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因里希·繆勒

1919年德國戰敗后，繆勒也隨之離開了軍隊。

1929年參加了在慕尼黑警察部隊，很快就成為了一名熟練的反共產主義者。

1933年希特勒當上總理，希姆萊和海德里希為了鞏固德國區域性警察單位而創造全國性德國秘密警察(Gestapo)。

1934年4月加入了黨衛隊並被授予黨衛隊二級突擊大隊長軍銜。6月4日晉陞為黨衛隊一級突擊大隊長，而此時他所擔任的職務是德國秘密警察二處處長，該處的主要職責就是收集使用各種方法危害國家的人的詳細資料。

1937年1月30日晉陞為黨衛隊旗隊長。6月兼任了德國秘密警察交通警察分處處長。

1938年參加了一次重要的歷史事件——水晶之夜。還參與組織格萊維茨電台事件（1939年8月31日晚，一支德國黨衛軍身穿波蘭軍裝的冒充波軍，襲擊了德國邊境的格萊維茨電台，在廣播里用波蘭語辱罵德國。次日，希特勒以此事件悍然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1939年1月24日帝國元帥赫爾曼·戈林責成海德里希成立“猶太人事務部”，驅逐猶太人離開德國。為表忠心的謬勒當上了“猶太人事務部”主任並且狂熱的投入到了驅逐猶太人的工作中，他還保證每天至少有70個猶太家庭離開德國。9月27日希特勒簽署政令，成立帝國保安總局(RSHA),正式將黨衛隊保安處和帝國安全警察合併，繆勒擔任中央保安局(RSHA)四處處長。

1940年12月16日任黨衛隊旅隊長兼警察少將。

1941年11月29日被授予黨衛隊旅隊長兼警察少將軍銜。繆勒還掌管著安全防衛和反間諜組織。在1942年至1945年成功建成了向蘇聯情報機關提供假情報的欺騙網路。

1945年去世。

尋蓋世太保繆勒

柏林淪陷的前幾個月，英美的反間諜官員開始戰後的計劃。在美國戰略服務辦公室X-2處（反諜報部門）和英國軍事情報5處和6處（MI 5 and MI 6，MI=military intelligence）的聯合領導下，盟國遠征軍最高統帥部（SHAEF）反情報作戰科於1945年2月展開了行動。通過盟軍提供的納粹情報官員的名單，反情報作戰科監督搜尋殘餘的德國軍隊、警察的情報部門的活動。最初，反情報作戰科的領導認為納粹的情報機關在戰爭中倖存了下來，依靠掠奪來提供活動經費，準備在巴伐利亞的阿爾卑斯山（Bavarian Alps）發動准軍事行動。戰爭結束前的幾個月反情報作戰科接到的情報中提到繆勒不會擔任戰後納粹政府的領袖，但是他會擔任帝國中央保安局局長，所以繆勒仍然是一個需要抓捕的重要人物。

1945年5月27日反情報作戰科發布了一個審問德國情報機關的先後順序名單的通告。排在名單最前面的是負責國外軍事情報工作中央保安局六處，接下來的就是被佔領國的秘密警察和帝國保安隊。蓋世太保的官員卻排在這份名單的後面。作戰科命令這些被俘虜的帝國中央保安局官員交代下面的這些失蹤者的下落。瓦爾特·施倫堡（SCHELLENBERG），奧倫多夫(OHLENDORF，三處處長)，繆勒（MUELLER），斯泰姆萊(STEIMLE)，桑德伯格爾（SANDBERGER）（上面的這些人除了繆勒其他的隨後都被逮捕了）。作戰科兩周一次的報告顯示直到1945年6月18日並沒有任何的蓋世太保主要官員被逮捕，並且從很多的報告中似乎可以清晰的得知繆勒在柏林淪陷后還一直在柏林。他的命運與其他逃往南部的蓋世太保名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一份特別的美國戰略情報機構（OSS X-2，反諜報組織）報告再三的指出了在柏林淪陷的這個月，並沒有任何的高級別的官員被逮捕，所以繆勒這個時候應該還在柏林。

作戰科1945年7月下旬的月度總結顯示，帝國中央保安局四處的大部分官員都投降了，但是還有很多的主要官員余留。繆勒的命運還是未知的。一些掌握的證據顯示繆勒那個時候依然留在柏林（雖然這些證據不是決定性的），保安局四處的主要部門在靠近慕尼黑的河福地區，在薩爾茨堡(Salzburg)和因斯布魯克（Innsbruck）。作戰科的掌握的署名為8月21日的逮捕名單這樣寫到：海因里希·繆勒，蓋世太保領袖，據報道最後現身於1945年4月，柏林。稍後的一份修正版逮捕名單顯示幾名被逮捕蓋世太保官員的名單卻沒有提到繆勒。

盟軍最後在被佔領的德國和奧地利發現了很多海因里希·繆勒這個名字，但是這些都不是“真正的”海因里希·繆勒。海因里希·繆勒是一個很普通的德國名字。1945年末，美國和英國軍隊收集了許多關於海因里希·繆勒的資料，這些“海因里希·繆勒”都有不同的出生日期、物理特性和工作歷史。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的檔案被錯誤的和蓋世太保繆勒的檔案混淆在一起了（這些檔案2000年在國家檔案館被解密）。最主要的問題就是這些“繆勒”，包括蓋世太保繆勒都沒有出現中間的名字。更加混亂的是，有兩位蓋世太保頭目都叫海因里希·繆勒。至少有一個事例可以說明，戰後一名美國官員準備來校對蓋世太保繆勒的資料，卻發現了兩個不同的出生日期的繆勒，並且還發現了同名為海因里希·繆勒的第三個人的資料。1945年一名海因里希·繆勒曾經被短暫的扣留在阿爾滕施塔特（Altenstadt）的平民拘留營中。1946年4月另外的一個海因里希·繆勒和他的妻子孩子一起自殺了。

在這段時間，反情報作戰科的主要職責是作為最高機密搜集盟軍重要的情報目標的位置。雖然盟軍找到了一些名字為海因里希·繆勒的人，但是毫不含糊的裁定：蓋世太保繆勒還未被發現。

在納粹剛剛投降的那段時間，反間諜人員試圖追蹤有關繆勒的一切線索。信息到達美軍情報機關，蓋世太保繆勒化名為Schwartz 或Schwatzer 和另外一名蓋世太保官員克里斯蒂安·科爾（Christian A. Scholz）從柏林的南部逃跑了，但是這兩個人都沒有被發現。1947年英國和美國當局曾兩次去蓋世太保繆勒的情婦安娜·施密德（Anna Schmid）的家尋找線索，但是沒有發現繆勒活著的任何跡象。隨著冷戰的開始，美國開始把競爭的對手定為蘇聯，美國的情報機關做出的假設是蓋世太保繆勒已經死了。

西德的調查

以色列在1960年5月從阿根廷綁架繆勒直接下級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行動引起了大家對納粹戰犯特別是對繆勒的新興趣。假設繆勒（和艾希曼一起）從柏林逃脫並且仍然活著還出現在新聞媒體上（這在蓋世太保官員威廉·霍特爾銷量極佳的回憶錄中得到了體現，威廉·霍特爾的回憶錄是秘密戰線：納粹特工局黑幕）。艾希曼的語言助長了人們對繆勒的存亡的推測，在耶路撒冷（Jerusalem）被審問期間，他說出了他相信繆勒在戰爭中逃生。

1960年7月西德政府負責起訴戰犯的部門指示巴伐利亞（繆勒的家人仍然住在慕尼黑）和柏林當地警察局展開調查。西德政府懷疑繆勒為蘇聯人工作，而且認為繆勒極有可能和他的家人或者和他的原來的秘書巴巴拉·海爾穆特（Barbara Hellmuth）藏身於某處。所有西德城市的居民都被嚴密的監視著，巴伐利亞警察局請求美國軍隊將繆勒的親人和巴巴拉·海爾穆特也納入監視的範圍。西德的警察還搜查了繆勒以前的情婦安娜·施密德的家，並對她進行了詢問。施密德說自從1945年4月25日繆勒給了她一小瓶毒藥后就消失了，在那以後她就從來沒有再見過繆勒。她自己在以後的幾周中尋找繆勒也是沒有結果。

西德警察通過詢問各種各樣的證人證實最後看見繆勒仍然活的是在1945年5月1日的晚上，希特勒自殺的第二天。幾名目擊者回憶起那天晚上繆勒在希特勒的帝國大廈拒絕了和其他的人一起突圍。希特勒的私人飛行員漢斯·波爾（Hans Baur），同時他也是繆勒的老朋友回憶起繆勒是這樣說的：我決不能成為蘇聯人的俘虜。與上面這種說法截然相反的一種說法是：1945年4月末的那個夜晚，當希特勒在總理府的地下室里聽到希姆萊背叛的消息時，希姆萊的心腹繆勒當時正在希特勒的避彈室里。狡猾的繆勒預感到大禍臨頭，便找了個去宣傳部辦事的理由在夜幕下離去了。這兩種說法截然相反。另外還有一種說法是繆勒拒絕和希特勒其他的隨員一起離開，而且還偷聽到他說：帝國滅亡了，我也是如此。繆勒最後被看見是他和無線電專家克里斯蒂安·科爾（Christian A. Scholz）在一起，那天晚上余留的人的屍體被找到而且並辨認，最後離開的人並沒有親眼目睹繆勒和科爾的死亡。

1945 年西德政府追查到了三條證實繆勒已經死亡並且葬在柏林的線索。第一條，柏林管理太平間的官員弗里茨·利奧波德（Fritz Leopold）證實在1945 年12月繆勒和其他人的屍體一起從位於阿布雷希王子街（Prinz Albrecht Strasse）的帝國保安總局總部(與帝國大廈相距2000 英尺)被移動到了柏林新克爾恩區的一座地方市政公墓再行安葬。不久政府認為利奧波德提供的證據不可靠，但是埋葬儀式在官方有記載。一塊墓碑安置在繆勒的墳墓前—我親愛的父親海因里希·繆勒，生於1900年4月28日，於1945年5月卒於柏林。第二條線索來自繆勒的前下級海因茲·潘衛慈（Heinz Pannwitz，他在戰爭中被蘇聯人逮捕，1957年他被釋放回到了西德）。他告訴德國聯邦情報局蘇聯審問官員在審問他的時候向他泄露了“你的長官（繆勒）已經死了，他的屍體藏在總理府的地道通風井裡面，一顆子彈從他的頭部穿過，他的身份證明完好的擺在他的身旁。”（蘇聯人為什麼要向繆勒的下級透露有關繆勒的消息，要知道這些消息都是絕密的，審訊潘衛慈的人不一定知道，難道是有人刻意安排的？目的是讓大家相信繆勒已經死了，事實的真相卻是蘇聯人已經抓到了繆勒？還有一個推斷就是這是蘇聯人常用的策反戰術，目的就是為了策反潘衛慈，如果策反不成，那就只有把你放了，事實證明潘衛慈的確是被蘇聯釋放了。

最後的一條線索來自於前德國民兵組織的成員瓦爾特· 魯德斯（Walter Lueders），他說他在1945年的夏天為死亡者舉行了一次葬禮。這次葬禮埋葬了許多的屍體，只有一具穿著蓋世太保將軍制服的屍體在帝國大廈的庭院里被發現。這具屍體的背部有一個很大的傷口。雖然屍體上沒有任何的勳章，魯德斯肯定的認為那就是蓋世太保繆勒。最後他們將繆勒的屍體安葬到蘇聯防禦區Grosse Hamburgerstasse的原猶太人公墓，他被安葬在三個墓穴中的一個。實際上，1955年德國武裝情報中心就調查了東柏林管轄的幾個區域並且收到確切的信息證明蓋世太保繆勒1945年就被安葬在Grosse Hamburgerstasse公墓，但是不能確定他具體的埋葬的墓穴。

弗里茨·利奧波德提供的線索首先被排除了，在1963年9月繆勒的屍體在柏林新克爾恩區的公墓被掘出。調查顯示，這個墓穴中埋有三具屍體，但是沒有一個是蓋世太保繆勒。經過鑒定，屍體的頭骨是屬於一個比繆勒小10歲的年輕人。德國當局並沒有核實海因茲·潘衛慈和瓦爾特·魯德斯所提供的線索。海因茲·潘衛慈的線索來自於莫斯科，關於繆勒的案件德國的情報機關和蘇聯情報機關並沒有官方的聯繫。瓦爾特·魯德斯所提供的線索不能被證實是因為Grosse Hamburgerstasse公墓位於兩年前建成的柏林牆的另一邊。這為神秘的繆勒更加增添了神秘。德國武裝情報中心，根據他們自己的記錄，1958年他們退還給繆勒家人不僅有在蓋世太保繆勒屍體旁發現的身份證，而且還有蓋世太保繆勒的勳章。這些勳章既利奧波德也不是魯德斯發現的。

中情局的調查

在德國政府開始調查繆勒的時候，中情局也開始了調查，但是他們是從另外的一個切入點開始的。1961年1月中情局在審問一個叛變的波蘭間諜的時候，這名間諜提供了由蘇聯和波蘭潛伏在西方的間諜所提供的西方反間諜組織的絕密情報。他們是潛伏英國軍事情報5處的“鼴鼠”—喬治·布蘭克（George Blake），潛伏在英國海軍的辦事員—哈里·霍頓（Harry Houghton）潛伏在德國情報機構的德國高級官員海因茨·費爾費（Heinz Felfe）。這名叛變的波蘭間諜是在1958年以前擔任波蘭軍事反間諜中心的副主席的戈勒尼夫斯基（Lt Col. Michal ·Goleniewski），他也是一名潛伏在波蘭的克格勃的“鼴鼠”。從1948年到1952，戈勒尼夫斯基在波蘭的工作就是審問被俘的德國官員，他知道了一些包括蓋世太保繆勒在內的德國情報官員的命運。戈勒尼夫斯基從來沒有見過繆勒，但是他從他在蘇聯的接頭人那裡得知在1950年至1952年的某個時間蘇聯已經和繆勒聯繫上了並將繆勒帶回了莫斯科。沒有任何的證據證明戈勒尼夫斯基說的是真還是假，也沒有任何的證據懷疑這個傳聞。海因茲·潘衛慈的語言後來消除了中情局審問者認為繆勒是蘇聯間諜這個愚蠢的想法，因為當年蘇聯審問海因茲·潘衛慈的人已經告訴了他，繆勒已經死了。

中情局設法搜尋戈勒尼夫斯基所說的與繆勒一起在莫斯科工作的這個人。中情局通過調查得知這個人名叫Jakob Loellgen（原但澤地區蓋世太保領袖），還得知Jakob Loellgen現在就住在西德。1945年蘇聯曾經逮捕過Loellgen但是後來卻釋放了他。中情局在1961年通過德國政府及德國聯邦情局還得知Loellgen回到了西德后成為了當地的一名警察局長

德國人似乎放棄了調查，雖然德國聯邦情報局還在積極的搜尋有關於Loellgen被捕的資料，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資料顯示Loellgen卻從來沒有被逮捕過（這太符合蘇聯人做事的習慣了，不能下任何的蛛絲馬跡）。這個時候（1961年）德國聯邦情報局把全部的精力轉向了戈勒尼夫斯基提供的另外的一條線索中的人—海因茨·費爾費。費爾費曾經是德國聯邦情報局的一名高級官員，他曾經向莫斯科提供了很多的情報，這些情報包括間諜的名字，假名，地址，文件。在費爾費的醜聞中，西德政府對Loellgen的調查也陷入了醜聞中。

中情局通過調查獲得一些繆勒在莫斯科的情報。1961年6月中情局在對戈勒尼夫斯基提供的蘇聯和前納粹官員聯繫的信息進行論證的時候發現了新的疑點。這個消息是一名克格勃官員提供的，他說他曾經閱讀過有關繆勒的文件，文件描述繆勒在二戰末被蘇聯情報機關逮捕。這個消息的來源在情報中並沒有被提及，但是極有可能是Peter Deriabin（Deriabin曾經在克格勃德奧情報部門從事反間諜事務）。在1971年Peter Deriabin 所寫的備忘錄中寫到他曾經從他的上司那裡聽到莫斯科已經聯繫上了繆勒並且他自己閱讀了繆勒審訊錄的摘錄。Deriabin甚至提到了在1951年聽取繆勒的彙報的四名蘇聯官員的名字。而且我們還得知從蘇聯釋放回的一些德國戰俘證實在莫斯科親眼看到了海因里希？繆勒，他佩帶KGB上校軍銜，在幾次重大審訊中公開露面，並認真傾聽翻譯是否準確，偶爾對錯誤進行糾正。（蘇聯人會讓戰犯繆勒出現在重大審訊這樣的公開場合，難道他就不怕美國、英國找麻煩嗎？

儘管戈勒尼夫斯基提供部分的情報，中情局還是需要依靠西德提供關於他們在60年代對繆勒的下落調查的資料。有許多的新聞報道繆勒逃亡到西方各國(阿根廷，古巴) 。1967年有人看見繆勒在巴拿馬，得知此情報的中情局馬上那裡逮捕一名叫弗朗西斯·基斯（Francis Keith）的男子，但是通過指紋檢測顯示基斯並不是繆勒。以後的幾年，兩名以色列間諜試圖闖入繆勒妻子在慕尼黑的公寓的時候被西德警察逮捕。大量的報紙報道了這個事件，但是這沒有引起中情局的興趣。

一個特殊的報告卻引起了中情局的注意。在艾希曼被捕事件后的一段時間，西德周刊《Stern》連載了由記者皮特·史代赫爾（Peter Staehle）從1964年1月至8月發表的兩篇文章。史代赫爾寫到戰後通過蘇聯、羅馬尼亞、土耳其和南非的途徑，繆勒在逃往北美之前成為了阿爾巴尼亞的一名高級警官。從一開始，中情局就懷疑Staehle的文章是一個誤導公眾和情報機關行動的陷阱。中情局通過調查證明了史代赫爾在文章提到的繆勒是一名叫Abedin Bekir Nakoschiri的阿爾巴尼亞的高級警官是虛假的。德國聯邦情報局和中情局還發現權威周刊《Die Zeit》拒絕登載史代赫爾的文章。這裡可以證明史代赫爾提供的消息來源不真實。

1970年5月假情報專家拉迪斯拉斯·比特曼（Ladislas Bittman）介入這個事情中。比特曼認為《Stern》刊登的文章是捷克政府栽贓，其真實的目的是為了消除繆勒實際上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謠言。這個事件引起了詹姆斯·吉澤斯·安格勒頓(James Jesus Angleton)領導的中情局反情報人員的注意。如果繆勒真的在蘇聯或者東歐某個地方，如果他真的帶走了帝國保安總局的機密文件（很多的文章在戰後就消失了），那麼許多的西德人（據推測是右派）將會被連累。關鍵的不是發生過什麼，也不是可能在某處已經死了的繆勒，而是這些機密的文件。安格勒頓同樣對蘇聯的假情報有興趣。中情局反情報人員著手開始對繆勒進行一個徹底的調查，似乎有關於繆勒的名字的所有資料（包括上面提的西德調查的材料）都被中情局掌握了。1971年12月，中情局出了一個四十頁的關於搜尋繆勒行動的內部報告。

一份標明日期為1971年12月9日的備忘錄是這樣解釋這份報告的目的：

我們調查繆勒的最主要和原始的宗旨是為了澄清和闡述長時間有關這個案子的猜測。以前，繆勒被看著一個逃脫的納粹戰犯。從我們搜集到的材料，我們知道了一個其他的重要的可能性：繆勒在二戰中已經帶著很多的文件投靠了蘇聯情報機關。在戰鬥結束前的幾周繆勒帶走了沒有被盟軍得到的帝國保安總局的機密文件。如果蘇聯情報機關真的抓住了繆勒並且取得了帝國保安總局的機密文件，那麼蘇聯將會控制更多的重要德國人和歐洲人。

在彙集資料的過程中，中情局反諜報人員也著手進行了一些新的調查。重新閱讀1963年一篇發表在德國周刊《Der Spiegel》上的文章，這篇文章談到了繆勒的西伯林“墳墓”被發掘那年，一名在柏林和繆勒沒有任何親屬關係的神秘婦女買走了墓碑。或許這只是為了掩蓋戰後繆勒為蘇聯人服務的事實所製造出來的虛假情報的一部分。1970年12月西德政府允許中情局檢查發掘的紀錄來確定買走繆勒墓碑的神秘婦女的身份，卻沒有得出結果。中情局還希望西德政府能夠找到並且採訪瓦爾特·魯德斯，通過他核實他1957年歸還給繆勒家人的私人物品。從19世紀50年代開始報道有關於繆勒神秘線索的傳記被重新翻閱。1971年11月，中情局還要求蘇聯的叛逃者Peter Deriabin 寫了一份備忘錄，中情局反情報人員發現了戈勒尼夫斯基所掌握、追蹤的線索存在錯誤。一位中情局反諜報人員寫到，“Loellgen應該有一個發生在繆勒身上的有趣的故事告訴大家，並且蘇聯是怎麼滲透進納粹組織的。”“我們怎麼和Loellgen談話？”另一個人問到。“我們可以作為一個偶然碰到的採訪者採訪他”，雖然動機受到懷疑。“如果蘇聯的情報機關實際上已經抓捕了繆勒，那他們不會將Loellgen釋放。庇護這樣的一個戰犯是很危險的。”無論如何，Loellgen卻未被審問，40頁的報告以一個懷疑的語氣結尾。“不管在東還是在西，戰後有最新的線索的時候，似乎沒有一個人努力的尋找繆勒。”根據推測，盟軍官員很快在尋找繆勒的事情上躊躇起來是因為他們掌握了充足的證據證明繆勒已經死了。沒有懷疑的空間，但是蘇聯和捷克的卻說繆勒逃到了西方。這些謠言是為了抵消蘇聯庇護戰犯的傳言。強烈的跡象表明繆勒與蘇聯“合作”了，也有強烈的跡象表明繆勒已經死於柏林。只有一件事情看來是確定的，繆勒和科爾有一些特別原因進入柏林死亡陷阱和在總理府待到最後。如果目的是為了執行一次難忘的和令人信服的自殺，他們就搞砸了這次工作。

中情局反情報人員請求中情局進行深入的調查找出證明來證明或反駁這些不能同時接受的推測。似乎中情局反諜報人員請求對繆勒進行徹底調查的要求並沒有得到滿足。有關繆勒的文件在1971年12月在中情局反諜報人員的傳閱中不了了之。

完整的中情局文件

這份文件的關鍵部分是1941年中情局反情報人員所提交的“尋找蓋世太保繆勒”中的所有關鍵判斷的所有文件資料。1971年美國沒有被指控庇護蓋世太保繆勒。相反，看起來中情局反情報人員被激勵去調查繆勒的案子是為了下面的目的：蘇聯的假情報，調查中情局所掌握的叛變者的資料和西德的告密者所提供資料的可靠性。如果中情局掌握了繆勒是和西的國家聯繫而不是同蘇聯聯繫的證據，那麼中情局反情報人員所掌握的這些叛逃者（Bittman, Deriabin, Goleniewski）就沒有作用了。19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情局曾經對這些叛逃者提供的資料表示深深的懷疑。他們怕的是這是蘇聯派間諜來欺騙他們。對中情局反情報人員和中情局的高層人員來說，他們對確定叛逃者（Bittman, Deriabin, Goleniewski）所說的關於繆勒的資料是否屬實有特殊的興趣。而且在收集證據的過程中，中情局反諜報人員沒有理由相信這些文件最終會被解密。因此可以相信中情局反諜報人員的報告，由此延伸到有關於繆勒的資料，在那個時候代表著可得到的最佳的信息。中請局給出的結論是謬勒已經死了。

不管謬勒是蘇聯間諜還是蓋世太保，不管他是在戰爭中死了還是在戰爭中倖存了下來。真相只有隨著時間的流逝才會慢慢浮出水面，時間會還歷史一個真相。

下落之謎

由於海因里希·繆勒不知所蹤，他的下落一直是個迷。2001年德國ZDF電視頻道記者拉爾夫·皮爾科維克解開了這個迷。

2001年德國ZDF電視頻道記者拉爾夫·皮爾科維克受命前往美國國家檔案館翻閱資料，製作一套有關二戰人物的片子。他從檔案館里仔細翻閱海因里希·繆勒的檔案閱讀。突然，三張不起眼的記錄卡引起了他的注意。而且印有喬治·夏洛的名字，說明卡片上的資料是十分重要的。

接下來的四個月，皮爾科維克仔細翻閱了卡片上的資料。他宣布了驚人的消息：海因里希·繆勒落入了美國人的手裡，成為冷戰王牌！

第一張卡片上寫著1945年12月26日在德國一個平民拘禁營里，一位美國情報人員偶然發現了蓋世太保頭目繆勒，美國迅速出重兵拘捕繆勒，並且封鎖一切有關消息。

第二張卡片上寫著：繆勒成為納粹7號通緝戰犯，FBI奉命追捕他。卡片上詳細描述了繆勒的外形、相貌。

第三張卡片上寫著：對納粹7號戰犯海因里希·繆勒的審訊結果已從絕密情報交給陸軍部長和CIA中情局。本案已於1946年1月29日告結。

人們至今仍不知道納粹7號戰犯海因里希·繆勒最後的下場。很多蓋世太保重要人員在戰後逃往異國他鄉，依然過著逍遙自在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