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娃

一張小小的卡片，就能使城市為之不安。僅2005年，城管部門收繳的非法小廣告卡就有24噸。“小廣告”每張平均重1克，以一噸100萬張，每張長10厘米計，24噸卡片可以從上海鋪到哈爾濱。

當年孟嘗君“食客三千”，如今的大都市恐有“卡族三千”。“卡族”絕大多數都是十五六歲的孩子，甚至更小，故曰“卡娃”。

一張張小小的小廣告卡不僅影響市容，背後更傳遞著利益信息：辦假證、賣機票，攬假貨，黑廣告。

“卡娃”們多處於青春期，蠢蠢欲動，借著發卡機會騷擾時尚的女孩子是常有的事，但嚴重的是，有些“卡娃”會和小偷勾結起來偷東西。因此“小胖子”擔心長此遊走在犯罪的邊緣，很容易走上歪路。

“卡娃”們除了上網、喝酒、打架外幾乎沒有其他業餘生活，很多人十三四歲就學會了抽煙，“小不點”現在每天至少需要一包煙。

“卡娃”所折射的實際是農村未成年人社會化的問題。通過對“卡娃”的個案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其社會化的過程中，家庭、學校、社會都存在責任的缺失。

大多數“卡娃”在走向城市前是“留守兒童”，他們的父母都已匯入流動人口的大軍，一方面，家長應盡的教育責任沒有體現，另一方面，家長的流動性對留守兒童的社會化又會起到催化作用。

父母環節失守，對“留守兒童”的社會教育只能依靠學校，但由於不少地區農村教育投入相對不足等原因，鄉鎮一級的學校尤其是在欠發達地區，這方面的教育又存在缺失。

還有一批孩子並非“留守兒童”，他們跟隨父母走進了城市，但由於城鄉二元結構限制，他們無法真正分享城市的教育資源，父母會比較容易接受子女早點走向社會，以緩解家庭經濟壓力。

不管哪類成因，這些孩子過早走向社會後，由於年齡的限制，只能從事散發廣告卡這樣的非法工作，因此，不可避免與吸毒人員、盜竊分子等問題人群的接觸。

在這種亞文化的環境下成長，接觸不到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對這些孩子的負面影響很大，比如“卡娃”，會形成一個“同伴群體”，在問題人群中周旋，出現組織結構的黑勢力化。

“同伴群體”成員間的影響很大，往往容易產生集體的越軌行為，“卡娃”集體騷擾女性、挑釁甚至毆打城管人員就是一個表現。

人口流動是一個趨勢，此過程中將有更多農村未成年人走向城市，因此，我們要尤其重視流動人口中的未成年人群。

要解決類似“卡娃”的問題除了流出地的地方政府要做好防止未成年人失學的工作，以及加強家長的教育角色外，流入地的城市管理也應加強。

城市的人口管理是靜態的，應該主動加強對流動人口的管理。此外，可以充分發揮民間組織的力量，通過志願者加強對城市“流動少年”的引導與幫助。

有人以“卡娃”名之這個新“族群”，倒不失為形象的概括。這些過早走向社會又無人管教的孩子，面對複雜的社會無所適從，為了生存還常常干出些違法的活兒。很多人小小年紀就學會了抽煙，學會了欺詐，學會了泡髮廊、闖賭窩，甚至還形成了派系，成為“問題孩子”，除了有礙社會治安，還極易為社會黑勢力所利用，後果堪憂。

農民進城務工，參加城市建設，或說人口流動，已成為一種趨勢。由此帶來的值得探討、研究的課題多多。對進城農民工孩子的撫養、教育，就是其中迫切需要解決的重要課題之一。如果說早先農民進城務工后的“留守兒童”問題主要留給了農村；那麼現今“進城卡娃”（或說“流動兒童”）的問題，則主要留給了城市，至少是城鄉兼而有責。有專家指出，解決流動兒童的教育應視為中國最大的“扶貧工程”。切中肯綮，此其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