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文學

古英語文學

英格蘭島的早期居民凱爾特人和其他部族，沒有留下書面文學作品。公元449開始，原住北歐的三個日耳曼部落──盎格魯、撒克遜和朱特相繼──侵入英國，他們的史詩《貝奧武甫》（Beowulf）傳了下來。詩中的英雄貝奧武甫殺巨魔、斗毒龍，並在征服這些自然界惡勢力的過程中為民捐軀。它的背景和情節是北歐的，但摻有基督教成分，顯示出史詩曾幾經修改，已非原貌。按照保存在一部10世紀的手抄本里的版本來看，詩的結構完整，寫法生動，所用的頭韻、重讀字和代稱體現了古英語詩歌的特色。

6世紀末，基督教傳入英國，出現了宗教文學。僧侶們用拉丁文寫書，其中比德所著的《英國人民宗教史》(731年完成)既有難得的史實，又有富於哲理的傳說，受到推崇，並譯成了古英語。7到9世紀則有一以凱蒙德與基涅武甫為代表的宗教詩人出現。

此後，丹麥人入侵，不少寺院毀於兵火，學術凋零。9世紀末，韋塞克斯國王阿爾弗雷德大力抗丹，同時著手振興學術，請了一批學者將拉丁文著作譯為英文，並鼓勵編寫《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這是用英國當地語言寫史的開始。

中古英語文學

1066年諾曼人入侵，帶來了歐洲大陸的封建制度(Feudalism)，也帶來了一批說法語的貴族。古英語受到了統治階層語言的影響，本身也在起著變化，12世紀後發展為中古英語。文學上也出現了新風尚，盛行用韻文寫的騎士傳奇，它們歌頌對領主的忠和對高貴婦人的愛，其中藝術性高的有《高文爵士與綠衣騎士》。它用頭韻體詩寫成，內容是古代亞瑟王屬下一個“圓桌騎士”的奇遇。此外還有《珍珠》《奧菲奧爵士》等詩歌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14世紀後半葉，中古英語文學達到了高峰。這時期的重要詩人喬叟(Chaucer)的創作歷程，從早期對法國和義大利作品的仿效，進到後來英國本色的寫實，表明了英國文學的自信。他的傑作《坎特伯雷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用優美、活潑的韻文，描寫了一群去坎特伯雷朝聖的人的神態言談；他們來自不同階層和行業，各人所講的故事或雅或俗，揭示了多方面的社會現實。同時，還有教會小職員蘭格倫寫的頭韻體長詩《農夫皮爾斯》（一譯《農夫彼得之夢》），用夢幻的形式和寓意的象徵，寫出了1381年農民暴動前後的農村現實，筆鋒常帶嚴峻的是非之感。同樣宣洩下層人民情緒的還有民間歌謠，它們往往是在長時間的口頭流傳之後才寫定的，其中最初見於15世紀抄本的羅賓漢歌謠，描繪了一群農民劫富濟貧、打擊教會僧侶和執法吏的事迹，傳誦至今。

散文方面，以托馬斯·馬洛禮的《亞瑟王之死》為代表的散文羅曼史則是中古英語散文的最高成就，它講述了中古時期的不列顛群島，列國紛爭。傳說中的魔鬼之子梅林藏身於英格蘭，等待著能夠拔出石中劍的全境之王——亞瑟。在梅林的輔佐下，亞瑟王結束混戰，遠征羅馬，聚攏150位圓桌騎士開創盛世，在輝煌時代展開浩大的聖杯歷險，而蘭斯洛特和莫德雷德的雙重背叛，將亞瑟王推至命運的深淵。該書內容與風格宏大莊嚴，是英語散文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16世紀，由於新航路發現後海外貿易發達，英國國力逐漸充實，民族主義高漲，1588年一舉擊敗大陸強國西班牙派來入侵的“無敵艦隊”。文化上也出現了一個活動頻繁、佳作競出的文藝復興局面。

一如在14世紀的義大利，文藝復興在英國是以重新發現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開始的。大學里恢復了古希臘語的教學，接著出現了規模宏大的翻譯活動，眾多的學者、作家將古代希臘、羅馬和近代意、法等國的學術和文學名著譯成了早期近代英語。哲學家、教育家、歷史家、政治家、宗教人士紛紛從事著述，用不同方式表達了人文主義思想，其中有托馬斯‧莫爾用拉丁文寫的《烏托邦》(1516)。這部作品借一個旅行者談海外見聞的方式，描繪了一個沒有私有制和宗教壓迫而崇尚學術的理想社會，而對為了能多產羊毛而大規模圈地、迫使貧苦農民流離失所的“羊吃人”的現實英國作了有力的譴責。

詩歌創作空前活躍，大批詩集出版，開一時風氣的重要詩選也陸續問世，其中《雜集》(1557)發表了華埃特和薩里兩人對於義大利十四行詩的仿作，使這一詩體在英國生根。到了90年代，錫德尼等著名詩人都出版了十四行詩集，雖然仍以歌頌愛情為主，卻能突破舊格局而注入新內容。比十四行更重要的還有其他詩體，或抒情，或敘事，或諷刺，或探討哲理，都有出色的代表作家，而成就最大的則數斯賓塞。他的主要作品《仙后》(1590～1596)規模宏大，內容豐富，利用中古騎士傳奇的體裁，以寓言為主要手法，在精神上卻反對天主教而歌頌作為英國民族象徵的伊麗莎白女王，傳達了正在興起的清教主義的嚴峻的道德觀，並且出之以優美而多變的韻文，使得斯賓塞不僅獨步當時詩壇，而且成為後世講究詩藝的作家所仰慕的“詩人的詩人”。

詩歌的成就還包括無韻體詩在劇本里的成功運用。詩同劇的結合產生了這一時期文學最驕傲的成果：詩劇。從16世紀80年代起，詩劇作者們擺脫了中古神秘劇、奇迹劇、道德劇的宗教色彩和粗糙技巧，建立了一種生氣勃勃的新戲劇，敏銳、強烈地表達了時代精神，在藝術上作了多方面的大膽創新。第一個成功地使無韻體詩變成戲劇媒介的是馬洛。他用“壯麗的詩句”寫壯麗的人物，如《帖木兒》(1590)中的中亞大帝國的創立者和《浮士德博士的悲劇》(1604)中的追求無限知識的德國博士，同時又在《愛德華二世》(1594)里將一個國王的遭遇寫成了英國第一個歷史劇。馬洛早死，但是詩劇繼續成長，經過基德﹑格林﹑查普曼、德克、米德爾頓、馬斯頓﹑海伍德等人的創作實踐，題材擴大，技巧更趨成熟，至莎士比亞而集大成。

莎士比亞是演員和劇作家，一生寫了37部劇本。他博採眾長而又自有創造，在歷史劇、喜劇、悲劇、傳奇劇各方面都寫出了傑作。他的 9個歷史劇包括了從約翰王到亨利五世(亦即從13世紀初到15世紀末)之間連續300年的英國歷史，場面之大實屬空前，而作者也寫得波瀾壯闊，反封建、反內戰，熱情地歌頌了民族國家的形成。他的喜劇活潑多趣，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其中《仲夏夜之夢》(1596)和《皆大歡喜》(1600)又充滿浪漫詩情，令人神馳；《威尼斯商人》(1597)用生動的法庭對抗的場景提出了海外貿易和猶太人放高利貸等經濟問題；而結構完整、語言鋒利則又數揭露清教徒虛偽的《第十二夜》(1601)。他寫悲劇的天才首先見於《羅密歐與朱麗葉》(1595)，這個歌頌自由戀愛的劇本象朝露一樣新鮮，而一對純真青年的死又對封建門第的殘酷作了有力的控訴，為後來的西歐乃至世界的文學藝術提供了又一個有長遠吸引力的主題。1600年以後，他的思想更深刻，技巧也更老練，創作了一系列卓越的悲劇，其中《哈姆雷特》(1601)寫一個年輕的人文主義者面對邪惡勢力，在懷疑、猶豫之後終不合情理的對待，終於流落在民間，而在這過程中反而悟到了真理；《麥克白》(1606)則深入探索了野心的毀滅性，在充滿迷信和恐怖的氣氛里，作者卻讓他筆下的罪人不時剖析內心，沉思和反省給了這個悲劇以更大的深度。這一時期的作品標誌著莎士比亞達到了他的戲劇藝術的頂點。以後他轉入傳奇劇的寫作，以寬恕和解為主題，其中《暴風雨》(1611)仍是有魅力的佳作。

在莎士比亞創作的末期，詩劇仍然繁榮，不僅有鮑蒙特與弗萊徹等人在寫傳奇劇，還出現了莎士比亞所未曾嘗試的社會諷刺劇，其代表作家是瓊森。他的最好的劇作是《狐狸》(1606年上演)和《鍊金術士》(1610年上演)﹐它們把17世紀初年倫敦社會上的騙子、方士、食客、蕩婦、清教徒之流暴露得淋漓盡致，詩句也典麗有力。但瓊森後來為了投合宮廷所好而去寫假面劇。同時舞台上出現了韋伯斯特、特納等人寫的兇殺劇，他們以絕好的詩才而渲染色情和恐怖，詩劇的敗象已現。等到福特、修萊等人的劇本上演，不僅內容猥瑣，韻文也虛浮，深為在政治上日益強大、信仰清教主義的資產階級所不喜，他們所控制的國會於1642年通過法令，封閉了所有戲院。從16世紀興起的英國詩劇，在經歷了60年的光輝燦爛的成長過程之後，至此乃告衰竭。

文藝復興文學中還有豐富多彩的散文作品。16世紀的英語雖然稍嫌蕪雜，卻十分富於表達力，敘事、狀物、寫景、辯難，無所不能，因此出現了各種風格的散文，繁麗工整如黎里的《尤佛伊斯》(1579～1580)，明白曉暢如納什的《不幸的旅人》(1594)﹐綿密雅潔如胡克的《論教會政策的法則》(1594～1597)，簡約雋永如培根的《隨筆》(1597～1625)。上述黎里與納什二書也是原始形態的小說。此外還有德洛尼寫小城鎮手工業者的三本書，特別是寫鞋匠的《高貴的行業》(1600)，在細節的敘述上已接近後來的現實主義小說。正是由於這時英語表達力強，所以在大規模的翻譯活動中也產生了許多優秀的譯作，如諾斯所譯的普盧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比較列傳》(1579)和弗洛里奧所譯的蒙田的《隨筆集》(1603)。它們都是莎士比亞參考過的書。17世紀初最重要的譯作則是1611年由國王詹姆斯一世下令出版的英文《聖經》。它是47位學者集體翻譯的成果，吸收了以前英文譯本的優點，用詞純樸而富於形象，韻律也饒聲調之美，對後來的英語產生了重大而持久的影響。以上思想、學術、詩、詩劇、散文、翻譯等方面的活動成就卓越，尤以詩劇為最，使這一時期文學成為歐洲以至世界文學的高峰之一。

16﹑17世紀之交﹐英國國內政治經濟的矛盾加深﹐人心動蕩﹐反映於文學的﹐除了上述詩劇的衰敗﹐還有在散文作品中圍繞政治與宗教問題的論爭文章的急劇增多﹐在詩歌中出現了以多恩為代表的玄學派詩和一些稱為騎士派的貴族青年所寫的愛情詩﹐前者用新奇的形像和節奏寫懷疑與信念交替的複雜心情﹐顯示出當時科學大進展衝擊傳統文化的影響﹔後者則表達了一種末世情調。

17世紀40年代﹐革命終於爆發。人民經過公開審判﹐處決了國王查理一世﹐並在打了一場激烈的內戰之後建立了以克倫威爾為首的資產階級政權。在文學上﹐革命主要表現於兩個方面﹕一是有大量的傳單和小冊子印行﹐各種集團特別是屬於革命陣營左翼的平均派和掘地派通過它們來發表政見﹐其中李爾本﹑溫斯坦利等人寫得犀利有力﹔二是出現了一個革命的大詩人──彌爾頓。

彌爾頓對於革命的貢獻﹐首先在於他的政論文。從1641年起﹐他擱下了早以優美著稱的詩筆﹐而用英文和拉丁文寫了許多政論小冊子﹐為英國人民處死國王的革命行動辯護﹐也發表他的進步主張﹐如《論離婚》(1643)和《論出版自由》(1644)。他的文章雖然句式繁複﹐卻有雄奇之美﹐在英國散文中自成一格。

1660年革命遭受了重大挫折﹐王政復辟。這時彌爾頓已經雙目失明﹐受著政治迫害﹐但他痛定思痛﹐把自己的一腔孤憤寫進了他一生最後的三大作品。首先是《失樂園》(1667)。這首以人類祖先失去樂園的聖經故事為主題的史詩表達了作者的清教主義﹐而在對於撒旦的描寫中則又傾注著他的革命思想﹐正是那些歌頌叛逆者的響亮詩行構成了詩中最動人的篇章。繼之而來的《復樂園》(1671)敘述耶穌拒絕撒旦誘惑的節操﹐雖見平淡﹐仍多佳句。同時出版的《力士參孫》是英文中最出色的希臘式古典悲劇﹐結構嚴謹而人物突出。作者寫參孫雙目失明﹐身陷囹圄﹐而仍力抗強暴﹐終於與敵人同歸於盡。這當中有彌爾頓對自己不平凡的一生的回顧﹐熾熱的情感溢出詩行﹐表示他依然壯懷激烈﹐不變革命初衷。在藝術上彌爾頓力求完美﹐以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學為典範﹐然又不失英國本色﹐在他的筆下無韻詩更具有莊嚴燦爛之美﹐表現了“雄偉的風格”。

王政復辟以後﹐文學風氣為之一變﹐盛行嘲笑清教徒的諷刺詩﹐法國式的“英雄悲劇”和反映浮華﹑輕佻的貴族生活的“風尚喜劇”。這類喜劇中也有意存諷刺的﹐如康格里夫的《如此世道》(1700)。這時文壇上的領袖人物是德萊頓﹐他有多方面的才能﹐主要成就在政治諷刺詩和文論。也有作家反對當時的社會風尚﹐如來自下層人民的班揚﹐他的《天路歷程》(1678)用樸素而生動的文字和寓言的形式敘述了虔誠教徒在一個充滿罪惡的世界里的經歷﹐對居住在“名利場”的上層人物作了嚴峻的譴責。這裡有清教主義的迴響﹐而作品的卓越的敘事能力又使它成為近代小說的前驅。

還有兩類散文作品﹐帶來了新氣象。一類是科學文章。1660年成立的皇家學會要求會員用“工匠﹑鄉下人﹑商人的語言”﹐儘力把一切事物表達得“象數學那樣樸實無華”。另一類是哲學著作﹐先有霍布斯﹐後有洛克﹐都用清楚﹑有力的文字發表了他們的經驗主義哲學和政治思想﹐特別是洛克的影響深遠的社會契約論成了近代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理論基礎。求實的文風和民主思想都是資產階級所歡迎的﹔國王雖複位﹐實權還在他們手裡。1688年﹐他們把另一個不得人心的國王趕下了台﹐從此政權被商人和地主的聯盟所牢牢掌握﹐文學也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18世紀前半葉﹐英國社會安定﹐文學上崇尚新古典主義﹐其代表者是詩人蒲柏。他運用英雄偶句體極為純熟﹐擅長寫諷刺詩﹐但以發泄私怨居多。表現出啟蒙主義精神的主要是散文作家﹐他們推進了散文藝術﹐還開拓了兩個文學新領域﹐即期刊隨筆和現實主義小說。

期刊文學是應廣大讀者的要求而興起。斯梯爾與艾迪生兩人有首創之功。前者創辦《閑談者》報 (1709～1711) ﹐後者繼出《旁觀者》報(1711～1712)﹐將街談巷議和俱樂部里的風趣幽默寫上了期刊。艾迪生的文筆尤見典雅。後來笛福﹑斯威夫特﹑菲爾丁﹑約翰遜﹑哥爾德斯密斯等名家都曾主編期刊或為期刊撰稿﹐可見此風之盛。由於他們的努力﹐英國式的隨筆得到進一步的提高﹐題材更廣泛﹐文筆也更靈活。

更具英國特色而又對歐洲大陸產生重大影響的則是散文小說。笛福的《魯濱孫飄流記》(1719)﹑《摩爾‧弗蘭德斯》(1722)等書把水手和女僕當做英雄人物來介紹﹐細節寫得十分逼真﹐雖然書的結構鬆散﹐作者卻有娓娓動聽的說故事的本領﹐使讀者始終保持興趣。他的文字口語化﹐善於繪聲繪形﹐而又迅捷有力。這些特點﹐加上笛福對英國城鄉諸色人等的深刻了解﹐使他奠定了英國現實主義小說的基礎。斯威夫特的《格利佛遊記》(1726)是以諷刺朝政﹑表現人類的醜惡為目的的寓言﹐然而作為故事﹐也是十分引人入勝。他把現實細節放在十分奇特的幻想的情景之中﹐而幻想也是正在發展中的英國小說所需要的。世紀中葉﹐理查遜用書信體小說細緻地描寫遭遇不幸的少女的內心﹐以《克拉麗莎》(1747～1748)等大部頭小說感動了一整代英國和西歐的讀者﹐法國啟蒙思想家狄德羅稱之為偉大創造力的表現。但在菲爾丁的眼裡﹐理查遜只是市儈哲學的代表﹐於是他起而用仿作去諷刺之﹐其結果卻掌握了寫小說的藝術﹐於是有了他自己的創作﹐其中最受稱道的是《棄嬰托姆‧瓊斯的故事》(1749)﹐它的人物﹑風景﹑場面都是典型的英國式的。作者歌頌真誠﹑熱心﹑忠實而又不受傳統束縛的青年男女﹐全書有一種爽朗﹑清新的空氣﹐而又結構完整﹐把現實主義小說推進到了一個新的水平。當時及稍後還有斯摩萊特﹑哥爾德斯密斯﹑斯特恩等人的小說﹐或擴充了題材﹐或實驗了新寫法﹐都有建樹﹐因此雖然世紀末出現了渲染神秘恐怖的“哥特小說”﹐但是現實主義已經成為英國小說中的主流﹐繼續向前發展。

出色的散文還見於其他文學品種。約翰遜的《詩人傳》(1779～1781)是傳記和文論的卓越結合﹐鮑斯韋爾的《約翰遜傳》(1791)開闢了傳記文學的新境界﹐伯克的《論美洲的賦稅》(1774)展示了政治講演術的力量﹐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1776～1788)更以其深刻的啟蒙主義思想和典麗的文筆成為全歐欽仰的史學傑作。

然而散文之勢雖盛﹐詩歌並未沉寂﹐不僅有世紀初的蒲柏和湯姆遜在創作﹐就是一些散文名家﹐如斯威夫特﹑約翰遜和哥爾德斯密斯﹐也善於寫詩。等到世紀後半葉﹐感傷主義抬頭﹐詩歌也復振﹐出現了揚格的《夜思》(1742～1745)和格雷的《墓園輓歌》(1750)等佳作﹐反映了英國許多人在產業革命加緊進行中所感到的痛苦和彷徨。珀西編的《英詩輯古》(1765)引起了對古民歌的愛好﹐於是仿作者有之﹐偽造者有之﹐形成一種對中世紀神往的風氣。這時從經濟不甚發達的蘇格蘭傳來了農民詩人彭斯的聲音﹐他既是舊民歌的整理者﹐又是新詩篇的創造者﹐而吟唱的內容則是愛情和自由﹑平等﹑博愛的新思想。後者正是法國啟蒙思想的結晶﹐在80年代之末導致了法國大革命。對這次革命的迎或拒﹐同情或反對﹐使英國散文作家發生了嚴重的分裂﹐但大多數詩人卻在革命初起的“黎明”時刻對人類的未來充滿了希望。在這樣的氣氛中產生了浪漫主義詩歌。

浪漫主義詩歌的第一個大詩人是布萊克。這個靠鐫版謀生的手工匠人是法國革命的熱烈的擁護者﹐但又反對它的哲學基礎理性主義﹐所寫的詩也大異於18世紀的優雅含蓄﹐而著重想象力和神啟式的宗教感﹐初期的《天真之歌》(1789)寫得純真﹐《經驗之歌》(1794)寫得沉痛﹔後來詩風一變﹐轉而寫作篇幅巨大的長詩如《四天神》(1804)﹐其中有一套獨特的象徵和神話系統。

大學生華茲華斯和柯爾律治卻經歷了另一種變化﹐即從擁護法國革命變成反對﹐於是前者寄情山水﹐在大自然里找慰藉﹔後者神遊異域和古代﹐以夢境為歸宿。兩人的詩歌合集﹐題名《抒情歌謠集》﹐於1798年出版。兩年後再版﹐華茲華斯加了一個長序﹐認為“所有的好詩都是強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主張詩人“選用人們真正用的語言”來寫“普通生活里的事件和情境”﹐而反對以18世紀格雷為代表的“詩歌詞藻”。他進而論述詩和詩人的崇高地位﹐認為“詩是一切知識的開始和終結﹐它同人心一樣不朽”﹐而詩人則是“人性的最堅強的保護者﹐是支持者和維護者。他所到之處都播下人的情誼和愛”。

這一理論有足夠的實踐作為支持。華茲華斯的小詩清新﹐長詩清新而又深刻﹐他的十四行詩雄奇﹐他的《序曲》(1805)首創用韻文來寫自傳式的“一個詩人的心靈的成長”﹐無論在內容和藝術上都開了一代新風。柯爾律治另有特長。他的《古舟子詠》(1798)借用了一個充滿了奇幻之美的航海故事﹐探索了罪和贖罪的問題﹔他的短詩《忽必烈汗》(1816)發掘了詩的音樂美和人心的聯想作用﹔他的理論著作《文學傳記》(1817)吸收了德國哲學家謝林的論點﹐對浪漫主義詩歌的特色﹐尤其是想像力在詩歌創作中的重要作用﹐作了精闢的論述﹐使他成為英國文學批評史上最敏銳的理論家之一。

然而這兩人的詩才在短期的閃耀之後相繼熄滅了﹐另一代詩人在1815年左右起來﹐把浪漫主義詩歌帶進了更廣闊的境界。拜倫﹑雪萊﹑濟慈三人各有特色﹐但是都忠於法國革命的理想﹐拜倫是出於對暴政的反感﹐雪萊是著眼於未來的理想社會﹐濟慈是由於憎恨這個使“青年臉色蒼白﹑骨瘦如鬼”的殘酷世界﹐在藝術上﹐他們都有重大的創新。拜倫在他的傑作《唐璜》(1818～1823)里一反歐洲舊傳說﹐把主人公從紈子弟轉變成熱血青年﹐讓他兩度橫越歐陸﹐通過他的眼睛見證了又評論了廣闊的歐洲現實﹐而作者在本詩里對於口語體的運用又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拜倫詩如其人﹐始終為自由而鬥爭﹐產生了超越英國和歐洲的文化和政治上的重大影響。雪萊的抒情詩情思專註而意境高遠﹐《西風頌》(1819)鼓舞了當時和後世的革命志士﹔他的哲理詩探討人類解放和理想的男女關係等重大問題﹐以議論入詩而詩句依然絢爛多采﹔他有志於復興希臘式的詩劇﹐在《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1820)里他師法埃斯庫羅斯而又不取其懦弱﹐重申人的復興的勝利﹐詩句挺拔﹐取得了輝煌成就。而濟慈﹐這個英年夭折的天才﹐在1819年一年之內﹐寫出了他幾乎全部最重要的詩篇﹕《心靈》﹑《夜鶯》﹑《希臘古瓮》﹑《秋頌》﹑《許佩里翁》﹐每一篇都使人感染到年輕詩人是怎樣不知疲倦地追求著美﹐然而這卻只使他更憬然於當時英國無處不見的丑﹐使他明白“只有那些把世界的苦難當作苦難﹐而且苦難使他們不能安息的人”才能達到藝術巔峰。正是這對於“世界的苦難”所感到的切膚之痛使得濟慈的詩篇不僅瑰麗﹐而且深刻。

這一時期詩歌還有司各特﹑克萊普﹑莫爾﹑坎貝爾﹑胡德等人的作品﹐總的成就是驚人的。英國文學史上﹐莎士比亞去世以後﹐沒有另外一個時期有這樣多的第一流詩人﹐創作了這樣大量的為後世所珍視的第一流作品。

浪漫主義也有著名的散文作家﹐如哈茲里特和蘭姆﹐前者的《時代的精神》(1825)是精闢的文論﹔後者的《伊利亞隨筆集》(1823)以其風趣﹑典雅得到了英國和世界無數讀者的欣賞。此外還有《一個英國鴉片服用者的自白》(1821)的作者德‧昆西﹐《幻想的對話》(18241848)的作者蘭道爾﹐都講究風格﹐喜作“美文”。德‧昆西還運用詞句的音韻﹐試圖在散文中造成詩的效果。與之成為對照的是平民政治家科貝特所寫的《騎馬鄉行記》(1830)﹐結合對民生疾苦的觀察和美好山水的感興﹐表明樸實有力的平易散文仍在發展。

散文的更大成就見於小說。原來以寫詩出名的司各特從1814年起寫了27部長篇歷史小說﹐用雄邁的文筆再現了蘇格蘭﹑英格蘭和歐洲歷史上的一些有突出意義的事件﹐包括人民起義﹑民族矛盾﹑宗教衝突和近代國家在反封建的鬥爭中的建立﹐展示了歷史的進程﹐刻劃了眾多的英雄人物﹐留下了《威弗利》(1814)﹑《羅布·羅伊》(1817)﹑《米德洛西恩的監獄》(1818)﹑《艾凡赫》(1819)等名著﹐不僅創建了一個新的小說部門﹐而且對英﹑法﹑德﹑義﹑俄﹑美等國的小說寫作產生了影響。同樣有影響的﹐特別在英語國家的讀者當中﹐是女作家奧斯丁。她一共寫了6部小說﹐都以鄉下紳士家女兒的婚姻為主題﹐用筆細膩而略帶嘲諷﹐寫出了真愛情的可貴﹐偽善的可笑﹐創造了一類有見地﹑有個性的新的青年婦女典型﹐而小說結構勻稱﹐組織緊密﹐《傲慢與偏見》(1813)與《愛瑪》(1815)尤為精心之作。

小說在19世紀40至50年代得到更大的發展﹐這也是英國國內階級鬥爭激化的時期。列寧稱為“世界上第一次廣泛的﹑真正群眾性的﹑政治性的無產階級運動即憲章運\動”帶來了憲章派文學。同時科學技術在加快發展﹐達爾文的劃時代的進化論給了傳統信仰以猛烈衝擊。在宗教界內部﹐出現了圍繞“牛津運動”的論爭。在政界和輿論界﹐圍繞穀物法和“英國現狀”問題展開了時間更長的論爭。論爭鍛煉了散文。正是在這個多事之秋﹐散文文學成果纍纍﹐卡萊爾的《法國革命》(1837)和《過去和現在》(1843)﹑麥考萊的《英國史》(1849～1861) ﹑羅斯金的《威尼斯之石》(1851～1853)﹑穆勒的《論自由》(1859)等便是明證。讀者層也在急劇擴大﹔不少新刊物問世﹐開始了逐期連載長篇作品的作法。

這樣的環境和氣氛使小說作者更加關心社會上的重大問題。狄更斯最初用幽默風趣的筆觸寫了《匹克威克外傳》(1837)﹐使人們感染到他的樂觀主義﹔而不過兩年﹐他就在《奧列佛‧特維斯特》(1838)里寫孤兒的苦難和倫敦賊窟的黑暗﹔進入40年代﹐他又寫了一系列小說揭發崇拜金錢的罪惡後果﹐其中《董貝父子》(1848)尤為深刻﹔《大衛‧科波菲爾》(1850)是一部充滿人世滄桑之感的成熟作品﹔接著而來的《荒涼山莊》(1853)﹑《艱難時世》(1854)與《小杜麗》(1857)則更見陰鬱﹔《雙城記》(1859)強烈地譴責了法國貴族的殘酷﹐也表達了作者對於人民採取暴烈行動的戒懼﹔60年代的《遠大前程》(1861)寫的是前程渺茫﹐而《我們共同的朋友》(1865)則用巨大的垃圾堆來作英國社會的象徵。象徵手法的更多使用和對於小說結構的注意是他後期小說的特點﹐表示了他在小說藝術上的發展﹔然而他最吸引讀者的依然是他一貫保持的優點﹐即真實的細節與詩意的氣氛的結合﹐幽默﹑風趣與悲劇性的基本人生處境的結合﹐具體情節與深遠的社會意義的結合。這些結合﹐加上他對於語言的莎士比亞式的運用﹐使狄更斯的小說不僅內容豐富﹑深刻﹐而且以其藝術上的創新對歐洲現實主義小說的發展作出了獨特貢獻。

同樣關心社會問題但在範圍與寫法上不同於狄更斯的還有一大批別的作家。薩克雷的《名利場》(1847～1848)是另一部有長遠吸引力的巨著﹐用文雅的筆法諷刺了上層社會的貪婪和欺詐﹐而他的《亨利‧埃斯蒙德》(1852)則發揚了英國歷史小說的優良傳統。1847至1848年間是英國小說的“奇迹年”﹕除了狄更斯的《董貝父子》和薩克雷的《名利場》外﹐還出版了夏洛蒂‧勃朗特的《簡‧愛》﹐埃米莉‧勃朗特的《呼嘯山莊》﹐蓋斯凱爾夫人的《瑪麗‧巴頓》。更多女作家的出現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而她們各有特長﹕蓋斯凱爾夫人用同情的筆調寫工人鬥爭﹔勃朗特姊妹一個把倔強﹑有個性的家庭女教師放在小說的中心﹐讓她對有錢的小姐們發出抗議的聲音﹔另一個則用熾熱的情感寫愛與恨的故事﹐以荒涼的約克郡的野地為背景﹐情節中充滿40年代特有的嚴厲性。稍後﹐另一個女作家喬治‧艾略特寫了一系列剖析倫理問題的小說﹐其中充滿田野景色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1860)是一動人的悲劇﹐而她的晚年作品《米德爾馬奇》(1871～1872)則又以缺乏愛情的痛苦的婚姻生活為中心﹐細緻﹑深入地描寫了一整個小市鎮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此外﹐這一時期里還有迪斯雷利寫貧富對立的兩個英國的社會小說﹐里德和金斯利寫為社會改革服務的揭露小說﹐特羅洛普寫小鎮故事和以內閣和議會為中心的政治小說﹐科林斯寫對狄更斯也產生了影響的偵探小說﹐都留下了出色作品。

進入19世紀的後30年﹐英國小說依然活力不衰﹐題材範圍繼續擴大。梅瑞狄斯的《利己主義者》(1879)細緻地分析了英國紳士在婚姻問題上的虛妄的自信﹐而他的《維托利亞》(1867)和《克勞斯威的黛安娜》(1885)又描繪了一類參與政治鬥爭的新女性﹔勞瑟福德在《皮市巷的革命》(1887)里寫相信“異議派”教義的手工業者﹐勃特勒在《眾生之路》(1903)里寫維多利亞時期中產階級的冰冷無愛的家庭生活﹐威廉‧莫里斯在《夢見約翰‧保爾》(1888)里懷念舉行1381年起義的壯士﹐又在《烏有鄉消息》(1891)里描繪他心目中的共產主義社會。吉卜林寫英國殖民者在印度的活動的小說和威爾斯的科學幻想小說也是19世紀末年的產物。小說的藝術性也有新發展﹕梅瑞狄斯的文采﹐勃特勒的犀利﹐莫里斯的用古樸以求新鮮﹐吉卜林的活潑和嘲諷﹐都使英國小說更加豐富多彩。更向前看則十分講究小說藝術的美國人亨利‧詹姆斯和波蘭人康拉德已在向英國文壇叩門。然而這一時期的大小說家則是詩人哈代。他集中寫多塞特郡的農村人物﹐他們生活簡樸而感情強烈﹐小說的主人公們都受命運的捉弄﹐他們靈魂的善良﹑純潔更加反襯出“不朽者之主管”的冷漠和殘酷。哈代的一系列使人喜愛又深思的小說﹐如《遠離塵囂》(1874)﹑《還鄉》(1878)﹑《卡斯特橋市長》(1886)﹑《德伯家的苔絲》(1891)﹑《無名的裘德》(1896)﹐是19世紀英國小說的最後的一批優秀成果﹐它們成功地使農村的土壤氣息﹑詩樣的溫情和嚴峻的宇宙觀相結合。

總起來說﹐19世紀眾多作家的共同努力使英國小說登上了新的峰巔。它的現實主義深化了﹐它的藝術更加精粹﹔它是典型英國的﹐而又對世界文學投下了它的深遠的影響。

詩歌也在繼續發展。浪漫主義餘波不息﹐濟慈與雪萊的影響尤著。19世紀中葉的英國詩壇﹐出現了丁尼生與布朗寧雙峰並峙的局面。丁尼生一生致力於提高詩的藝術﹐技巧圓熟﹐抒情﹑敘事皆精﹐長詩《悼念》(1850)深刻地寫出了詩人面對一個急劇變化的世界時所感到的信仰危機﹐雖然最後重申了上帝之道﹐其動人處則在表達懷疑與不安的段落。布朗寧在題材和技巧上進行了多種試驗﹐短詩﹑長篇都有優秀作品﹔他特別長於用口語化的詞句描繪人物的內心﹐寫了一系列“戲劇性獨白”﹐跌宕生動﹐為其最成功的創作。此外阿諾德力圖以古典主義的含蓄糾正浪漫派的恣肆﹐他青年時寫了一些好詩﹐但後來轉向文藝和思想評論﹐另有重大建樹。這時也出現了一個“先拉斐爾兄弟會”的流派﹐他們認為當時藝術萎靡板滯﹐應該回到義大利文藝復興前期的素樸真純﹐在詩歌方面以羅塞蒂的《神女》(1850)為代表作﹔其妹克里斯蒂娜‧羅塞蒂也寫了清新﹑哀惋的抒情詩﹐其特點是富於宗教感。另一個重要詩人斯溫伯恩則歌頌民主主義和男女間的性愛﹐所作受法國象徵派詩人特別是波德萊爾的影響﹐聲韻與形像富於暗示﹐頗有迷人的力量﹐主要詩集《詩與謠》(1866﹐1878﹐1889)在青年中流行一時。“先拉斐爾派”中最有成就的詩人則是前述幻想小說《烏有鄉消息》的作者莫里斯﹐其巨制《地上樂園》(1868～1870)是喬叟式的故事合集﹐然而更富浪漫色彩﹔後來他寫中世紀北歐英雄《沃爾松族的西古爾德》(1876)﹐詩風變得古樸雄邁﹔80年代他參加了工人運動﹐用詩來激勵鬥爭和傳播社會主義思想﹐其中寫巴黎公社戰鬥的長詩《美好未來的追求者》(1885～1886)是新型的力作。

“先拉斐爾派”的唯美傾向在90年代演變為後起作家的唯美主義。佩特的《文藝復興史研究》(1873)為它提供了美學理論﹐實踐這個理論的主要是王爾德和幾個結成“吟詩者俱樂部”的青年詩人。然而後者只有零星佳作﹐王爾德的真正成就也不在他的炫耀唯美主義的作品﹐而在他的諷刺性的社會喜劇﹐如《認真的重要》(1895)。戲劇的復興是這個發展迅速﹑傑作不斷湧現的世紀的最後一件文學大事﹐正是戲劇革新家蕭站在兩個世紀的交點﹐給英國文學帶來了新的生氣。

20世紀文學的第一個成就是戲劇創作上的突破。首先是愛爾蘭人蕭伯納來到倫敦﹐用潑辣的劇評為易卜生所代表的歐洲現實主義新戲劇打開局面﹐接著又在自己的創作里巧妙地把它同阿里斯托芬以來的歐洲古典喜劇傳統結合起來﹐寫出了51個劇本﹐其中有《華倫夫人的職業》(1894)﹑《人與超人》(1903)﹑《英國佬的另一個島》(1904)﹑《巴巴拉少校》(1905)﹑《皮格馬利翁》(1913)﹑《聖女貞德》(1923)﹑《蘋果車》(1929)等名作﹐它們或是辯論社會問題﹐或是發表新穎思想﹐但都給觀眾以高尚的藝術享受。蕭伯納的出現使過去一百年英國戲劇不振的局面根本改觀。

新戲劇的另外一支強大力量也來自愛爾蘭。隨著愛爾蘭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出現了一個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都柏林的阿貝戲院﹐在格雷戈里夫人和詩人葉芝的主持之下﹐演出了他們自己的和新起的愛爾蘭作者包括辛格和奧凱西的劇本。辛格的《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1907)和奧凱西的《朱諾和孔雀》(1924)都是傑作﹐他們不但成功地寫了愛爾蘭題材﹐而且在戲劇語言上有重大的創新。葉芝寫了《胡里痕的凱瑟琳》(1902)一劇﹐鼓舞了觀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後來他又在戲劇藝術方面多所試驗﹐但在詩歌方面他的成就更為突出﹐早期詩作以優美著稱﹐後來則寫得精粹深刻﹐吸收而又超越現代主義﹐成為西方世界最大的詩人之一。

在英格蘭本土﹐兩次世界大戰對文學有重大影響。特別是1914至1918年的戰爭﹐英國雖勝而遭受重大損失﹐一整代有才華的青年死於戰壕。戰爭文學幾乎全是創傷文學。炮火初停﹐仍然瘡痍滿目﹐在精神的廢墟上出現了現代派文藝。其詩歌上的代表作是艾略特的《荒原》(1922)﹐它用新奇的形像﹑多變的韻律和通過大量引文對比古今各國文化的手法來寫西方文明的危機感﹐造成了一時影響。現代派還發表文學理論﹐為他們作品的晦澀與險僻辯護﹐又對過去的作家重作評價﹐如艾略特就抑革命詩人彌爾頓與雪萊﹐而揚17世紀的玄學派詩人。在小說方面﹐戰前已有詹姆斯﹑康拉德等人將小說藝術推向對心理與動機的細緻分析﹐戰後又有屬於布盧姆斯伯里團體的弗吉尼亞·伍爾芙﹐既撰文抨擊威爾斯﹑高爾斯華綏﹑本涅特等人的舊現實主義小說為不真實﹐又創作《到燈塔去》(1927)等小說來展示“意識流”的新技巧。運用“意識流”技巧而成就更大的是愛爾蘭作家喬伊斯﹐他的長篇小說《尤利西斯》(1922)細緻﹑深入地寫現代都市居民精神生活的庸俗和猥瑣﹐在結構和語言上都作了大膽創新﹐成為小說發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另一個重要的現代小說作家勞倫斯揭露了現代西方社會中人的畸形生活﹐並用火樣的熱情和明亮的語言表達了對於一種身心和諧﹑情感與智慧融合的圓滿生活的追求。《虹》(1915)和《戀愛中的女人》(1921)是他的名作。在這些創新活動的同時﹐傳統的文學形式與寫法仍然有眾多的實踐者。就詩而論﹐哈代在20世紀初放棄小說創作而重新拾起詩筆﹐不但寫出了真摯深刻的抒情詩﹐而且完成了一部規模巨大的史詩劇《列王》(1903﹐1906﹐1908) 。他不追隨任何流派而自成一家﹐但由於他深深植根於英國農村人民的純樸生活﹐對歷史和人生也長久思索過其意義﹐又有相應的貌似古拙實則敏感而又強烈的語言﹐因此詩作質樸而深沉﹐秀美而有力﹐一段時期其詩名幾乎超過他在小說方面的聲譽。

在小說方面﹐繼續現實主義傳統的更大有人在。老一輩作家中﹐威爾斯不止善寫科學幻想小說﹐而且長於描繪倫敦小市民的職業生涯﹐高爾斯華綏用上層人士的語言寫資產者福賽特的家史﹐本涅特和毛姆用法國式的現實主義手法寫人們的情感生活﹐都擁有廣大的讀者。對知識分子更有吸引力的是著重寫人與人之間的交情的福斯特﹐他的名作《印度之行》(1924)表達了東西文化在精神上的隔膜。赫胥黎則利用他對於科學和文藝的廣博知識﹐寫知識分子在現代世界里的困惑。20年代之末出現了普里斯特利的《好夥伴》(1929)﹐寫一個民間劇團在各處演出時的遭遇﹐發揚了狄更斯的喜劇式的現實主義傳統。

1926年的英國大罷工﹐1929年開始的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30年代的民主力量與法西斯勢力之間的緊張搏鬥﹐使得全英國的作家比平常更加關心政治。奧登﹑斯彭德﹑劉易斯﹑麥克尼斯等青年詩人在技巧上受現代主義影響﹐在內容上卻反對資本主義。小說家衣修午德也在這個時期初露頭角﹐他的《再見吧﹐柏林》(1939)等反法西斯小說表現了他的才華﹐而後來的作品則有負讀者的期望。在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方面也出現了考德威爾的優秀著作﹐如《幻覺與現實﹕詩的源泉研究》(1937)。英格蘭以外的地區﹐進步文學也在活躍。蘇格蘭詩人麥克迪爾米德在掀起“蘇格蘭文藝復興運動”後﹐又寫了歌頌大罷工的《受難的玫瑰之歌》(1926)和獻給列寧的頌歌﹔他的戰友格拉西克‧吉本則用詩一樣的散文寫了充滿憤怒和希望的三部曲《蘇格蘭人之書》 (1932～1934) 。威爾士地區有礦工作家劉易斯‧瓊斯寫自己和夥伴們的戰鬥經歷﹐甚至後來被目為頹廢詩人的迪蘭‧托馬斯在其初期的作品里也頗有反資本主義的激情。愛爾蘭這時已經獨立﹐但是移居英格蘭的奧凱西並未停止戰鬥﹐他寫出了《星兒變紅了》(1940)和《給我紅玫瑰》(1943)等直接表現工人反對法西斯的武裝鬥爭的卓越劇本。

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和以後﹐英國文壇仍然名作不斷。艾略特的《四個四重奏》(1944)寫下了一個詩人在戰時最黑暗的年代里對於生﹑死﹑歷史的沉思﹐這裡已無多少現代派的手法﹐詩句變得素凈而深摯。也曾以新穎手法驚世的女詩人伊迪絲‧西特韋爾在後期作品里表達了她對於人類面臨原子彈威脅的深重不安。天主教小說家格雷厄姆‧格林描寫人的罪惡的存在﹐繼深刻的《問題的核心》(1948)等書之後﹐又寫了一系列他自己稱為“消遣品”的驚險小說。另一個天主教小說家伊夫林‧沃原來長於諷刺﹐在大戰後期則寫了懷念風流往日的長篇小說《舊地重遊》(1945)。喬治‧奧威爾用寓言的形式表達了他對一個高度集中的社會的戒懼。安格斯‧威爾遜用狄更斯的筆法寫倫敦知識分子的生活。J.R.R.托爾金的《魔戒》三部曲（1954~1955）復興了歐洲古老的神話傳統，以莊嚴的史詩語言展開對現代世界深刻的思索和追問，並奠定了現代奇幻文學的基礎。他死後出版遺作的宏大神話史詩集《精靈寶鑽》（1977），《失落的傳說之書》（1984）等作品則被譽為“獻給英格蘭的神話”。威廉‧戈爾丁在《蠅王》(1955)一書里寫下了暴露人性醜惡的新寓言。安東尼‧坡威爾和查‧珀‧斯諾，兩個小說家立開始了卷帙浩繁的連組小說的寫作﹐前者借用樂曲的結構寫一個資產階級家族﹐充滿了對美好往日的懷念﹔後者則用科學家的客觀眼光﹐解剖了現代英國上層人士之間的權力爭奪。

戰後一代的青年作家則另有一番心情。他們大多是在工黨當政後的福利國家裡成長起來的﹐靠公家津貼才上了大學﹐然而在階級依然分明的英國﹐他們又感到處處碰壁﹐因而出現“憤怒的青年”的文學。韋恩的《每況愈下》(1954)﹑艾米斯的《幸運兒吉姆》(1954)和布萊恩的《向上爬》(1957)等小說開其端﹐奧斯本的劇本《憤怒的回顧》(1956)擴大其影響﹐拉金﹑休斯等人的詩又加深人們對於戰後時期小資產階級生活的平凡﹑粗糙感。等到西利托寫《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上》(1958)﹐他筆下的伯明翰自行車廠青年工人的情緒就不止是憤怒或力圖向上爬﹐而具有一種無所顧忌的爆炸性﹔他的中篇小說《長跑運動員的孤獨》(1959)通過一個體育比賽的場面﹐巧妙地寫出了窮苦人家出身的青少年對統治階級的反抗。還有安東尼‧伯吉斯的小說《帶發條的橘子》(1962)﹐用摻有俄文字的怪誕英文﹐寫一群青年流氓的姦淫破壞以及官方的對策﹐手法離奇﹔伯吉斯的其他作品則是用傳統的技巧寫成﹐其特點在善於諷刺﹐文筆灑脫。

這一時期﹐繼續出現有才華的女作家﹐多麗斯‧萊辛創作了一系列以南非白人婦女生活為題材的小說﹐繼之以表達當代知識婦女的幻滅心情的《金色筆記》(1962)﹐都寫得新鮮而有力。艾麗斯‧默多克以存在主義者的眼光看人生﹐才思敏捷﹐繼初期成功作品如《在網下》(1954)﹑《逃避巫士》(1956)﹑《一個砍掉的頭》(1961)等之後﹐陸續有新的小說發表。比她年輕的瑪格麗特‧德賴布爾在《金色的耶路撒冷》(1967)等小說里專寫受大學教育或在大學教書的青年婦女所面臨的戀愛﹑婚姻﹑職業等問題﹐用細膩的文筆描繪了20世紀60年代英國婦女的神態風貌。

奧斯本的《憤怒的回顧》也標誌著本世紀英國戲劇的第二次高潮的開始。在此之前已有多人進行戲劇創新的試驗﹐如艾略特﹑弗雷之於詩劇﹐麥克尼斯﹑迪蘭‧托馬斯之於廣播劇。從50年代後期起﹐更有一批優秀的劇作家湧現﹐除奧斯本外﹐還有威斯克﹑惠廷﹑邦德﹑斯托珀特﹐愛爾蘭人比漢﹐青年女劇作家雪拉‧德萊尼﹐都以他們或新鮮或有力的劇本在舞台上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愛爾蘭人貝克特的《等待戈多》(英文版﹐1954)也在倫敦上演成功。此後﹐英國也出現了自己的“荒誕派戲劇”﹐其代表作家是品特。他在《生日晚會》(1958)﹑《歸家》(1965)等劇內用最少的對話﹑光禿禿的場景寫畸零人在現代社會裡的凄涼生活。同時﹐英國的演員繼續以其精湛的演技聞名世界﹐還出現了富后創造性的導演如比特‧布魯克。他們上演新劇﹐但也不時重演從16世紀以來的優秀老劇。從莎士比亞到蕭伯納﹐在英國戲劇和整個英國文學里都有一個連續的傳統﹐而其特色則是各個時期都有優秀作家在努力創新﹔正是創新豐富又推進了這個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