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機

2007年3月13日，以美國第二大次級抵押貸款機構——新世紀金融公司因瀕臨破產被紐約證券交易所停牌為標誌，美國正式爆發了次貸危機。2008年9月15日，擁有158年歷史的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公司宣布破產，美國的次貸危機迅速演變成一場來勢兇猛的金融風暴。以此為標誌，二戰後最嚴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隨即揭開序幕。

一、“后金融危機時代”的來臨

自當年9月下旬開始，世界各國政府通力合作，採取了史無前例的措施對市場進行積極有效的干預。以美國為例，受金融危機影響，從2008年第三季度開始，國民生產總值負增長，跌幅創7年最高，第四季度經濟增長為負，今年第一季度經濟下降，第二季度負增長1%，好於負的預期。2009年9月3日經合組織預期，美國經濟將在今年第三、第四季度實現經濟正增長。美國經濟正在走出低谷，顯示出企穩回升的跡象。美國經濟止跌反彈將是世界經濟最終走出衰退的關鍵。歐盟經濟體、英國和日本也出現了類似的企穩。世界經濟已經企穩，已經度過了最恐慌的階段，已經止住了下滑的趨勢。

應該說，這次危機是比1929年的危機更大的一次危機，但由於各國都在進行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各國的經濟政策都很及時有力，我們成功防止了大蕭條的出現。全球經濟從崩潰邊緣走了出來，金融危機肆意破壞經濟的惡劣態勢得到了有效控制，金融危機全球經濟開始出現復甦性增長的時代已經來臨，即全球正在進入“后金融危機時代”。

二、后金融危機時代的變異

這次金融危機給全球經濟以重創，產生了一些重大或微妙的變化，進而對世界經濟體產生了某種變異，形成了一些新的特徵。

第一，全球生產和貿易格局發生變化。這次經濟結構的調整包括以下三個方面。其一，發達國家“去工業化”進程在未來幾年內有所放緩，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這個世界已經從發展中國家偏愛貿易保護主義轉變到發達國家偏愛貿易保護主義。他們往往對發展中國家的“過於低劣的產品質量和過於低廉的價格”發起進攻以保護他們“去工業化”所付出的代價。其二，於此相適應，發達國家提高儲蓄率和發展中國家提高消費率成為一種發展態勢，這也會深刻改變著兩大類國家的經濟結構和生活習慣。其三，“新興市場”（EmergingMarkets）在國際上佔有越來越大的比重，引起了發達國家以及率先成長的發展中國家的高度關注。

第二、全球金融體系發生變化。全球金融體系的重大變化從以下三個方面初露端倪。其一，隨著美國在全球經濟總量中所佔份額的進一步下降，以及世界貿易和投資數額的持續擴張，美元國際結算貨幣的霸主地位、美國金融市場作為全球資源配置中心的地位將受到嚴重挑戰。受這些因素的影響，美國金融體系在全球的地位將會逐漸下降；其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增強。在剛剛結束的2009年G20峰會上發表的《領導人聲明》中，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同意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份額至少增加5%，將發展中國家和轉軌經濟體在世界銀行的投票權至少增加3%。其三，西方發達國家脫離實體經濟盲目發展金融業，使得金融業遭受重創。金融危機將使人們看到失去監管的金融市場的破壞力，各國主權投資基金與金融創新會更加謹慎。加強金融監管已成為全球共識，強調金融謹慎發展原則以及回歸實體經濟成為一種良性發展之所需。

第三，金融危機正在催生一場新的科學技術革命。歷史經驗表明，全球性經濟危機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創新和科技革命：1857年的世界經濟危機推動引發了以電氣革命為標誌的第二次技術革命，192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引發了以電子、航空航天和核能等技術突破為標誌的第三次技術革命。當前，無論是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強烈需求，還是科學技術內部所積蓄的能量，都正在催生著一場以新能源技術和生命科學重大突破為標誌的第四次技術革命。自上世紀末、本世紀初世界經濟增長乏力的根本原因是科技創新不足，美國產生金融危機實質上就是“去工業化和科技創新不足”之結果。有理由相信，人類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的提高都有賴於科學技術進步，它將成為經濟增長持久而強勁的引擎。

第四、建立低碳社會、發展低碳經濟可望成為人類社會的一種共識，也可能成為全球合作的一個成功典範，“低碳經濟”將成為不可忽視的新的經濟增長點。隨著世界工業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劇增、人類慾望的無限上升和生產生活方式的無節制，世界氣候面臨越來越嚴重的問題，二氧化碳排放量愈來愈大，地球臭氧層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機，全球災難性氣候變化屢屢出現，已經嚴重危害到人類的生存環境和健康安全。“低碳經濟”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經濟模式，是人類社會繼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之後的又一次重大進步。低碳經濟實質是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潔能源結構問題，核心是能源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和人類生存發展觀念的根本性轉變。低碳經濟的發展模式，為節能減排、發展循環經濟、構建和諧社會提供了操作性詮釋，是實現可持續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是不可逆轉的劃時代潮流。

同時，國際合作體制機制基礎正在建立，國際合作領域日益拓寬。2009年G20峰會的重大成果之一就是二十國集團將成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二十國集團峰會也將機制化，自2011年起每年舉行一次。這一決定意味著二十國集團將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平台。領導人承諾將竭盡全力，爭取在哥本哈根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通過相關談判達成協議。在大會上，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出了中國的新節能減排計劃，表明中國將大幅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增加森林面積，使用氣候友好科技，並在2020年之前達到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15%左右的目標。由此不難理解，“低碳經濟”可望成為未來全球經濟合作的重要領域，“低碳經濟”將成為不可忽視的新的經濟增長點。

第五、世界經濟的中國元素日益漸濃，中國影響力備受國際社會關注。由於地大物博、人口眾多以及快速經濟增長，中國在國際經濟與政治舞台上的話語權有所提升；一些中國跨國公司的國際競爭力有所增強，由過去被動參與國際新的勞動分工到正在積極分享國際產品市場的同時，還在更多地整合世界資源。崛起中的中國將對世界經濟結構產生不可忽略的影響。不過，中國毋須因為踏上國際最高舞台和擁有更高的話語權而沾沾自喜，以中國現下的經濟實力而言，對全球經濟和國際政治產生重大影響力肯定還極為困難。中國應該看到這一局限。同時，我們還應該清醒地看到，中國前三十年主要依靠改革開放政策、廉價生產要素、投資驅動和地方政府推動型的經濟增長由於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而基本告一段落，后金融危機時代中國經濟增長新的源泉更多地可能來自於技術創新與技術深化、社會改革和政府體制改革、消費率的提升，城市化加速和服務業發展。

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正在經歷大調整。世界經濟力量對比的變化有利於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力量的崛起。發展中國家在全球GDP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22%升至2008年的47%，在全球貿易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36%升至2008年的45%。全球30大經濟體中12個是發展中國家，其中前10大經濟體中，新興力量佔了3個。國際產業分工體系同樣發生重大變化，半數左右的發展中國家已不再是初級原料供應國。另外，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規制改革中的參與權和話語權增大，一批國家進入世界事務的中心舞台。例如，20國集團中有11個發展中國家。 由於一大批發展中國家搭上了經濟全球化的快車，實力增強，加之能源、原料、市場份額、氣候變化等難題對發達國家的制約力增大，它們依託自身優勢和集體力量組合，在聯合國、世貿組織等舞台上力爭話語權和規制塑造權，屢獲進展，導致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正在發生歷史性轉變。總體看，發達國家的發展已經離不開發展中國家，前者正努力構建與後者的合作關係，謀求“互利”，不敢動輒使用“軟霸權”和殖民主義行為方式，不敢肆意展現種族、制度和價值觀等優越感。 全球治理框架和機制正在經歷大調整。21世紀以來，全球性挑戰日益嚴峻，包括氣候變暖、生態與環境惡化、人口激增、重大災害、疫病流行、恐怖主義、海盜、毒品蔓延、能源安全、糧食安全等。解決這些問題僅靠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已遠遠不夠，因此大國協調機制的作用日益重要，現已基本完成從西方7國內部協調擴至8+5進而被20國集團取代的過渡，發展中大國的權重日益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