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周期律

在中國歷史循環往複的周期里，幾乎每一個能贏得200~300年長治久安的朝代，都是從打破原有社會結構，通過“均田”實現相對公平開始的。在農業社會裡，“田”即土地，是最主要的生產資料，如同今天的資本。所謂“均田”當然是沒有土地的人均豪門的田，而不是有錢的豪門均窮人的田。

從中國的歷史進程看，在當時亂后思治的中國，是必須補上公平這一課的。孫中山先生尚且要平均地權、節制資本，1949年只能做得比中山先生更好。只有補了這一課，中華民族才能擺脫1840年以來的動蕩歲月，休養生息，走上復興。同歷史上其他朝代不同的是，新中國所處的歷史環境，決定了中國還需要補“現代化”這一課。在強敵虎視的情況下，中國需要迅速建立現代工業，而這需要大規模的、迅速的積累。如何在低水平的基礎上既能實現工業積累，又能實現大多數人的公平，是當時中國面臨的巨大挑戰。

還有，建立新體制的那一代人是精通中國歷史的。幾千年中國歷史中，那種“公平—不公平”的周期循環，也許在他們心中形成了一個難以排解的歷史之結；他們透過治亂更替的歷史風雲，也許看到了公平在中國治亂中的作用和分量，知道民可載舟，也可覆舟，從而力圖尋求一種能夠確保公平的體制，來保證中國的長治久安，來避免歷史周期的重現。

這種歷史因素交互作用，就形成了以政府調動資源為手段的，以公平為核心的新體制。在當時的情況下，只有政府才可能實現資源的集中，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西方國家在漫長的發展道路中完成的資本原始積累和再積累過程，同時保證積累的財富被用來建立中國自己的現代工業。這種高速度的積累顯然是以壓制消費為代價的。在這種情況下，公正，尤其是分配的公正，就顯得非常重要。所以，當時對公平體制的選擇，不僅是中國幾千年歷史的總結，也是近代中國歷史的必然。

通過公平的體制來避免歷史周期，這也許就是以毛澤東先生為代表的一代人所做的歷史探索。如果我們把那場變革放在歷史的長周期中來看，是不是可以形成這樣的認識：它為中國徹底擺脫歷史周期律奠定了基礎。這一點值得後來者深思，值得後來者的後來者更加深思。

1945年7月，黃炎培到延安考察，談到“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稱歷朝歷代都沒有能跳出興亡周期律。毛澤東表示：“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黃炎培：

“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

黃炎培:

事後他寫下了自己對毛澤東答話的感想：“我想：這話是對的。只有大政方針決之於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於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來打破這個周期律，怕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