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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傷
個體最早出現的情緒之一
徠悲傷是個體最早出現的情緒之一,也是人類很早就開始認識的一種情緒。一般認為,悲傷是由分離、喪失和失敗引起的情緒反應。
悲傷可由分離、失落和喪失等外部事件所引發,然而由於不同個體的評價標準、人格特質等因素的影響,同樣的事件或情境能否引發悲傷或所引發的悲傷強度和持續時間會因個體差異而有所不同。而且不同情境的悲傷,其反應趨勢及外部表現也不一致。這些問題都增加了對悲傷發生機制理解的困難,不同的研究者常常強調問題的某一方面,因而對悲傷的發生有著不同的看法。人們一般認為,考察悲傷的產生,應綜合考慮諸多因素,如誘發事件、認知加工、主觀體驗、腦區活動、反應趨勢及外部表現等。
悲傷最初由原型事件引發,在不斷知覺的事件中,當原型滿足了喪失(loss)的條件,則會引發悲傷的情緒。喪失的目標或對象根據重要程度或類型而變化,它可能是一個人、一個地方、一個未能實現的抱負、一個對個體有價值的物體或者是抽象的理想和道德價值;喪失的主體可以是他人而非自己,是團體而非個人。前者如配偶亡故,後者如公眾人物去世;喪失的時間系統可以是過去、現在或將來。人們可能緬懷往事、為孩童時光的一去不復返而悲傷,也可能為尚未發生的、想象中的喪失而悲傷。喪失可能是短期的,如親子間短暫的分離;喪失還可能是永久的、不可挽回的,如親人亡故。
悲傷的產生依賴於個體對喪失或失敗的評價。同樣經歷一次學業失敗,有的個體會產生悲傷情緒,有的則不會,這和對失敗的認知評價有關。對正常人來說,悲傷模式激活的時程極短,因為悲傷模式被激活后,抑制過程也會發生。在悲傷心境誘發過程中,被試可能開始回憶愉快事件,併產生積極的自我命題,用積極心境取代消極心境。在通常情況下,人們可能在不同的模式內用不同的策略。如在聯想水平回憶積極的事件;在命題水平使用積極的自我概念;在圖式水平產生不同的情緒自我模式。同時,一個有效的策略可以在所有的模式內運行。
情緒體驗是腦的感受狀態,在意識里組成相對獨立於認知的過程。萊文森(Levenson,2003)認為,儘管我們有時候很難說出這種感受是什麼,但當某種情緒發生的時候,我們確實能夠感受到。這些體驗和感受給行為提供動機,對認知和行為起著組織和瓦解作用。悲傷的體驗包含沮喪、失望、氣餒、意志消沉、孤獨和孤立等。悲傷的強度和持續性也有相當不同。悲傷體驗可能是輕微的、僅持續數秒,也可能是強烈的、持續數分鐘、數小時乃至一生按照伊扎德(Izard,1991)的情緒分化理論,悲傷較之於其他消極情緒如憤怒、恐懼,其緊張度更低。悲傷在人們的生活中極其容易被體驗到,它經常與其他情緒諸如憤怒、恐懼和羞愧交互作用而形成複合情緒。關於悲傷情緒體驗的產生,詹姆士(James,1884)認為情緒發生過程中模式化的植物神經變化是產生主觀體驗的原因,而按照格魯斯(Gross,2002)的情緒產生過程理論,悲傷體驗是對情緒線索評價的結果。伊扎德(Izard,1991)則認為悲傷體驗的產生依賴於悲傷面部肌肉活動,即情緒事件作用於個體,激活儲存於下丘腦的情緒先天預成程序,傳出的信息產生模式化的面部肌肉活動,面部肌肉活動的感覺反饋信息進入邊緣皮層區,使情緒進入意識,從而形成情緒體驗。4)腦區活動
悲傷的產生依賴於腦的活動,現有研究表明,悲傷的產生涉及廣泛的腦區,特別是和前額葉皮層、扣帶回、杏仁核和海馬有著密切的聯繫。
悲傷
積極重評主要是用更積極的眼光看待問題情境的認知重組。通過積極重評,人們將目光轉向當前正在發生或已經發生的事情的好的方面,因而情境的意義被改變,人們更多地體驗積極情緒。弗瑞克森(Fridrickson,2003)分四個時間點對伴侶喪亡者應對類型和消極情緒關係進行研究:伴侶亡故的前三個月和前一個月、伴侶亡故后的一個月和三個月,結果發現,在照料伴侶和伴侶亡故期間,積極重評和積極情緒的增加相聯繫;在親人亡故后,積極重評與悲傷情緒的減少相聯繫。積極重評有助於處於悲傷狀態下的個體產生積極情緒,而積極情緒又有助於悲傷的應對。首先,個體體驗到的積極情緒可以提高個體活動的目標性和計劃性。斯騰(Stein,1997)等研究表明,在親人亡故期間,能體驗到積極情緒的個體傾向於建立長期的目標和計劃,而這些長期的目標和計劃的建立預示著一年後更好的適應狀況。其次,積極情緒可引發更多的社會支持。肯-達爾(Kendall,1997)等所做的一項關於喪偶者情緒表達的研究發現,那些描述他們和已故配偶關係時微笑和大笑的人,會體驗到更多的積極情緒,而且有更少的挫敗感。同時也發現,人們更願意向那些展示微笑的人提供安慰。第三,積極情緒還可消弭消極情緒的損害效果。在一項研究中,先讓被試觀看恐怖電影以誘發被試的消極情緒,然後將被試隨機分配到四個組中分別去觀看一個引發滿意、歡樂、悲傷和中性情緒的電影片段,結果顯示,看滿意和歡樂電影的被試心血管活動恢復到基線水平要比看悲傷和中性電影者更快。弗克曼和墨克維茲(Folkman&Moskowitz,2002)的一項考察悲傷誘發期間被試自發產生的積極情緒和心血管活動關係的研究表明:在觀看誘發悲傷電影期間,有自發微笑的被試與無自發微笑的被試在主觀體驗及主要的心血管測量指標上未顯示出明顯差異。但有自發性微笑的被試比沒有微笑的被試,心血管測量指標恢復速度更快。這些研究說明,積極情緒可以部分地消除由悲傷情緒帶來的不良心理影響。2)注意轉移
注意轉移主要包括扮演其他社會角色以及做能增加積極情緒的事情。在悲傷情境下,個體有意無意地做能增加積極情緒的事情,可以補充他們的心理資源,從而提高應對能力。在一項訪談研究中,丹納(Danner,2001)等要求被試描述自己做過的、使自己感覺好的事情以及對自己有意義或幫助自己克服壓力的事情。1794個被訪談者中的99.5%能報告積極意義的事件。研究者分析了那些積極事件,它們涉及照料和親人亡故(關鍵壓力源)之外的事情,如扮演其它社會角色。此外,它們常常是表面上看起來相對小的事件,如美麗的日出、來自朋友的友好問候、測驗中的一個好的等級等等。
問題解決是採取措施直接處理問題,它包括任何直接指向壓力源的行為和認知,如列一個需做事情的清單、擬訂計劃、研究各種問題的利弊等等。弗瑞克森(Fridrickson,2003)等研究表明,在親人喪亡引發的悲傷期間,能夠體驗積極情緒的個體傾向於建立解決問題的長期目標和計劃,而這些長期的目標和計劃的建立預示著個體一年後的適應狀況更好。問題解決與低強度的悲傷情緒和高水平的積極情緒相關聯。例如,在親人亡故后,通常有諸多的善後事務,這些事務的成功完成有助於感情創傷的癒合,增加自我效能感並使人積極向上。在親人喪亡期間,這些事務的執行對積極情緒的維持尤為重要,否則該時期常有悲哀感、喪失感和無助感。總之,問題解決與悲傷情緒的減少和積極情緒的增加相聯繫。即使不能完全解決引發消極情緒的問題,但以積極的態度面對問題,則能增強控制感和效能感,從而使個體情緒更好。這樣,就形成一個良性循環,即問題解決促使積極情緒的增加和消極情緒的減少,反過來又增強問題解決。
指悲傷情緒已經被激發以後,個體對情緒反應趨勢如心理體驗、行為表達、生理反應施加影響,主要表現為降低悲傷情緒反應的行為表達,而更多採用樂觀、幽默的情緒表達方式。弗克曼和墨克維茲(Folkman&Moskowitz,2000)研究發現,幽默能減少緊張、增加積極情緒,同時有助於個體得到更多的社會支持,從而更有效地應對悲傷。昂(Ong,2004)等對34個喪偶不久的老年女性作了連續98天的追蹤,研究涉及被試的幽默感、積極情緒、抑鬱、焦慮和壓力水平。研究發現,積極情緒和壓力的降低有著密切的關聯。表現出更多積極情緒的個體有更少的悲傷和抑鬱情緒。幽默感更強的被試有更少的抑鬱癥狀。反應調整能力與個體的感情風格(feelingstyle)有著密切的關聯。一些個體更易於產生積極情緒,並從積極情緒中受益,這類人被稱為高彈性個體。在壓力情境中或消極情緒體驗中,高彈性個體能靈活應變、迅速有效地恢復。弗瑞克森(Fridrickson,2003)等對美國“9·11事件徠”的部分當事人作過研究,發現高彈性個體在經歷強烈的悲傷事件后仍能報告較強的積極體驗。圖格德(Tugade,2004)用高壓力任務誘發被試的消極情緒,結果發現,高彈性個體在任務前和任務中均報告了更多的積極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