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稼先

1996年7月29日，中國在成功地進行了最後一次核試驗後向全世界宣告，從7月30日開始，中國將暫時停止核試驗。消息傳到大洋彼岸時，著名美籍華裔物理學家楊振寧教授敏感地意識到，這是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為緬懷在十年前的這一天不幸逝世的“兩彈元勛”鄧稼先而精心選擇的特殊紀念日。作為鄧稼先的兩代世交和終身摯友，楊振寧不禁流下了熱淚。1958年，留美歸國的鄧稼先博士接受了秘密研製原子彈的任務，從此開始隱姓埋名，擔任中國原子彈的理論設計工作。作為理論物理學家，鄧稼先帶領核武器研究院的理論設計部，在沒有任何理論借鑒和技術資料的困境下，經過艱苦奮戰，成功地實現了“零”的突破，為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誕生提供了理論設計，做出了重大貢獻。 1964年10月16日，中國在西部地區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國的軍事科技實力，改變了世界政治軍事力量對比，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威望，鄧稼先功不可沒。緊接著，鄧稼先又組織領導了中國第一顆氫彈的理論設計工作。1967年6月17日，中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氫彈，震驚了世界。隨後，鄧稼先又為研製中子彈和核武器小型化做出了重大貢獻。公元1971年，經過周恩來總理的精心斡旋和安排，楊振寧終於回到了闊別二十多年的祖國。他列出的最想見的人員名單里，第一個就是同窗摯友鄧稼先。然而，此時鄧稼先正在西北試驗基地的學習班蒙受“批判”。當他接到中央通知，千里迢迢地趕回北京飯店，見到老朋友楊振寧時，卻無法回答“你從事什麼工作、為什麼回國后沒有任何消息”等簡單的問題，處境十分尷尬。於是楊振寧換了一種提問方式，提出“聽說中國的原子彈和氫彈是兩個美國人幫助搞出來的，是否屬實”的問題，也讓鄧稼先欲言又止。楊振寧滿懷疑慮和遺憾，離開了北京去上海訪問。周總理很快得知此事後，打電話告訴鄧稼先並請他轉告楊振寧，中國的“兩彈”完全是由中國人自己研製的，沒有任何外國人參加。當楊振寧在上海大廈宴會廳接到鄧稼先這封信時，頓時激動得不能自持，躲進衛生間里淚流滿面。他堅定地相信，才華橫溢的鄧稼先必定是中國“兩彈”的研製者和大功臣。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為保密和戰備需要，核武器研究院秘密搬遷到四川北部山區，繼續從事核武器的研製工作。粉碎四人幫后，院長鄧稼先因受到核輻射影響，身體已經極度衰弱，後來檢查出惡性腫瘤和癌細胞向全身擴散，但他仍然頑強地帶病堅持工作，與死神進入最後階段的賽跑。他回到茫茫戈壁灘上第一次爆炸原子彈的地方，風吹沙動，大漠蒼涼，撫今追昔，世界政治格局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惟有忠於祖國和人民的赤子之心持之以恆。鄧稼先在參與指揮了最後一次地下核試驗之後終於病倒，被送進北京解放軍總醫院治療。在鄧稼先隱姓埋名地秘密從事核武器研究的近三十年裡，他不僅犧牲了個人名利和個人生活，他的妻子許鹿希和兒女們也承受了無法訴說的精神折磨和艱難困苦，但，她們始終都默默地承受下來，直到鄧稼先被迫離開工作崗位，還原為一個普通的丈夫和父親。然而一切都為之晚矣。1986年夏天，鄧稼先進入了生命的最後的旅程。他向中央和同事交代了後事，坦然地面對死亡。他讓警衛員陪同其來到天安門廣場，向祖國和人民作最後的告別。彌留之際，他的終身摯友楊振寧來到病床前，鄧稼先已處於昏迷狀態；等他再次蘇醒，楊振寧已經飛回美國，留下了終身遺憾。留學美國的女兒在中國駐美大使館驚聞父親病危的噩耗，萬里迢迢地飛回到父親身邊。當她氣喘吁吁地闖進危重病房，看見渾身插滿管子、瀕臨死亡的父親鄧稼先時，父女倆都毫無控制地放聲痛哭起來。1986年7月29日，鄧稼先逝世。公元2009年金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迎來六十周年大慶之際，“兩彈元勛”鄧稼先的英魂彷彿又來到雄偉壯麗的天安門廣場，來到莊嚴肅穆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他獨自坐在紀念碑的台階上，滿懷深情地眺望漫天飛舞的鴿群。鴿哨聲中，鄧稼先淚如泉湧。

該片開拍以前，編劇錢濱和錢道遠去了鄧稼先生前工作過的九院進行採訪。

為了確保該片中的歷史、故事情節真實，導演親自把劇本送到楊振寧在清華大學的一位秘書手上，然後交由楊振寧審閱。

該片在歷史回溯與當代意義的交叉坐標系中確定敘事主題，不強制人們接受鄧稼先以及他所體現的人生態度，而是樸實地呈現他的生活和生命過程，讓當代觀眾自己去思考和分辨影片的主題意義。在敘事時有意規避主旋律電影常有的宏大場面或者煽情場景，在最該渲染的時候，不表面化地宣洩激情。該片以大量篇幅表現了一個科學家的情感生活，鄧稼先與妻子兒女、同事朋友，特別是他與楊振寧的情感交流，構成了影片的主體場景，這也是影片最感人的地方。（新浪娛樂評）

作為一部傳記片，該片呈現出“以人為本”的藝術主旨，在典型人物的塑造上取得了突破。影片不懈地追求歷史的質感，將鄧稼先的命運交融於歷史，張揚出一種歷史的悲壯情懷。該片以其細緻而抒情的筆觸，詩化了一個科學家的強國之夢，詩化了他的人格力量、人格尊嚴和人格魅力，這在我們過去的一些傳記片里顯然是並不多見的。（人民日報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