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根

徐立根教授於1943年考入國立廈門大學法學院，1947年畢業獲學士學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他到中國人民大學進修學習，畢業后留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工作。在“文化革命”期間，他從“五·七幹校”調到北京大學法律系任教。中國人民大學“復校”之後，他又回到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任教。徐立根教授一生致力於偵查學和物證技術學的研究和教學，是新中國偵查學、物證技術學的奠基者，被譽為中國物證技術學的帶頭人、泰斗。他是國家教委統編教材《物證技術學》和《偵查學》的主編。《物證技術學》（1990年版）曾先後被評為北京市和國家教委的“優秀教材一等獎”；該教材的第二版（1999年版）又被國家教委評為“優秀教材二等獎”。1992年10月，鑒於徐立根教授為我國高等教育做出的貢獻，國務院為其頒發了“對高等教育有突出貢獻、享受政府特殊津貼”的證書。徐立根教授在教學科研工作中一直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原則。正是在他的積極倡導和努力下，經國家教委和司法部批准，中國人民大學於1989年成立了全國綜合大學中的第一個物證鑒定機構——“中國人民大學物證技術服務中心”。一年之後，又經司法部批准，改名為“中國人民大學物證技術鑒定中心”。多年來，這個鑒定中心不僅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師和研究生的實踐基地，也成為了社會上很有名望的物證鑒定機構。徐立根教授為人正直，平易近人，樂觀堅強，率真淳樸。在五十多年的教師崗位上，他愛崗敬業，教書育人，默默耕耘，無私奉獻。在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中，他潛心治學，淡泊名利，求真務實，勇於創新。他給自己訂立的工作原則是“精益求精，止於至善”。他為中國的法學教育和法律學科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中央電視台、北京電視台和《法制日報》、《檢察日報》等媒體都曾經對他的事迹做過專門的報道。

徐立根教授是何老師的導師，算下來就是我的師祖，八十有三。當然，徐老從來不服老，如果您聽說人大有一位八旬老教授騎自行車上班，那就是老當益壯的徐老了！我考人大博士那年，其中《偵查學》參考書就是徐老主編的，所以我知道他是中國物證技術學的奠基人，德高望重。面試時見到徐老，不禁訝異於他的健康：耳不聾、眼不花，氣宇軒昂、聲若洪鐘，握著我的手剛勁有力。

徐老早年畢業於國立廈門大學，后入華北大學和人民大學，並最終留在了人大任教。他是新中國第一部刑事偵查教材的主編者，也是“物證技術學”的創始人，在文檢方面更是國內權威。他的一生，雖然不是跌宕起伏，但也頗富傳奇色彩。俄語和英語俱佳的徐老，曾經先後擔任蘇聯專家的助教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訪問學者，從最初繼承蘇聯偵查學的衣缽，到學習美國先進的物證鑒定技術，再到建立與偵查學並列的“物證技術學”，創辦的中國人民大學物證技術鑒定中心，徐老以他的悟性、遠見和執著的努力，開拓了新中國的偵查和物證技術學研究事業。當然，徐老更為外界所知的是在香港“世紀爭產案”中擔任遺囑的鑒定專家，使兩度敗訴的被告龔如心最終獲得了終審法院的公正裁決。

徐老曾經說過，人民大學的校訓是“實事求是”，廈門大學的校訓是“自強不息、止於至善”，這對他的影響很大。而在我看來，這簡直就是徐老一生的寫照。當記者問徐老鑒定工作有何“秘密武器”時，徐老給出了他的“三性三心”論，就是鑒定工作的科學性、複雜性和專業性，鑒定人員的細心、公心和責任心。這是他對鑒定的認識和態度。徐老執教半個多世紀，著作等身，桃李滿天下，至今仍在人大的三尺講壇上勤耕不輟。時任人大法學院院長的曾憲義教授在徐老“執教半個世紀慶賀大會”上，動情地稱他是“人大法學院的寶貴財富，也是中國法學界的寶貴財富。”而徐老卻認真地透露他還在著手進行的科研計劃：撰寫一部筆跡鑒定方面的專著、編寫一本供法學院本科生使用的物證技術學新教材，以及對供研究生使用的第二版《物證技術學》教材修訂出第三版。真是老驥伏櫪，壯心不已！難怪何家弘教授感慨地說：年過八旬的老先生對工作有如此高的熱情，我們年輕一輩怎能不深受鼓舞！

徐老工作嚴肅而認真，做起鑒定來是鐵面無私，而生活中的徐老，卻是一個可敬而可愛的老頭。徐老是浙江江山人氏，跟我也算是老鄉，但是他一米八幾的“海拔”一點不像我等南方人，除了有點鄉音——不過，這倒是讓我覺得倍加親切的原因。有一次，教研室師生去九華山莊開會，在那裡住了幾天，我有幸與徐老夫婦分在一個兩居室中，關起門來儼然成為“一家人”。也正是在那些“親密接觸”的日子，我感受到了徐老的樂觀、豁達，甚至還有孩子般的天真。徐老說他騎車上班，每遇上坡都鼓著勁衝上去，把年輕人甩在後面，他就很得意。我絲毫不懷疑，以徐老的身體狀況，活到九十歲很正常，一百歲也不意外！

可能因為有了老鄉這層關係，加之我曾經與徐老“過家家”一段時間，我與徐老變得特別投緣，有時聊起來就忘了時間。博士生期間我寫過一篇關於鑒定製度改革的文章，去徐老寓所請教。那天早上，徐老師給我單獨開了鑒定製度的課，足足講了有兩個多鐘頭，把鑒定製度中錯綜複雜的關係抽絲剝繭地梳理了一遍，並介紹了一些他辦過的大案，我也聽得津津有味。後來，我們的話題又轉移到偵查學和物證技術學的關係上，徐老一發不可收，不知不覺又講了一個鐘頭。我忽然一抬頭，看到時間已經是下午一點了，慌忙向徐老告辭。徐老卻拉住我，一定要我吃點餃子再走，並且親自下廚去下了一鍋餃子。當時外面的風很大，屋裡卻其樂融融，我們象爺孫倆一樣在家裡吃著餃子，談著浙江老家的一些事情。徐老還一個勁地說：“年輕人要吃飽啊。”

徐老很熱心提攜我們年輕人，但也總是告誡我們要淡泊名利。全國推選美邁斯法學獎時，我想參選，就請徐老和何老師給我寫了推薦。徐老的推薦信是用他遒勁的鋼筆字寫成的，滿滿的一頁，讓我很感動。後來，我的材料因主管老師的工作粗漏而未遞交上去，我與美邁斯獎失之交臂。當我鬱悶地把這一切告訴徐老時，徐老在電話中安慰我，人生在世，不如意之事很多，“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擺正自己的心態是最重要的。後來，他又專門找機會傳授了他所奉行的“三樂三養”，即助人為樂、知足常樂、自得其樂，平衡營養、注意保養、提高修養。他說，長壽的秘訣主要的就是要心態平衡，心胸開闊。當時我並沒有完全體會到徐老的諄諄告誡，後來參加工作，經歷了一些事情之後，我才明白，這是何等的境界。

博士入學面試，徐老是我的主考官，博士畢業答辯，徐老又是我的主考官。雖然我寫的論文是他並不太熟悉的證人特免權問題，但他居然用了幾天時間把我幾十萬字的論文看了一遍，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見。最後，我的論文以全優獲得通過，授予學位時，徐老興緻勃勃地拉著我一起合影。我當時曾隨口說道：“徐老師，照片出來之後，我給您送過去。”後來，因為自己忙於雜事加之懶惰，我一直沒有兌現自己的承諾。畢業后的那年國慶節，師門共聚慶祝徐老八十華誕，我因為在北大深圳研究生院有事走不開，未能回京趕赴這次盛會，甚至都沒能發一個賀電。我一直在想，等我有時間就把授學位時與徐老的合影洗出來，專程給徐老送去。如果有可能，我還想跟徐老學習一下文檢技術，以結合自己的證據法學研究。當然，我的博士論文出版了，也要給徐老送去。但是，我怎能想到，精神矍鑠、神采奕奕的徐老，居然就這麼走了！

徐老走的那天晚上，我正在度過自己的三十歲生日。徐老的逝世，事先毫無徵兆。我第二天才知道，他是在小區散步時，意外地跌倒，竟於不治。一時間，天南海北，徐老的弟子學生，都以悲痛的心情在傳遞著這不幸的噩耗。《檢察日報》約我寫點文字，我想，任何的文字，其實都無法表達我心中的難過和遺憾。對於徐老，我懷著深深的歉意！我希望，這張遲來的照片，可以寄託我的思念之情：尊敬的徐老，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