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吳寺遺址

該遺址南有大面積沙灘及高低起伏的沙丘，不能種田，說明古代在這兒有一條大河，據水利部門考察系大汶河故道。遺址北是一片黑土澇窪地，即有名的吳寺大窪，古代當為水草沼澤之地，我們的祖先就在這裡繁衍生息：在高地種植作物，在沼澤草地放牧採集，在河裡捕撈魚蝦。

西吳寺遺址內含豐富，計有龍山文化、岳石文化和商周文化遺物。現根據歷年調查及近兩年的發掘介紹如下：

遺址下層為龍山文化層，其重點分佈在該遺址的西南部和東南部邊沿地帶。據出土物考證，東部偏晚，西部較早，分別代表著龍山文化的早期和晚期階段。龍山文化是一九二八年考古學界第一次在山東的章丘縣龍山鎮發現此種文物而得名，距今約四千三百多年。遺址該文化層出土器硪多為磨光黑陶，間有灰陶、紅陶、白陶和白衣陶，多系素麵，帶有明顯快輪加工的旋轉痕迹。快輪是制陶發展的一個飛躍，直到現在民間窯廠還廣泛使用。出土器物有鼎、鬶、獻、豆、圈足盆等。鼎是燒飯的器具，器形大、火候高、製作精細，多具有子母口和鼎蓋兒；鼎足呈鳥首狀，刻有鳥的鼻、眼紋飾，美觀而堅固。鬶是燒水的炊具，出土較多，陶質薄而堅硬，多帶有白陶衣，給人一種清潔的感覺，多深腹、袋足，有流口，腹、足相通，具有容水多，沸水快的功能。獻分兩層，上層是甑，下層是鬲，中間隔有篦孔，可以蒸煮食物。有一種陶杯極其精美，漆黑髮亮，薄如蛋殼，工藝極其複雜，直到現在還很難仿製。

遺址出土了許多蚌鐮、石鐮，說明農業發展了，再用原始的手工採摘已跟不上生產的需要。出土的石鏟也有了較大的改進，磨製精薄，可用於點種和除草。個別石鏟是用精美的高級玉石做的，已失去實用價值，當是部落酋長的裝飾品。還有用石和骨磨製的箭頭，石、陶質的網墜等，說明漁獵活動仍是當時生活的重要部份。出土的大量獸骨證明，當時畜牧業也非常發達，主要圈養獵、狗、牛、羊等。

遺址發掘出許多柱孔和房址，房址多為半地穴式，有圓形的，有長方形的，大小不一。有的房基有人工捶打和草泥塗抹遺痕。有的地面鋪一層白灰，中間有火塘。小房非常簡陋，可能是窮苦人住的。大型的房屋構造講究，可能為公用或酋長、巫師等所有。這說明當時貧富已有分化，開始有了剝削和壓迫，已進入男系氏族原始社會未期階段。

遺址中層為岳石文化，距今約三千八百年。岳石文化是根據一九六二年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東隊首次在平度縣岳石村發掘的文物而定名。出土的器物有尊、簋、豆、獻、舟形盆等。尊為泥質黑皮陶，胎厚重，腹部有兩道突楞及玄紋。簋略近尊，有蓋兒，蓋兒頂有蘑菇狀把紐，中飾二道玄紋，有的還繪有彩色圖案。豆是泥質灰陶敞口淺盤，柄粗，喇叭形圈足，繪有三道玄紋。獻是炊具，多為夾沙紅褐掏，在上部罐和下部鬲的銜接處有泥條一周，起到加固的作用，泥條上多刻印各種圖案花紋。

生產工具主要有石斧、石錛、石刀、磨盤、磨棒等。其中半月形石刀，單面有刃，是收割穀物的銳利工具，比早期石鐮省力而速度快。雙孔石刀可繫繩套在手上。長方形大孔石鋤是一種多用工具，能鋤地、掘地、平地、開溝整渠，是現代钁的前身。

岳石文化的發現，曾引起中外學者極大的興趣。它上承龍山文化，下接商、周青銅文化，時代約當我國的夏代，掘出的文物是研究我國奴隸制社會初期及青銅製造業和甲骨文字的重要資料依據。同時，該文化遺址在全國發現比較少，具有堆積層薄、器物單調、陶器粗笨等特點，情況較為反常。原因眾說紛紜，有待進一步研究。

據文獻記載，大禹建立了夏朝，傳到相時，被手下的大臣寒浞和過澆殺死，政權被篡奪。相后懷著孕，從牆洞逃出，跑到娘家即今濟寧以北的有仍氏部落，生下了少康。少康長大，聯絡了周圍部落，把寒浞、過澆打敗，恢復了夏朝，史家謂之“少康中興”。西吳寺正處於濟寧以北，該遺址的岳石文化層所代錶的歷史時期和夏代正相當。至於此處是否屬於有仍氏部落範圍，現在還不能肯定，但這個遺址和中原的夏文化有著較密切的關係，是可以斷言的。

遺址上層為商周文化，分佈面積較大。當地群眾整地時曾在西南角發現一片商周墓葬，從一排排墓穴中出土了一些陪葬的陶器、骨器及少量的銅器和石器。陶器主要有鼎、鬲、豆、罐、簋等，多為灰陶，飾有繩紋；黑陶幾乎沒有。一九八四年國家文物局進行了發掘，在西南角挖出了一處商代人祭神的遺跡：一個高土台，當為供奉社神的地方，台南數匹完整的牛馬屍骨，頭向北成排地躺著，是祭神的犧牲。一條長十多米的地下隧道，高、寬都在一米左右，經學者研究，可能是囚禁戰俘的地牢。在商代統治者是把戰俘當作自己奴隸的。奴隸和牛馬一樣被看做奴隸主的私有財產，可以隨便買賣。文獻記載，當時一束絲可換五個奴隸加一匹馬。奴隸還和牛馬一樣可以隨便殺掉來祭神、祭祖，祈禱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群眾還挖出來一些帶小洞的牛肩胛骨，這是商代人占卜用的卜骨。商代人非常迷信，大小事都要占卜，預測吉凶。其方法是先把牛胛骨或龜甲鑽出許多小洞，再燒灼，便背面出現裂紋。根據裂紋的粗細長短、扭斜曲直，製成符號，記得在甲骨上，這就是後代所謂的甲骨文。還出土過銅戈、銅戟、銅箭鏃等兵器，說明那時戰爭是很頻繁的。

歷史記載，商民族是一個經常遷徒的民族，曾有“八遷”之說。在遷河南“殷墟”以前，其根據地就在泰山以南的今兗州、曲阜、滕縣一帶。《詩經·商頌》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句子，說明商是以鳥為圖騰信仰的。玄是黑色，遺址出土的許多陶器上多帶有黑色鳥的圖形，這現象正和文獻記載符合。

周代文化遺物出土較多，有代表性的主要是連檔鬲、細腰簋、束腰豆、獸足鼎等，粗繩紋飾，多系葬品，放置的規律，其次序常為鬲、罐、豆、簋，或鬲、盆、豆，或鬲、盆、罐。奴隸主貴族多用青銅器，一般人用陶器。

周代初期的生產工具還是以石器和骨器為主。大量石鏟、石斧的出現，證明那時已進入農業大發展的時期。這從《詩經》上也有反映。《周頌·噫嘻》說：“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而耕，十千維耦。”描述了西周農業的規模宏大，情景壯觀。

西吳寺出土的文物多帶有地方特點，如陶鬲口沿帶流或寬邊，陶簋敞口、細腰、喇叭形圈足、既象豆又象簋，等等。這些特點在中原地區少見。許多器物形狀既有中原特點，又有東夷特點，這說明商、周以來東西經濟文化交流已日益頻繁，奠定了以後逐漸形成統一的偉大中華民族的基礎。

西吳寺遺址的發掘僅僅是個開端。現發掘面積只佔極小部分，對了解其全貌還相距很遠。許多問題還有待今後進一步的發掘和研究。

1957年發現后，中國科學院磚山東隊和山東省、市、縣文物管理部門曾進行多次調查。

1982年春山東省考古研究所進行過小規模試掘。

1984年春至1985年底國家文物局在此遺址舉辦了3期“全國田野考古領隊培訓班”，共開探方138個，揭露面積3250平方米，出土文物1400餘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