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峰

1982年起任郵電部副部長、主任級高級工程師。

1994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1994年—2002年任中國工程院副院長。

1995年被聘為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兼職教授。北京郵電大學經管學院博士生導師。

2002年—2010年任中國通信標準化協會理事長。

歷任郵電部郵電科學研究院工程師、教授級高級工程師、郵電部第六研究所總工程師、郵電部副部長、中國工程院常務副院長、中國通信標準化協會理事長、中國電子學會副理事長、澳門特別行政區科技委員會顧問、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1958年7月——1964年11月，北京郵電部郵電科學研究院，技術員，工程師

1964年11月——1966年1月，上海外語學院，學習

1966年2月——1966年12月，陝西寶雞四清工作隊，指導員

1967年1月——1969年6月，郵電研究院，工程師

1969年7月——1982年4月，四川眉山郵電505廠，郵電部第六研究所，工程師，室主任，所總工程師

1982年4月——1994年9月，郵電部，副部長

1994年6月——2002年6月，中國工程院，首任常務副院長

2016年6月1日，榮獲第十一屆光華工程科技獎工程獎。

長期從事電信科研工作。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參與主持多個通信載波傳輸系 統總體設計與研製工作，負責總體設計的我國第一套中同軸電纜1800路載波通信系統是我國載波通信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1978年該項目獲全國科學大會獎。特別是負責總體設計的中同軸電纜4380路載波通信系統，頻帶寬，技術難度大，有些技術達到國外萬路載波系統的水平。打破了國際上對我國的通信技術封鎖，取得了豐碩成果，填補了國內空白，1985年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

八十年代倡議並組織建設全國長途自動電話網，提出網路運行可靠性總體設想，推動了通信網路理論的發展。九十年代組織制定了我國長途網路規劃，為“八五”計劃期間建設我國22條光纜主幹線起了主導作用。為我國郵電事業的發展做出突出貢獻。

近年來來在緊密跟蹤世界信息技術發展趨勢的同時，對我國產業結構發展製造業，工程教育和技術創新等方面問題進行了有益的探索，發表了多篇文章。

1951年上海南洋中學畢業，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1953年被選送到蘇聯列寧格勒電信工程學院學習，由理科改學通信工程專業。他學習刻苦、思維敏捷，選修了大量課程，學習成績優秀，所有課程全部5分。1958年畢業，獲工程師學位。

1958年畢業回國，朱高峰被分配到郵電部郵電科學研究院工作。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他負責總體設計的中國第一套中同軸電纜1800路載波通信系統，成為中國載波通信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1978年該項目獲全國科學大會獎。他負責總體設計的中同軸電纜4380路載波通信系統，頻帶寬，技術難度大，有些技術達到國外萬路載波系統水平，打破了國際上對中國通信技術的封鎖，填補了國內空白，1985年該項目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1982～1994年，朱高峰擔任郵電部副部長期間，分管電信、郵政、外事、財務和計劃等工作，在推動中國電信經濟和網路學科的發展，在電信的全國自動電話網建設、郵政的中心局體制網路建設、電信維護體制改革、經濟核算制度的建立等方面有獨特的建樹，為中國通信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1994～2002年，朱高峰擔任中國工程院副院長，負責中國工程院的日常工作，在組織建設，制度建設，基礎條件建設，開展諮詢、調研和學術活動，凝聚院士隊伍，擴大社會及國際影響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為中國工程院的發展、壯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98年當選為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2002年開始擔任中國通信標準化協會理事長，狠抓基礎建設、標準戰略、標準體系、重點標準的研究，積極推進標準化改革工作，取得重大實質性效果。

多年來在緊密跟蹤世界信息技術發展趨勢的同時，朱高峰對中國產業結構調整、通信行業健康發展、製造業發展戰略、技術創新和工程教育等方面的問題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先後組織並撰寫了《郵電經濟與管理》、《產業大觀》、《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製造》和《中國的私人汽車的幾點認識》等著作，並發表了幾十篇論文。

1958年，朱高峰從蘇聯列寧格勒電信工程學院畢業回國，正值大躍進之際。當時，中國通信設備正從全部進口轉向自己研製，全國郵電部門掀起大造載波機的運動，從3路、12路到60 路載波機展開研製。朱高峰參與了全過程，特別在電纜60路載波系統的線路傳輸系統設計研製工作中，京漢60路幹線原定由蘇聯承建，后因中蘇關係惡化，大批蘇聯專家撤離，且設備也不提供，只能由國內廠 家倉促上陣，但做出的載波機系統性能與指標要求差距很大。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朱高峰帶領技術人員，在北京—石家莊300km線路上前後試驗了近5年時間，夜以繼日地圍在機器旁邊測邊改，其中有3年多在石家莊郊外農村地區的機房裡進行大型試驗。當時正值中國國民經濟三年困難時期，從北京帶去的糧票在當地只能吃到黑色的摻了大量沙土的白薯面，但憑著革命熱情和科學精神終於弄清楚了長距離通信系統的一些基本問題，並總結歸納出線對間串音、系統雜訊的疊加規律，線路均衡偏差及其疊加規律，找到了解決的辦法，改進了設備，使各項指標都達到了要求，成功地投入使用（由於其他原因，該線路未向石家莊以南延伸）。

從1969年起，朱高峰擔任中國第一套中同軸1800路載波機的研製總體設計組組長，當時中國只有60路載波機的實際經驗，要上1800的載波機困難是非常大的。經過艱苦的攻關，在四川眉山做出了中同軸電纜1800路載波系統試驗設備。試驗樣機運到北京—天津線路上試驗，經改進后做出全套設備在北京—上海全線安裝調測，全程1500km 200多個中間站成功連接，再經試驗改進，達到設計要求，於1975年鑒定定型。系統雜訊等各種指標都能達到要求，並且在主要指標上有3～6個分貝的富裕。這是在60路對稱電纜系統基礎上向上跨越了巨大的一步，與當時發達國家大量實用裝備的水平大體相當。隨後又在北京—武漢—廣州的幹線上安裝使用，成為中國光纜大規模使用前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長途通信網中的主幹線路。

接著朱高峰又投入到中同軸電纜4380路載波機的研製工作。他負責總體設計的4380路載波通信系統，每隔3km要設一個無人增音站，頻帶寬，技術難度大，採用了預均衡預調節等先進技術，有些技術達到國外萬路載波系統水平，打破了國際上對中國的通信技術封鎖，取得了豐碩成果。

朱高峰是中國工程院的奠基人之一，參加了中國工程院的籌建工作。他在擔任中國工程院副院長的8年裡，協助院長從中國工程院的總體發展，自身建設，到開展諮詢、學術活動、國際交流，都付出了艱辛的勞動，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首先積極落實中國工程院的定位，中國工程院是個學術性組織，是國家在工程科學技術方面的最高榮譽性、諮詢性學術機構。中國工程院由院士組成，院士由選舉產生。

在中國工程院建院初期，他一方面抓組織建設，包括機關隊伍的建立，建章立 制，人、財、物等基本條件的解決。為爭取辦公地點、人員編製、經費預算等，經過反覆與各部委協商，得到比較圓滿的解決。同時還抓凝聚院士隊伍，擴大工程院的社會影響等工作，曾到多個省看望當地院士，與當地政府領導就如何發揮院士作用交換意見。一方面抓業務建設，開展諮詢、調研和學術活動，為國家大型工程建設提供決策諮詢。如組織院士對中國船舶工業進行考察調研，對船舶工業的發展提出了很好的建議，還組織和參與了對航空工業、冶金工業、機械工業等行業的考察。又如，關於三峽發電機組是採用進口設備還是國產設備當時產生了很大分歧，他在中國工程院緊急設立了關於三峽機組的諮詢課題，組織院士和各方面專家反覆討論，提出了走引進消化到自製的路線，提倡國內外結合、促進國內產業發展提高的方針，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寫出了諮詢報告，於1996年1月15日上報國務院。國務院領導對此很重視，鄒家華副總理召開專題會議進行研究，決定在招標中要求國外投標者必須有國內企業作為合作夥伴，中標后機組由開始幾套由國外提供逐步增加國內製造比重，直到最後幾套全由國內製造。現在中國已經掌握了機組的設計和生產技術，並有所改進。

朱高峰主持了中國工程院兩個重大決策諮詢項目：一個是關於中國製造業如何發展的問題。80年代中開始，國內外某些人提出中國可以跳過工業化階段直接進入后工業社會，反對中國發展製造業。朱高峰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在他主持的“中國製造業發展戰略”的諮詢項目中，緊密聯繫實際，指出對信息的作用要有全面清醒的認識，既要充分重視，但也不能過於誇大。物質生產還是社會的基礎，衣食住行必需品的生產決非“夕陽產業”，尤其在生產力水平還很低的中國更是如此，中國還遠未完成工業化的任務，工業化階段只能加速但不能跨越。在向國務院領導彙報並得到肯定的同時，還通過各種方式到各地宣傳，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對中國制定正確的工業發展戰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另一個是關於工程教育問題，從1998年到2002年他擔任中國工程院教育委員會第一任主任委員，帶頭主持了有關中國工程教育發展和改革的課題。期間他堅持研究，在分析了國際上兩大流派“德國模式”和“美國模式”后，對中國工程教育發展提出了指導性意見，引起廣泛重視。

在國際交往方面，主要圍繞兩方面開展工作，一是與各國工程院建立聯繫，互相學習和開展合作；二是爭取早日加入國際工程和技術科學院理事會（CAETS），成為理事單位。中國工程院一成立，朱高峰就與其他院領導和院士一起，在各種互訪交流活動中，注意宣傳介紹中國工程院，使中國工程院的影響日益增大。關於加入CAETS的問題，由於CAETS要求其成員單位是國家級的，即能代表其所在國的水平的組織，原則上一國一個成員，為了防止今後出現兩個中國的問題要爭取早日參加。但CAETS還有一個規定，即每個組織必須成立5年後才能加入，並且在通過新成員加入時，只能有一票反對（all but one）。為了解決此問題，朱高峰和其他院領導積極與CAETS及其成員溝通，反覆做工作，終於在1997年英國愛丁堡CAETS理事會議上全票通過接納中國工程院為其成員（當時中國工程院成立僅僅3年多）。

在朱高峰的職業生涯中，從技術員到總工程師、院士，從郵電部副部長到中國工程院副院長、中國通信標準化協會理事長，無論是在基層搞技術工作還是在高層做管理工作，他一貫堅持實事求是，深入第一線進行調查研究，講真話，辦實事。

70年代初，朱高峰擔任總體組負責人的中同軸電纜1800路載波系統試 驗系統，運到北京—天津線路上試驗，試了將近1年，發現了大大小小10多個問題，有些還是關鍵問題。在總結會上，有的人只講成績，不講問題，但朱高峰據實彙報了這些問題，引起參會領導的不快。但由於問題明擺在那裡，否認也不行，經過反覆討論后決定還是要繼續試驗，把問題摸清搞透。最後在試驗段上把問題基本解決后，投入生產並在北京—上海全線安裝調測，結果不僅保證了質量而且節約了時間。

朱高峰擔任郵電部副部長12年期間，經常深入基層進行調查，取得第一手資料，實地辦公解決問題。他走了全國300多個地市，上千個縣市，有的地方連當地省郵電管理局的領導都沒有去過。

到中國工程院工作后，接觸的面更寬了，但他仍然堅持遇事先弄清情況，分析研究后形成自己的意見。如對知識經濟、技術創新、信息化等都有自己的見解；對科技體制改革、高等教育改革和電信體制改革等也都有自己的看法。他敢於發表與社會上主流意見不同的見解。他常說，如果我們這些人都不敢講真話，那麼能講真話的人就太少了。

他自己以身作則，同時也要求他的同事們深入實際認真工作，以至於有些工作態度不是十分認真負責的人，很怕向他彙報工作。他嚴格要求他人，對事不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