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下人的悲歌

《鄉下人的悲歌》中，J.D. 萬斯真實講述了社會、地區和階層衰落會給一生下來就深陷其中的人帶來什麼樣的影響。萬斯的外祖父母從肯塔基州的阿巴拉契亞地區向北遷居到俄亥俄州，希望逃離那可怕的貧窮。他們通過努力躋身中產階層，最後他們的外孫從耶魯法學院畢業，這是傳統意義上成功實現一代人向上流動的標誌。但是隨著家族故事慢慢發展，我們發現萬斯的外祖父母、阿姨、叔叔、姐姐，以及最重要的他的母親，都在極力適應中產階級生活的要求，卻從沒完全逃離過藥物濫用、酗酒、貧窮和精神創傷。萬斯便是在這樣混亂又令人心碎的環境中成長，但也是這群“鄉下人”的愛與忠誠，使他取得了今日的成就。

然而綜合來看，像作者一樣成功脫離貧困的案例，屈指可數。大多數的美國白人藍領仍舊擺脫不了世襲的貧窮與困頓，彷彿是一條與生俱來的枷鎖，牢牢套在他們的脖子上。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讓他們無法在美國這個以自由為豪的國度中，找到合適的出路？

《鄉下人的悲歌》是一部極其動人的回憶錄，包含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諸多幽默元素，記述了向上流動到底是怎樣的感覺，也對一大批人喪失美國夢的現象作了思考。這本書同時也是一部深刻的社會評論，通過作者的成長故事與經歷，以“局內人”的角度，帶領我們以更宏觀的視野，深入探視美國藍領階層所面臨的困境與危機。

J.D. 萬斯，成長於美國“鐵鏽地帶”的一個貧苦小鎮，高中畢業后加入了海軍陸戰隊並在伊拉克服役。后就讀於俄亥俄州立大學和耶魯大學法學院，目前在矽谷一家投資公司任管理職務。

我之所以寫這本書，並不是因為我取得了什麼不平凡的成就，而是因為我做的事雖然非常平凡，但大多數像我那樣長大的孩子都做不到。你們要知道，我的童年很窮困，生活在鐵鏽地帶（Rust Belt）俄亥俄州的一座鋼鐵城市。從我記事時開始，這座城市的工作崗位就在不斷流失，人們也逐漸失去希望。至於我家的情況，用委婉一點的說法是，我和父母間的“關係比較複雜”，他們中的一位接近整整一生都在和毒癮作鬥爭。把我帶大的外祖父母連高中都沒畢業，而我的整個大家庭里上過大學的人也寥寥無幾。各種各樣的統計都會顯示，像我這樣的孩子前景黯淡——我們當中幸運的那些，可以不用淪落到接受社會救濟的地步；而那些不幸的，則有可能會死於過量服用海洛因——我的家鄉小鎮僅僅去年就有幾十人因此死去。

我曾是那些前景黯淡的孩子之一。我差點因為學習太差而從高中輟學，也差點屈服於身邊每個人都有的那種憤怒與怨恨。現在，人們看到我時，看到我的工作和常春藤名校的畢業證書時，都會以為我是什麼天才，認為只有特別出眾的人才會走到我今天這一步。儘管我對這些人毫無惡意，但恕我直言，這種理論其實是一派胡言。就算我有什麼天分，如果不是得到了許多慈愛的人的拯救，這些天分也會白白浪費了。

這就是我真實的人生，也是我寫這本書的初衷。我想讓人們知道那種對自己瀕臨放棄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以及為什麼會有人放棄自己。我想讓人們了解窮人的生活到底發生了什麼，以及精神和物質上的貧窮會對窮人家的孩子造成什麼樣的心理影響。我想讓人們理解我和我家庭的美國夢。我想讓人們體會向上層流動的真實感受。此外，我還想讓人們認識到我自己不久前才意識到的一個問題：對於我們這些實現了美國夢的幸運兒來說，那些我們經歷過的惡魔一直就在身後不遠處窮追不捨。

令人吃驚的是，據調查顯示，白人工人階級是美國最悲觀的群體。拉美裔移民當中許多人面臨著難以想象的貧窮，但白人工人階級比他們還要悲觀。美國黑人的物質生活前景仍然落後於白人種族，但白人工人階級比他們還要悲觀。雖然真實情況中可能存在一些憤世嫉俗的成分，但現實是，相較於許多其他群體，像我這樣的“寒門”對未來更為悲觀，雖然很多群體明顯比我們更為貧困。這種現象就說明，肯定是金錢之外的某些地方出了問題。

確實如此，我們從未如此脫離過社會，而我們還將這種孤立傳遞給我們的孩子。我們的信仰也發生了變化：越來越多地圍繞教堂，更多地依賴情緒化的修辭，而不是那種可以幫助貧苦孩子進步的必要社會支持。我們當中的許多人退出了勞動力大軍，還有許多人不選擇為了獲得更好的機會而搬遷。我們的男性正遭遇一場特殊的危機，而這恰恰是因為我們的文化在潛移默化中讓他們養成了某種性格，難以在這個變化的世界中取得成功。

當我提及我們社區的困境時，總能聽到諸如此類的解釋：“J.D.，白人工人階級的前景確實惡化了，但你把本末給倒置了。他們的離婚率在增加，結婚率在降低，幸福感也在下降，但這是因為他們的經濟機會下降了。只要他們能得到更好的工作，他們生活的其他方面就會相應地好轉。”

我自己年輕時也曾這樣認為，當時的我拚命想相信這種觀點。它聽起來很有道理。沒有工作會造成很大壓力，而沒有足夠生存的錢會更有壓力。隨著中西部的製造業中心被掏空，白人工人階級不僅失去了自己經濟上的安全感，還隨之失去了穩定的家庭和家庭生活。

但我那艱難的親身經歷教給我：這種關於經濟上不安全感的說法有其偏頗之處。幾年之前，在我進入耶魯法學院前的那個夏天，我想找一份全職工作，以便攢錢搬到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紐黑文（New Haven）市。我家一位朋友建議我在家鄉附近一家中等規模的地磚分銷公司打工。地磚特別重：每一塊重3到5磅不等，而一箱通常裝有8到12塊。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把地磚搬到貨板上，為運走做準備。這份工作雖不輕鬆，但一小時能掙13美元，而我正需要用錢。所以就接受了這份工作，並盡量多輪班和加班。

這家公司有差不多12名僱員，其中大多數都已經在那裡工作了許多年。有位同事同時干著兩份全職工作，但並不是因為迫不得已：他在地磚公司的這第二份工作使得他可以追尋自己開飛機的夢想。一小時13美元對我家鄉的單身漢來說不算是小錢了——一間不錯的公寓的月租也才500美元左右，而且地磚公司還有穩定的加薪。在經濟下滑的背景下，在那家公司干過幾年的員工一小時至少能掙16美元，也就是年收入32000美元——這比哪怕一個家庭的貧困線都高出不少。雖然公司能提供如此相對穩定的環境，但管理者發現我在倉庫的這一職位很難找到長期員工。在我離開之前，倉庫共有3名員工，雖然我當時只有26歲，卻比其他員工年長許多。

其中有一名員工叫鮑勃（Bob，化名），他在我之前幾個月剛剛到這個倉庫工作。他當時19歲，有一個懷孕的女友。經理非常體貼地給了他女友一份接聽電話的行政工作。他和他女友的工作表現都非常糟糕。他女友差不多每隔兩天就要翹一天班，而且從不預先通知，而他則是長期遲到。不僅如此，他每天還要上,3~4次廁所，一去就是半小時以上。他的表現實在是太差了，以至於我在那兒工作結束之前，我和另一名員工發明了一種遊戲：當他去上廁所的時候，我們會定上計時器，然後每個重要的“里程碑”都會在倉庫兩端互相喊叫——“35分鐘了！”“45分鐘了！”“1小時啦！”

最終，鮑勃也被解僱了。被解僱時，他對著經理怒斥道，“你怎麼能這樣對我？你不知道我有一個懷孕的女友么？”而且像他這樣的還不止一個，我在地板磚倉庫工作的短短時間裡，至少還有兩個人也丟掉了工作，其中還有鮑勃的表哥。

討論機會平等時，這樣的事例不可忽視。那些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擔心的是中西部工業地區的下滑，以及白人工人經濟中心被掏空。他們指的是製造業的崗位流向海外，而那些沒有大學學歷的人更難找到中產階級的工作。確有此理——這些事情也是我所擔心的。但這本書是關於除此之外的那些問題：當工業經濟向南移的時候，老百姓的真實生活發生了什麼變化。這本書講的是，在不利的條件下，人們是如何用最壞的方式來應對的，講的是現在的美國文化越來越鼓勵社會的潰敗，而不是抵禦腐敗。

我當年在地磚倉庫所看到的問題位於比宏觀經濟趨勢和政策更深的層面。太多的年輕人對努力工作並不感冒，而好的工作崗位卻總是找不到人。一個年輕人有著各種需要工作的理由，如要供養未來的妻子還有即將出生的孩子，他卻丟掉了一份有著很好醫療保險的不錯工作。更令人不安的是，當丟掉自己工作的時候，他還認為自己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他身上就缺少一種主觀能動作用——他認為自己對自己的生活掌控很少，總是想要責怪除自己之外的任何人。這和現代美國總體的經濟面貌完全不同。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我在這本書裡面關注的是我認識的這類人，即阿巴拉契亞地區的白人工人階級，但我並不是說我們這類人比其他人更值得同情。我寫這本書的初衷並不是因為白種人比黑種人或其他任何人種有更多值得抱怨的地方。這就是說，我希望這本書的讀者能摘下種族的有色眼鏡，來從中感受階層和家庭是如何對窮人造成影響的。對於許多分析家來說，一聽到“福利女王”，腦力里就會浮現出靠失業救濟金過活的懶惰的黑人母親這一有失公允的形象。這本書的讀者很快就會發現，我的論據與這種形象並無關係：我認識一些“福利女王”——有些還是我的鄰居，但都是白人。

徠這本書並不是一項學術研究。前幾年，威廉姆·朱利葉斯·威爾遜（William Julius Wilson）、查爾斯·穆雷（Charles Murray）、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和拉吉·切迪（Raj Chetty）都曾發表引人矚目、研究出色的著作，其中顯示：上向社會流動在20世紀70年代衰退，且再沒有真正恢復；某些地區比其他地區的遭遇更糟（令人震驚的是，阿巴拉契亞和鐵鏽地帶表現糟糕）；那些我曾在生活中目睹的現象，其實存在於整個社會。雖然他們得出的結論有些地方我不敢苟同，但他們都已經有說服力地指出：美國出了問題。雖然我會運用數據，也會藉助學術研究來說明問題，但是我的主要目的並不是讓讀者相信一個紙面上的問題，而是講述一個真實的故事：一出生就被這樣的問題壓得喘不過氣來是一種什麼樣的感受。

這個故事離不開我生命中那些人物。所以，這本書不是我一個人的回憶錄，而是我們整個家庭的。這是一部一群來自阿巴拉契亞的寒門子弟的眼睛所看到的機會與向上流動的歷史。兩代人之前，我的外祖父母一貧如洗而又彼此相愛。婚後，在逃離身邊令人窒息的貧窮的希望的驅使下，他們搬到了北方。他們的外孫（我）畢業於世上最好的學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