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

為了深入貫徹落實黨的七屆四中全會精神，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1954年4月召開了東北地區黨的高級幹部會議和華東局擴大會議，周恩來到會作了《關於黨的七屆四中全會決議和高崗、饒漱石的問題》的報告。5月和6月，分別召開了山東分局擴大會議和上海市委擴大會議，8月召開了山東省黨代表會議。這些會議都進一步揭發批判了高崗、饒漱石的反黨陰謀活動，對少數跟高崗、饒漱石犯錯誤的人進行了批評、教育。8月17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向全體黨員和青年團員傳達高饒問題的指示》，廣大黨員和青年團員堅決擁護中央決定，對高、饒反黨陰謀活動極為憤慨，提高了增強黨的團結和統一重要性的認識。9月在北京召開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載入了憲法；選舉了國家領導人。一屆人大的召開，結束了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的歷史，憲法的制定也結束了以《共同綱領》代替憲法的過渡狀態。

在上述形勢下，為了進一步討論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綱要，進一步總結黨同高崗、饒漱石反黨陰謀活動鬥爭的經驗，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於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在北京舉行。出席這次代表會議的，有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62人，全國黨的各級組織所選出的代表257人。毛澤東主席出席並主持了會議。

會上，毛澤東致了開幕詞；陳雲作了《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鄧小平作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會議對兩個報告，除分組討論外，全體會議討論8天，會上有100多人發了言。代表們一致同意陳雲、鄧小平作的兩個報告，一致認為關於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是一個偉大的、切實可行的計劃。發言的同志進一步揭發高、饒反黨反人民的罪行，一致主張開除高崗、饒漱石的黨籍，指出反對高、饒反黨聯盟鬥爭的勝利是黨的歷史性勝利。3月31日，全體會議一致通過了《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的決議》；一致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一致通過了《關於成立黨的中央和地方監察委員會的決議》，會議選出了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15人，候補委員6人，董必武為書記，劉瀾濤、譚政、王從吾、錢英、劉錫武為副書記。最後，毛澤東主席作了結論。

會議的兩個報告、三個決議、毛澤東的講話和其他中央領導的發言，內容極為豐富，主要集中四個問題：

一、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問題。陳雲在報告中指出，中央提出的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是實現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一個重大步驟。草案規定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因前面已有，此處省略）。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基本內容，包括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和對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這樣兩個方面。會議認為，建設社會主義工業不僅需要大量的資金，而且需要不斷增長的技術力量。為了培養我國的技術力量，就必須發展高等教育、中等技術教育和科學研究事業，提高科學技術水平。毛澤東在會議結論中說：“我希望，所有的省委書記、市委書記以及中央各部門的負責同志，都要奮發努力，在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的基礎上，使自己成為精通政治工作和經濟工作的專家，一方面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搞好經濟建設。對於經濟建設，我們要真正學懂。”會議關於這個問題的決議號召：全黨同志必須在中央的領導下，團結全國各族人民群眾，兢兢業業，克服困難，努力增產，厲行節約，為完成和超額完成這個計劃而奮鬥。會議建議中央委員會根據大家討論的意見，對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做必要的修改後，提交第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審議和通過。

徠二、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問題。會議認為，中央政治局在七屆四中全會以後對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所採取的措施是完全正確的。高崗進行反黨陰謀活動由來已久。早在東北局工作時，他就搞獨立王國，進行反黨活動，1953年調中央工作后，其反黨活動更加猖獗，他自認為應當擔任黨中央總書記或副主席，並擔任國務院總理。饒漱石在華東局工作期間，就犯有錯誤，在城市和農村中竭力採取向資本家、地主、富農投降的右傾政策，並竭力保護反革命分子1953年調中央擔任組織部長以後，他認為高崗奪取中央權力的活動將要成功，因此同高崗結成反黨聯盟，成為高崗反黨陰謀活動的主要同盟者。會議通過的這個問題的決議指出：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特點就是他們始終沒有在任何黨的組織或任何黨的會議上或公眾中公開提出過任何反對黨中央的綱領，他們惟一的綱領就是以陰謀手段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會議指出，七屆四中全會後，全黨的團結統一是進一步鞏固了。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已經被粉碎。這是黨在領導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鬥爭中和黨的整個發展歷史上有決定意義的勝利之一。會議決定開除高崗、饒漱石的黨籍，撤銷他們黨內外的一切職務。會議總結了同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鬥爭的經驗，強調各級黨組織必須貫徹集體領導的原則，堅決同破壞集體領導原則和個人獨裁傾向和分散主義傾向作鬥爭；必須發揚黨內民主和經常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堅決同壓制黨內民主、壓制批評的現象作鬥爭；必須加強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同大大小小的個人主義和驕傲自滿情緒以及個人崇拜習氣作鬥爭。毛澤東指出，“在原則問題上，在同志之間，對於違反黨的原則的言論、行動，應當經常保持一個距離”。“應當堅持原則”。對犯錯誤的人“我們一律歡迎他們改正，不但要看，而且要幫”。

四、對這次會議的評價。毛澤東在作會議的結論中說：“這次會議開得很好，是從延安整風以來的又一次整風會議，發揚了民主，開展了批評與自我批評，使得我們相互了解更多了，思想更統一了，使得我們有了共同的認識。”周恩來在會議的發言中指出：“如果說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同以前的一個時期全黨的思想、政治上的整風，奠定了我們黨的統一思想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取得了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這種民主革命的勝利。那末，這一次會議就會使我們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

黨的十二大以來，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取得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巨大成就。經濟體制改革已全面展開，政治上安定團結，各級黨政軍領導班子進一步實現了幹部隊伍的“四化”要求。

為確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指導思想和戰略任務，加快中央領導機構成員新老交替合作的步伐，根據黨的十二屆四中全會的決定，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於1985年9月18日至23日在北京舉行。出席會議的代表992人。會議的議題是：1．審議和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2．增選中央委員會成員等組織事項。

會議上，胡耀邦致了開幕詞，趙紫陽作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草案）》的說明。會議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1986年―1990年）計劃的建議》，將提請六屆人大四次會議審議批准，頒布實行。會議討論了中央三個委員會的局部調整問題，聽取了鄧小平、陳雲作的重要講話和李先念致的閉幕詞。

《建議》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建設經驗的總結，是十二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的具體化，體現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要求，完全符合中國的實際。它的主要內容是：1．提出了“七五”時期的主要任務。就是：（1）為經濟體制改革創造良好的經濟環境和社會環境，使改革順利展開，基本奠定了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新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基礎。（2）加強重點建設、技術改造和智力開發，在物質技術條件方面為90年代經濟和社會發展準備必要的後續能力。（3）使人民生活繼續有所改善。2．制定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方針和主要政策、措施。強調建立新的經濟體制，更適應在公有制基礎上發展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要求，主要抓三個方面：一是進一步增強企業特別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的活力，使它們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自主經營的、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二是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市場，逐步完善市場體系；三是逐步減少國家對企業的直接控制，建立、健全間接控制體系，主要運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並採取必要的行政手段，來控制和調節經濟運行。企業活力的增強、商品市場體系的形成、間接控制手段的完善，三者必須互相配套。還必須大力提高企業經濟效益和積極增加出口創匯能力。要緊緊抓住提高產品質量，降低物質消耗這兩個環節，來提高企業素質。要創造更多的外匯，實現國際收支平衡，必須發展更多的出口商品，採取多樣靈活的形式，開拓國際市場。要增加旅遊、勞務等非貿易外匯收入。“七五”期間，必須堅持“兩個文明”一起抓的方針，充分重視和認真抓好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推動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的順利發展。因此，我們必須堅決做到：（1）堅決而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2）進一步健全社會主義法制；（3）切實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在全體人民中堅持不懈地深入進行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教育。3．確定了經濟休制改革的設想和實施步驟。前兩年要著重控制社會總需求，解決增長速度過快、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過大和消費基金增長過猛的問題，加強重點建設；后三年再根據情況，適當增加建設投資。但對建設總規模仍需進行必要的控制。

會議認真討論了局部調整中央領導機構成員問題。會議認為，為使黨的領導機構保持旺盛的活力和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連續性，進一步實現中央領導機構成員的新老交替，已成為關係全局的重要問題。會議高度評價了請求退出中央三個委員會的老同志的高尚風格。會議一致贊同十二屆四中全會《關於同意一部分老同志不再擔任中央三個委員會成員的請求提請全國代表會議審議的報告》，同意64位同志不再擔任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36位同志不再擔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31位同志不再擔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會議增選了中央委員56人，候補中央委員35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56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31人。這次局部調整后，中央委員會、中央顧問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成員分別為343人、182人、129人。

這次全國代表會議，確定了“七五”計劃的指導思想、發展戰略方針、政策和實施步驟，對於保證90年代經濟的振興和繁榮，順利實現本世紀末的宏偉目標，具有重要意義；局部調整中央領導機構成員，大大加快了新老交替合作的進程，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增選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名單：

中央委員（56人，按姓氏筆畫為序）

丁關根、萬紹芬（女）、王濤、王海、王蒙、王忍之、王森浩、尹克升、葉選平、白紀年、邢崇智、朱訓、朱厚澤、伍紹祖、劉精鬆、關廣富（滿族）、阮崇武、孫維本、芮杏文、李九龍、李際均、李昌安、李貴鮮、李鐵映、楊正午（土家族）、楊析綜、吳文英（女）、吳蔚然、何竹康、鄒家華、宋健、遲浩田、張幗英（女）、陳光毅、陳輝光、周光召、周克玉、趙先順、胡平、胡錦濤、侯捷、賈春旺、錢李仁、錢其琛、徐惠滋、高狄、黃璜、尉健行、蔣心雄、蔣民寬、傅全有、普朝柱、廖暉、熊清泉、黎明、魏金山

中央候補委員（35人，按得票多少為序）

丹增（藏族）、劉國范、丁廷模、全樹仁、孫文盛、李德洙（朝鮮族）、楊國梁、宋漢良、鄭華、徐世群、丁衡高、克尤木·巴吾東（維吾爾族）、陳明義、袁偉民、戚元靖、路甬祥、王宗春、孫同川、孫家正、李長春、吳邦國、宋德福、張立昌、張仲先、賀國強、楊鍾、姜洪泉、艾知生、吳官正、喬宗淮、劉雲山、劉榮惠、趙地（女）、王郁昭、金鑒（滿族）

增選的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名單（56人，按姓氏筆畫為序）

馬國瑞、王謙、王震、王磊、王六生、王從吾、文敏生、白棟材、朱穆之、任仲夷、劉震、劉華清、劉克堅、劉明輝、劉復之、許家屯、孫大光、杜潤生、李昌（土家族）、李銳、李化民、李啟明、李雪峰、李德生、楊秀山、肖全夫、汪東興、宋任窮、張震、張廷發、張銍秀、陳偉達、陳國棟、武衡、林乎加、鄭維山、趙守一、趙蒼璧、榮高棠、饒斌、饒守坤、洪學智、錢信忠、高厚良、郭林祥、黃新廷、梅益、梁必業、蔣南翔、韓寧夫、傅崇碧、魯大東、謝振華、譚友林、譚啟龍、譚善和

增選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名單：（31人，按姓氏筆畫為序）

王玉福、王德瑛、韋成棟（壯族）、白石、劉昆、劉漢楨、李元、李克、李曼村、李德明、肖洪達、肖先進、吳景春（女）、汪文風、張少華、張定鴻、陳作霖、林英海、羅運通（壯族）、周雅光、單印章、趙保星、趙富林、侯福、顧雲飛、曹思明、韓雙亭、傅傑、曾繁茂、謝勇、強曉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