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誡

《女誡》正文由七部分組成，即《卑弱》、《夫婦》、《敬順》、《婦行》、《專心》、《曲從》與《和叔妹》七篇。該書論述了女子在“夫家”需要處理好的三大“關係”，即對丈夫的敬順，對舅姑的曲從和對叔妹的和順。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母，傅母也。師，女師也。左傳魯襄公三十年曰：宋伯姬卒，待姆也。毛詩周南葛覃曰：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曹壽，即曹世叔，班昭之丈夫），於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絀辱，以增父母之羞（七去或七出），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頑，教道無素，恆恐子谷（曹成，字子谷，班昭之子），負辱清朝。聖恩橫加，猥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為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它門，取恥宗族。吾今疾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間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勖勉之！

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磚，而齋告焉（詩小雅斯干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弄之瓦。毛萇注云：瓦，紡塼也。鄭玄箋云：卧之於地，卑之也。紡塼，習其所有事也）。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即婆家的生辰、忌日之類，需要謹記）。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齊音齋），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

夫婦第二。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二事，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數，道也，董仲舒春秋繁露：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獨不可依此以為則哉！

敬慎第三。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強為貴，女以弱為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尪（音汪，矮小，或今之腦癱或小兒麻痹之類）；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強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人之大禮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謂也；夫順非它，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媟黷（音褻瀆）。媟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楚，荊棘也，鞭打之用）。夫為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心離也）。

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雲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齊音齋），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論語述而第七）。此之謂也。

專心第五。《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潔，耳無塗聽（塗音塗），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周易繫辭云：冶容誨淫，慢藏誨盜），入無廢飾，無聚會群輩，無看視門戶（俗語“倚門子”，即倚靠在門旁，向外張望），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陝輸，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

曲從第六。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雲愛，舅姑雲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於曲從矣。姑雲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雲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

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而況婦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夫嫂妹者，體敵而尊，恩疏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曜於邑鄰，休光延於父母。若夫蠢愚之人，於嫂則託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慍，毀訾佈於中外，恥辱集於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于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其斯之謂也。

班昭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女歷史學家。

班昭字惠班，又名姬，家學淵源，尤擅文采。她的父親班彪是漢代的大文豪，班昭本人常被召入皇宮，教授皇后及諸貴人誦讀經史，宮中尊之為師。

清代女作家趙傅“東觀續史，賦頌並嫻”。

班昭十四歲嫁給同郡曹世叔為妻，所以人們又把班昭叫做“曹大家”。以個性而論，曹世叔活潑外向，班昭則溫柔細膩，夫妻兩人頗能相互遷就，生活得十分美滿。

班昭的文采首先就表現在幫她的哥哥班固修《漢書》，這部書是我國的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是正史中寫的較好的一部，人們稱讚它言賅事備，與《史記》齊名，全書分紀、傳、表、志幾類。還在班昭的父親班彪的時候，就開始了這部書的寫作工作，她的父親死後，她的哥哥班固繼續完成這一工作。班固，字孟堅，九歲能作文，稍大一點，博覽眾書，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不料就在他快要完成《漢書》時，卻因竇憲一案的牽連，死在獄中，班昭痛定思痛，接過亡兄的工作繼續前進。

好在班昭還在班固活著的時候就參予了全書的纂寫工作，後來又得到漢和帝的恩准，可以到東觀藏書閣參考典籍，所以寫起來得心應手。在班昭四十歲的時候，終於完成了漢書。

《漢書》出版以後，獲得了極高的評價，學者爭相傳誦，《漢書》中最棘手的是第七表《百官公卿表》，第六志《天文志》，這兩部分都是班昭在她兄長班固死後獨立完成的，但班昭都謙遜地仍然冠上她哥哥班固的名字。班昭的學問十分精深，當時的大學者馬融，為了請求班昭的指導，還跪在東觀藏書閣外，聆聽班昭的講解呢！

她除漢書外，賦，頌，銘，誄，哀辭，書，論等，共十六篇。原有集三卷，大都失傳。

班昭所作《東征賦》一篇，被昭明太子蕭統編入《文選》，保存了下來。李善注引《大家集》說，“子谷，為陳留長，大家隨至宮，作《東征賦》。”又引《流別論》說：“發洛至陳留，述所經歷也。”《東征賦》是班昭隨同兒子到陳留赴任時，描述自身經歷的作品。又曾為班固《幽通賦》作注，今存《文選》李善注中。

班昭還有一個兄弟是班超，我們現常用的兩個成語“投筆從戎”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就是他的口語演化而成的，反映出他的智勇過人，他出使西域，以功封定遠侯，拜西域都護，揚漢威直至中亞三十年之久。

漢和帝永元十二年，班超派他的兒子班勇隨安恩國入貢的使者回到洛陽，帶回他給皇帝的奏章：

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人玉門關。謹遣子勇，隨安西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其目見故土。

表達出一種濃郁的葉落歸根的思想，然而奏章送上去之後，三年後朝廷仍不加理會。

班昭想到死去的哥哥班固，對年已七十，客居異鄉的哥哥班超，產生一股強烈的的依戀、憐憫心情，於是不顧一切地給皇帝上書：

妄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得蒙重賞，爵列通侯，任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固其兵眾，每有攻戰，輒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詢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眾，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其全力，以報答天恩，迫子歲暮，犬馬齒索，為之奈何？

蠻夷之性，悼逆侮老，丙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好究之原，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感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身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逾望，三年於今，未蒙省祿。

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候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哀，乞超余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家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猝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急。

班昭代兄上書，說得合情合理，絲絲人扣，漢和帝覽奏，也為之戚然動容。特別是文中的最後兩句，引用周文王徐靈台，掘地得死人之骨，而更葬之。魏文侯之師田子方，見君棄其老馬，以為少盡其力，老而棄之，非仁也，於是收而養之。兩則故事明諷暗示，漢和帝認為不再有所決定，實在愧對老臣，於是派遣戊己校尉任尚出任西域都護，接替班超。班昭以她的文采和才情使她的哥哥班超得以回朝。

任尚抵達任所，班超一一予以交代完畢，任尚對班超說：“任重慮淺，宜有以海之。”希望班超對他治理西域一些忠告，班超語重心長地說：“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嚴苛，宜盪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但班超走後，任尚私下對親信說：“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任尚不能借重班超的經驗，竟以嚴急苛虐而失邊和，這是后話。

漢和帝永元十四年八月，班超回到洛陽，拜為射聲校尉，他離開西域疏勒時本已有病，來不及和妹妹好好地聊聊，加以旅途勞頓，回家一個月就病逝了，班昭無言以對。

班昭以她的文采，完成了哥哥班固的《漢書》打動漢和帝的心，使哥哥班超回歸洛陽。班昭的文采還表現在她寫的《女戒》七篇上。

《七戒》包括：卑弱、夫婦、敬慎、婦行、專心、曲從和叔妹七章。本是用來教導班家女兒的私家教課書，不料京城世家卻爭相傳抄，不久之後便風行全國各地。

在“卑弱”篇中，班昭引用《詩經·小雅》中的說法：“生男曰弄璋，生女曰弄瓦。”以為女性生來就不能與男性相提並論，必須“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和事，不辭劇易。”才能恪盡本分。

在“夫婦”篇中，認為丈夫比天還大，還須敬謹服侍，“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婦不事夫則義理墜廢，若要維持義理之不墜，必須使女性明析義理。”

在“敬慎”篇中，主張“男子以剛強為貴，女子以柔弱為美，無論是非曲直，女子應當無條件地順從丈夫。”一剛一柔，才能並濟，也才能永保夫婦之義。

在“婦行”篇中，訂定了婦女四種行為標準：“貞靜清閑，行己有恥：是為婦德；不瞎說霸道，擇辭而言，適時而止，是為婦言；穿戴齊整，身不垢辱，是為婦容；專心紡織，不苟言笑，烹調美食，款待嘉賓，是為婦工。”婦女備此德、言、容、工四行，方不致失禮。

在“專心”篇中，強調“貞女不嫁二夫”，丈夫可以再娶，妻子卻絕對不可以再嫁，在她的心目中下堂求去，簡直是不可思議的悖理行為，事夫要“專心正色，耳無淫聲，目不斜視。”

在“曲從”篇中，教導婦女要善事男方的父母，逆來順受，一切以謙順為主，凡事應多加忍耐，以至於曲意順從的地步。

在“叔妹”篇中，說明與丈夫兄弟姐妹相處之道，端在事事識人體、明大義，即是受氣蒙冤也是天經地義的事情，萬萬不可一意孤行，而失去彼此之間的和睦氣氛。

班昭主要生活在漢和帝時代，漢和帝在班超死後不久就駕崩了，皇子劉隆生下來才一百天，就嗣位為漢殤帝，鄧太后臨朝聽政，不到半年，殤帝又死，於是以清河王劉祜嗣位為漢安帝，安帝才十三歲，鄧太后仍然臨朝聽政。

東漢皇帝短命，只有開國的光武帝劉秀活過“花甲”，六十二歲時死，其次就是漢明帝，四十八歲，再次是漢章帝三十一歲，其他多在二十歲以下，包括一大批娃娃皇帝，造成外戚專權局面。

鄧太后以女主執政，班昭以師傅之尊得以參予機要，竭盡心智地盡忠。鄧騭以大將軍輔理軍國，是太后的兄長，頗受倚重，後來母親過世，上書乞歸守制，太后猶豫不決，問策於班昭，班昭認為：“大將軍功成身退，此正其時；不然邊禍再起，若稍有差遲，累世英名，豈不盡付流水？”鄧太后認為言之有理，批准了鄧塢的請求。

班昭年逾古稀而逝，皇太後為她素服舉哀。

班昭是一位博學多才，品德俱優的中國古代女性，她是位史學家，也是位文學家，還是位政治家。她在曹家有一個兒子，幾個女兒，她兒子叫曹成，字子谷。鄧太后臨朝稱制后，班昭開始參與政事，出的力不少。因為這個原因，曹成被封為關內侯，官至齊相。班昭逝世后，皇太后親自為多年的老師素服舉哀，由使者監護喪事，死後也給予她應得的榮譽。

班壹

有史記載的班氏先祖。原系楚國人。秦朝末年，天下大亂，班壹躲避戰亂遷居樓煩（今山西寧武），以畜牧起家，一致有牛、馬、羊數千群，史稱他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儼然帝王景象，年百餘歲，以壽終。

班儒

西漢樓煩（今山西寧武）人，班壹之子。曾任俠州郡歌之。

班長

西漢樓煩（今山西寧武）人，班儒之子。官至上谷太守。

班回

西漢樓煩（今山西寧武）人，班長之子。以茂才為長子縣令。

班況

西漢樓煩（今山西寧武）人，班回之子。舉孝廉，為郎官，官至上河農都衛，因連年課考第一，入為左曹越騎校衛，成帝之初，其女被封婕妤，史稱他“致仕就地，資累千斤。”后遷長安。

班伯

西漢樓煩（今山西寧武）人，班況之長子。通曉《詩》、《書》。大將軍王鳳推薦他為官，被皇帝召見於宴昵殿，史書說他“容貌甚麗，誦說有法”，官拜中常侍，遷奉車都衛。後來定襄大姓石、李等，殺死追捕官吏，犯上作亂，伯拜為定襄太守，受命平賊。初到定襄，吏民同懼，氣氛緊張。伯遂訪問與其父、祖有舊恩者，執子弟禮，迎延滿堂，懷恩醉酒，暗中打探賊人藏身之處，連日如此。等到城中氣氛平緩下來，突然下令照單抓捕，一網打盡。遠近稱頌，說他“收捕盜賊如同神明”。后回鄉掃墓，皇上令太守、都尉以下同往迎接，甚是榮耀。伯途中中風，皇上命以 侍中光祿大夫養病，賞賜甚厚，數年未起。后遷為水衡都尉，食祿二千石，不幸以38歲病故。

班游

西漢樓煩（今山西寧武）人，班況之二子，博學多才，好黃老之學，以議郎遷柬大夫、右曹中郎將。不幸早亡，有子名嗣，明顯當時。

班稚

西漢樓煩（今山西寧武）人，班況之三子、班彪之父。少為黃門郎中常侍，方直自守。成帝時，立定陶王為太子，數次譴人詢問近臣，獨班稚不答。哀帝即位，出稚為西河屬國都尉，后遷廣平相。王莽和班稚兄弟同列友善，位尊權重，下令採集風俗，粉飾太平，各官紛紛編造祥瑞。班稚拒絕為其歌功頌德，琅牙太守公孫閎在郡府公開陳說災害。御史大夫甄豐鼓動下級官吏上書彈劾公孫閎和班稚痛恨朝廷的聖政。太后說，“不宣揚祥瑞應與偽造災害的分開處罰”。公孫閎被捕死於獄中，班稚害怕，乃上書謝罪，歸還相印。太後下詔，降職使用，入補延陵園郎，食故祿終身。自此班姓不顯莽朝，也沒有遭致禍患。

班婕妤

（公元前48-前6年）西漢樓煩（今山西寧武）人，班況之女。是才華橫溢的女文學家，少年即有才學，善於詩賦。公元前32年被選入宮，成帝授予她少俠名號，后封為婕妤，居未央宮第三區的增成宮，在眾多妃子中居第十位。後趙飛燕得寵，驕妒日甚，為求自保，自請奉養太後於長信宮。成帝死後，她又伺奉園陵，死後亦葬園中。原有文集一卷，后散失，今僅存《自悼賦》、《搗素賦》、《怨歌行》三篇，表現了她在宮中的苦悶，文辭哀楚凄麗，千百年來，傳誦不絕，不知賺取了多少痴男怨女的眼淚。

班彪

（公元3－54年）字叔皮，陝西扶風安陵（今陝西省咸陽市東）人。東漢初期著名的儒學大師、史學家，廣平相班稚之子。青年適逢王莽之亂，作《王命論》勸說據天水稱霸一方的隗囂支持光武帝劉秀的事業，隗不聽，遂隱居於河西。后大將軍竇融崇拜其美德，薦為徐令，官至望都長。后精研漢史，從事著作，作《史記後傳》60餘篇。后被其子班固整理成《漢書》。

班固

（公元31－92年）字孟堅，東漢扶風安陵（今陝西省咸陽市東）人，班彪長子。東漢史學家、文學家。出身於世代書香的官僚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九歲能寫文章、誦詩賦，十六歲入洛陽太學讀書。博覽群書，學問淵博，受到當時學者的一致讚揚。班彪去世后，他繼承其父遺志，繼續完成《史記後傳》的編寫，被人告發，以私改國史罪蒙冤入獄。其弟班超上書明帝為其辯冤。獲釋后，召為蘭台令史，轉遷為郎，點校秘書，專搞著作。自公元58年至公元82年，歷25年之久，基本完成了史學名著《漢書》的寫作。《漢書》亦稱《班史》，以斷代為史，紀傳為體，首開中國紀傳體史書之先河。建初三年（公元78年）升任玄武司馬，負責玄武門的守衛。建初四年（公元79年）章帝在洛陽北宮白虎觀召集諸儒討論五經異同，班固出席會議並擔任記錄，後來他根據記錄寫成《白虎通義》（又名白虎通德論）一書，成為漢代經學的經典。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隨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北匈奴，為中護軍，參贊軍務，隨軍出塞三千里，奉憲命作銘，刻石記功。後為中郎將事，食祿兩千石。後來，竇憲因擅權獲罪自殺，當時的洛陽令種競，因受過班固家人的侮辱，乘機報復，將班固羅織入獄，不久死於獄中。其著作除《漢書》外還有《班孟堅集》、《班蘭台集》、《白虎通義》等。《後漢書》評他：性寬和容眾，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死後葬於孟津彰陽村班冢（今已失考）。今扶風縣太白鄉浪店坡以東，西寶公路75－76公里之間，路南有其墳墓。過去記載有石碑三通、石羊一對、石案一條，今已無存。只有陝西省人民政府於1956年建立的“陝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碑迎來朝霞，送走黃昏。

班超

（公元32-102年）字仲升，班彪的次子，班固的弟弟，既是東漢名將，外交家，又是我國民族工作的選驅。年少而孤，家庭貧窮，30歲遷入洛陽，靠為官家抄寫文章補貼家用，宏圖難展，感慨良多。一次，投筆在案說“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求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後來，便成為“投筆從戎”這句成語的來源。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出任假司馬，隨大將軍竇固北擊匈奴，機智勇敢初立戰功，受到竇固和朝廷的賞識。當時，匈奴作祟，橫行西域，漢朝和西域的聯繫被迫中斷，西域各國飽受其苦。朝廷先後封他為司馬、將兵長使、都護等職，派他出使西域，以續前功。在出使西域31年中。他依靠漢朝和西域各族人民的支持，以大智大勇的英雄氣概，經過七年的浴血奮戰，攻殺了匈奴使團，平息了部族叛亂，使西域各國擺脫了匈奴的奴役和控制；打敗了月氏人的入侵保衛了西域各國人民的利益；收服了西域諸國，暢通了絲綢之路，為鞏固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做出了傑出的貢獻，立下了不朽的功勛。漢和帝曾於公元95年下詔表彰他，封他為定遠侯。毛澤東同志1939年在給陝北公學院教授兼中國問題研究室主任何干之的複信中，特別稱讚“東漢班超的事業”，說它“具有歷史的進步性”“在民族聯合和反抗侵略這兩個基本點上與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有很大的歷史相似性”。死後葬於孟津彰陽村班冢，華陰市區25公里處的班庄村官道旁、新疆喀什也有人們的紀念墓。後人有詩讚他：投筆從戎膽氣豪，積功才得換征袍。漫言生相原應貴，要仗胸中貴六韜。

班勇

字宜僚，班超的次子。他長期住在西域，直到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才隨烏孫國朝貢的使臣回到漢朝。他熟悉西域的風士人情，對西域人民有著深厚的感情。他隨其父班超南征北戰，屢立戰功。其父死後，他又繼承父志，任西域長史，帶領500人與龜茲合兵擊走了匈奴北伊蠡王，公元126年團結西域各族人民大破北匈奴呼衍王，進一步鞏固了漢朝在西域的統治。著有《西域記》一書。

班雄

班超長子。繼承父志，安撫西域屢立戰功，官至越騎校衛。

曹成

班昭之子。曾為長垣長（縣長）。永初7年（公元113年）正月，班昭隨其子到長垣就職。他們乘車從都城洛陽出發，經過偃師、鞏義、滎陽等地進入了今天的新鄉地界。他們先是到了卷城縣（今原陽縣），在原武（今原陽縣原武鎮）稍事停留，又往前行，夜間在陽武（今原陽縣城）的桑間住了下來。第二天經平丘（今封丘縣黃陵鎮），進入匡城縣（今長垣縣西）。進入長垣以後，她想起了歷史先賢們在這裡的故事：孔子當年路經匡地，被誤認為是陽虎而遭圍困；子路是孔子的高足，治蒲有功後來卻被冤殺；蘧伯玉是衛國的大夫，因德行高尚而被尊為衛地的形象代表。田園，農舍、村夫、城墟使班昭觸景生情，浮想聯翩。她將這一路上的見聞與感受，仿照她父親班彪寫的《北征賦》寫成了《東征賦》，現將有關新鄉的段落翻譯於後，從中可以窺見漢代長垣的一斑。

此書為《女四書》之首，是民國初期及以前幾乎所有讀書的女孩子的啟蒙讀物。

《女誡》在古代是女子教育的楷模，在近代，《女誡》是男尊女卑禍首，被視為班昭的罪責。譬如女子教育開始在中國創興之時，班昭的《女誡》重新被闡釋，上海愛國女學校倫理教習葉瀚（浩吾）便曾在課堂上向學生宣講：“……中國之《女誡》、《女四書》，即教成女子倚賴幼稚、卑屈之男子之法之教科書也。對幼稚之人而更自屈於幼稚，對卑屈之人而更自守其卑屈，則中國女子之人格甚可想見矣。”1898年，晚清人吳芙讚譽“曹大家是女人當中的孔夫子”，而到1907年，何震則貶斥班昭為“女子之大賊”。還有人說班昭所鼓吹的封建道德教條，對於壓抑女性的思想，它是很徹底的。更由於出自於班昭之手，所以影響極大，幾乎影響了中國近二千年的女性觀，客觀上起了極其反動的作用。因此五四時期倡導女性解放的人們竭力非議《女誡》，那時候是政治的需要。但是，班昭是有意要將自己的骨肉姐妹推進“水深火熱”之中去嗎？《女誡》，到底是女人處世的寶典還是封建禮教賜予女人的精神枷鎖呢？

從當時她所處的歷史背景來分析，其主觀目的卻是想矯正時俗，預防重新出現外戚專權跋扈的現象（也是政治需要）。她的身份地位，決定了她只能用寫作《女誡》這種“曲線”方法，來達到防制外戚，以挽救國運的目的。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女誡》本來便是為宮廷女性而寫的。《女誡·原序》提到寫作目的時雖然口口聲聲宣稱“男能自謀矣（時班昭之子曹子谷已被封為關內侯，后官至齊相），吾不復以為憂。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加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他門，取恥宗族，……因作《女誡》七篇，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益汝身。”但《女誡·原序》明明白白地說過她自己“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今四十餘載矣。”可見，班昭寫作《女誡》時，至少已經五十四歲。漢普遍崇尚早婚，身份越高貴，結婚越早。班昭十四歲即作新婦，（丈夫曹壽字世叔早卒）見《後漢書列女傳》相同。據此推算，可知班昭五十四歲時決不可能還有未嫁之女；即使有之，也不可能一直待到她們要出嫁時，才想到需要對她們進行教育，以免其“失容他門，取恥宗族。”從后一條說，一則班昭是一貫主張女子教育的，自已便因在宮廷為皇后及諸嬪妃講學而被人敬稱為“大姑”；二則班昭父家與夫家皆有對女子進行教育的傳統。班昭自己固然“博學多才”，其夫妹（小姑）曹豐生“亦有才惠”，曾為書評述《女誡》，以為“辭有可觀”。可見班昭《原序》所謂《女誡》乃為自己未適諸女而作，顯然是一種不便道出本旨的假託說《女誡》是為宮廷女性而寫，還因西漢之後，宮廷內部淫風盛行，延及東漢，猶未好轉；而且班昭之時，漢室已有女性干預朝政，外戚跋扈擅權的苗頭。於是班昭試圖通過對宮中女性的教育，來矯正時弊防患未然，可謂用心良苦。

《女則》與《女誡》是兩本截然不同的書，卻因書名相近的緣故被很多人混淆。

《女則》是長孫皇后採集古代婦女主要是歷代后妃的事迹並加上自己的評註，用於時刻提醒自己如何做好皇后的一部評論集。宋以後，此書失傳。

《女誡》是東漢班昭寫作的一篇教導班家女性做人道理的私書，包括卑弱、夫婦、敬慎、婦行、專心、曲從和叔妹七章。與明成祖的徐皇后《內訓》，唐宋若莘的《女論語》，明劉氏所作的《女范捷錄》一起被稱為女四書併流傳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