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光決策
元光決策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漢武帝在主導了對漢帝國的政治控制權力后,再次詔舉賢良對策。在這一年,他作出了對內外政策進行“更化改制”的一系列重大決策。在將親姊妹南宮公主遠嫁匈奴的同時,漢武帝也作出了準備大舉反擊匈奴的決定。在這一年夏,他派名將李廣和程不識率軍屯駐雲中、雁門,準備大規模對匈奴用兵。在內政上,則銳意發動一場新的改革。
而從理論上和戰略上為這一系列重大改革提供了政治思想基礎的是一位平民出身的知識分子董仲舒。
當劉徹初次召見董仲舒時就對他說,自從受命登上帝位以來,自己日日夜夜睡不好覺。“今朕獲承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任大守重,夙夜不寧。”劉徹向董仲舒提出的問題是:“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子大夫其盡心,莫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由此可見,武帝當時所欲求解的,不只是某些具體的政策措施,而是帶規律性普遍性的歷史哲學和指導戰略。也就是要尋找一個既能總結以往歷史教訓,又能解決現實問題,從而保證未來穩定和繁榮的長治久安之道。
董仲舒
總體而言,董仲舒在對策中提出了五項重大建議:
(1)建立明堂禮制,約束貴族行為;
(2)建立培養官吏的國家太學,從民間選賢良,為平民知識分子開闢通仕之途;
(3)提出一套天人學說,用以約束警策皇帝;
(4)限制豪民占田,節制土地兼并;
(5)以儒家經典統一政治思想,建立國家主流意識形態。
董仲舒上述對策中對後世影響最為深遠的,一是建議進行意識形態改革,確立以儒家的政治和歷史思想作為漢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二是建立一套考試選賢的文官制度。“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漢書》)
對董仲舒的對策劉徹極為重視,親自批覽,召見面談。他懂得,一個國家要走向強盛,首要之舉是維護社會的安定和建立牢固的有凝聚力的社會組織。而政治意識形態是一種重要的社會動員和組織工具。為了保持社會安定和內部團結,必須抑制豪強兼并,也必須構建一套傳承有序的政治意識形態。
天人關係的核心是天人感應理論。董仲舒的這一理論過去一直被指責為“神學目的論”。其實,天人感應論是一套約束皇帝的理論,是中國古代獨特的民權理論。概括言之,董仲舒指出:
政治統治的根本基礎在於能否得到人民的支持。民心、民意的支持與否,體現了帝王政德的好壞。政德壞則導致濫刑,酷刑生成冤厲之氣,影響天象。天象以災異示警,警誡帝王必須改良政治。如果多次示警無效,即會導致天命的改變,導致王朝的滅亡。此學說之流弊是西漢後期盛行的儒學神秘主義。而其本義,則是建立一個以天象示警約束帝王政治任意性的制約系統。以限制帝王肆意妄行的無上權威。
這一理論對此後兩千年中國政治的影響是巨大的。在某些情況下,大臣經常以“天象示警”的災異理論對帝王進行告誡。表明這個理論工具在兩千年中國政治中,是有效的。
漢武帝重視董仲舒的對策,基本採納了其全部建議。但是對董仲舒其人,劉徹卻並沒有重用。原因就是不喜歡這一套“天人”理論。
董仲舒在對弟子講學時仍然大講天人感應一套。這一年漢祖廟發生火災,董仲舒認為是由於皇帝不修德,導致田羛、淮南王劉安等權貴橫行。有人盜竊其講稿報告劉徹。劉徹閱后以妄言誹謗罪將其下獄,幾乎殺頭。
但數年後,淮南王與田羛政變的密謀暴露,證明董仲舒對田羛的指責是對的。武帝表示歉疚,乃派董仲舒的學生根據《春秋》經義審治劉安之案。董仲舒一生梗直,始終是一個直言快語不識時務、認為原則比現實更重要的迂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