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人

80年代第一個仲夏，南方某城市的前進拖拉機廠，由於受以往浮誇風的影響和"四人幫"時期的破壞，產品積壓，質量不合格，生產的新車賣不出去，退貨的"死車"又堵了門。但就在全廠陷入"經濟危機"的時刻，以紅旗車間主任李保本為首的一伙人，卻在老廠長妻子、組干科科長劉雨芳的縱容下，為紅旗車間命名20周年大搞慶祝活動，搭彩牌樓，張燈結綵，為迎接紅旗車間出身的元老們回廠參加慶祝活動而忙碌著。副廠長蔡明，不僅不介入這種形式主義的做法，反而當著農機局張局長等元老們的面，正式向老廠長王開濟提出修復"死車"，挽回廠譽，不佔用生產時間搞慶祝活動等幾點建議，這得到了張局長的稱讚和王開濟的支持，但卻遭到了劉雨芳、李保本等的抵制。因此，當他著手組織修復"死車"時，要錢沒有錢，要料沒有料，要人不給人，甚至老廠長為他寫了"手諭"叫各部門配合他工作，也都無濟於事。蔡明在壓力面前並不氣餒，他首先以巧妙靈活的手段解散廠業餘宣傳隊，成立了修復"死車"的技術服務隊，並帶領他們下鄉。又派他的女朋友、技術員徐艷赴上海採購價廉物美的柴油機，毅然決然地甩掉了"親家廠"的束縛。在副總工程張傑的積極配合下，終於試製成功了質量好、價格便宜的新型拖拉機。蔡明還依靠全廠職工代表大會的力量，以誠懇的態度幫助老廠長揭出了紅旗車間謊報產值問題。老廠長王開濟真正認識到蔡明是一個可以信賴的接班人，他以豁達的胸懷，明智的態度，擺脫了陳規舊習的阻撓，把廠長的職權交給了年富力強的蔡明。

《當代人》的魅力

/范達明/

如果你看了一部影片，為影片中展示的一系列人物及其活動所吸引，甚至想，要是我也能生活在他們中間該多好，那就證明，這部影片所顯現於你眼前的人物與環境是多麼真實、多麼親切、多麼美好！看完瀟湘廠的新片《當代人》，我正是產生了這樣一種感覺。

影片《當代人》是有魅力的，這是藝術的魅力，也是為藝術所及時地急迫地反映的現實生活本身的魅力。進入80年代的中國，與進入60年代或70年代的中國是根本不同的，是有其時代發展階段本身的特徵的；而這首先是由於作為時代的創造者的人有其決然不同以往的特色的緣故。在放手大抓經濟建設、大幹四化的80年代的中國，首先就面臨著一場伴隨經濟體制的改革帶來的人事變動，它牽涉到企業領導幹部知識化、專業化、年輕化，因而實質上意味著有一個老幹部隨機構精簡而作職權移交以及移交給誰的問題。而影片《當代人》，正是通過南方城市前進拖拉機廠啟用年富力強的中青年專業技術人員蔡明當家，由他帶領職工大膽革新，扭轉全廠“經濟危機”，使產品換代更新從而跟上四化步伐的故事，生動而有力地提出了這樣一個我們當今經濟建設中最迫切、最亟待解決的問題。這便是影片主題的現實意義，也是影片所以使人感到真實、親切又富於魅力的一個重要原因。

《當代人》的魅力首先具體表現在蔡明身上，表現在他這個當代人的特殊個性上。這個剛由技術工程師提拔上來的副廠長，注重實幹又有雄才大略。他看清楚了全廠的“癥結”所在，利用廠里出身的元老領導們回廠參加慶祝“紅旗”車間命名紀念日活動之機“發難”，取得老廠長與局領導的支持，首先以修“死車”來解決遺留問題。為此，他貿然提出解散脫產的文藝宣傳隊改做下鄉修車隊，卻遭七嘴八舌的年輕人的詰難。而蔡明卻以其一曲吉他彈唱與一段踢踏舞征服了人心，同這群年輕人取得了諒解，一下子使修車隊組織成功，年輕有為的蔡明的魅力由此而可見一斑。這一手若要換做老廠長，恐怕就勉為其難了。無怪乎老廠長的女兒、那位時髦的又心地善良的“摩托”女郎王維丹一度對蔡明如此傾倒。

除了蔡明，像農機局張局長，老廠長王開濟及其女兒王維丹、其妻組織科長劉雨芳，蔡明女友徐艷，副總工程師張傑及其妻子何青蓮，財務科吳科長和供銷科陳科長，紅旗車間主任李保本及其父親柴油機廠李廠長——全廠12個有名又有姓的人物，無論是先進是保守還是落後，雖著墨不一，卻個個使人感到真實可信，有性格的光彩，有立體感。編導一開始就採用平行蒙太奇組接手法，多空間多場景地把各個人物一下子全面鋪開、同時介紹，組成了一個當代人的形形色色的展覽畫廊。這是一個個生活中的典型，因而也是藝術的典型。影片敢於取《當代人》這樣一個普泛的大概念為片名，正表明了編導企圖通過影片故事對整個當今時代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與特徵做包羅通盤的概括。這對於初次獨立導演本片的青年女導演黃蜀芹來講，也應當算是一種當代人式的雄心勃勃的追求吧。影片的實踐證明，這一追求已是如願以償，是成功了的，值得向她祝賀。

你看，無論是那可愛而有點可憐巴巴的王維丹對蔡明的一往深情的追求（我相信，如果身邊沒有徐艷，蔡明也是會愛她的），還是何青蓮苦於讓兩個雙胎的嬰兒拖累而不放丈夫張傑出門的怨言；無論是幾代的工廠元老們在紀念日的集體合影時步調一致地扣衣扣戴帽子的場面，還是兩個見風使舵的科長察言觀色猜度誰將成為老廠長女婿的一問一答；無論是老領導們在觀看外國先進工業生產流水線的原聲電視錄像的情景，還是蔡明帶著“上方寶劍”、載著王維丹回廠抓全面工作時以摩托與火車競駛的振奮人心的鏡頭；無論是在鄉間道上拖拉機變做牛拉機的揶揄，還是在農村集貿市場以“換雞”喻“換機”（柴油機）的啟示……所有這些細節、這些鏡頭、這些場面，都紛至沓來地向我們傳達了只有我們當今80年代的社會才會有的當代人及其活動的獨特信息。這確實充滿魅力，達到了導演旨在讓“影片創造朝氣、樂觀的時代氣氛和明快的節奏，以此感奮觀眾”1的初衷。所以，影片也並未始終讓王維丹陷入“失戀”的痛苦之中，而是讓這位可愛可敬的當代少女加入到蔡明、張傑、徐艷等人組成的這支奮發有為的社會中堅力量的隊伍之中並肩戰鬥。當王維丹擺脫了個人愛情利益的小圈子而向張局長抒發“我解放了”的感嘆時，也正是她那老廠長的爸爸取下其廠長辦公桌鑰匙、準備從其“第一把交椅”上退位解放之時。當然，這部充滿革命熱情的影片也並不因此而讓我們覺得這下子矛盾與衝突都已萬事了結。封建的門第的保守的落後的勢力還本能地在活動，即使是已正式就任一廠之長的蔡明也還沒有得以制止諸如徐艷被無理調走等等情況的出現。“壓力大嗎？”自然。但是，“壓力能變成動力。我們的社會就是這樣在前進的！”——影片正是在蔡明這句對王維丹的意味深長、留有餘地的答話中向觀眾“再見”的。顯然，這句結束語體現的正是像蔡明那樣的當代人的思考的邏輯與行動的準則——面對現實與未來，他們充滿著激流奮進的勇氣和信心。這句結束語不也是富有魅力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