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氏傳

《左傳》的記敘範圍起自魯隱公元年（前722年），迄於魯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

主要記載了東周前期二百五十四年間各國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和文化方面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是研究中國先秦歷史很有價值的文獻，也是優秀的散文著作。

《左傳》傳文比《春秋》經文多出13年，實際記事多出26年（最後一件事為略提三家滅晉），以《春秋》記事為綱敘事，其中有說明《春秋》書法的，有用實補充《春秋》經文的，也有訂正《春秋》記事錯誤的。全書絕大部分屬於春秋時候事件，但全書的完成已經進入戰國時期。這些都說明《左傳》與《春秋》的密切關係。

按照魯國十二公的順序，共18萬字。

《左傳》以《春秋》為本，並採用《周志》、《晉乘》、《鄭書》、《楚杌》等列國資料，通過記述春秋時期的具體史實來說明《春秋》的綱目。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說:"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桓譚《新論》進一步認為:"《左氏》經之與傳，猶衣之表裡，相持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楊伯峻在《左傳》一文中歸結《左傳》傳《春秋》的方式共有四種：即"說明《春秋》書法、用事實補充《春秋》、訂正《春秋》的錯誤和增加無經的傳文。"

另有一種觀點認為《左傳》是一部獨立的史書，和《春秋》沒有直接的聯繫，西漢的今文經博士即"謂《左氏》為不傳《春秋》"。晉人王接說:"接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發，於文為儉，通經為長。"陳商說:"孔聖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也；左丘明為魯史，載述時政……以日系月……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夫子所以為經，當與《詩》、《書》、《周易》等列；丘明所以為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

清人劉逢祿、皮錫瑞均認為《左傳》是一部獨立的史書，皮錫瑞在《經學通論·春秋》充分肯定了王接之說，並且引用庄公二十六年《傳》:“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杜預《集解》雲:“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經》是直文，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已。”。

《左傳》有不少解經的內容，例如“君子曰”、“五十凡”等，但很明顯是加工的痕迹，多數都沒有與傳文融為一體。宋人林栗說:“《左傳》凡言君子曰是劉歆之辭。”《春秋》的一些經文沒有相應的《左傳》傳文，例如《春秋·隱公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杜預注:“無傳。”

《左傳》的傳文沒有相應的《春秋》經文，例如《左傳·襄公十五年》:“(冬)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此條無相應的《春秋》經文。亦有“《經》、《傳》不盡同”“《經》后之《傳》”者。

一批被盜賣至海外的戰國楚簡，由浙大校友出資於2009年得以從海外回歸，併入藏浙大考古與 藝術博物館。經過兩年多的整理考釋，浙大古文字學家曹錦炎主編的《浙江大學藏戰國楚簡》由浙大出版社正式出版。

2012年4月24日，該書在浙大紫金港校區舉行首發式。

這批戰國楚簡是浙大藝術與考古博物館的第一批藏品。首發式現場，2300多年前的戰國楚簡正式與世人見面。大部分完簡（含綴合后）都在23厘米左右，相當於戰國尺約一尺，簡頭、端修治平齊。3枚較長的簡上端平齊，下端成尖弧狀，尤為特殊，尚屬首見。據介紹，這批楚簡初置於一個木胎漆盒內，經清理，共編號為324號，綴合復原后完整簡約160枚；字跡清晰，墨色厚重，文字抄寫灑脫，頗有行草意趣。

這批印跡斑斑、長短不一的楚簡與流傳的《左傳》內容基本一致，首次證實《左傳》的成書時間至少在戰國時期，從而破解了千百年來關於《左傳》的真偽之爭，明確了其作為中國第一部敘事完整的編年體史書的歷史地位。

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曹錦炎介紹，竹簡從海外回歸后，經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和浙江大學等研究機構的層層科學和考古鑒定，最終確定，是在公元前340年，由戰國時期的楚國出產的。“除了個別字外，這批楚簡的內容和當今流行的《左傳》本內容幾乎完全一致”，曹錦炎說，“楚簡《左傳》的面世，是繼漢代孔壁古文《左傳》出土近2000年後的再一次重大發現。”

左丘明

左丘明（約前502—約前422）春秋末期魯國都君庄（今山東省肥城市石橫鎮東衡魚村）人，姓丘，名明，因其父任左史官，故稱左丘明（關於左丘明的姓名，長期以來由於先秦及漢代文獻對左傳作者左丘明的記載非常有限，歷代學者就左丘明氏字名情況問題爭論不休、眾說紛紜。一說複姓左丘，名明；一說單姓左，名丘明，但史載，左丘明乃姜子牙後裔，嫡系裔孫丘（邱）氏較為可靠，旁系左氏有待商酌）。春秋末期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散文家、軍事家。與孔子同時或者比孔子年齡略長些。

左丘明知識淵博，品德高尚，孔子言與其同恥。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太史司馬遷稱其為“魯之君子”。

左丘明出身的家族世代為史官，曾與孔子一起“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據有魯國以及其他封侯各國大量的史料，所以依《春秋》著成了中國古代第一部記事詳細、議論精闢的編年史《左傳》（又稱《左氏春秋》），又作現存最早的一部國別史《國語》，作《國語》時已雙目失明，兩書記錄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保存了具有很高價值的原始資料。

由於史料詳實，文筆生動，引起了古今中外學者的愛好和研討，他被譽為“文宗史聖”、“經臣史祖”、“百家文字之宗、萬世古文之祖”，成為中國史家的開山鼻祖。《左傳》重記事，《國語》重記言。歷代帝王對左丘明多有敕封：唐封經師；宋封瑕丘伯和中都伯；明封先儒和先賢。

左丘明的思想在當時較多地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山東泰安建有丘明中學以紀念左丘明。

唐朝的趙匡首先懷疑《左傳》不是左丘明所作，但並無任何依據。此後，有些學者也持懷疑態度。葉夢得認為作者為戰國時人；鄭樵《六經奧論》認為是戰國時的楚人；朱熹認為是楚左史倚相之後；項安世認為是魏人所作；程端學認為是偽書。

清朝的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中仍然以嚴謹的史料為依據，認為是左丘明所著。清末康有為斷言它是西漢末劉歆偽造。但在劉歆以前《左傳》已被許多人抄撮或徵引過，故康氏之說也難成立。

今人童書業則認為是吳起所作，但吳起的性情與左傳截然不同；趙光賢認為是戰國時魯國人左氏所作。但當代學者多認為是戰國初年左丘明所作。據楊伯峻考證，大約作於公元前403～前386年之間。

《左傳》的矚目成就，首先在於它是我國第一部規模宏大而內容詳實的史學鉅編，在古代史學發展史上佔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春秋戰國之際，我國文化的發展尚處於早期階段，史學的演進也是如此。就可靠文獻來看，此前先後問世的少量著作，不論是今存《尚書》中的部分編帙，還是各諸侯國編纂的史籍（諸如《春秋》之類）等，內容一般都比較零散、簡約，載事也往往只是列述一些綱目。而《左傳》以近二十萬言的規模，全面、系統記載春秋一代大事，廣泛涉及周王朝和晉、魯、楚、鄭、齊、衛、宋、吳、秦、越、陳等十多個諸侯國，並且屢見追記西周與商殷、甚至有夏以前時期的史實。它採用編年記事的方式，雖然以《春秋》為綱，然而其記事範圍之廣，敘述內容的具體、詳贍，則大大超出了《春秋》。

《左傳》的出現，標誌著我國古代史書的編纂步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左傳》為後世所提供的春秋及其以前階段之大量的思想史、經濟史、社會史以及其它學術史的重要資料，是此前或相同時期的任何其它一部史所難以企及和不能比擬的。它對於公元前八世紀至公元前五世紀一個重要歷史階段大事的可靠記載，填補了空白，有助於後人對中國古代文明進程的全面了解，彌足珍貴。

作為一部編纂於兩千多年前的史著，《左傳》另一引人注目之點，是它在記事中還體現了有積極意義的指導思想和撰寫原則，從而開創了我國古代史書編纂的優良傳統。首先，《左傳》面對紛紜史實敢於秉筆直書，不虛美、不隱惡，所記事件與人物具有很高的歷史真實性。

全書對於周王與諸侯、諸侯之間以及諸侯國內部的明爭暗鬥的具體載述，對於此一時期眾多人物崇高與卑下、光明與醜惡之不同表現的真切敘寫，都體現出一種真正史家的目光與膽識。班固稱司馬遷為“良史”，其實早自《左傳》，可以說這種“良史”精神已經始發其端了。

其次，《左傳》在真實記事的基礎上又表現出一定的傾向性，不僅在史料取捨或事件的敘述中往往表現出愛憎與臧否的不同態度，而且，還常以“君子曰”形式直接評人論事，或給予譴責，或表示痛惜，或加以讚揚等等。這些評論，有的是作者的“自為之辭”，有的也許是“出自時人”而“為左氏認同”之語，都顯示著鮮明的是非評價，展現了《左傳》作者的史識和史德。

再次，《左傳》對歷史人物的褒貶，集中體現了對仁、義、禮、德等道德規範的肯定。由於這類道德觀念大體屬於儒學的範疇，而兩漢以後，儒學被定於一尊，此道德觀念逐漸融入正統思想，成為傳統文化之相當重要的評價體系，由是決定了後世史家對於《左傳》的上述道德觀也總是持認同和承襲的態度。另外，《左傳》雖未完全否認天命鬼神，卻極力強調人事作為，重視民心向背的重大政治作用，反對“困民之主”，都突出地體現了“以民為本”的思想。發軔於春秋戰國（或稍前）的民本思想，經《尚書》、《左傳》以及《國語》、《孟子》等典籍的推重，不斷得到後世史家的繼承、發揚，形成了貫穿於我國古代史學精神傳統的一條引人注目的紅線，其積極意義已不限於史學此一領域了。

與上述史學成就相比，《左傳》的文學價值比較容易受到忽略。其實，從我國古代文學的演變過程來看，《左傳》在這一領域同樣有其獨特而重要的歷史地位。概略而言，主要表現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左傳》顯示了由單純記史向注重剪裁史料、精於謀篇、善於敷演故事的重要跨越，空前而觸目地增加了敘事的形象性、生動性（尤其一些戰爭的敘寫最有特色），從而體現早期史書中文學成分的顯著積累。在先秦文學史上，《左傳》出現，預示著散文的發展已經面臨更加廣闊的天地。

二、《左傳》在鋪敘事件過程中，第一次展現了一批有著各自經歷和不同性格的歷史人物，雖非完全著意而為，卻也時有渲染、誇飾之筆，客觀上積累了形象塑造的寶貴經驗，為此後傳記文學、歷史小說湧現提供了難得的啟示、重要的借鑒。

三、《左傳》語言簡潔而準確，生動而富於表現力，注意細緻描摹，長於運用比喻，達到了很高成就，常被後代視為某種規範；其特具的文學色彩與文學價值，也是此前記事文字中所罕見的。

四、從總體看，《左傳》思想深邃、文風樸厚，敘事、狀物精彩而富於多樣性，留下了許多久經傳誦的佳作，其中不少業已成為後世人們稱文的典範。清初吳楚材、吳調侯編選歷代堪稱“觀止”的優秀古文，所收《左傳》各篇（節）竟達三十三則之多，可見一斑。此外，《左傳》豐富的內容，多姿多彩的歷史故事，還作為一部分重要的創作素材為後代的小說、戲曲所利用和發揮，這在我國古代文學發展史上也是並不多見的。

應該強調的是，由於自兩漢以迄明、清，《左傳》先被視為“解經”之作，其後更升格於重要經書的行列，它在我國文化史上的地位一度被推崇到至高的地步。唐初孔穎達奉詔撰“五經正義”，於“三傳”中特重左氏一家，《左傳》更獲得與《易》、《書》、《詩》等主要經學元典幾相比並的突出地位。

隋唐以後，科舉考試以《左傳》為重要科目之一，進一步促成了其書流傳的普泛性。兩千年來，有關《左傳》的註疏、考訂和論評，可謂代不乏見、數量繁多，清初彝尊《經義考》，收錄此前各類《左》學著作九十四種；上世紀五十年代末上海圖書編纂《中國叢書綜錄》，收歷代《左傳》注、疏、論的各種書目達兩百一十餘種之多。

《左傳》經學地位的形成，有力地推動了其書的流傳，愈益張揚，擴大了它在史學、文學等各方面的積極影響，同時，也為《左》學的發展添加了一些複雜化、神秘化的內容，值得辨析。

《左傳》中的人物與事件是按照歷史資料來編寫的，但作者在記敘這些歷史人物和事件時，也表現出一定的思想觀點和政治傾向。這種思想在倫理道德、政治主張、強調等級制度、尊卑觀念等方面接近儒家。

首先，揭示了社會變革的歷史趨勢。作者以敏銳的歷史眼光，記述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諸侯的爭霸、公室的卑弱和大夫的兼并，表現了新舊勢力的消長，揭示了社會變革的趨勢。作者在記述歷史事件的過程中，表達了對歷史事件的認識和理解，並站在儒家立場上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做出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道德倫理評價，為人們提供歷史的借鑒。《左傳》發展了《春秋》筆法，通過對事件過程的生動描述、人物言行舉止的展開描寫，來體現道德評價。比如庄公十年敘述“曹劌論戰”中曹劌與魯庄公的一段對話，就是通過曹劌的話語傳達出作者的思想。同時，《左傳》創立了“君子曰”的新形式，在敘事中或敘事結束后直接引入議論，對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評價，以此表明作者的態度。

其次，強調人的意義，重視民的作用。春秋時期，隨著歷史的進步和社會變革的廣泛興起，神的地位逐漸下降，人的地位逐步上升，一些進步的政治家已經理性地認識到人在社會變革中的重要意義。昭公十八年記載，夏五月氣候乾燥，因而宋、衛、陳、鄭等不少國家都發生了火災。鄭大夫裨灶主張用寶物祭祀神靈以祈求福佑，子大叔也認為寶物具有“保民”、“救亡”的作用，而鄭相子產則提出“天道遠，人道邇”的觀點，認為靠“天道”無法解決人事的問題。結果是鄭國沒有進行祭祀，由於加強了人的管理，也沒有再發生火災。桓公六年記載隨國大夫季梁說：“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庄公三十二年記載周大夫史嚚說：“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這些記載都鮮明地表現出，在天與人的關係上，《左傳》更強調人的意義。

《左傳》還注意暴露醜惡，褒揚美善。作者本著“不隱惡”的態度，對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諸如勾心鬥角、爭權奪利、僭越篡逆、互相殘殺和貴族們的荒淫無恥、奢侈糜爛的生活以及他們虛偽奸詐、貪婪殘暴的性格，進行了如實的記錄和描寫。宣公二年記載的“晉靈公不君”，寫晉靈公不行君道，暴虐成性，從高台上用彈弓射人取樂，只因煮熊掌不熟便殺了廚師，最終釀成了晉國的政治災難。《左傳》更注重褒獎美善，記述了許多人物不顧個人安危奔赴困難的感人事迹，歌頌了這些人物的愛國情懷。如僖公三十三年記載的“弦高犒師”，為鄭國爭取了主動，使來犯者不敢輕舉妄動；定公四年，吳軍入郢，楚臣申包胥哭秦庭感動了秦哀公，出師擊退了吳軍，挽救了楚國；定公十年齊魯夾谷之會中，孔子以智慧、以勇武、以禮儀保護了魯定公，收回了被晉國佔領的的魯國邊邑，打擊了晉定公的囂張氣焰。

東漢《公羊》學者李育以為《左氏》“雖有文采而不得聖人深意攻之，以為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

《太平御覽》六百十引桓譚《新論》曰：“左氏經之與傳，猶衣之表裡，相待而成，有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之也。”

賀循：“左氏之傳，史之極也。文采若雲月，高深若山海。”

劉熙載：“左氏敘事，紛者整之，孤者輔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運化之方，斯為大備。”

劉知幾：“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征近代則循環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行也。”

劉知幾：“左氏之敘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聒沸騰；論備火則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穫都盡，記奔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譎詐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敘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凄涼可憫。或腴辭潤簡牘，或美句入詠歌。跌宕而不群，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卓絕。

朱熹認為《左傳》、《史記》只是二、三等著作。又說“左氏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於義理之正”。

《左綉》：“左氏敘事、述言、論斷，色色精絕，固不待言，乃其妙尤在無字句處。凡聲情意態，緩者緩之，急者急之，喜怒曲直莫不逼肖，筆有化工。若只向字句臨摹，便都不見得。”

梁啟超：“《左傳》文章優美，其記事文對於極複雜之事項──如五大戰役等，綱領提挈得極嚴謹而分明，情節敘述得極委曲而簡潔，可謂極技術之能事。其記言文淵懿美茂，而生氣勃勃，后此亦殆未有其比。又其文雖時代甚古，然無佶屈聱牙之病，頗易誦習。故專以學文為目的，《左傳》亦應在精讀之列也。”

●晉朝杜預《春秋左傳集解》，現存最早的《左傳》註解。

●唐朝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最通行的註疏本。

●清朝洪亮吉《春秋左傳詁》

●清朝高士奇《左傳紀事本末》

●清朝劉文淇等《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

●清朝劉文淇《左傳舊疏考證》

●清朝顧棟高《春秋大事表》

●清朝馬驌《左傳事緯》

●韓席籌《左傳分國集注》

●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最高大上的注本。

●趙生群《左傳疑義新證》

●王守謙《左傳全譯》

●吳靜安《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續》

●劉勛《春秋左傳精讀》

●王叔珉《左傳考校》

●瑞典高本漢《左傳真偽考》、《左傳註釋》

●日本安井衡《左傳輯釋》

●日本竹田光鴻《左傳會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