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名邦

一、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為“文獻名邦”的形成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重刊興化府志》卷之十的《戶口考》里說：“國以民為本。民數登降，國本安危系焉。昔《周禮》：小司寇氏掌民數，凡男女生齒以上皆書及。三年大比，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所以重民數者，重國本也。”說明在很早時候，民本思想就成為中國的基本國策。春秋後期，孔子繼承和發展前人的民本思想，要求統治者要愛民、富民、教民，帶頭講仁義禮智信忠等。後來孟子直截了當地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要是不重視國家的治理，老百姓跑光了，或社稷丟了，那國君也就當不成了。國是這樣，縣也是這樣，以民為本，漢代人數萬人，方可置縣。社會安定、經濟文化發展和人口增長成了評定縣治政績的三大因素。

從歷史記載看出，莆田置縣后，發展趨勢很好。《重刊興化府志》卷之一說：“莆田縣，別稱莆口，故縣也，建置自陳始……光大二年（568年）分南安地置莆田縣，屬豐洲（今福州），尋廢，入南安。唐武德五年(622年)，析南安地別置豐州（今泉州），復置莆田縣以屬之……聖歷二年(699年)，析莆田地置清源縣（即後來的仙游縣）……”這說明唐再次置縣后，70多年間莆田較快發展，不但經濟文化發展了，而且人口增長，還誕生了個仙游縣，由原來的一個縣發展為兩個縣。宋太平興國三年（978年），林居裔起義在仙游百丈鎮爆發，后以招安結束。次年，北宋政府建興化軍以游洋為軍治。與此同時，置興化縣，為興化軍首縣，以林居裔的住宅為縣署。興化軍下轄三縣———興化、莆田、仙游。八年，遷軍治於莆田。從此以後，莆田升為郡級，與泉州等郡平起平坐。《重刊興化府志》卷之一說：“宋制，縣分望、緊、上、中、下五等，莆田縣為望縣。”這就是說，自置縣以後，莆田不斷發展，到了宋代，她不僅是興化軍治，下轄興、莆、仙三縣，而且又是全國一等縣的縣治。

遺憾的是，有關莆田縣令方面的記載卻從唐德宗貞元十三年（792年）隱之以司功參軍攝始，接著陸衍以司馬知。唐敬宗寶曆三年（827年），孔子的四十一世孫孔仲良以儒林郎知。以後唐懿宗咸通時（860-874年）李丹以祠部郎中知。唐代莆田縣令記載下來的就這麼四個，而且“皆摘《宋書》”。至於具體內容，卻難於找到。幸好，人們從置縣的條件中了解了一些歷史常識，才看清她的整個發展趨勢。

《重刊興化府志》卷之五在記載宋王寶隆知縣的業績之後說：“治國以農為本，治農水利為本。予修《官監》，凡守令創一塘、一陂、一溝渠而必錄者，所以重農事也。”這裡的兩個“本”恰好為人們研究古代莆田經濟發展提供了線索。

二、地方政權建設的不斷加強為文獻名邦的形成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證。

黃仲昭在《皇明興化府鄉貢進士題名記》中說：“吾莆科第，昉自唐之貞元（785-804年），然迄於五代（907-960年），僅十有三人而已。”“宋（960-1279）三百年間，舉進士者九百七十餘人，預諸科、特奏名六百四十餘人。”1368年明朝建立后，“百有餘年於茲，莆之歌《鹿鳴》而升為春官者，日以益盛，有祖父子兄弟相繼者，有父子叔侄兄弟同升者。合八郡解額，吾莆恆得三之一。比年以來，位六卿，列禁從，長藩臬者，接踵而起。人才之盛，蓋幾宋矣。”（《重刊興化府志》卷之二十八）。

這一記載說明，宋太平興國四年（979年）設置興化軍后，隨著地方政權建設的加強，莆田在科舉中得中進士者不斷增多。早在隋煬帝時（605-618）就開科取士，但是莆田卻直到唐貞元時才有零的突破，比人家落後了近兩百年，且一個半世紀后也只有十三人，和宋三百年間成就相比，那真是一石差九斗！引人注目的是，置郡后，在各地先進文化的不斷推動和促進下，莆田恰似千年沉睡的雄獅，“醒”了，興了！到宋神宗時（1068-1085年），莆田不僅建成了舉世聞名的水利工程木蘭陂，而且莆田徐鐸、仙游薛奕還把同科文武狀元的桂冠給領了回來，宋神宗激動得詩興大作，稱這是“一方文武甲天下”。

宋初莆田置郡后，來郡任守令之職者大多是學者型人才，如宋首任知軍著作佐郎段鵬、曾任御史的曹修古和明曾入閣預機密重事的成化知府岳正等。他們的到來往往重視移風易俗，引起官風、民風直至學校教風、學風的大轉變。與此同時，為郡縣學校實際解決問題，增加學田和經費，不斷完善辦學條件。所以，地方政權建設的不斷加強為文獻名邦的形成提供了政治保證。

由於元代不重視教育，元初莆田學校公共財產被寺廟、豪強地主所霸佔，難以解決。

明朝建立后，興化府郡守縣令依法辦事，學校教育恢復和發展迅速。莆田縣學，宋時附於軍學之中，元遷薛公池上。洪武三年，知府蓋天麟重修興化府學，奉例定四配、十哲位次，飾兩廡像，改道化堂為明倫堂。洪武四年，知縣周從善重修仙游縣學，照例改尊道堂為明倫堂；二十九年，莆田知縣王文焯來任，修建縣學，創後堂，匾曰進修。復新會饌堂，豎靈星門，創米廩於學之西。永樂四年（1406年），在興化府學，通判孫呅、教授傅顯立進士題名碑；在莆田縣學，也立進士題名碑，僉事高勉為記。高勉指出：“方今莆士由科目進者，彬彬輩出，不可勝記。以天下視之，獨八閩與江右相頡玩；自八閩較之，則莆於他郡為特盛；且郡屬邑雖三，其所進率多莆士，是又邑敵郡也。”（《重刊興化府志》卷之二十八）這就是說，在明初，莆田縣教育脫穎而出，成為全國的強縣。

據乾隆《興化府莆田縣誌》記載，在明代，莆田學田的來源於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政府撥田，這是學田的主要來源。二是發動民間捐田辦學，是增加學田行之有效的途徑。三是發動地方政府官員捐資辦學。四是地方政府財政節支款買田助學。明代莆田學田的變化說明，政府撥田和民間捐田興學，為文獻名邦起到了添磚加瓦的作用。

三、勤奮好學、不甘落後的家風是莆田文獻名邦形成的地方特色。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最能體現地方文化特色。文獻名邦一要人才，二要著作，缺一不可。但是人才難得，沒有相適應的家庭生活，就培養不了人才來。首先從莆田第一名進士林藻的家庭說起。

據《重刊興化府志》記載：林藻，字緯乾。曾祖元泰，瀛州刺史。祖萬寵，饒陽太守。父披，字茂則。生子九人：葦、藻、著、薦、曄、蘊、蒙、邁、　。

“藻少有志尚，恥為遐服農人。其言曰：‘張九齡生於韶陽，陳子昂出於蜀郡，彼何人斯？’因戒諸弟以明經、進士各專其業，與歐陽詹及蘊讀書於龜岩。”結果是：“葦，端州；藻，容州；著，橫州；蘊，邵州；　，福唐州，皆刺史。薦，韶州；曄，滄景州；皆司馬。蒙，金吾衛。邁，司州長吏。時號九牧林氏。”九個兄弟都做了刺史級別或以上的政府官員。

林蘊在莆田西天尾澄渚創建了福建第一所書堂，為九兄弟求學，攀登文化高峰提供了條件。“讀書十年，藻舉進士，蘊擢明經”，之後著、薦、應（葦之子）、蓀（蒙之子，餘杭縣令）、憑（薦之子）、翱（藻之子）、翊（翱之兄，校書郎）、曄、　、願（蘊之子）、同（願之子，莆田令）等12人，都是明經及第。就是說，唐代莆田明經及第共18人，林披和他的子孫佔去了14人，說明學有所成，成績顯著。

其次，“世味無所嗜，唯嗜讀書”的學風造就了莆田歷史上眾多優秀的文獻著作。

鄭樵，宋時興化縣人，明廢縣後為莆田縣人。“父國器，太學生，嘗鬻己田築蘇洋陂，人食其德。沒於姑蘇。樵年十六歲，夏，徒步護喪歸葬。自是謝絕人事，結廬越山下，閉門誦習。既（繼）又築草堂夾漈上以居。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讀乃歸。晝理簡編，夜觀星象，飲食寒暑俱忘，專以討論著述……”紹興二十七年（1157年）上奏編《通志》的意向後，“授迪功郎，禮、兵部架閣。力乞還山，自監南嶽廟還家論著。閱四年，《通志》成”（《重刊興化府志》卷之三十五。）

無獨有偶。宋時歷史學家鄭樵是如此，明時歷史學家柯維騏也是如此。《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文苑傳三》說：“維騏舉嘉靖二年（1523年）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未赴，輒引疾歸。張孚敬用事，創新制，京朝官病滿三年者，概罷免，維騏亦在罷中。自是謝賓客，專心讀書。久之，門人日進，先後四百餘人……《宋史》與遼、金二史，舊分三書，維騏乃合之為一，以遼、金附之，而列二王於本紀。褒貶去取，義例嚴整，閱二十年而始成，名之曰《宋史新編》。又著《史記考要》、《續莆陽文獻志》，及所作詩文集并行於世。”又說：“維騏登第五十載，未嘗一日服官。中更倭亂，故廬焚毀，家困甚，終不妄取。世味無所嗜，惟嗜讀書。”

從鄭樵“舉遺逸二次”可以看出，在古代，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工作者隊伍往往存在隱逸們之中。儘管生活環境差，但因“惟嗜讀書”，對科學研究十分愛好，非常專心，取得了驚人的成就。

其三，不少莆田人為官社會責任感強，鐵面無私，上疏揭露奸佞 陰謀詭計，誓死維護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特別是明代，許多有影響力的奏疏往往出自莆田縣籍官員之手。據《明史》卷一百八十九記載，黃鞏，字仲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1505年）進士。正德中，由德安推官入為刑部主事，掌諸司奏牘。歷職方武選郎中。十四年（1519年）三月，有詔南巡，鞏上疏，開門見山地說：“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綱紀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幸，又再壞於邊帥，蓋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天子，亂本已成，禍變將起。試舉當今最急者陳之。”一共六條，宗正學、通言路、正名號、戒游幸、去小人、建儲貳。矛頭直指江彬一夥。由於寫得好，員外郎陸震“見鞏疏稱嘆，因毀己稿與鞏連署以進”。那天，朝中有一百多人參加上疏，無不受到江彬一夥打擊報復。過了兩天，林大輅（莆田人）等三十三人也不怕死，上疏論救，“願與諸臣同效死，並下詔獄”。通過鬥爭，明武宗最終只好取消南巡。

又據《明史·武宗本紀》說，正德十四年，“三月癸丑，以諫巡幸，下兵部郎中黃鞏（莆田人）六人於錦衣衛獄，跪修撰舒芬百有七人於午門五日。金吾衛都指揮僉事張英自刃以諫，衛士奪刃，得不死，鞠治，杖殺之。”

據清乾隆《興化府莆田縣誌》卷十七《名臣傳》記載，明人翁世資、陳俊、彭韶、陳音、林俊、鄭岳、林有年、方良永等的奏章都富於戰鬥力。這是古代莆籍政府官員的特色之一。

明朝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莆田知縣徐執策在縣巷兩端各建造一座木坊，匾曰：“莆陽文獻”、“海濱鄒魯”；萬曆十六年（1588年），知縣孫繼有改題為“壺蘭雄邑”、“文獻名邦”。光緒十一年(1885年)，知縣徐承禧重修壺蘭雄邑坊；二十八年，邑人江春霖等重修文獻名邦坊。幾百年間，提起文獻名邦，莆田人引以為豪。

一、求真，名邦的支柱

按照宋代大思想家朱熹的解釋，“文”為賢者，“獻”即典籍。也就是說，莆田是個盛出賢人和文章著述的好地方。一般來說，能獲此殊榮的地方，必定具備悠久的文化歷史和豐富的文化積澱為先決條件。但據考證，莆田的文化歷史並不長，自唐末開發至今，總共才1300多年，這與具有悠久歷史的中原文化相比，莆田文化的起步，至少要落後2000多年。然而，就在這方落後貧窮卻又充滿神奇色彩的土地上，自唐朝中葉以來，莆田文壇人才輩出，湧現出如黃滔、徐寅、蔡襄、鄭樵、林光朝、劉克莊、黃仲昭、鄭紀、柯維騏、林兆恩等一大批在福建、全國乃至世界上有影響的著作家。尤為可觀的是，莆仙人（莆田仙游）著書立說的勢頭，從剛起步就呈現出與眾不同的強勁勢頭：唐末25部，宋朝即高達2632部，元朝雖有些下降，為60部，但到明朝又升至944部，至清朝也仍有470部之多。單就乾隆時修撰的《四庫全書》，莆仙人的著作就有43部831卷被收入其書，還有37部345卷被當作存目收錄。在如此眾多的作品中，有不少是皇宮巨著和傳世佳作，其中北宋蔡襄所著的《茶錄》、《荔枝譜》等園藝名著，已被翻譯為英、法文流傳國外；南宋鄭樵著述的《通志》200卷，是莆田自古以來一部影響最大和最為久遠的百科全書式巨著，學術界把《文獻通考》尊稱為《三通》，在國內外學術界享有很高的聲譽；南宋著名文學家劉克莊所著的《后村先生大全集》，也是一部具有廣泛影響的文學巨著。

莆仙人的文章著述之所以能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有一定的地位，最主要的原因，即是這些作品的字裡行間，無不浸透著“求真”兩字，也就是說，追求真理和追求科學，是千百年來莆仙仁人志士的最高追求，因而才使得這些作品不但能名重一時，而且流傳百世。其中最具代表必性的人物為鄭樵。

鄭樵（1104～1162），字漁仲，世稱夾漈先生。他的一生幾乎全都是困居在莆田西北萬山之中的夾漈山間。然而，就是這位山林窮儒，不但為中國文化奉獻出一部繼《史記》之後的紀傳體通史，而且為莆田“文獻名邦”作出了六個重要的貢獻：

一是以山林窮儒之身在高山虛谷中以一人之力完成一部劃時代的史學世著；

二是有志於建設科學；

三是提出“《詩》、《書》為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科學論斷；

四是力倡知識分子要與廣大勞動人民交換知識；

五是強調學習翻譯學以吸取外來文明和傳播中華文化。

可以說，鄭樵和他著述的《通志》，對莆田“文獻名邦”地位的確定和得到社會公認，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而鄭樵之所以民為一位千古傳頌的偉大史學家和科學思想家，是因為其作品和學術思想無不充滿著“求真”的氣息。因此，“求真”是鄭樵生命力之所在，也正是由於有鄭樵這樣一大批仁人志士以“求真”的精神，創作出許許多多的優秀作品，才支撐起莆田“文獻名邦”這座巍巍於八閩大地的文化大廈。

一方水士養一方人。因此，人們必須看到，鄭樵之所以能在高山虛谷中著出一部“集天下書為一書“（《夾漈遺稿·上宰相書》）的《通志》，他的科學精神之所以能走在中世紀的最前頭，這除了鄭樵本身的特殊天賦和超凡智慧外，還與鄭樵家鄉莆田的人文條件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因為，鄭樵從小就是一個窮困潦倒之人，他自己曾說過“家貧無文籍，聞人家有書，直造其門求讀，不問其容否，讀已則罷”（《夾漈遺稿·與景韋史投宇文樞密書》）；“伏念臣樵幼而孤苦，長而窮困，視屋漏以無愧，聞雞鳴而不已。所賴閩中無兵火之厄，可以見天下之書”（《夾漈遺稿·上殿〈通志〉表》。可以想像出，如果當時莆田沒有特別豐富的民間藏書讓鄭樵借讀參考，鄭樵是很難讀盡天下八分階段書和著出《通志》的；更重要的是，鄭樵科學思想的形成，與他的從兄鄭厚和林霆、林光朝、方翥等一批也是富有求真精神的好友們的影響是分不開的。特別是鄭厚對鄭樵的成長和思想形成過程，有相當大的關係。鄭厚（1100～1160），字景韋，莆田縣新縣鎮鞏溪村人，他不僅是鄭樵小時候的良師，也是一個“厚仰視韓愈如有及”和“使厚入司台諫，則世無豺狼跡”（《夾漈遺稿·與景韋投宇文樞密書》的一代名儒，南宋名相龔茂良把鄭厚視為“莆田文章的開山祖“。鄭樵也在（《夾漈遺稿·與景韋投宇文樞密書》中明確提及自己與鄭厚的學術關係是“厚失之易，得樵而後峻；樵失之紛，得厚而後理。厚得樵而城壁固；樵得厚而朱紫分”。

況且，鄭樵所以能成為歷史上第一個向天下倡題物理實學的科學思想家，是因為他“結矛夾漈山中，與田夫野老往來，與夜鶴曉猿相處，不問飛潛動植，皆欲究其情性“（《通志·昆蟲草木序》）。如果沒有資源豐富的夾漈山為鄭樵提倡觀賞和研究動植物情性的基地，如果沒有那些田夫野老與鄭樵交換知識，那麼，即使鄭樵有多大的天賦，也是難有如此高明之見。由此，人們認為，只有在莆田這方充滿著“求真”的沃土中，才能孕育著出像關樵這樣富有科學思想的、劃時代的偉大史學家和不朽的《通志》，“求真”不但是莆田文獻名邦的擎天柱，而且是莆田文獻名邦也就失去生命力。過去如是，今後也必然如是。

二 向善，名邦的靈魂

莆田文化發達，是來自原文化的輸入，所以與全國各地一樣，莆田的地域文化也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自南朝露三兄弟入莆傳授《詩》、《書》后，儒家文化和儒家思想一直在莆田地域文化中佔主導地位。然而，由於中國長期以來，也一直是個儒、釋、道三教相容並存的社會，所以道教和佛教的文化，也深深地影響著莆田人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甚至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也無不浸透著儒、釋、道三教文化的因子。為此，莆田的文人學者一方面堅持儒家的“仁愛”、自強、誠信、和諧、互讓、忠恕和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意識，一方面也紛紛從不同角度吸取佛、道兩家的精華，以豐富自己的理論。而佛教、道教也在以自己特有的宗教形式，向人們推行道德，強調積善消惡等一般民眾所喜聞樂見的觀念，因此佛、道的教化對於莆田民間社會的倫理道德秩序，也產生了一定的功能，從而在民俗文化中表現出強有力的“向善”行為準則和以“向善”為中心的信仰支柱，併產生了一種具有儒、釋、道三家為一體的，具有鮮明的“向善”特色，並且能左右人們的精神生活的靈魂。由於以上種種原因，使莆田這個文獻名邦，隨著社會的發展，形成了兩種天下奇觀的“向善”文化現象：一種是從宋代民間中自然形成的特定民俗文化——媽祖文化；一種是明朝著名學者林兆恩所創立的“三教合一”理論。儘管這兩種文化現象的表現形式有所不同，但其核心思想都是完全一致的，即“向善”。林兆恩（1517～1598），號龍江，莆田城廂人。他的“三教合一”理論從剛開始提出，便在莆田家鄉這塊“向善”的土地上得到迅速發展，之後，他的“三教合一”不但在莆田民間深深地紮下了根，而且還傳至海外。及至今日，單在馬來西亞一國，三教堂就有近千座。據不完全統計，國內和東南亞信仰三一教的人，仍不下百萬之眾。而媽祖文化隨著社會發展，更是形成了一種舉世聞無雙的，更具世界性影響的民俗文化。

媽祖原名林默，又名林默娘。她生於北宋初年，為莆田湄洲灣畔一個普通宦家之女，在世只有短短的28個春秋。但因她生前慈悲善良，能濟世救人，經常為人消災解難，特別是勇救海難，所以深受人們的尊敬和愛戴。她“羽化”后，莆田百姓信奉她，崇拜她，就把她作為救苦救難的菩薩和護海女神的形象來懷念她和神化她，從而產生了具有一種相當影響力的、具有鮮明莆田文獻名邦特色的媽祖文化。這種獨特的媽祖文化一形成，不但充盈在莆田在地的上空，成為代代相承的民魂，而且還受到歷代朝廷的認可和賜封。從南宋以來，歷代朝廷給林默的賜封，從“崇福夫人”，一直到護國庇民的“天妃”、“天后”、“天上聖母”。紀念她的廟宇，如今已遍布五洲，其數量之多，單在台灣省，就有一千多座，而信奉媽祖的海內外信徒，已多達上億人！媽祖文化因而成為當今莆田文獻名邦一道最亮麗的文化風景線。

由此可見，只有莆田文獻名邦這方充盈著濃厚“向善”氛圍的沃土，才能產生像媽祖文化這樣超越國界的民俗宗教文化奇觀。與其說“向善”是莆田媽祖文化產生的根本，不如說“向善”是莆田文獻名邦的靈魂。正是由於有了這個靈魂，莆田文獻名邦才以其舉世無雙的文化色彩而被海內外億萬人士所稱道。

三 重教，名邦的傳家寶

莆田自立邦之初，就形成一種比他邑更為濃厚的重教興學風氣，從而奠定了莆田文化特別繁榮發達的堅實基礎。

宋代是莆田重教興學蔚然成風的時期。自北宋咸平（998～1002）初，莆田就形成了相當完善的官辦學校、民間書堂、家塾義莊“三位一體”的教育體系，使莆田成為當今全國並不多見的一個重要教育中心，從而營造出莆田文獻名邦又一道亮麗的文化風景線——科舉奇觀。

據載，中國封建社會處隋朝至清朝末年整個科舉時代，全國各地進士達千名以上的進士縣，只有18個縣，其中福建省佔4個。而莆田一縣的歷代進士，竟多達1433人，因而雄踞福建省進士縣的榜首，其次為晉江、閩縣（今福州）和建安（今屬南平市）。又據載，宋代所取進士中，每42人中，就有一個是莆仙人。不僅如此，單在宋代，莆仙人中狀元、榜眼、探花以及中賦魁、別試第一名的人數，也是位居福建之首。其中中狀元的有陳睦、方天若、蔡佃、李宗師、陳俊卿、黃艾等6人；中探花的有李昭遠1人；以賦魁天下者有鄭厚、劉夙、林旖、吳鑄疇、鄭從甫、葉大有等6人；為別試所第一名的有宋椿、林慮、林益嚴等3人，可謂佔盡天下科舉風流。

更為奇特的是，莆田行民不但創造了中國科舉史的奇觀，還留下許許多多至今還廣為流傳的科甲佳話。諸如“一家九刺史”（唐代林披的後裔，有九個官至刺史）、“一門五學士（唐黃璞進士，其四子也都同列館職）、”一科兩狀元“（1076年文武狀元分別為莆田人徐鐸和仙遊人薛奕所得）、”魁亞同榜”（1138年，莆田人黃公度、陳俊卿同時中狀元和榜眼），故有“析榆未三里，魁亞占雙標（黃公度、陳俊卿）”和“龍虎榜頭孫嗣祖（指宋徐鐸與其祖唐徐寅均為狀元）、鳳凰池上北聯兄”之類美談，如此等等。

正由於莆田有如此壯觀的科舉成就，加上學術昌明，著作如林，所以早在宋朝，莆田就以“文獻名邦”（宋度宋贊語）、“閩越之地，鄒魯之邦”（宋真字敕字）、“興化多進士”（宋王安石贊語）、“莆田人物之盛”（宋朱熹贊語）、“比屋業儒，號衣冠盛處”（宋游酢贊語）、“家習詩書，多出魁人韻士，為中州冠”（宋張友贊語），“莆田，文物之邦”（宋黃公度贊語）、“莆邦文學號鄒魯”（宋黃灝贊語）等美譽著稱於世了。

莆田之所以有如此輝煌的科舉和學術成就，除了具有代代相傳的、濃厚的重教興學風氣外，還有一個特別值得稱道的讀書風氣，這就是家貧子讀書的勤奮苦讀精神。南宋時莆田名儒方漸在分析家鄉儒風特盛的原因時，曾形象地說：“閩人無資產，恃以為生者，讀書一事耳。”而南宋名相陳俊卿在紹興八年（1138）中榜眼時所說的“地瘦栽松柏，家貧子讀書”，則一語道出了莆田作為東南一小城卻能成為名揚四海“文獻名邦”的內在原因。因此這句名言，自然也就成了千百年來莆田人民代代相傳的家訓。

由此可見，重教興學不僅是莆仙文化名垂天下的根源所在，而且是莆田“文獻名邦”最具特色的傳家寶。有了這個傳家寶，莆田的“文獻名邦”，必將迎來更加光輝燦爛的明天。

四 崇德，名邦的風範

莆田“文獻名邦”除了以上所說的求真、向善和重教這三道金光閃閃的文化風景線外，還有一道極其美麗的文化風景線——道德風範的奇觀。

莆田的道德風範奇觀表現在它是由兩個不同社會群體所開創的不同的道德風景線：一條是由士大夫和文人學者以寧死不屈、剛正不阿和身殉職書寫出來的名垂史風景線；一條是由平民百姓與天奮鬥改造自然所開創出氣貫長虹的公而忘私道德風景線。這兩條風景線雖然所表現的精神有所不同，但一樣都是光照千秋。其中唐著名詩人、福建第一個狀元徐寅以“臣寧無官，賦不可改”的凜然氣節為唐代文壇傳為美談；南宋狀元陳文龍是一個高唱“未聞烈士樹降旗”堅持抗元到底的民族英雄，林則徐稱讚他與文天祥“隆名並峙”，而“一 土松湫相望，雙懸日月照乾坤”；明末清初的南京禮部尚書朱繼祚堅持抗清，至死不屈，以身殉職，留下悲壯的一頁，可與史可法相提並論；清末御史江春霖，對腐敗當局嫉惡如仇，強烈抨擊奸臣權貴，直聲震朝野。這些仁人志士用他們的高風亮節為莆田文獻名邦營造出一道光彩照人的道德風景線。而由北宋民間女子錢四娘帶領莆田文獻名邦舉世矚目、氣壯山河的道德風景線。

那麼，莆田的“文獻名邦”是怎樣形成的？本文拋磚引玉，試從三個方面說明。

一、經濟發展為其提供雄厚的物質基礎。

社會安定、經濟文化發展和人口增長是評定縣治政績的三大因素。

從歷史記載看出，莆田置縣后，發展趨勢很好。《重刊興化府志》卷之一說：“莆田縣，別稱莆口，故縣也，建置自陳始……光大二年（568年）分南安地置莆田縣，屬豐洲（今福州），尋廢，入南安。唐武德五年(622年)，析南安地別置豐州（今泉州），復置莆田縣以屬之……聖歷二年(699年)，析莆田地置清源縣（即後來的仙游縣）……”這說明唐再次置縣后，70多年間莆田較快發展，不但經濟文化發展了，而且人口增長，還誕生了個仙游縣，由原來的一個縣發展為兩個縣。宋太平興國三年（978年），林居裔起義在仙游百丈鎮爆發，后以招安結束。次年，北宋政府建興化軍，以游洋為軍治。與此同時，置興化縣，為興化軍首縣，以林居裔的住宅為縣署。興化軍下轄三縣——興化、莆田、仙游。八年，遷軍治於莆田。從此以後，莆田升為郡級，與泉州等郡平起平坐。《重刊興化府志》卷之一說：“宋制，縣分望、緊、上、中、下五等，莆田縣為望縣。”這就是說，自置縣以後，莆田不斷發展，到了宋代，她不僅是興化軍治，下轄興、莆、仙三縣，而且又是全國一等縣的縣治。

遺憾的是，有關莆田縣令方面的記載卻從唐德宗貞元十三年（792年）隱之以司功參軍攝始，接著陸衍以司馬知。唐敬宗寶曆三年（827年），孔子的四十一世孫孔仲良以儒林郎知。以後唐懿宗咸通時（860-874年）李丹以祠部郎中知。唐代莆田縣令記載下來的就這麼四個，而且“皆摘《宋書》”。至於具體內容，卻難於找到。幸好，人們從置縣的條件中了解了一些歷史常識，才看清她的整個發展趨勢。

《重刊興化府志》卷之五在記載宋王寶隆知縣的業績之後說：“治國以農為本，治農水利為本。予修《官監》，凡守令創一塘、一陂、一溝渠而必錄者，所以重農事也。”這裡的兩個“本”恰好為人們研究古代莆田經濟發展提供了線索。

據朱維干先生《福建史稿》第六章第一節介紹，唐代重視水利，就閩南來說，先築塘，后築陂。“築塘最多的是莆田。興化灣港汊深入把莆田劃分為南北二洋（莆語平原曰洋）。北洋有五塘，南洋有六塘。

“北洋五塘，頡洋塘最大，在縣城東北四十里。貞觀五年（631年）置，周十里，溉田二百頃。

“南洋六塘，國清塘最大，亦貞觀五年置，在縣城東南二十里，周三十里，溉田三百頃。次則橫塘，貞觀二年置，在縣城南二十里。周二十里，溉田面積與頡洋塘等。”

統計大小各塘溉田總面積一千二百頃，均貞觀中置。建成了這些水庫，有利於農業發展，所以，唐武德五年莆田重新立縣不久，就升為上縣。70多年後，又由一個變成了兩個縣，仙游縣誕生了。

到唐建中時（780-783年），吳興率眾在渡塘，一作杜塘 (今莆城北門外霞尾村菱角池)，圍海造田，築長堤以捍潮汐，又築延壽陂，溉田四百頃。這是開發莆田北洋平原的開始。

元和八年（813年），福建觀察使裴次元於紅泉（今黃石小學校址）築堰，墾荒為田，計三百二十二頃。歲收數萬斛，以贍 軍儲。這是開發莆田南洋平原的開始。

1083年木蘭陂建成后，南洋平原也用陂水灌溉。於是，原來遍布莆田各地的諸塘因完成歷史任務而先後成為陳跡，例如，今天的大小橫塘不是碧波蕩漾的大水庫，而是兩個財丁興旺的村落；涵江塘頭村也找不到當年頡洋塘水清如鏡的蹤跡。通過水陸變遷，人們不但看到陂水灌溉的優越性，而且還展示了歷史上莆田人民艱苦創業精神。他們與時俱進，變廢為寶，讓眾水塘獻出一片片良田。——莆田農業就是這樣逐步發展起來的。在宋代，莆田縣屬於“望縣”，即全國經濟發展一等縣行列。莆田文獻名邦的經濟基礎正是這樣越來越雄厚。

二、地方政權建設的不斷加強為文獻名邦的形成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證。

黃仲昭在《皇明興化府鄉貢進士題名記》中說：“吾莆科第，昉自唐之貞元（785-804年），然迄於五代（907-960年），僅十有三人而已。”“宋（960-1279）三百年間，舉進士者九百七十餘人，預諸科、特奏名六百四十餘人。”1368年明朝建立后，“百有餘年於茲，莆之歌《鹿鳴》而升為春官者，日以益盛，。有祖父子兄弟相繼者，有父子叔侄兄弟同升者。合八郡解額，吾莆恆得三之一。比年以來，位六卿，列禁從，長藩臬者，接踵而起。人才之盛，蓋幾宋矣。”（《重刊興化府志》卷之二十八）。這一記載說明，宋太平興國四年（979年）設置興化軍后，隨著地方政權建設的加強，莆田縣教育有了新的起點，在科舉中得中進士者不斷增多。早在隋煬帝時（605-618）就開科取士，但是莆田卻直到唐貞元時才有零的突破，比人家落後了近兩百年，且一個半世紀后也只有十三人，和宋三百年間成就相比，那真是一石差九斗！引人注目的是，置郡后，在各地先進文化的不斷推動和促進下，莆田“醒”了，興了！到宋神宗時（1068-1085年），莆田不僅建成了舉世聞名的水利工程木蘭陂，而且莆田徐鐸、仙游薛奕還把同科文武狀元的桂冠給領了回來，宋神宗激動得詩興大作，稱這是“一方文武甲天下”。

宋初莆田置郡后，來郡任守令之職者大多是學者型人才，如宋首任知軍著作佐郎段鵬、曾任御史的曹修古和明曾入閣預機密重事的成化知府岳正等。他們的到來往往重視移風易俗，引起官風、民風直至學校教風、學風的大轉變。與此同時，為郡縣學校實際解決問題，增加學田和經費，不斷完善辦學條件。所以，地方政權建設的不斷加強為文獻名邦的形成提供了政治保證。

《重刊興化府志》卷之十五《學校志》說：“興化郡學建置自宋始，經今五百餘年矣。按宋、元諸史，學校無專志，故當時教法莫詳；而建置沿革，興廢始末，亦尚有可言者，今備考之，作學校志。”

《學校志》說：“宋重儒術，天下慕之。真宗咸平元年（998年）有詔立軍學，進士方儀、陳詡及邑人輸錢三十萬；二年，儀與弟能及從弟慎言舉茂才，至京師，復上書請官錢三十萬，修三禮堂與步廊、崇閣；越六年而學成。仁宗皇佑元年（1049年），知軍事陳執方嘗辟而大之。高宗紹興十九年（1149年），教授徐士龍請於部吏者鮑廷祖，得官錢一千三百萬，重加改作，為制東廟西學……又設縣學於廟學之東偏，傅以廩藏庖湢，為屋凡四百八十間，復推其餘為教官治舍。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火毀學幾半。五年，知軍事汪作礪加葺，扁講堂曰“道化”。越二年，知軍事孫紹遠書額。光宗紹熙二年（1191年），知軍趙彥勵重建忠恕堂，在道化堂之左，為教授直舍……理宗嘉熙二年(1238年)諸生苦齋舍傾毀，知軍事張友重修。淳佑六年（1246年），教授俞來修忠恕堂，建尊經閣其上。咸淳八年（1272年），知軍事陳友宗、呂大圭，通判張汝礪，皆輟官錢，相繼修葺。”這一記載說明，979年設置興化軍之後，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投入莆田文化教育建設的財政撥款不斷增多。

該志又說：“宋初唯藩鎮得立學。咸平初，有詔立軍學；慶曆四年（1044年），復有詔立縣學（縣滿二百戶以上者）。自是而往，僻壤遐陬，遇先賢遺跡處所，往往建立書院。書院雖小，亦列諸學宮，此宋世文教之盛也，今敘學校而並錄之。”在那時，除了郡學，莆田、興化、仙游三縣都有縣學，還有遍布全郡各地十幾所私立書院，初步展示莆田教育的規模。

對於元代學校始末，該志說：“元不重儒，君臣謀治，皆出於一時識見，不知孔氏有大經大法，可致三代之治，故九十三年中，學政不修文，賢才不進用，綱常倒置，政事昏亂，卒亡天下。本路儒學無郡志可考。成宗以後，稽廟學等記，始可得而言焉。成宗元貞元年（1295年），教授曹怘重修夫子廟，葺堂廡、廂屋、齋廬、庫藏，秩有成規。大德六年（1302年），教授宋眉年重修道化堂，材甓夫匠，一不費官；深廣高卑，悉因其舊。文宗至順二年（1331年），同知大悲奴復教授廳。初，教授廳為署學事黃武仲弟夢舉所佔，至是復之。並作杏壇，辟鄉賢祠，葺忠恕堂。。左為尚賢堂，修尊經閣。廟南有閣，更名魁星。順帝元統二年（1334年），毗陵盧端智以進士來為郡幕，復學田以廩士，築堤防以固田，有功於學甚厚。至正八年（1348年），學錄黃烈請於郡，節縮歲入修夫子廟，大修講堂，上為重屋，易柱以石者八。又增葺尊德、尚賢二堂，以崇先賢、鄉賢之祀。十二年，憲臣田九嘉偕二朵公詣學，病神位失序（時顏、曾、思、孟與先聖並坐，但稍退而已），堂陛不倫（高堂陛低，樂音上下不相聯屬），戟數不備（戟不二十四，時用其半），靈星門不作；又病贊禮者以盥薦滌濯同器而進，乃與教授葉應禮、學正陳英觀論其是非去取之宜，命有司各釐正之。”

由於元不重視文化教育，元初莆田學校公共財產損失十分嚴重。據黃方子《興化路興學記》說：“革命以來，我疆侵於浮圖、豪右者什九。五十年間漸次興復，僅得十之二，難矣哉！學舊有水泄地六十餘所：曰藩姐（宋嘉定間即1208-1224年，僦佃於郡左林家），曰陳塘，曰林太（嘉定間僦於上生院，久而視為己有）。”這就是說成宗時興化路郡學雖然恢復了，但是學校公共財產仍舊被寺廟、豪強地主所霸佔，難以解決。直到順帝元統二年（1331年），“毗陵盧公來典郡幕，廉知其事，命上牘於府。適憲使安禮公行部，究心學務。公以為言，即日逮主僧明琬，歸田八十四畝，林氏子達卿等輸租二十斛，其餘僧粟折錢者踵至”《重刊興化府志》卷之二十七），有了顯著成績。

二、學田之設，開始於宋代。從北宋開始，為了扶植和保證地方教育的發展，政府撥大量土地給官辦學校，作為學田。學田的田租收入，是學校建設和日常開支的一筆主要經費。史載，“自慶曆（1041-1048年）以來，（閩）郡縣皆立學，學之有田者相望也。”學田遍布全省各地。黃方子的記載說明，學田的增減直接關係地方教育能否正常運轉。所以，《重刊興化府志》說盧端智“復學田以廩士，築堤防以固田，有功於學甚厚”。

明朝建立后，由於興化府郡守縣令依法辦事，郡縣學校教育恢復和發展迅速。莆田縣學，宋建置，附於軍學之中，元遷薛公池上。洪武元年（1368年），知縣任益因之，增四配、十哲像，立兩廡從祀神主；三年，知府蓋天麟重修興化府學，奉例定四配、十哲位次，飾兩廡像，改道化堂為明倫堂。洪武四年，知縣周從善重修仙游縣學，照例改尊道堂為明倫堂；二十九年，莆田知縣王文焯來任，修建縣學，創後堂，匾曰進修。復新會饌堂，豎靈星門，創米廩於學之西。永樂四年（1406年），在興化府學，通判孫呅、教授傅顯立進士題名碑；在莆田縣學，也立進士題名碑，僉事高勉為記。高勉指出：“方今莆士由科目進者，彬彬輩出，不可勝記。以天下視之，獨八閩與江右相頡玩；自八閩較之，則莆於他郡為特盛；且郡屬邑雖三，其所進率多莆士，是又邑敵郡也。”（《重刊興化府志》卷之二十八）這就是說，在明初，莆田縣教育脫穎而出，成為全國的強縣。

創建進士題名碑，一則可以激勵郡縣學生勤奮好學，為自己家鄉爭光，二則隨時公開府縣鄉試、會試成績，向郡縣廣大人民回報辦學效果，讓全社會都來關心教育事業，捐資辦學，為之添磚加瓦。明初莆田縣教育脫穎而出，鄉試中舉者多，名列福建省前茅，所以，進士題名碑的創建說明，那時的郡守縣令善於做政治思想工作，並且效果顯著，令人讚不絕口。而且，後繼有人，到弘治時，黃仲昭在《皇明興化府鄉貢進士題名記》里說：“永樂丙戍（1406年），莆郡學嘗立進士題名之石，閩參政瑞安楊公景衡記之。然鄉貢及進士參錯並列，歷歲既久，後來者無所於書。今教授盧陵王君鏞，謂茲石之立，所以表著前人，風勵後學，不可無濟也。乃謀於郡守貳諸公，析進士別為一石，考其履歷大槪而並刻之，仍以楊公之記弁其首；復樹一石，專勒鄉貢士名，而屬仲昭為記。”明朝建立后，隨著莆田教育事業的發展，學田也發生相適應的變化。據乾隆《興化府莆田縣誌》記載，在明代，莆田學田的來源於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是政府撥田，這是學田的主要來源。政府所撥的有公田、寺田、贖罪田等，例如萬曆十九年（1592年），郡守徐秉正、知縣孫繼有議割囊山寺田、廣業里公田、邑民吳宸寶贖罪田共79畝給學校，作為學田。

其二，發動民間捐田辦學，是增加學田行之有效的途徑。據記載，正德年間（1506-1521年），莆田鄉紳義官曾崇賢一次捐田租200餘石，以每畝租1石計，摺合地200餘畝，數量十分可觀。

其三，發動地方政府官員捐資辦學。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郡人通政使程洪宸一次捐田租100石；萬曆三十一年，府學訓導雷監捐俸買田，歲得田租30石8斗。

其四，地方政府財政節支款買田助學。例如，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郡節推孫佳出庫銀130餘兩買田，歲得田租140石。

明代莆田學田的變化說明，從明朝建立到明崇禎年間（1628-1644年）推官曹惟才撥鄭板地26畝7分止，莆田持不斷增加的可喜局面。學田增加，辦學經費也就不斷增加。

明代莆田學田不斷增加說明，，那時莆田教育事業名列福建省前茅，是與郡守縣令對莆田教育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扶植分不開的。這是因為教育要發展，一要增加資金投入，二要加強行政管理，二者缺一不可。試想，他們要是對學校辦學經費、學風、考風等漠不關心，甚至鯨吞學田，那麼，明代莆田教育還會繼往開來，躍居全省第一？至於什麼“文獻名邦”什麼“海濱鄒魯”，豈非成了一句空話？

明代莆田學田不斷增加還說明，群眾捐資辦學，為文獻名邦添磚加瓦，是莆田建郡以來的優良傳統，宋真宗咸平元年，有詔立軍學，進士方儀、陳詡和邑人捐款三十萬，後來中央撥款三十萬，“越六年而學成”。辦學要是脫離群眾，脫離實際，那也是一句空話。

三、勤奮好學、不甘落後的家風是莆田文獻名邦形成的地方特色。

本文先從莆田第一名進士林藻的家庭說起，看看頭名進士是怎樣誕生的。

林藻，披之子，著有《林藻集》二卷。唐德宗貞元七年（791年）尹樞榜進士。《學校志》說：“澄渚書堂，在莆田縣東北十五里澄渚西南隅，舊號讀書草堂，唐林蘊所建也。初，蘊與兄藻讀獨孤及為《廉吏李琦興學記》，有‘曼胡之纓，化為青衿’之語，恥之，乃自北螺村來此，市裡人陳暄地作書堂，讀書十年，藻舉進士，蘊擢明經。是莆人讀書自鄭露始，科第自藻、蘊始。蘊忠，其從子攢孝，又為莆善俗之始。”蘊著有《林蘊集》一卷。

又據《重刊興化府志》卷之四十四《文苑》記載：“林藻，字緯乾。曾祖元泰，瀛州刺史。祖萬寵，饒陽太守。父披，字茂則。目所一覽，必記於心。年十五，手抄六經、子、史約千餘卷。二十以明經及第，授臨汀曹掾。郡多山鬼淫祠，民厭之苦之，著《無鬼論》。刺史樊滉奏署臨汀令，以治行遷別駕；復以御史大夫李棲筠奏授檢校太子詹事兼蘇州別駕，贈睦州刺史。生子九人：葦、藻、著、薦、曄、蘊、蒙、邁、蔇。

“藻少有志尚，恥為遐服農人，其言曰：‘張九齡生於韶陽，陳子昂出於蜀郡，彼何人斯？’因戒諸弟以明經、進士各專其業，與歐陽詹及蘊讀書於龜岩。”結果是：“葦，端州；藻，容州；著，橫州；蘊，邵州；蔇，福唐州，皆刺史。薦，韶州；曄，滄景州；皆司馬。蒙，金吾衛。邁，司州長吏。時號九牧林氏。”九個兄弟都做了刺史級別或以上的政府官員。

孔子說：“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中庸》）大意是說，好學是求智之舟，力行是求仁之舟，知恥是求勇之舟。這是孔子的人生三大事，在莆田，九牧林家率先做到了。林披年十五求學，手抄六經、子、史約千餘卷，可謂好學者之典範。林蘊在澄渚創建了福建第一所書堂，為九兄弟求學，攀登文化高峰提供了條件。“讀書十年，藻舉進士，蘊擢明經”，之後著、薦、應（葦之子）、蓀（蒙之子，餘杭縣令）、憑（薦之子）、翱（藻之子）、翊（翱之兄，校書郎）、曄、蔇、願（蘊之子）、同（願之子，莆田令）等12人，都是明經及第。（《重刊興化府志》卷之十六《唐明經科》）。唐代莆田明經及第共18人，林披和他的子孫佔去了14人，說明學有所成，成績顯著。

“力行”是努力做到，理論聯繫實際，不尚空談。在這一方面，林蘊最出色，“蘊忠，其從子攢孝，又為莆善俗之始”。

“知恥”則側重於與人比較學業、品行、政績等差距，不甘落後，有勇於攀登文化高峰的意識。林蘊知恥而創建書堂，林藻知恥而戒諸弟以明經、進士各專其業，終於為莆田人民揭開了人才成功之謎：只要勤奮好學，不甘落後，認真落實孔子的人生三大事，做到“好學”、“力行”、“知恥”，誰都可以早出人才，多出人才，特別是在地方政權建設得到加強的前提條件下。黃仲昭說：“宋三百年間，舉進士者九百七十餘人，預諸科、特奏名六百四十人。”1368年明朝建立后，“百有餘年於茲，莆之歌《鹿鳴》而升春官者，日以益盛。有祖父子兄弟相濟者，有父子叔侄兄弟同升者。合八郡解額，吾莆恆得三之一。比年以來，位六卿，列禁從，長藩臬者，接踵而起。人才之盛，蓋幾宋矣！”

其次，“世味無所嗜，唯嗜讀書”的學風造就了莆田歷史上眾多優秀的文獻著作。

鄭樵，宋時興化縣人，明廢縣後為莆田縣人。“父國器，太學生，嘗鬻己田築蘇洋陂，人食其德。沒於姑蘇。樵年十六歲，夏，徒步護喪歸葬。自是謝絕人事，結廬越山下，閉門誦習。既（繼）又築草堂夾漈上以居。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讀乃歸。晝理簡編，夜觀星象，飲食寒暑俱忘，專以討論著述……”(《重刊興化府志》卷之三十五)。鄭樵在《上皇帝書》中說：“念臣窮困之極，而寸陰未嘗虛度，風晨雨夜，執筆不休；廚無煙火，而誦聲不絕；積日累月，一簣不虧。”抒發了書既著成，又恐其不傳的心情。後來，“部使者舉孝廉者三，舉遺逸者二，皆不就”。紹興二十七年（1157年）上奏編《通志》的意向後，“授迪功郎，禮、兵部架閣。力乞還山，自監南嶽廟還家論著。閱四年，《通志》成”（《重刊興化府志》卷之三十五）。這就是說，魚和熊掌二者不可得兼。為了寫成《通志》等巨著，他寧可不要俸祿，也要選擇在家著書，確保質量第一。

無獨有偶。宋時歷史學家鄭樵是如此，明時歷史學家柯維騏也是如此。《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文苑傳三》說：“維騏舉嘉靖二年（1523年）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未赴，輒引疾歸。張孚敬用事，創新制，京朝官病滿三年者，概罷免，維騏亦在罷中。自是謝賓客，專心讀書。久之，門人日進，先後四百餘人……《宋史》與遼、金二史，舊分三書，維騏乃合之為一，以遼、金附之，而列二王於本紀。褒貶去取，義例嚴整，閱二十年而始成，名之曰《宋史新編》。又著《史記考要》、《續莆陽文獻志》，及所作詩文集并行於世。”又說：“維騏登第五十載，，未嘗一日服官。中更倭亂，故廬焚毀，家困甚，終不妄取。世味無所嗜，惟嗜讀書。”

孔子指出，讀書三境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論語。雍也》）。讀書一旦進入“樂之”境界，那他們就會只知奉獻精神，從不計較個人得失，樂此不疲地從事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研究工作，富於老黃牛精神。鄭樵二者兼顧，既編歷史，又研究天文地理，昆蟲草木等，“晝理簡編，夜觀星象，飲食寒暑俱忘”，整天忙於科學研究，卻不要國家報酬。柯維騏本來病魔纏身，專心讀書後，病魔被驅逐，門人日進，邊教書，邊著書，身心健康，成為明代教學和史學兩條戰線上的奇才。這是第三境界之奇觀。

根據《重刊興化府志》卷二十六《藝文志一》的著作類（經、史、子、文）和卷三十一《隱逸》記載，不少著作出自未曾做過官的莆田人之手。從鄭樵“舉遺逸二次”可以看出，在古代，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工作者隊伍往往存在隱逸們之中。儘管生活環境差，但因“惟嗜讀書”，對科學研究十分愛好，非常專心，卻取得了驚人的成就。

其三，不少人為官社會責任感強，一旦公私衝突，就會鐵面無私，依法辦事，上疏揭露奸侫陰謀詭計，誓死維護國家和人民的利息。特別是明代，許多有影響力的奏疏往往出自莆田縣籍官員之手。這兒以黃鞏為例來說明。據《明史》卷一百八十九記載，黃鞏，字仲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1505年）進士。正德中，由德安推官入為刑部主事，掌諸司奏牘。歷職方武選郎中。十四年（1519年）三月，有詔南巡，鞏上疏，開門見山地說：“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綱紀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侫幸，又再壞於邊帥，蓋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天子，亂本已成，禍變將起。試舉當今最急者陳之。”一共六條，宗正學，、通言路、正名號、戒游幸、去小人、建儲貳。矛頭直指江彬一夥。由於寫得好，員外郎陸震“見鞏疏稱嘆，因毀己稿與鞏連署以進”。那天，朝中有一百多人參加上疏，無不受到江彬一夥打擊報復。過了兩天，林大輅（莆田人）等三十三人也不怕死，上疏論救，“願與諸臣同效死，並下詔獄”。通過鬥爭，明武宗最終只好取消南巡。

又據《明史·武宗本紀》說，正德十四年，“三月癸丑，以諫巡幸，下兵部郎中黃鞏六人於錦衣衛獄，跪修撰舒芬百有七人於午門五日。金吾衛都指揮僉事張英自刃以諫，衛士奪刃，得不死，鞠治，杖殺之。乙卯，下寺正周敘、行人司余廷瓚、主事林大輅三十三人與錦衣衛獄。戊午，杖舒芬等百有七人於闕下。是日，風霾晝晦。夏四月戊寅，杖黃鞏等三十七人於闕下，先後死者十一人”。又說：“毅皇手除逆瑾，躬峪邊寇，奮然欲以武功自雄。然昵近群小，至自署官號，冠履之分蕩然矣。猶幸用人之柄躬自操持，而秉鈞諸臣補苴匡救，所以朝綱紊亂，而不底於危亡。”在此，編者充分肯定了黃鞏等諫爭的歷史作用。

據清乾隆《興化府莆田縣誌》卷十七《名臣傳》記載，明人翁世資、陳俊、彭韶、陳音、林俊、鄭岳、林有年、方良永等的奏章都富於戰鬥力。這是古代莆田籍政府官員的特色之一。

四、結束語

莆田“文獻名邦”的稱號不是自封的，而是外籍政府官員對莆田地方特色文化的理性認識和高度評價。由於說得好，可用以表著前人，風勵後學，所以被莆田民眾所接受，一直沿用至今。這是因為1368年明朝建立后，規定郡守縣令要遠離家鄉，到他省任職。作為地方政府官員，建碑坊，寫題詞，是他們份內事，豈能讓他人瞎指揮，說閑話？而且“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牆內之花牆外香”，歷來如此。莆田有哪些地方文化特色？回答最佳者還是外來人，“莆陽文獻“、“文獻名邦”木坊的先後出現說明了這一點。來這樣的府縣做官，感覺自然而然會不一樣，這就是地方特色文化的魅力。與此同時，許多人還把莆田作為自己的又一個家鄉，精誠投入，不斷鼓勁，讓她錦上添花。徐知縣當年在縣巷創建二碑坊，其動機無不是為了鼓勁，營造良好的政治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在古代，碑坊不可隨便更改。《重刊興化府志》卷之九說：“善俗坊，舊在縣前。宋朝以莆善俗而作。國朝宣德間（1426-1435 年），縣丞葉叔文重立，四方人久傳誦之。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知縣盧俊，無故將扁移置偏街，而易以‘淳風’，似無意謂。竊謂受禮存羊，宜復舊觀。”況且將扁移置偏街，也是多此一舉，說明他並不明智。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莆田知縣徐執策在縣治門口大街二端建木坊，扁曰“莆陽文獻”、“海濱鄒魯”；萬曆十六年（1588年），知縣孫繼有改題曰“壺蘭雄邑”、“文獻名邦”。23年間，題詞內容不一樣。二者相比，後者比前者更合乎明代莆田抗倭鬥爭實際，既突出了莆田這個英雄母親城的偉大形象，又加深了莆田“文獻名邦”的內涵。試想，要是在日本倭寇屠刀下，興化府城——莆田淪為倭寇或西方海盜的殖民主義據點，福建省變成人家的殖民地，那麼，“文獻名邦”還有什麼歷史價值？！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說莆田“文獻名邦”就要講一講歷史上海防建設，特別是明代莆田海防建設和抗倭鬥爭，講一講莆田民俗“五日歲”的來歷。在《莆田“五日歲”與抗倭鬥爭》中說：“‘五日歲’始於1563年。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十月，倭寇集中6000精銳，連攻興化府城，農曆十一月廿九日，興化府城淪陷。日本倭寇盤踞達60天，於次年正月廿九棄城東逃。二月初一，逃難者陸續回城，和城內倖存者一道慶祝府城的收復。初二，各自到親友家探望，然後於初四補行度歲。以後，因為農曆二月正值春耕生產大忙，‘補行度歲’紀念活動放在正月進行。就這樣，五日歲在莆田世代相沿，一直保持至今，成為莆田人祖祖輩輩對青少年進行抗擊倭寇鬥爭優良傳統的教育活動。”（《福建史志》2008年第一期）民俗是“活著”的歷史文獻。莆田是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一大門戶，是抗擊東西方海盜一大戰略要地，五日歲的活動有助於牢固樹立敵情觀念，在保家衛國的鬥爭中再立新功。所以，壺蘭雄邑是莆田文獻名邦的集中體現。在中國，儘管不少地方以“文獻名邦”或“xx鄒魯”為自豪，但是，“壺蘭雄邑”卻是只有莆田才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