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媛介

黃媛介，字皆令，是江甫水鄉嘉興一戶書香人家的寶貝小閨女。黃家世代詩書相傳，雖非大戶，也算得上中等殷實人家。小媛介天賦極高，讀書寫字，吟詩作畫，都顯得極有靈性，所以倍受父親黃雲生器重，悉心調教，十三、四歲時才名便盛傳一方，這嘉興一帶的人都說：“黃家有女，冰雪聰明。”對愛女的婚姻，黃父也早有打算，在媛介十歲時，便與同窗好友的兒子楊世功訂下了娃娃親。黃、楊兩家相距不遠，大人經常來往，也不因“男女授受不親”而約束小兒女的交往，所以少年的黃媛介與同歲的小未婚夫楊世功常在一起讀書玩耍，彼此十分要好。

黃媛介生活在明末清初，這是一個改朝易代的國變時期，連年的戰亂，流離失所，使知識分子和廣大的老百姓一樣深受“身閱鼎革”帶來的侵害。尤其是對股慄於董狐之筆，他年青史的傳統士大夫來說，流芳千古還是遺臭萬年，也許就在何去何從的一念之間。與媛介交好的吳偉業（梅村）和錢謙益（牧齋）就面臨這樣的抉擇：在順天從命的通達之下，將道德信守屈從於生命意識來順從新的統治力量是辦不到的。那麼，或則以殉節去實踐道德信守，通過肉體的毀滅以獲得靈的絕對超越；或則削髮為僧，皈依佛門，過一種活著的“殉節”生活；或則遁跡山林，退守田園，求得道德與生命的形式的兼取。吳、錢都選擇了最後一種，但這種選擇本身就包含了退與進的兩重性，仕而隱，隱而仕不過是一道門檻的差別。在新王朝建立初期需要鞏固統治的特定環境下，特別是民族間的隔膜對立，個人的抗拒無疑將危及生命的存在，而作為前朝舊臣，吳、錢有著才高名大的地位，理所當然要成新政權注目的對象。自古忠孝難兩全，為了保全家人，他們被迫出仕，最終逃不掉清廷的徵辟而煎受著為“貳臣”的巨大痛苦。

與此同時，作為官眷的一批名媛們也躑躅於自心愛國，歸於前朝而夫君卻為“貳臣”的矛盾中，苦不堪言。比如錢牧齋的側室河東君柳如是，比如曾被陳維崧《婦人集》評為“南宋以來，閨房之秀，一人而已”的徐燦。柳如是曾在乙酉五月之變后，勸夫婿就義赴死，然“宗伯（錢牧齋）謝不能” （《柳如是事輯》上編卷一）於是如是欲奮身於自家後園的池塘中獨殉國難，卻被丈夫拽住，而不得。後世因此稱其為“凜凜有丈夫風” （羅振玉《負松老人外集》）。徐燦的丈夫陳之遴以明朝進士，出仕新朝弘文館大學士，而徐燦身罹故國淪亡。愛者故國，所依者夫君，面臨舊朝的半壁河山也不復存在的現實，國忘而丈夫竟仕！在忍受故國淪喪的同時，又增添了一份莫大的屈辱。這是有別於吳、錢等知識分子的另一種形式的靈與肉的分割。這種雙重的痛苦使得徐燦的心靈孤寂，無所依傍，而心生“故國茫茫，扁舟何許”的感嘆。

名士如許，名媛如許，在這個非常時期，文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都面臨著巨大的考驗，他們飽受戰亂的創傷與精神折磨的雙重苦難，作為亂離中的一介弱女，媛介亦未能倖免。她“產自清門” ，儒士之家，亂世更顯清貧，其姊媛貞迫於家境，遠嫁貴陽，為當時貴陽太守朱茂時繼妻。而媛介的未婚夫楊世功納聘后，家中一貧如洗，無力娶親，後世功又流落蘇州，久客不歸。期間，有名人豪客登門說親，願以千金聘娶媛介。而媛介不改初衷，一片痴心待得落魄浪子他鄉歸來，與其樆結。成婚後不久便遭鼎革之亂，“乃跋涉於吳越間，困於槜李，躓於雲間，棲於寒山。”好不容易安定下來，又被人強為女師，於是又“羈旅建康，轉徙金沙，留涉雲陽。”途中舟抵天津，兒子溺水而亡，第二年女兒又不幸夭折，真可謂家破人亡！因此媛介所作多“流離悲戚之辭”，但去溫柔敦厚，怨而不怒，足觀其人格的純真。無怪乎姜紹書在其《無聲詩史》中成其“此閨閣而有林下之風也”。

若按照正常的情況變遷，漸漸長大的黃媛介與楊世功很快就將組成一個美滿幸福的小家庭。可就在黃媛介接近待嫁年齡時，戰火在大江南北蔓延開來。由於朝廷昏聵，各地紛紛舉起義旗，興兵造反，北有高迎祥、李自成，南有張獻忠，勢力迅速發展，頓時天下大亂。大亂之下，區區讀書人便顯得無所用處，科舉取仕之途斷絕，疲於生計的人們不再有心思送子讀書，以開館授課為生的黃家，日子日漸緊迫。為了謀條活路，黃媛介的姐姐媛貞嫁給了貴陽太守朱茂時作偏房，哥哥鼎平則放棄了學業，轉而做起了小買賣，黃家的生活勉強支撐下來。

而黃媛介的未婚夫婿楊家情況則更糟糕，連一日三餐都維持不了，哪有錢為兒子辦婚事。黃媛介已到了婚嫁之齡，黃家開始催促楊家娶親，楊家實在無力辦一次勉勉強強的婚禮，楊世功慚愧難當，索性離開家鄉，一是想外出找點掙錢的門路，二是權且躲開眼前的煩惱。

在這空檔里，太倉才子張溥慕名前來黃家求親，張溥的家境、人品都屬上乘，黃父動了心，想將小女兒改配給他。黃媛介得信后卻執意不肯，她無法忘記與楊世功共同度過的那些無憂無慮的日子，她的心己系在楊郎身上，於是心意堅決地對父親說：“良駒不配雙鞍，好女不事二姓！”黃父畢竟是讀書人，覺得女兒的話確合禮數，也就不勉強她了。

楊世功在外地聽到了家鄉傳來的消息，心中萬分愧疚，媛介身為一弱女子都如此堅貞，自己堂堂男兒卻躲避在外，實在對不起伊人，於是收拾行裝返回了家鄉。黃家得知楊世功已回家，便上門商議嫁娶之事：“既然世事如此，也就不必講那麼多排場，只要兒女兩情相悅，其他便不重要了。”兩家父母都想通了，婚事便辦得極為簡單，黃媛介高高興興地嫁到了楊家，雖然生活清苦，小夫妻相敬相愛，日子也過得怡然自樂，楊世功放下了讀書人的面子，以販賣畚箕聊以為生。

誰知戰亂綿延不絕，百姓的生活越來越艱難，楊世功的畚箕生意也日漸冷落，最後終於做不下去了，全家人又失去了生活的來源。勤儉持家的黃媛介想到了自己擅長寫字作畫的特長，難道不可以憑此為生嗎？她悄悄與丈夫商量，丈夫起先不願意妻子在市上拋頭露面鬻字賣畫，可又實在找不到其他的生路，最後只好同意了黃媛介的想法。可嘉興地方此時地貧人窮，有多少人能把閑錢丟在字畫上，黃媛介只好與丈夫背起行囊，來到猶且繁華的西子湖畔謀生。

夫妻倆在西湖畔租了一個小閣樓安身，楊世功在家操持家務，準備紙墨，黃媛介背上家什，毅然走上街頭擺開字畫攤。

別看黃媛介的攤前總是熱熱鬧鬧，但真正掏錢賣字畫的人並不多，況且這種街頭買賣，報酬十分微薄，黃媛介一天天寫寫畫畫下來，收入僅夠勉強維持夫妻倆的生活，和節省下來一些捎給嘉興的公婆。日子雖苦，卻日日守著風光明媚的西子湖，做著自己喜愛的舞文弄墨之事，黃媛介覺得也不算太環，雖是替別人寫字作畫，她卻也能盡心盡意於其中，把它當作是一種練習和創作，書法畫技竟不知不覺地在進一步走向純熟。

端坐攤中的黃媛介，雖然布衣荊釵，不施脂粉，但那天生的麗質，清雅高潔的氣質，仍然散發出誘人的魅力，也就不免惹得一些浪蕩公子心裡痒痒。一個春日的午後，攤前沒有了看客，黃媛介欣賞著花團錦簇、水明波靜的西湖，心中畫意甚濃，便提了筆，自顧自地在宣紙上鋪彩作畫。這時，三個錦衣綉冠的花花公子，從附近酒樓里走了出來，略帶醉意，搖搖晃晃地走近了黃媛介的攤子。黃媛介察覺了動靜抬頭看時，那三個人已嘻皮笑臉地圍在了她面前。黃媛介不虧是見過世面的人，料想這三人心懷不軌，但畢竟是光天化日之下，量他們也不敢亂來，於是從從容容地問道：“三位客官，是否要些字畫？”

那三個花花公子見黃媛介這般客氣，心裡頓了一下，也就不好意思太張狂了，其中一個上前道：“小娘子如此才貌雙全，落得街頭賣畫，真是可惜呀！”這裡話剛落，另一個又湊了上來，涎著臉說：“是呀，不如跟我們回府去寫字畫畫，少爺們重重有賞。”說完，就上來要幫黃媛介收拾東西。

黃媛介淡淡一笑，擋住他們的手，正色道：“我憑本事吃飯，有何可惜？寄情於湖光山色之間，其樂無窮，何必重宅深院！”話說完后，見他們面露慍色，黃媛介又放緩了口氣，客氣他說道：“不如我在此送三位客官一副字吧！接著，鋪紙提筆，飛快地寫下了一首詩。

著書不費居山事，沽酒恆消賣畫錢；

貧況不堪門外見，依依槐柳綠遮天。

此詩明明白白地表示了她甘貧樂道的心愿，三位花花公子見了不由得暗暗嘆服，只好接受了詩幅，灰溜溜的走了。

黃媛介籬字賣畫的日子久了，名聲漸漸在西湖邊傳開了，許多閨秀舉行文會，都特意下帖邀她前往，她倒也欣然從命，著一身淡雅布衣，坐在花紅柳綠中，反而別有一種風采。

當時女性舉行文會一般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由多才多藝的名妓發起並參予的，一種是名門淑女、大家閨秀舉辦的。這兩種文會各有自己的一班人員，因門第不同，往往是不互相摻合的。而黃媛介的身分與她們都不一樣，所以兩種文會都對她敞開大門，她也不分彼此，只圖談詩論文，酣暢盡興。

西湖上的名妓之首，此時要算是柳如是，她已是錢謙益愛姬，在西湖畔築“絳雲樓”而居。“絳雲樓”已成了柳如是會客宴賓的場所，文人雅士穿梭如流，黃媛介也是座上常客。柳如是見她生活貧困，便勸她不妨到一些名士文會上唱詩作陪，也好得些賞金貼補家用。黃媛介明白那種身份實際上相當干詩妓，雖然酬金較高，卻以賣笑為生，實為她不恥，因而斷然拒絕。她雖然常與名門貴族之士相交，但竭力堅持不出賣自己，寧肯賣字街頭，過一種清貧自得的生活。對此，錢謙益曾私下裡對柳如是說：“媛介雖窮，清詩麗畫，點染秀山媚水之間，未嘗不是一件樂事呀！”此話確實道出了黃媛介生活的真諦。柳如是將此話轉告黃媛介后，媛介深為感慨，答道：“知我也，知我也！”當即賦詩一首，贈錢謙益以酬相知之意。詩云：

懶登高閣望青山，愧我年來學閉關；

淡墨遙傳縹緲意，孤峰只在有無間。

黃媛介的人生歲月就在這種平淡悠遠的氛圍中流逝，既無大喜，也少大悲，陪伴著山水詩畫，終了一生。

林下風典出東晉“詠絮才女”謝道韞。其敏捷才思與堅貞智勇在謝庭詠雪、步障解圍、孫恩亂會稽、桓玄犯帝都建康等是非面前得到敘述與釋放，時人極為讚譽，“故有林下之風。”衝破世俗性別束縛的謝道韞，具有魏晉時期“竹林七賢”的才華學識、傲世風骨、悠然神態與高雅氣質，“林下風”既是後世學者對其清雅神韻的經典概括，也成為後人評論人品高潔、超凡脫俗的才女代名詞。

有“林下風者”之譽的黃媛介，承前啟後，不僅鮮明地體現著詠絮才女的林下風，而且隨時推移，顯現出創作“所紀述多流離悲戚之辭”與“衣食取資於翰墨”的鮮活新因素，意義重大，影響綿遠。

顛沛流離於明清鼎革之際的黃媛介，面對改朝易代的複雜時局，殉節還屈從，雖然就在一念之間，卻折射著人生品格的高下。同為前朝重臣，同置家業於江南，同樣往來酬唱，祈彪佳投水自盡，王思任絕食身亡，吳偉業、錢牧齋則以出仕與遁跡的交錯方式，求得了道德的安慰與生命的兼取。乙酉（1645年）五月之變，柳如是勸錢謙益“不能”就義，遂奮身跳入池塘中，欲獨殉國難。羅振玉《負松老人外集》贊其果敢行為,“凜凜有丈夫風。”愛者故國，依者夫君，陳之遴以明朝進士北上新朝，任清廷弘文館大學士，有“詞是易安人道韞”盛譽的夫人徐燦，既忍受故國淪亡的悲痛，又增添婦隨夫行的屈辱。這種靈肉分割的雙重痛苦，使其心靈孤寂凄愴，創作出大量的“攜血淚無揮處”佳篇名作。

歷代女性囿於庭院之內，故其作多為閨闈之事，藝術風格相對單一。黃皆令特殊的人生經歷，使其文學創作在題材上有所突破，個性氣質表現出獨有的藝術特色，不凡才情贏得眾多名士勝流的讚譽，紛紛為其集、其人揮筆，以序、跋、傳的形式支持獎掖。錢謙益有《黃皆令新詩序略》、《士女黃皆令集序》，毛奇齡有《黃皆令越游草題詞》，熊文舉有《黃皆令越游草序》，施閏章為黃媛介作《黃氏皆令小傳》，錄其自敘：“天既儉我乾靈，不甘頑質，藉此班管，用寫幽懷。倘付諸囊鼠與腐草，流電一瞬消沉，實為恨恨。”不以生計困窘為恨，而以創作不能流傳世間為憾，這是林下風致的襟懷與氣質。

黃媛介曾因夫家貧不能適時出嫁，歷盡坎坷歸與楊門，不得已賣書畫自給糊口，在街頭設攤或出入高門，引起微詞，被時人譏為婦道失守。俞右吉指責黃媛介曰：“皆德為貴陽朱太守房老，深自韜晦，世徒盛傳皆令之詩畫，然皆令青綾布障，時時載筆朱門，微嫌近風塵之色，不若皆德之冰雪凈聰明也。”黃氏家族兩姐妹比較，黃媛介不如黃皆德，聚焦點是女子的人品，黃皆德的人生“深自韜晦”，黃皆令則是“近風塵之色”。微嫌所指，女人拋頭露面去養家，有違傳統禮教“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角色定位，有悖男女授受不親的傳統女德。深為世俗流言所苦的黃媛介，當於西泠斷橋鬻書畫或與士大夫交遊唱和之際，當楊世功持書畫得錢易米食裹腹之時，其心理承受著閨秀道德與生活所擠迫的雙重壓力。最初堅拒改許他人而執意與貧不能養家的楊世功成婚，從一而終的傳統道德在靈魂深處是根深蒂固的。雖然憑藉其才華或粥書畫，或設帳為師，女性在經濟上能夠獨立，但傳統文化敲打著敏感的神經，情緒糾結而心靈矛盾。

在鼎革板蕩社會裡處於兩難的黃媛介，既為才情學識而自許，其詩曰：“或時賣歌詩，或時賣山水。猶自高其風，如昔鬻草履。”又不能不自嘆，其心裡正如施閏章《黃氏皆令小傳》所載錄的那樣：“妾聞婦人之道，出必蔽面，言不出梱。得稍給粥，完稚弱婚嫁，吾守數椽沒齒矣！”其經濟獨立是生計所逼迫，其行動雖是勇敢地走出閨閣，可思想與心理卻始終未能衝破禮教與婦德的羈絆，兄長雖為其才華而驕傲，卻因悖於閨閣而持有疑義，幾乎斷絕親情來往。知己者酬唱來往，雖然充分肯定並讚美傑出的學識，卻將其與才色雙絕而非閨秀者並列。

吳梅村《題鴛湖閨詠》其一曰：“江夏只今標藝苑，無雙才子掃眉娘。”商景蘭的《送別詩》亦曰：“今朝把臂憐同調，始信當年女校書。”一位男性大家，一位女苑名流，皆以唐代著名歌妓薛濤為喻，可見時人黃媛介社會角色的定位。直面吃飯穿衣活下去的壓力，這使缺乏社會主體角色的黃媛介心緒難平，言行舉止尷尬孤獨，《臨江仙·秋日》詞曰：

庭竹蕭蕭常對影，捲簾幽草初分。羅衣香褪懶重熏。有愁憎語燕，無事

數歸雲。秋雨欲來風未起，芭蕉深掩重門。海棠無語伴消魂。碧山生遠

夢，新水漲平村。

此詞著力敘寫著自己的孤獨、鬱悶、倦怠的情緒，“羅衣”懶熏，討厭燕子的昵喃細語。無處放置的幽怨愁緒，只能獨對竹影海棠，寂寞無告的心裡充滿了否定情緒。燕子的呢喃和美襯托自己的落寞悲苦，掩門把自己關在幽草所包圍的空間里，可又忍不住眺望遠處的碧山流雲，夢想中寄託自己的情懷，遠景之夢與近景之憎的態度，透露出心緒雖悲苦，但林下風致的達觀人生態度是積極的。

黃媛介出身儒士之家，博通古今，諳悉歷史，體現於文學創作上的表現手法是喜用典故，詠史懷古，諷喻當今。《丙戌清明》引用“漆室憂”、“折柳”、“禁煙”、“白雲親舍”、“寸心”五個典故。用“漆室憂”與“人家依舊有紅樓”對比，在深表對國家憂慮的同時，也對不顧社稷安危只顧自己享樂的驕奢者表示不滿。而“折柳”和“禁煙”這兩個古俗則聯繫當時的時代背景闡發江山易主的感嘆。最後的“白雲親舍”和“寸心”兩典則用於抒發對親人、故鄉的懷念之情。在與商景蘭一家女詩友偕游寓山時，所作一詩曰：

佳園饒逸趣，遠客一登台。薜老蒼煙靜，風高落木哀。

看山空翠滴，覓路亂雲開。欲和金閨句，慚非兔苑才。

末兩句中的“金閨”為閨閣美稱，亦為金馬門別稱。漢武帝命善相馬者在帝都鑄大宛馬銅像，立於魯班門外，因更魯班門名為金馬門，後為官署的代稱，亦指朝廷。商景蘭是吏部尚書商祚之女，忠敏公祁彪佳之妻，所以“金閨”一詞實為雙關。“兔苑”亦作兔園，漢文帝之子劉武（梁孝王）的園圃，故址在今河南商丘縣東。劉武築東苑，設樂招納賓客，后稱兔園、梁園。文學家枚乘作《梁王菟園賦》，兔作菟。此詩中“兔苑才”指像枚乘那樣的才華，“金閨”含義雙關，既謙和得體，又學識深厚，女性逸趣才華，絕不遜色於兔苑之才的男性。

黃媛介對景物觀察細緻，既抓住特徵，也在描繪中富有層次感，從不同的角度深入如風景畫似的直觀地展現在人們面前。《野夕遠見》前四句，描寫黃昏郊野的景物，“滿”、“高”、“遠”、“近”，顯示視角層次的變化；水分雲合，晦明變化，使得文學描寫具有靈性領悟的動感，既有一葉扁舟從水天相接處出現時給人的感覺，也有“日之夕矣，羊牛下來”《詩經·國風·王風》的親切、寧靜的氛圍。將不易體察的生活細節精妙地寫入作品中，使人倍覺溫馨，也顯得新穎別緻。與吳梅村相唱和的第三首詩的前四句：“石移山去草堂虛，漫理琴尊葺故居；閑教痴兒頻護竹，驚聞長者獨回車。”將一幅山居寧靜的生活畫面，栩栩如生地展現在的讀者眼前。

黃媛介善於將景物個性化，以顯現獨有人生感懷。為了渲染自己的思想感情，加強藝術效果，賦予抒情對象以感情，藉以烘托自己的意緒，把無情之物寫得十分有情。《臨江仙·秋日》詞曰：“海棠無語伴消魂。”海棠是花，如何能“無語伴消魂”呢？賦予抒情對象以生命，使其活了起來有人性，懂得詩人的孤獨與鬱悶，默默地陪伴。黃媛介常借物抒懷，以某個事物來比擬自己的高尚節操或非凡志趣。她的《題山水小幅》詩中，末句“孤峰”聳立的意象，就是黃媛介不同流俗的孤高品格的自我象徵。這正如謝道韞《擬嵇中散詠松詩》所寫：“遙望山上樹，隆冬不能凋。願想游下憩，瞻彼萬仞條。”詩以松為喻，抒寫不與世俗同流合污之志，“謝道韞以女性之身來寫松，藉以抒志，就有了更高的品格。”王夫之《古詩評選》贊道：“入手落手轉手總有秋月孤懸，春雲忽起之勢，不但古今閨秀不敢望其肩背，即中散當年猶有凝滯之色，方斯未逮也。”黃媛介的詩風品格望背於謝道韞，林下風韻令鬚眉斂容，大生敬意。

“林下風者”的黃媛介，為生活所迫而奔走社會中，跋涉山水間，在變歷來女子創作多婉約纖弱之風，以職業女性的生涯與開闊的人生視野，一洗鉛華，絕去閨閣之氣，在思想內容和藝術風格上突破了歷代女子之作，為勃興清代女性文學創作打開了局面，也為今天活躍於各行各業的女性樹立了楷模。生活在鼎革之際倍受磨難詬責、生活沒有來源、社會沒有地位的女子，完全靠賣字畫、當閨塾師、潤筆唱和來維持家庭開支，養活丈夫、一雙小兒女，還要接濟奉養年邁的公婆，黃媛介能走過來，能以文學創作來抒寫個人體味，今天的女性又有什麼困難可以擋住自己前進的人生腳步？當代職業女性、知識女性的身上，折射著“林下風者”黃媛介的綿遠影響。在社會沒有完全進步到“男女平等”的今天，黃媛介張揚謝道韞的林下風致，打破“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禁錮，開啟著女性創作新視域，其氣韻才質，對當代女性有著積極的豐潤的啟示意義。

黃媛介一生，創作頗豐一生創作頗豐，著有《南華館古文詩集》、《越游草》、《湖上草》、《如石閣漫草》、《離隱詞》，皆散佚。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載：“今從《然脂集》輯得25首（《越游草》15首，《湖上草》6首，《扶掄續集》1首，《詩源》1首，《詩媛十名家撰》2首），《擷芳集》9首，《彤奩續些（上）》20首，《梅村詩話》8首，《柳絮集》7首，《兩浙輶軒錄》2首，共71首，錄成一卷。”迫於生計而奔走在外的黃媛介，“好吟詠，工書畫，楷書仿黃庭堅，畫似吳仲圭而簡遠過之。”迫於生存而拋頭露面，女人養家，在艱難困頓“奔走”的過程中親近大自然，佳卉秀木慰藉著惴惴之心，交往酬唱催發著金閨兔苑才的靈性，文學創作風格清麗，施淑儀《清代閨閣詩人征略》以“林下風者”來推崇黃媛介。黃媛介以自己的人生品格與創作成就，釋放著林下風的無限魅力。

黃媛介 楷書扇面 天渡樓舊藏

姐姐：黃媛貞（字皆德），浙江秀水（今嘉興市）人，黃洪憲的族女。嫁給貴陽知府朱茂時為繼室。崇禎年間尚在世。無子。有《黃皆德詩草》。

配偶：楊興公（寅恪案：即楊世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