恨在心。高小庭暗暗得意，認為自己使朱自冶學會了自食其力。後來組織分配高小庭去一家名菜館當經理，他決心不再為資產階級寄生蟲服務，而要為人民大眾服務，於是把名菜館“改造”成大飯鋪。受其影響，其他名菜館也開始敷衍了事。朱自冶及其“食友”們無處可吃，丟了魂一樣蔫頭蔫腦。朱自冶為了吃上好菜而去舊政客的姨太太孔碧霞結婚。高小庭的改革造成飯店飯菜質量低劣也引起了許多幹部、工人的不滿，連老戰友也責備他他毀滅了蘇州的飲食文化。60年代初國家陷於貧困，飢餓威脅著每個人，朱自冶和高小庭一起偷偷去碼頭拉大南瓜。拉南瓜的時候餓得皮包骨頭的朱自冶沉浸在對曾經享用過的美味的回憶里，居然在幻想中創造了一道名菜“南瓜盅”。到了“文革”，高小庭和朱自冶一個是走資派，一個是寄生蟲，都成了批判對象，高小庭還被趕出蘇州下放到農村。“文革”后落實政策，高小庭仍回蘇州那家菜館當經理。隨著經濟的繁榮，人們對吃的要求越來越高。高小庭的思想也解放了，又把大飯鋪恢復成名菜館。朱自冶則搖身一變成為“美食家”，有好事者還藉此機會成立烹飪學會，讓他擔任會長。在烹飪學會的成立宴上，高小庭百感交集、五味雜陳。

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個性探尋的時代，文學在試圖找回個性的同時也試圖找回久已失落的人性。小說中“人”的探討脫離了類似“社會主義新人”的政治樊籬，開始關注普遍的人性。這種探尋的表現之一是民間審美理想的多元回歸，出現了以馮驥才、鄧友梅、陸文夫為代表的“市井小說”。市井小說具有“文化化”和“風俗化”的特點。作家著眼於文化的反思和審視，不再以階級鬥爭的眼光觀察人物，不再寫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而著重寫人的環境的變異性、複雜性，寫世界的“集體無意識”文化積澱以及對人的影響，把人放到社會現實、文化氛圍以及自然環境的種種複合關係中加以刻畫，透過個體活動來揭示群體社會的文化心理，也通過這種文化氛圍的營造來塑造生動、真實、可信與富有歷史感、文化感的人物形象。作者描摹民俗風情、市井人物，吸取通俗小說的表現方法、結構方式，作品呈現出通俗化審美取向，表現民族的審美趣味和人物的文化品格，進而深入透視民族的靈魂。其中，陸文夫通過典雅的園林、幽深的小巷、蘇式的飲食、吳儂軟語、評彈說唱，表現出蘇州享樂性城市的文化格調，形成了獨特的“糖醋現實主義”和“小巷文學”特色，中篇小說《美食家》即是他在80年代的代表作品之一。

朱自冶是一個“奧勃特洛莫夫”式的人物。對他來說，思考的腦、勞動的手、跋涉的腳下均可退化，但只要留一張嘴，品盡美味佳肴。他是資本家，卻不是青面獠牙之鬼；他是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寄生蟲。他在長年的寄生蟲般的生活中積累下豐富的經驗，然而這一切均與為人民服務風馬牛不相及。他的美食理論主要用來滿足口腹之慾。他不懂經營，沒有技術，雖然是個房屋資本家，但連自家有多少房屋，坐落在哪裡，都是稀里糊塗。他人生的最高理想也就在於吃，其專長也在於吃，以吃為業，嗜吃成精。他不注重修飾衣著，不好美色，所行所思的惟一目標，就是怎樣獲得美食之福。因了這種“理想”的支撐，他不睡懶覺，為的是趕上朱鴻興的頭湯麵，進澡堂也是為了消化食物以便享受下一次的美食。後來他與孔碧霞的結合，對於“美食”的追求是一個重要因素。解放后，社會安定，人民生活有了改善，他的吃客生涯沒有受到影響，在愜意悠閑的生活中也由衷地擁護新社會。困難時期，他以“溫習”過去所吃的名菜，在家中享受其人生的福分，雖然在現實中他卑瑣又惶然地向人討幾隻果腹的南瓜。文革時期，為了一時苟安不顧及夫妻情義。在改革的浪潮中，他又一躍而起，成了“美食家”，雖然根本不會下廚，被妻子評價為“宜興的夜壺，獨出一張嘴”，卻當了烹飪學會會長，在新形勢下“乘湯下麵”，扶搖直上，撈取利益。這是一個既令人反感又令人神往，既庸俗齷齪而又光彩奪目的藝術典型。

窮學生高小庭是朱自冶的遠親，在父親謝世后，全家搬進朱宅，做朱自冶的守門人，同時高母幫助朱自冶料理家務，高小庭放學后也替朱自冶跑腿兒，從而成為朱自冶家不交房錢的房客。對朱自冶等所體現的舊蘇州存在的污垢，學過一些革命道理的高小庭有著強烈的憎惡，決心用血洗盡這污垢而投入革命。然而當他重回蘇州，卻犯了簡單化的錯誤，將奢糜的生活與古老的傳統都當作革命的對象。發表“反吃喝宣言”，實行飯店“大眾化”，卻導致了單調、貧乏、粗糙的結果。後來在認識到自己的失誤時，意識到自己“只知道忘記了過去就等於背叛，卻不知道忘記了變化也背叛差不多的，同樣的違反了人民的心意”。高小庭還犯了“左傾幼稚病”和實用主義的用人方法，為了推行自己的措施重用了包坤年，“文革”間卻被其打得半死，並且包坤年將高小庭當年的改革“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但是，他從失誤、挫折中不斷吸取教訓，終於成熟起來。

《美食家》不是所謂重大題材或反映歷史鬥爭的宏篇巨制，但人們卻可以聽到歷史的足音，深切地感受到歷史發展的脈搏。朱自冶一生忙著的就是如何吃，如何讓自己一天吃得稱心如意。舊時代他靠祖上留下的房產生活，時代變了，他也只能謀求吃飽，吃出點意思來。後來竟也能由一個渾渾噩噩的吃客變成了社會名流“美食家”。高小庭一心為人民服務，但他的簡單的“大眾化”導致群眾生活的貧乏化。他原以為這僅是干預朱自冶的紙醉金迷的生活，實際上卻違反了人民的心意，將蘇州有特色的民俗文化夷為平地，這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性的失誤，連人民也向他提意見，只有他從多年的經歷中學會用複雜的多層次的辦法滿足人民需求時，問題的解決才露出一點端倪。作者從“宏觀”著眼而在“微觀”落筆，這篇小說表面上大講“吃經”的小說，在一大堆有關吃喝的有聲有色的描繪中寄寓了深刻的思想，在“吃”中發現一部人的歷史、社會的歷史，巧妙地讓讀者從一個特殊角度的“窗口”作觀察點, 縱覽了三十多年工作中“左”傾幼稚病和實用主義的不可低估的危害性，藝術地概括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幾個歷史階段的經驗教訓，將“凡人小事”與整個國家的政治脈搏緊緊相聯，具有普遍的社會意義，促使讀者“深思”。

《美食家》意蘊深刻、豐富，以探討文化問題為主，但又不局限於探討文化問題。小說雖然主要寫一個以品味佳肴為職業的人“吃”的歷史、生活際遇及其精神風貌，但並非僅僅把“吃”作為一種生活現象、生理需要來描寫，而主要是把“吃”作為一種特定的文化形式來描寫，挖掘其社會、歷史意義。作家是通過對“食”這種特定文化形式的描寫思考整個文化問題，並將對文化的理解與評價通過朱自冶和高小庭這兩個既對立又統一的形象體現出來的。朱自冶體現著高雅的文化，但這高雅卻建立在以剝削為主的生存方式上；高小庭是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卻曾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愚昧。這兩個人物身上被肯定的因素的統一——高雅的文化形態與健全的生存方式的統一，才是理想的人生。

敘事手法

《美食家》以人物命運的曲折發展為主線，將朱自冶有吃、無吃的不斷反覆的過程和高小庭的反對美食到重視美食的過程交錯推進，敘事藝術語言上借鑒了傳統話本和蘇州評彈的藝術手法，地方色彩濃厚，流溢著市井民俗的氣息，注意寫人物心理變化的細微性和合理性。寫高小庭同朱自冶關係的多次變化，和對朱自冶態度上從厭惡到略有同情以至有所警惕的變化，既細緻合理而又富於戲劇性，受到評彈藝術很多影響。結構上也脫胎於話本，小說基調緩慢悠然，即使寫“文革”的部分，主流意識形態話語也並不火爆。

徠人物塑造

作家選取精巧的表現角度，緊扣人物關係，安排情節和組織素材，就避免了對人物言行平面化的描摹，而是徑入肺腑，直撕靈魂，傳神地凸現了人物鮮明的個性特色。作品沒有把資本家遺少朱自冶完全塑造成一個遊手好閒、好吃懶做的無賴形象，而是在尊重歷史的同時，忠實於人物性格的複雜性。朱自冶迷戀“美食”式的逍遙生活，但也富有同情心：從未真正難為過借居的“我”與母親，常常將零錢塞給“我”並以“給你給奶奶買肉吃”為由使我不至於太難堪；公私合營時，“我”的改革措施惹惱了朱自冶，他居然當面同握有權力的“我”頂撞，儘管最終被“我”的“革命大話”嚇退，也足以顯示他的幼稚和單純。

《美食家》在塑造人物時注重的是整體，而並不始終環繞一個人物進行多層次多側面的性格發掘。作家運用的散點透視，朱自冶是整部作品情節的生髮點、扭結點，卻不是始終處於唯一的中心位置，隨著情節開展，小說的中心不斷移動，時而是朱自冶，時而是高小庭，時而是包坤年，最後是孔碧霞，構成了作品的網狀結構，而在這個整體結構中朱自冶的位置和點與點之間多種複雜微妙的關係，最終完成了這個人物的形象塑造。朱自冶作為 一個“吃”的體現者，儘管本身沒有什麼太大的價值，但是一旦他處在整體的關係之中，他獨特而又略帶喜劇 色彩的命運浮沉就產生了一種奇異的藝術效用。解放前，他作為一個有錢的吃客而得到社會普遍的尊重；解放了，他又因為吃而成了“廢物”，被社會無情地奚弄；最後，同樣因為吃，他又突然變成“奇貨”而被某些人 奉若上賓。在這陰錯陽差、顛顛倒倒的世界中，朱自冶的性格是靜止的，缺乏可變性，他被動地接受社會的懲罰和獎賞、冷落和款待，既反照出歷史的某種曲折多變性，人物本身又極富於存在感。而小說中朱自冶的個人生活經歷的橫向展開，雖遊離於作品的主題之外，卻構成了這個人物的生動活潑性。環繞這個人物，作品穿插進大量的世態民風的描寫，使作品趣味盎然，在審美上引起讀者共鳴。

幽默風格

《美食家》中關於蘇州菜的製作及吃法的敘寫筆調從容疏朗、語氣輕鬆閑適、意趣細微瑣碎，渲染出一種輕靈幽默的氣氛。作者的手法多種多樣，以典型化的描寫，誇大生活現象中的不合理因素，以真切的心理剖露，顯示人物的單純和幼稚，便是釀造出幽默效果的主要手法。如高小庭對於人民群眾的物質需求曾經有過錯誤的認識，以致看到花花綠綠的大菜館就想像賣火柴的女孩是死在這菜館的櫥窗前，這種真切的心理描寫，生動地顯示了高小庭年輕時的幼稚和淳樸，具有明顯的幽默效果。另外，作家在敘述和描寫的過程中，加入一些議論性因素，但並不是就事論事的說理，而是屬於旁逸斜出的詼諧，更突顯作品的幽默感。比如，交待朱自冶專吃“頭湯麵”的嗜好后，緊接著就是一句煞有介事的議論：“吃的藝術和其它的藝術相同，必須牢牢地把握住時空關係”，看似為朱自冶的怪癖尋找理論根據，實際上寓諧於庄，機智地調侃對朱自冶無聊的陋習。

《美食家》榮獲1983—1984年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1985年《美食家》由上海電影製片廠改編拍攝成同名電影，由徐昌霖執導，夏天、王詩槐主演。

2018年9月，入選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最有影響力小說。

作家李准在《文藝報》試刊號上發表的《文學的黃金時代到來了嗎》一文中稱“《美食家》是可以傳下去的”。學者范伯群認為“《美食家》顯然是繼《小販世家》“突破”之後的又一新的台階。如果說它是膾炙人口、風靡一時是決不過分的”。

《美食家》作者陸文夫（1928—2005），江蘇泰興人。50年代初開始文學創作，1956年出版第一個短篇小說集《榮譽》，同年又發表短篇小說《小巷深處》，頗受好評。

1977年重返文壇后，在創作上不斷探求和突破，發表了一系列有影響的“小巷文學”作品。已出版小說集《榮譽》、《二遇周泰》、《小巷深處》、《特別法庭》、《小巷人物誌》(一、二集)及四卷本《陸文夫選集》。

陸文夫注重發揮小說的批判功能，但總是帶著微笑針砭積弊；堅持從日常生活中取材，將平凡的人和事放在廣闊的社會文化背景上去描寫，追求意蘊豐厚和“多主題的統一”。小說精於構思，有意借鑒話本和蘇州評彈的表現方法，富有民族特色和地方風味，就像一個個構築精巧的“蘇州園林”，艷麗別緻。在中國當代小說中獨樹一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