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藝術

簡介

漢代石刻的雄勁、簡練，唐代石刻的精美、圓潤，都表現了中華民族進取、向上的氣派和精神，在我國雕刻史上佔有突出的地位。西安碑林石刻藝術室建於1963年，匾額七字是由陳毅元帥親筆所題。室內陳列著漢唐藝術精品七十餘件，分陵墓石刻和宗教石刻兩部分。陵墓石刻中的精品有東漢雙獸，其造型綜合了獅、虎的特點，形象威武、活躍，動作矯健敏捷，以其造型完美、手法熟練、雕刻精緻而成為同類作品中的佼佼者。陝北出土的東漢畫像石，內容除少數神話傳說和歷史故事外

，大多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的側面，富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唐高祖李淵的唐弟，李壽的墓誌為罕見的獸首龜形，國內僅有兩件，彌足珍貴。其石槨為一歇山頂式石屋，外部以減底平雕手法刻有四神、文臣武將、仙人騎鳳等畫面，槨內壁陰線刻樂人、舞伎、男女侍從、天象圖等，都是唐代墓室石刻中傑出的作品。唐昭陵六駿浮雕以唐太宗李世民征戰疆場所乘過的六匹有功戰馬為藍本雕刻而成，作品比例合度，線條明快，高度寫實，是唐代石刻藝術中的傑作。可惜其中颯露紫、拳毛蝸兩駿早年流失海外，現存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唐高祖李淵獻陵的

石犀重達十噸，全身用幾條粗壯的線條勾勒出犀的特點，整體比例準確，形象生動逼真。漢唐史書都記載有外國曾向中國贈送活犀的史實，它是古代中外友好往來的紀念物。此外，李小孩石棺、蹲獅、石虎、石羊、卧牛、走獅等也從不同側面反映出隋唐陵墓石刻寫實傳神的特點。石刻室陳列的北朝、隋唐佛教造像，形式多樣，既有傳世的精品，也有建國后歷年發掘品。有浮雕，也有圓雕，主要反映了古長安佛教造像藝術發展的水平。北魏皇興造像的彌勒，著通肩式袈裟，豐滿圓潤，肌肉勻稱，衣褶以條棱表現，具有較多的域外藝術風格，其藝術水準在當時也是領時代之先的。隋唐時代的造像藝術則把從北周開始的寫實風格又向前推進了一步，在追求立體造型的同時，把傳統的線和裝飾性的藝術手法也提高到了一個新的層次，使中國成熟的民族化佛造像藝術達到鼎盛。陳列的觀音菩薩像，金剛造像都是這一時期優秀的作品。而老君像則是陳列的唯一一件有關道教題材的造像。這件漢白玉老君像，通高1.93米，原屬臨潼驪山唐代華清宮朝元閣老君殿之物。老君身著道服，腰束帛帶，結跏跌坐於三層番蓮紋的須彌座上，人像與台座渾然一體，有安謐華貴之感。雕刻手法極為精工洗鍊，堪稱盛唐時期大型人體石刻的藝術珍品，同時對探討道教在關中地區的傳播，也是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

西安碑林博物館

正是因為西安碑林博物館擁有如此浩瀚的藏品，卓越的書法和藝術價值，豐富的文化內涵，所以被譽為“東方文化的寶庫”、“書法藝術的淵菽”、“漢唐石刻精品的殿堂”、“世界最古的石刻書庫”，是國家AAAA級旅遊景點，全國18個特殊旅遊景觀之一。近年來又被列入中國申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作為西安最有價值的文物古迹之一，這裡每年都吸引著60多萬海內外遊客。今天西安碑林已成為世界文化寶庫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弘揚祖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窗口。在改革開放的見天，西安碑林博物館正以其嶄新的面貌譜寫著中外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概論

書法哲學是甲骨文石刻方法論的理論基礎，它具有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意義。石刻雖然有其特殊性，但它脫離不了自然、社會、思維的基本規律。沒有哲學，石刻形成不了自己完整的體系。它貫穿在整個石刻實踐中，並自始至終影響和制約著石刻的創作，包括創作思想、方法和審美觀等。所以，成功的藝術家，其思想必定深入到哲學中去，由此明了世界的本源、藝術的本源、書法石刻的本源。理解了中國哲學，可以對石刻藝術從更深層的規律上把握。而對於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掌握，將使石刻藝術研究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宏觀的層次上。

甲骨文石刻的基本原則

甲骨文石刻是主體精神的物質再現，必須具有鮮明的個性。因而，石刻也就決定著它必須具有自己的藝術特色。從這個意義出發，石刻藝術研究應遵循以下幾個原則：一、堅持辯證唯物論。藝術創新，必須將主體意識和社會需要、歷史選擇結合起來，才能正確把握整個歷史、當代書法藝術本質，美學特徵及發展方向，抓得准自己所攻克的具有重大意義的、關鍵性問題。二、堅持科學理論與創作實踐相結合。馬克思主義認為，理論來源於實踐，為實踐服務。並接受實踐的檢驗。甲骨文書法作為一門應用學，也必須直接為創作實踐服務，並接受時代和人民的檢驗。三、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石刻藝術為社會意識形態之一種，屬於精神產品。它既是主體人抒情達意的工具，也是廣大人民寄託感情的形式，藝術家的心應與時代息息相通，與人民的需要聯繫起來，力求將最好的精神食糧獻給人民和祖國。

甲骨文石刻的研究方法

研究任何一門科學都要藉助幾種科學的方法，才能獲得良好的成果。因此，方法問題是各英科學研究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之一。

甲骨文石刻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思維的方法、認識的方法、哲學的方法。從我們國家來說，就是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研究方法是由研究的任務和內容所決定，而且為研究的任務服務的。石刻藝術研究的任務有兩個方面：一是文字與技術；二是主體素質和修養。一、調查法。這是進行石刻藝術研究的一種方法。通過廣泛搜集有關文字的各種資料，進行分析研究。二、試驗法。這主要用於探索的一種方法。試驗最好有個對照組，便於對比分析，同時要及時總結經驗。三、交流法。文化交流，成果展示，學術研討。

甲骨文石刻的概念

甲骨文石刻是甲骨文書法與石刻相結合的獨立而系統的藝術。它的外表是屬技術科學，概括文字技術，示美的感覺與機能。它的內心屬書法哲學，概括思想理論，性質靈魂，示美的真與善的關係。它既能反映主體人的精神、氣質、學識和修養，又充分體現了事物的“對立統一”這個基本規律。

甲骨文石刻的知識結構

石刻的知識來源有三：一是親知。由主體感官和親身經歷所得的經驗而獲得的知識。二是聞知。從旁人口頭號或書面傳授得到的知識，相當於間接經驗。三是說知。在親知和聞知的基礎上，通過主體推理活動而獲得的知識。然而，知識必須形成一個較完整的系統。按其有序程度可分為經驗知識、理論知識和方法論知識。知識按其功能又可分為基礎知識，專業知識。這一切構成了知識系統的結構。石刻藝術的創作，是以理論為指導，並建立在正確方法論基礎上，以實踐為中心，由宏觀理論引導，微觀理論推動，直向創造這一最高目標推進。

直覺整體思維，是自然人本能思維的主要特徵。這是全息的把握宇宙本體的思維，既是方法論，又是宇宙觀。

意念思維，即主體情態，集群旨趣，物我交融形象、反邏輯一體思維，是石刻藝術的思維本質。甲骨之字，眼中之字，心中之字，意中之字，手中之字，鑿刻之字，創造完成之字，是完全不同，而又相互聯繫的。創造的藝術之字，為意會之字，它經過六個時態，才能完成。眼中之字可以不是甲骨之字，它因人而異，因情而異，只是特定情態氣質人的眼中之字，觀貼者取意（神采、氣韻、美感等），忘形（具體的筆畫及形體結構等）。心中之字可以不是眼中所見之字。心中之字是甲骨原字通過感官作用於腦系的感覺之字，永不可能是自然甲骨文之字的純“客觀”的“反映”。意中之字可以不是心中之字。意中之字是進行意念思維所形成的初級整體意象之字。手中之字不必是意中之字，雖意在筆先，心中有字，但畢竟是較為混沌的，付諸實踐，或有損益調整。創造中之字可以不是手中之字，只有創造完成的，才是藝術之字。應當是成熟的藝術所走的創造過程。

藝術創新，必須了解中國書刻藝術的高層次的意念思維本質。常理思維，我們稱為邏輯思維。但中國書刻家的高層次藝術思維是反向思維，也是物、我、美，反邏輯的一體思維。只有反思維，才能出奇制勝，有所創造，有所發明，也才能在書刻藝術的百花園中佔有一席之地。

中華民族是一個古老而偉大的民族。中國人民勤勞勇敢、樸實敦厚、心胸寬廣，這些品格正是民族精神之所在。甲文石刻風貌，正是較為完美地體現了這些特徵。石刻藝術內在的、本質的精神的美，正是質樸、敦厚品質的體現，石刻中的雄健，正蘊含了堅毅的意志和力量。所以，石刻藝術有著極為廣泛和深厚的社會基礎。也正是由於甲文藝術創新反映了當代的民族精神風貌，故為社會各界所重視。

中國藝術歷來強調藝術在倫理道德上的感染作用，要求審美意識具有的社會價值。因此，凡是反映健康向上，崇高正大的藝術創造，必然會受到人民大眾的歡迎，得到社會和歷史的承認。甲骨文創新，氣韻生動，厚實壯觀，表現出古樸端莊的氣質，體現了一種古拙平實的健康書風，符合我國人民的審美要求，所以，自石刻面世以來，深受世人喜愛。

甲骨文石刻藝術是在中國獨特的哲學思想指導下的產物。它深植於理，更深植於“心”，它是主體心靈的物質再現，是從更高層次上體現了宇宙、社會、人類，直至一切事物的發展規律。

石刻藝術的字內功主要有三：首先要表現出其在用筆、結體、章法以及在表現形式上取得新的突破，使作品具有旺盛的藝術生命力。其次，要表現出其獨特的整體風貌以及所造成的獨特境界，要在審美意象中給人新的感受，使傳統文化藝術體現出鮮明的時代特色。其三，要開闢甲骨文石刻藝術的境界，就必須形成自己的獨特藝術風格。

石刻藝術的字外功主要有三：一是學識。學是應知，識是應會。所以，學識是藝術創新的源泉。二是意識。書法屬人類的精神產品，意識當為書刻的本質。三是藝術素質和道德修養。德才兼備是社會發展和時代進步的需要，也是衡量藝術家品格的要素。因此，學習和創造是每個書家必經的兩個過程。學習傳統是“自我”的塑造過程，學得愈多、愈廣，汲取的營養愈豐富，則積累愈深厚，“自我”就愈豐滿、充實；革新創造則是“自我”的表現過程，藝術修養愈高，造詣愈深，表現出來的“自我”就愈有份量，愈有感染力。

我國國內目前有哪些主要的石刻藝術博物館？它們的價值和現狀怎樣？地處滬寧線的丹陽市建設規模較大的中國石刻藝術博物館可行性如何，與現有石刻藝術博物館相比，有何優劣？筆者通過查閱大量資料，整理此材料，為領導決策參考。

石刻藝術，是造型藝術中的一個重要門類，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石刻屬於雕塑藝術，是運用雕刻的技法在石質材料上創造出具有實在體積的各類藝術品。中國古代石刻，種類繁多，古代藝術家和匠師們廣泛地運用圓雕、浮雕、透雕，減地平雕、線刻等各種技法，創造出眾多風格各異、生動多姿的石刻藝術品。國內現有石刻藝術專業博物館其規模較大的只有成都安岳“中國石刻藝術之鄉”；雲岡石窟；龍門石窟；重慶大足石刻；山東石刻藝術博物館；西安碑林“中國石刻藝術博物館”；河南南陽石牌坊；北京海淀區石刻藝術館；徐州“中國石刻藝術館”等。其主要情況如下：

成都安岳“中國石刻藝術之鄉”——安岳縣位於四川省東部，為成渝古道要衝。始於南北朝，盛於唐、五代和宋。距今已有1300年歷史。全縣有摩崖石刻造像105處，多為中國佛教與道教混合的石刻造像，有10萬尊左右，高3米以上的上百尊，5米以上的40多尊，15米以上的兩尊。至今保存較完好並具有一定規模和文物價值的石刻有45處。主要有卧佛院、圓覺洞、毗盧洞、華嚴洞、茗山寺、玄妙觀等處。它多是我國石刻藝術成熟和鼎盛時期的作品，具有很高的雕刻藝術價值，造像風格除少數敦樸、粗獷的魏晉風骨外，大多是體態豐滿，雍容華貴的唐代風格，也有一些精細華美、瓔珞蓋身的宋代特徵。卧佛院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尊23米長的卧佛，橫卧於高出地面近10米的崖壁上。卧佛的上方所展示的是釋迦牟尼與諸弟子和天龍八部傳授遺囑的情景。左臂下方是觀音普門行願的33化身和32應身造像。還有維摩詰，藥師佛等30公分大的小像。千佛寨有“雕刻藝術陳列館”之稱。造像分佈在寨子的南北兩岩，周長約1000米，有佛龕105處，造像3061尊，多數為佛的講法圖。與千佛寨遙遙相對的這座圓覺洞，主要是晚唐、五代、北宋時期造像，共1993尊。圓覺洞以造有十二圓覺而得名。這兒有三尊7米高的“西方三聖”石像，“西方三聖”是西方極樂世界三個地位最高的神，即佛、菩薩、觀音組合而成。在其他地方，西方三聖是合龕為一，而這裡卻是分龕雕刻。毗盧洞離安岳縣城47公里，由觀音堂、千佛洞、幽居洞、毗盧道場、蓮花台等組成，有造像465尊，尤以觀音堂的紫竹觀音和毗盧道場的石刻最為精湛。紫竹觀音，因背倚紫竹而得名，像高3米，可謂北宋時期的傑作。華嚴洞內有石刻造像159尊，主要是五代和宋朝之作，距今也有千年以上。大般若洞開鑿於南宋理宗嘉熙四年。洞中正壁刻有一佛二菩薩，兩廊分三層，下層列十八羅漢，中間是十二諸天神，上層為十弟子。安岳石刻造像具有"古、多、精、美"的特點。在中國石刻藝術史上具有上承雲岡、龍門，下啟大足石刻的特殊地位。2000年9月，文化部命名安岳為"中國民間藝術（石刻藝術）之鄉"。

大足石刻-----是重慶市大足縣境內主要表現為摩崖造像的石窟藝術的總稱。大足縣是重慶市所轄郊縣，始建於唐乾元元年，以“大豐大足”而得名。縣境內石刻造像星羅棋布，公布為文物保護單位的摩崖造像75處，雕像5萬餘身，銘文10萬餘字。其中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6處，大足石刻 中的北山、寶頂山、南山、石篆山、石門山五處摩崖造像，已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北山佛灣摩崖造像，開鑿於公元892～1162年，造像崖面長約300米，高7～10米。龕窟密如蜂房，分為南、北兩段，通編為290號(1～100號為南段，101～290號為北段)。其中造像264龕窟，陰刻圖1幅，經幢8座。北山摩崖造像近萬尊，主要為世俗祈佛出資雕刻。造像題材51種，以佛教密宗為主，約佔總數的二分之一以上。其次有三階教、凈土宗等。北山造像以雕刻細膩、藝精技絕、精美典雅而著稱於世，展示了公元9世紀末至12世紀中頁中國民間佛教信仰及石窟藝術風格的發展、變化。公元9世紀末的晚唐造像題材有12種類型，以觀音及觀音、地藏合龕和阿彌陀佛脅侍觀音、地藏居多。公元10世紀後期至12世紀中葉的宋代造像題材廣泛，多達21種，尤以觀音最為突出，被譽為"中國觀音造像的陳列館"。北山摩崖造像中，現存碑碣7通。還存有題刻、詩詞17件，造像記77件。對歷史地理、宗教信仰、石窟斷代分期、歷史人物等的研究皆具較高價值。大足石刻分佈群還包括寶頂山石刻、大佛灣石刻、小佛灣石刻、南山石刻、石篆山石刻等。

山東省石刻藝術博物館——建於1981年，是我國第一座石刻藝術專業性博物館。它的任務是收集、陳列、研究山東地區的古代石刻。設業務室、辦公室，編製12人。實有在職人員10名。山東省石刻藝術博物館藏品分石刻文物和碑刻拓片兩項。石刻文物有歷代碑誌、造像、漢畫像石及其它石雕藝術品近百件，其中漢石人，朱鮪石室畫像石，高貞、高慶、馬鳴寺碑尤為著名。拓片數千件，基本包括了山東地區秦漢至五代全部的碑誌、畫像石、北朝摩崖刻經資料。山東省石刻藝術博物館注重全省石刻資料的調查、整理與研究工作。經過多年努力，五代以前的碑刻資料已基本收集齊全。在完成本館研究項目的基礎上，為推動全省乃至全國古代石刻藝術的研究做了大量工作。以本館為主，與兄弟單位聯合召開的國際學術會議有：雲峰刻石討論會、漢碑討論會、北朝摩崖刻經書學討論會、秦刻石討論會、中國？山東北朝摩崖刻經考察與學術研討會。出版著作和大型圖錄有：《雲峰刻石研究》、《漢碑研究》、《北朝刻經研究》、《雲峰刻經石全集》、《山東北朝摩崖刻經全集》、《雲峰刻石調查與研究》、《中國漢畫像石全集》(一、二、三)等共28部。山東省藝術博物館重視對內對外交流。與山東書法家協會、山東大學東方書畫院、西安中國書法藝術博物館等有著業務合作關係，與日本、韓國、香港及台灣金石考古、書法繪畫的學術交流日漸增多。

西安碑林——座落於著名古城西安市三學街。它於北宋二年為保存《開成石經》而建立。九百多年來，經歷代徵集，擴大收藏，精心保護，入藏碑石近三千方。現有六個碑廊、七座碑室、八個碑亭，陳列展出了共一千零八十七方碑石。在名碑薈萃的展室里，展示了聖儒、哲人的浩瀚石經；秦漢文人的古樸遺風；魏晉北朝墓誌的英華；大唐名家的絕代書法以及宋元名士的瀟灑筆墨。書聖王羲之、畫聖吳道子書畫同輝的筆墨跡以及詩畫雙絕的王維的竹影清風更為碑林增輝溢彩。西安碑林是我國收藏古代碑石墓誌時間最早、名碑最多的一座藝術寶庫，它不僅是中國古代文化典籍刻石的集中地點之一，也是歷代著名書法藝術珍品的薈萃之地，有著巨大的歷史和藝術價值。《開成石經》是唐文宗太和四年接受國子監鄭覃的建議，由艾居晦、陳珍等用楷書分寫，花費了大約七年時間到開成二年刻成一部石經。西安碑林不僅是東方石質歷史文化的寶庫，更重要的是書法藝術的寶庫，享有“書法藝術故鄉”的美譽，令海外人士嚮往。碑林中早期石刻有宋代摹刻的秦峰山刻石，原碑為秦國丞相李斯所書。 “漢熹平石經《周易》殘石”，它保存了我國最早的《周易》文句，唐代是中國書法藝術的繁榮時期。在唐代書法藝苑中，歐陽洵、虞世南、褚遂良、顏真卿、柳公權的楷書各創一體，歐陽通、徐浩、史維則、懷素等也都是一代名家。顏真卿的《顏勤禮碑》、《顏家廟碑》、《多寶塔感應碑》等，氣勢雄渾，蒼勁有力，是標準的“顏體”；柳公權的《大達法師玄秘塔碑》，筆力遒美瘦挺，勁如削竹，結構峻整，神足韻勝，是“柳體”中最典型的代表作；唐代懷仁和尚從晉王羲之遺留的墨跡中選集而成的《大唐三藏聖教序碑》，則更是膾炙人口的佳作；著名草書家懷素的《千字文》，筆意奔放，流利灑脫，為世所珍。除了書法，在北魏、唐、宋等碑誌上，還保存了大量具有藝術價值的精美圖案花紋。

龍門石窟——位於河南省洛陽市南郊12.5公里處，龍門峽谷東西兩崖的峭壁間。這裡香山（東）與龍門山（西）對峙，伊水于山間北流，遠望猶如一座天然門厥，史稱“伊厥”。隋朝建都洛陽后，因宮城門面對“伊厥”而始稱“龍門”。就密布在伊水兩岸長達1公里的兩山崖壁上。據龍門石窟研究院統計：龍門石窟現存2100多個窟中，有窟龕2345個，碑刻題記2800餘塊，佛塔40餘座，造像10萬餘尊。其中最大的佛像高達17.14米，最小的僅有2厘米。龍門石窟同甘肅的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的雲岡石窟並稱為中國古代佛教石窟藝術的三大寶庫，具有相當高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龍門石窟開鑿於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前後，嗣後歷經西魏、東魏、北齊、隋、唐、五代的營造，從而在這裡形成了南北長達一公里、具有兩千餘座窟龕和十萬餘尊造像的石窟遺存。在這歷時500餘年的營造過程中，包含著北魏和盛唐這兩個造像的高潮階段。至今，保存在伊闕兩山的這些數以千計的像龕，絕大多數都是這兩個時期所營造的。其中北魏石窟佔30%，唐代約佔60%，其他時期窟龕約佔10%。北魏時期的大型洞窟，主要有古陽洞、賓陽中洞、蓮花洞、火燒洞、魏字洞、石窟寺及普泰洞、路洞等等。而唐代的主要洞窟有奉先寺、賓陽南洞、賓陽北洞、潛溪寺、敬善寺、萬佛洞、雙窯、惠簡洞、擂鼓台三洞、高平郡王洞、看經寺、唐字洞、極南洞、凈土堂和麻崖三佛龕等等。龍門石窟藝術為研究我國古代歷史，特別是雕刻、繪畫、書法、建築、服飾、樂舞、圖案紋樣以及時代社會風尚等方面，提供了大量的珍貴資料。龍門地區的石窟和佛龕展現了中國北魏晚期至唐代期間，最具規模和最為優秀的造型藝術。這些詳實描述佛教中宗教題材的藝術作品，代表了中國石刻藝術的最高峰。

雲岡石窟——距今已有1500年歷史，位於山西省大同市西郊武州山南麓，石窟依山開鑿，東西綿延1公里。現存主要洞窟45個，大小造像51000餘尊，為我國規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1961年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首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12月14日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2007年5月8日被國家旅遊局評為首批國家5A級旅遊景區。歷史久遠，規模宏大，內容豐富，雕刻精細，被譽為中國美術史上的奇迹。石窟群中，有神態各異、栩栩如生的各種人物形象，如佛、菩薩、弟子和護法諸天等；有風格古樸，形制多樣的仿木構建築物；有主題突出，刀法嫻熟熟的佛傳浮雕；有構圖繁富，優美精緻的裝飾紋樣；還有我國古代樂器雕刻如箜篌、排蕭、篳篥和琵琶等，豐富多彩，琳琅滿目；在雕造技藝上，繼承和發展了我國秦漢時代雕刻藝術的優秀傳統，又吸取和融合了健陀羅藝術的有益成份，創造出具有獨特風格的藝術品，在我國雕塑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頁。雲岡石窟不但是今天了解和研究我國古代歷史、雕刻、建築、音樂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重要形象資料，也是追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和人民友好往來的實物佐證。

河南安陽石牌坊群------被人們稱為“中國石刻藝術的博物館”的石牌坊坐落于山陝會館大拜殿前的3米高月台上，分左、中、右三座。牌坊通體滿布額、對聯及人物禽獸等圖案。中間一座位於月台前《重建山陝會館碑記》與《重興山陝會館碑記》之間，為三間四柱式，須彌座，方柱。轉角處雕分節竹桿，雲龍柱頭。柱兩側附以抱鼓石。中柱兩側鼓面刻“俞伯牙愛琴”，“陶淵明愛菊”、“嵇康愛竹”等八愛圖。鼓面上下雕各種姿態的獅子、麒麟、人面獸等。中坊上雕福、祿、壽三星，背面上刻“五幅（福）圖”；坊面正中置長方形石刻匾額為“孟氏難言這浩然”，背面匾書：“履中蹈和優入聖城”。兩側陪坊脊頂飾雕半橢圓形構圖，其中左陪坊正面上刻“杜甫吟詩”，背面上刻為“趙彥求壽”；右陪坊正面上雕“李白騎鯨”，背面上刻“趙匡胤輸華山”。中坊下入口處為神道，俗稱“九龍口”，斜鋪巨石一方，長、寬各2米，中刻一龍張口瞪目，形象怪異，其它八龍之間相互交錯、藏頭露尾，層層疊壓，故名“九龍口”。左、右牌坊是大拜殿的出入門道，下各砌13級青石台階與萬人庭院相連。牌坊之間和月台兩側，置青石花欄桿，雕獅子、金瓜柱頭，欄板刻福、祿、壽圖案。石牌坊的石柱南北兩面皆刻楹聯，上部坊心皆為匾額。這些楹聯、匾額對仗工整，詞雅意明，均是對關公精神品德的頌揚之辭，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其書體楷、草、隸各異，有的龍飛鳳舞、灑脫飄逸；有的恣肆遒勁，力盪千鈞，令人擊掌叫絕，充分展現了古代書法之神韻，與石雕造型珠聯璧合，相映生輝。

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坐落於海淀區白石橋東約500米處的真覺寺遺址內，是一座展示北京地區石刻石雕精品的專題博物館，1987年10月對外開放。石刻博物館的露天陳列，按內容、功用分為八個展區，展出歷代石刻文物計500多種，加上庫藏的歷代石刻，共計千餘種。其中有北京地區現存年代最早的石刻《漢故幽州書佐秦君之神道》柱及石闕構件；有珍貴的北朝造象、唐明歷代墓誌、金元石雕、清代石享學及法貼和名家書法刻石。《石刻萌史陳列》則展示了上起原始社會、下至明清的石刻文化發展史，再現了人類文明。北京地區的石刻文化源遠流長。遠在舊石器時代，北京人的先民就用石頭叩開了人類文化的大門，隨著時代的前進，經過無數代人的艱辛勞動和智能創造，形成了北京地區廣大城鄉數以萬計的石刻文物寶藏。作為唐代以前的祖國北陲重鎮和遼金以來的國家都城，北京地區的石刻文化遺存分佈面積廣，品種齊全，數量眾多，其作品具有強烈的時代特點，又具有明顯的地方特色，是展示北京從漢唐雄風，遼金元三代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到明清帝都風範，以及民國時期文化巨子在北京政治舞台上活動的重要實物遺存。尤其是元、明、清三代的七百年間，作為“京師”即皇朝首都的文化產品，北京石刻一直以其內涵博大、形制壯偉和製作精美居全國同時代的最高水平。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展覽以金剛寶座塔為中心，共陳列各類石刻文物1200多件，其中著名的有東漢秦先君神道闕、宋代針灸穴位碑、有北齊、北魏、唐代造像，有文徵明、董其昌等人的書法碑帖，元大都的石欄板，明代平則門門匾，體魄宏大的廣寧門外石道碑，普勝寺卧碑等，有可謂北京石刻大觀。曾組織北京石雕精品攝影展、中國古塔圖片展、館藏敬和堂拓片展、北京石雕美術鑒賞等巡迴展覽。2002年經過大規模維修的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室內展覽由300平方米增至1100平方米。

徐州漢畫像石藝術館 漢畫像石是漢代人們刻劃在墓室、祠堂上帶有鮮明主題的裝飾石刻畫。徐州是中國漢畫像石集中分佈地之一，徐州漢畫像石藝術館是收藏、陳列、研究漢畫像石的專題性博物館。佔地1萬平方米，收藏珍品漢畫像石350餘塊，由當代藝術大師李可染先生題寫館牌，於1989年10月1日建成開放。徐州漢畫像石題材廣博、內容豐富，反映現實生活的題材有車馬出行、對博比武、舞樂雜技、迎賓待客、庖廚宴飲、建築人物、男耕女織等；反映神話故事的內容有伏羲、女媧、炎帝、黃帝、東王公、西王母、日中金烏、月中玉兔等，表示祥瑞吉祥的圖案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麒麟、九尾狐、二龍穿璧、十字穿環等。徐州漢畫像石中的牛耕圖、紡織圖、九仕圖、迎賓圖、百戲圖及八米長卷押囚圖，堪稱藝術珍品、鎮館之寶。徐州漢畫像石雕刻渾身有力、畫風質樸簡潔，具有很高的藝術欣賞價值。雕刻技法有陰線刻、淺浮雕兩種。線刻細膩真切，有陰柔之麗，浮雕渾雄蒼健，有陽剛之美。陰柔陽剛，體現了中國傳統美的基本要素。徐州漢畫像石的藝術特色是構圖緊密、誇張得體、以形傳神，表現出一定的創造性。徐州漢畫像石豐富的內容，真實地再現了漢代政治、經濟、文化、信仰等各個方面；精美的雕刻，使它在中國美術中佔有重要的位置。

還有四川甘孜、甘肅合水等地也有石刻藝術博物館，但都是規模較小的。

我市已決定充分利用吳傑森先生捐贈我市6371件石刻在三城巷附近建設中國石刻藝術博物館，打造文化產業園，具有現實和歷史意義: 一是可以充分利用現有丹陽南朝皇陵大遺址石刻資源，既建設特大型石刻博物館，專業石刻研究院，打造石刻旅遊風景區，提升丹陽城市品位，拓展旅遊業，帶動文化產業的發展，又使我市齊梁皇陵大遺址文物得以在開發利用中得以有效保護，可謂一舉多得；二是具有比較優勢。吳先生捐贈我市的6371件石刻，可謂豐富多彩，具有很好的研究和觀賞價值，這些石刻藝術品歷史悠久，種類齊全，數量繁多，包含了從漢代自今各個時代，各種風格，各種類型的石刻藝術品，還有一些是石刻藝術的珍品、精品和國寶級文物，這是國內現有石刻藝術博物館所不具備和難以比擬的；三是具有較強的競爭優勢。我市周邊地區同類石刻藝術博物館幾乎沒有，由於資源的限制今後幾十年裡，也不可能有同類石刻藝術博物館誕生。加之，在我市的中國石刻藝術博物館的引領和帶動下，50多平方公里的具文化、科技內涵的集產、科、研為一體，具休閑、旅遊、培訓、研究多種功能的文化科技產業園的興建，無疑將形成集聚規模效應，在華東乃至大江兩岸獨樹一幟，招蜂引蝶。最後一點建議：在現有的吳先生捐贈的6371件石刻的基礎上，再面向全國徵集（或者政府出資）一批民間的石刻藝術品，爭取石刻博物館擁有的石刻藏品達到8000乃至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