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主義

哲文藝復興以來的發展, 因其不同的表現形態和理論內容，呈現出三個階段 ,一是從文藝復興時期到十九世紀中葉的近代哲學，二是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現代哲學，三是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的哲學，即所謂的後現代主義哲學。理性主義(rationalism)、非理性主義(irrationalism)和反理性主義(anti-rationalism)是這三個哲學發展階段的重要表徵。

義、歐洲義（）建承識源論基礎哲，獨官。般隨笛卡論產，-紀歐洲陸傳播。另哲稱列顛驗義（驗義派）。

指夠識、判斷、評估際及符合智。論具服論據，符合邏輯推非依靠獲論，。

理性主義及經驗主義並非由當時的哲學家，而是後人作出了區分。

區別

理性主義者及經驗主義者的區別在當時並沒有被哲學家予以區分，而是後代進行了區分。事實上，有時兩者之間的區分並不像人們所說的那麼顯著。三位主要的理性主義者都認同經驗科學的重要性，並且他們在研究方法及形而上學的理論上更接近笛卡爾而不是斯賓諾莎（Spinoza)和萊布尼茲（Leibnitz)。儘管這種區分在著書立說時很有必要，他們對哲學本身來說不是非常有用。

觀點

典型的理性主義者認為，人類首先本能地掌握一些基本原則，如幾何法則，隨後可以依據這些推理出其餘知識。持這種觀點的典型代表人物是：Baruch Spinoza及Gottfried Leibniz，在他們試圖解決由笛卡爾提出的認知及形而上學問題的過程中，他們使理性主義的基本方法得以發展。Spinoza及Leibniz都認為原則上所有知識（包括科學知識）可以通過單純的推理得到，另一方面他們也承認現實中除了數學之外人類不能做到單純用推理得到別的知識。

笛卡爾的理論相對來說更接近柏拉圖，他認為只有一些永恆真理（包括數學以及科學的認知及形而上學基礎）可以單純靠推理得到，其餘的知

識需要藉助生活經驗以及必要的科學手段。更準確地說笛卡爾是一位重視形而上學的理性主義者，是一位重視理性的科學主義者。

康德（Immanuel Kant）開始時是一位

理性主義者，但是經過休謨（David Hume）的「將他從沉睡中喚醒」的著作的熏陶，他成了理性主義者以及經驗主義者的綜合體。

20世紀以來，“理性主義者”表達一種人類行為應該由理性所支配的觀點，這種觀點被歐洲理性主義者以及類似的經驗主義者所認同。

哲學在本質上是理性的事業。當西方哲學史上第一個哲人泰勒士宣布“水是萬物的始基”時，泰勒士就在運用他的理性，“水是萬物的始基”這個判斷無疑地是一個理性判斷。因為在

這個判斷中不僅包涵一個抽象的能夠作為哲學範疇的概念——“始基”，而且潛涵著一種認識論基礎和秩序：世界上存在著無數的物體、事物，這些物體和事物的總和構成一個整體世界，這個整體世界是無限多樣的統一，它統一的基礎是水，水是構成一切事物的原因與產生一切事物的本源。“水是萬物的始基”是泰勒士千百次觀察分析個別的具體事物，並對感覺經驗進行了一系列抽象概括的結果。因此這一判斷集中表現了人類思維的統一性、超越性，揭示了事物的普遍性、齊一性。而這也正是人類理性思維的基本特徵、哲學的基本特徵，正如黑格爾說：“什麼地方普遍者被認作無所不包的存在或什麼地方存在者在普遍的方式下被把或思想出現時，則哲學便從那裡開始。”（《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第93頁）可以說“水是萬物的始基”這一判斷揚起了希臘理性的第一面旗幟，從此以後相信理性可以洞見和把握世界的本源就成為古希臘早期哲學的純樸信念，哲學拋棄了希臘遠古關於天地生成的非理性的信仰和夢幻似的傳說，沿著追蹤世界本源的理性之路向前發展。

但是，無論是在泰勒士，還是在泰勒士所屬的伊奧尼亞學派諸先哲那裡，他們對萬物始基的探索卻仍然在理性和感性之間徘徊，在他們理性的思辨中仍然回蕩著感性的餘響，黑格爾說：“思辨的水是按照精神方式建立起來的，不是作為感覺的實在性而揭示出來的。於是就發生了水究竟是感覺的普遍性還是概念的普遍性的爭執”（《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第184頁）。這就是說，一方面作為哲學範疇，揭示世界本源性的“始基”——水，應當具有脫離感性的個別事物的普遍性、思辨性，亦即在高度抽象的思維層次上對世界整體的把握，但泰勒士的水“不管怎樣仍具有其確定性或形式”，沒有完全擺脫感性的個別，“在我們的心目中仍浮現著水的觀念”（《同上》第185頁）。於是出現了“水是普遍（無形式的）概念和它的存在的矛盾。”（《同上》第184頁）這一矛盾一直是困惑希臘早期哲學的主題，其間愛菲斯的晦澀哲人赫拉克利特，雖然以他“深奧的思辨”發現了支配事物的“邏各斯”這一理性的規律，但他那“火是事物的始基”的本源論哲思仍然拖著一根光明的感性尾巴。

與此相反，在南義大利的畢達哥達拉斯學派，“他們不從感覺對象中引導出始基”，“他們所提出的始基和原因，是用來引導他們達到一種更高級的實在的”（《古希臘羅馬哲學》第39頁），他們認為數是萬物的始基。這樣，畢達哥拉斯學派在古臘哲學史上就開創了一種不是從感覺經驗上升到普遍的理性概括，而是從某種抽象的概念下降到感性事物思想道路。畢達哥拉斯學派還研究了關於事物對立面的學說，他們認為對立面是事物本身固有的，它們共有十條，最重要的是有限和無限的對立。實質上“有限”與“無限”的對立又是西方哲學史上“理性”和“非理性”對立最初表述。因為按照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學說，世界決不是某種無限的不可知的混沌，世界是可知的，它有某種固有的“秩序”、“結構”，而這種秩序和結構又服從數學的規律，也就是說“一切其它事物就其整個本性說都是以數目為范型的”，（《古希臘羅馬哲學》第37頁）數學在古希臘以及近代歐洲都被認為是表現人類理性功能的最典型的科學。畢達哥拉斯學派在比較深入地研究數學的基礎上還廣泛地研究了天文學、聲學和醫學，并力圖用這些科學成果來解釋世界，因此我們可以把畢達哥拉斯學派稱為古希臘第一個理性主義學派，而“理性”一詞在它的原初意義上就是一種科學精神，理性主義就是主張用科學來理解和解釋自然的哲學道路。

畢達哥拉斯學派在古希臘早期自然哲學的壁壘中開闢了一條由抽象原則說明感性經驗的理性主義道路，但理性主義的精神在畢達哥拉斯學派那裡發展的程度仍然是很有限度的，因為他們關於數量的抽象也還沒有完全剝離諸如“卵石數”那些可以觸摸的感性質。

只有發展到愛利亞學派時，希臘理性才找尋到她的“純粹思維”的聖地，造成了與感性經驗的對立，關於這一點列寧在研究古希臘哲學時曾經指出：“什麼是辨證法？”“‘我們在這裡’（在埃利亞學派中）發現了辯證法的開端；同時還發現了思維與現象或感性存在之間的對立。”（《哲學筆記》第276頁）

愛利亞學派的祖師巴門德尼把哲學分為兩類，一類是關於意見的哲學，一類是關於真理的哲學。關於意見的哲學就是在感性事物中去尋找萬物本源的認識道路，巴門尼德認為這條道路給人們提供的知識是不確定的、不真實的。所以他勸告人們要離開這條道路：“要使你的思想遠離這種研究途徑，不要遵循這條習慣的道路，轟鳴的耳朵以及舌頭為準繩，而是要用你的理智來解決紛爭的辯論。”（《古希臘羅馬哲學》，第50－51頁）而關於真理的哲學就是運用理智思索“存在”的理性哲學，這種哲學給人提供的知識是確定的、真實的，因而是存在的，而“非存在物的存在則不可能”（《同上書》第51頁）。愛利亞學派可以說是古希臘早期比較徹底的理性主義學派，它們的重大特徵是追求知識的理性確定性，反對感性事物的個別性、不確定性。

但是應當指出，“理性”一詞在原子論哲學先驅阿拉克薩戈拉那裡是作為事物運動變化的原因使用的。按照阿拉克薩戈拉（種子論）的觀點：理性（奴斯Nous,即心靈）是一種更精細的種子，由於它的作用，造成種子的旋渦運動，使一些種子結合，另一些種子分離，最後形成世界萬物的運動變化。“理性”在阿拉克薩戈拉的哲學中是作為運動原理使用的，而“不是從外面安排世界的精神實體。”（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第343頁）這種原理被德謨克利繼承並改造構建成了原子在虛空中運動的原子論哲學。在原子論哲學中，“理性”採取了與感性對話的形式，觸及到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的關係。德漠克利特認為昧的認識（即感性認識）只能認識事物的現象，只有真理性認識（即理性認識）才能認識事物的本質，從而確定了理性在認識論上的地位。

繼愛利亞學派之後，以普羅塔哥拉為首的智者哲學又在希臘大地崛起，智者哲學與愛利亞學派的理性主義正相反對，他們把感覺經驗的可靠性絕對化，到處散布相對主義的哲學觀念。他們打著“人是萬物的尺度”的感覺主義旗幟，嚴重地動搖著各種知識的確定性，認為一切知識都以主觀的感覺為轉移，正象“風對於感覺冷的人是冷的，對於感覺不冷的人是不冷的”一樣。

與智者哲學相對立的是蘇格拉底。蘇格拉底站在智者的起點上，但卻

沿著與智者完全相反的道路，力求從思維的角度把握人，主張到“心靈世界”中去探求真理。在他與人討論“什麼是美德”時，蘇格拉底引導人們脫離智者所鋪設的感覺主義的相對論路軌，堅持理性的指引，追求知識的確定性，他認為“對於美德”，“不論它們有多少種，而且如何不同，它們都有一種使它們成為美德的共同本性。”（《古希臘羅馬哲學》，第153頁）這就是概念的確定性。

蘇格拉底所揭開的哲學篇章，在柏拉圖那裡得到了縱深發展，柏拉圖在蘇格拉底概念論的基地上，構築了理念的哲學大

廈。柏拉圖的理念論完成了對智者哲學的批判，重新確立了思想在發揮哲學功能上的權威，正如黑格爾所說：“柏拉圖的學說之偉大，就在於認為內容只能為思想所填滿，因為思想是有普遍性的，普遍的東西（即共相）只能為思想所產生，或為思想所把握，它只有通過思維的活動才能得到存在。柏拉圖把這種有普遍性內容規定為理念。”（《哲學漢講演錄》第二卷，第195頁）為了把握理念、結構理念，柏拉圖制定了他的“辯證法”，柏拉圖的辯證法當然“不是把觀念型混亂的那種智者派的辯證法，而是在純概念中運動的辯證法，是邏輯理念的運動。”（《同上》，第199頁）甚至柏拉圖的“靈魂不死”也是旨在確認思維的內在本性，高揚理性的權威：他認為理性是靈魂中的最高部份，邏輯力量是靈魂的最高屬性。人的認識只不過是人的肉體降生塵世后靈魂對理念世界的回憶。感性經驗雖然能夠刺激引起這種回憶，但感性經驗又是人的認識的嚴重障阻，只有清除了感覺的雜念人才能達到對真理的認識。柏拉圖哲學不僅系統地闡述了理性主義的本體論而且也系統地闡述了理性主義認識論，在柏拉圖哲學體系中真、善、美與理性天然合壁成為光照上千年的西方哲學的理性之源。

但是柏拉圖哲學並沒有完成古希臘哲學理性主義的科學建構，困難在於理念與具體事物的關係。這種關係始終是困惑柏拉圖哲學的難題，儘管柏拉圖艱苦求索，但畢竟未能步入真理的堂奧。

亞里士多德哲學是古希臘理性主義發展的頂峰，因為這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在古希臘哲學史上建構了一個宏偉的思辯哲學體系，它“思辨地考察一切，把一切轉變為思想”。亞里士多德哲

學體系的重大特徵是處處關心確定的概念，把理性主義對事物確定性的追尋提高到哲學本體論的高度於以思辨的把握，把精神和自然的個別方面的本質，以一種簡單的方式，高度概括成一系列理性原理。亞里士多德以他開闊的哲學視野注意到宇宙中的全部事物和現象，然後把它焦結在“存在是什麼”這個聚光點上，研究“存在之所以為存在”的理性本體。亞里士多德的本體論哲學牢籠萬象，集古希臘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之大成，然而在本質上它卻是理性主義的，這正如黑格爾所說：“人們可以說，亞里士多德是一個完全的經驗主義者，並且是一個有思想的經驗主義者。”“但是他的經驗是全面的，就是說，他沒有漏掉任何細節，他不是抓住一個規定，然後又抓住另外一個規定，而把把它們同時把握在一起……經驗的東西，在它的綜合裡面被把握時，就是思辨的概念。”（《哲學史講演錄》第二卷，第308頁）而“亞里士多德只談理性而不是理性的一個特殊的性質。”（《同上書》，第301頁）可以這樣說，古希臘的理性主義在亞里士多德的“主動理性”中臻於極至，在此以後古希臘理性就日漸衰頹，雖然其間也有伊壁鳩魯和斯多亞學派延續著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對立，然而那也只是微淡的落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