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彌格

公元1612年，卜彌格出身於波蘭勒阿波城一個篤信天主教的貴族家庭，從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639年加入耶穌會。由於他擅長於數學和生物學，耶穌總會認為宜派往中國北京，進入欽天監工作，在對華傳教中起中堅作用。1642年，卜彌格由里斯本乘船前往澳門，經過3年的海上行程，1645年(弘光元年)抵達越南北圻，旋即去中國海南島傳教。

卜彌格來華以後的傳教活動和學術活動是在明清鼎革之際動蕩的環境中度過的。

卜彌格來華的時間是1645年，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大動蕩、大變革的時代。在北京，一個新的封建王朝——清朝剛剛定鼎。在江南，由殘明勢力支持的福王政權於5月滅亡，魯王朱以海監國於浙江紹興，唐王朱聿鍵稱常於福州，建元隆武，滿族八旗鐵騎尚未完全征服長江以南地區。在四川，張獻忠建立的大西農民政權開始進行抗清鬥爭。在湖廣，明末農民領袖李自成犧牲於湖北通山九宮山以後，其餘部仍在這一帶活動。面對分裂的格局，清王朝開始了統一全國的民族征服戰爭。此時，戰爭使卜彌格無法深入中國內陸，只能輾轉海南一帶進行傳教活動。

1650年(永曆四年，清順治七年)，清朝已經統治了大半個中國，繼南明弘光、隆武政權之後的永曆小朝廷隅居廣西。卜彌格從海南到澳門，接受了耶穌會副區長，葡萄牙籍傳教士曾德昭(Alvare de Semedo)的派遣，前往廣西永曆朝廷傳教。1651年，卜彌格受永曆皇太后之託，攜皇太後上羅馬教皇書和耶穌會總長書及永曆朝廷秉筆太監龐無壽上羅馬教皇書，出使羅馬，以求得到羅馬教廷和歐洲天主教勢力對永曆朝廷的援助。

次年，卜彌格抵羅馬。可是，卜彌格的出使卻受到教廷的懷疑，羅馬教廷召開了三次會議，商討如何處理卜彌格出使一事。直到1655年，教皇亞歷山大七世才簽發了答永曆皇太后和龐天壽書，卜彌格得復書後，顧不得回波蘭老家省親，立即啟程返華。

1658年(永曆十二年，清順治十五年)，卜彌格抵暹羅。此時清朝在中國的統治已基本穩固，永曆小朝廷已被清軍趕到了雲南邊境。他徘徊於中國邊境，得知中國的全部已被清軍征服，百感交集，於1659年8月歿於廣西與交趾的邊境。

卜彌格是一名虔誠、執著、勇敢的傳教士，他為永曆王朝出使羅馬，在中國天主教史佔有重要地位。

為了這件大事, 我冒著各種危險。經過澳門、果阿、莫卧爾、波斯和安納托利亞, 來到了士麥那。又準備從這裡出發，前往羅馬。既然中國皇帝給我交代了這一光榮的任務，那麼我費盡艱險也要將使命完成！--卜彌格

卜彌格誕生於中世紀時的波蘭重鎮利沃夫。他的家族原是匈牙利貴族，祖父耶日·巴維爾· 博伊姆曾獲得波蘭貴族的頭銜，還當過斯特凡· 巴托雷（斯特凡·巴托里）國王的秘書。其父巴維爾· 耶日·博伊姆曾在帕多瓦的大學攻讀醫學, 獲得哲學和醫學博士學位，還擔任過利沃夫市長與波蘭國王御醫。這種有學醫的家族傳統，讓彌卜格在日後十分關注東亞地區的草藥學和植物學知識。

作為父親的六個兒子之一，卜彌格在14歲時得了一場大病。他當時發誓, 如果恢復健康就要加入耶穌會，並獻身於遠東的傳教事業。這場疾病也就此改變了他的人生。

早在年輕的時候, 卜彌格就對遠東地區的傳奇式描述有著心之嚮往。這也促使耶穌會批准了他去東方傳教的請求。離開波蘭后, 他首先來到了羅馬, 在那裡接受了教皇烏爾班八世的祝福。後來這位波蘭傳教士從羅馬去往裡斯本, 在1643年乘船經過葡萄牙人開闢的好望角航道, 來到了澳門。

卜彌格先是在海南島進行了一段時間的傳教。後來受到葡萄牙耶穌會士曾德昭的引薦，被護送到了廣東地區，獲得了教名為阿基里斯的重臣龐天壽賞識。從此躋身南明永曆朝廷的文官行列。藉此機會，卜彌格大量閱讀中國的文學和歷史典籍，學習中國的歷史文化以及草藥學知識，並取得了不小的造詣。

在中國的遊歷、學習與交友，也培養了他對於中國這片土地和居民的感情，並促使他日後堅持完成的一項壯舉。

由於南明政權處於滿清的重重圍困之中，所以當時的後宮成員和文武大臣都受到了耶穌會傳教士的心理安利。根據卜彌格的觀察，永曆皇帝制定的很多施政方針，都得力於宦官出身的教士龐天壽。早在萬曆皇帝在位的時候, 龐天壽就接受了基督教，並且有了自己的教名。

在當時，無論是福建的隆武政權，還是西南的永曆政權以及孤懸海島的明鄭集團，都與天主教傳教士有著不同程度的聯繫與合作。雖然耶穌會是抱著傳播福音的第一目的來到東方，但是處於明清易代之際的中國人，顯然對於實用的天文學，地理學，航海學，還有火器製造技術更有興趣。

基於興趣上的偏差，葡萄牙的耶穌會決定徐徐圖之，走上層路線，吸引皇帝和士大夫對於廣義上的各類西學興趣。在傳播的側重點上，先從器物層面入手，按照器物到心靈的順序，引導中國人皈依基督教。

比如卜彌格就曾記載，當清軍來到桂林城下時, 皇帝和他的宰相龐天壽以及滿朝文武又匆忙逃離了桂林。教名為托馬斯的兩廣總督瞿式耜和教名為盧卡斯的抗清名將焦璉，負責保衛這座城市。為了加強城市的防禦能力，這些明朝的忠臣提出向澳門的葡萄牙人請求軍事援助。

此前，葡萄牙人用類似的方式為遠東各個政權服務。他們為暹羅的統治者創建過御林軍, 用自己的火槍支援過安南國王。還在中國南海和騷擾沿岸的海盜進行過鬥爭。

澳門的參議院和總督都同意了南明求救者的申請。他們派一支葡萄牙炮兵隊去伍駐守桂林的防禦工事。在尼古拉斯· 費里拉和奧地利神父瞿安德的指揮下, 葡萄牙炮兵協助明軍挫敗了滿清軍隊的進攻。卜彌格稱這是一次“光榮的勝利”。

由於特殊的歷史背景，南明的永曆政權成為了東亞歷史上十分罕見的，能接受基督教的政權。卜彌格也見證了這一很難複製的跨文化交流的過程。

耶穌會教徒把桂林大捷看成是一個奇迹，澳門的葡萄牙當局也以自己大炮的精良和炮手的能幹而自豪。與此同時, 由於桂林大捷消息的傳開, 永曆得以回到了肇慶的皇宮裡。有幾個省也再次爆發了反清起義。就連有幾個過去效忠滿清的漢族將領，也宣布反正。趁著這個機會，龐天壽和西方傳教士翟安德一起說服了幾乎滿朝的女眷, 去領受基督教的洗禮。

永曆皇帝本人表示願意受洗，但他不能接受解散後宮的要求。根據卜彌格的記載，皇帝每天都講聖教的教義，早晚都以基督教的方式作祈禱。他崇拜聖像, 好善樂施, 只是不能保持夫妻間的貞潔, 讓妻子得以安心。由於人類共有的慾望, 他不願這麼做。

不久以後，皇帝期待已久的太子誕生了。永曆考慮到福音書上對於一夫一妻制的規定，與“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傳統觀念嚴重對立，擔心沒有人給大明傳宗接代。所以一度不同意太子受洗。

可是太子在三個月大時，突然得了一場大病。皇帝十分著急, 終於不再堅持他過去的態度, 命瞿安德給孩子舉行了洗禮。於是，中國歷史上惟一的基督教太子“康斯坦丁”便這麼誕生了。卜彌格記載認為這是上帝創造的一個奇迹, 宰相阿基里斯先生又一次充當孩子的教父, 把他捧在手中。當神甫在他身上灑上聖水后, 阿基里斯先生見他已經清醒和康復了。但其實，更有可能是傳教士們用自己的西方醫術治好了皇子的疾病。

永曆皇帝非常高興，他後來刻派了一個由信天主教的大臣組成的龐大使團去澳門, 對上帝表示感謝。當這個城市的公民看見同時飄著明字和十字架旗幟的中國船隊，在自己的港口停泊下來的時, 表現了從未有過的興奮。在大臣們公開宣布自己是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后, 他們更是欣喜若狂了。於是身著盛裝的使團在鐘聲和禮炮聲中被請進了耶穌會的教堂。

這些官員們按照中國的習慣, 在一個大祭壇前跪了下來, 以此對驅除疾病的上帝表示崇敬。在望彌撒時, 他們獻上了皇帝送來的禮品是兩個燭台、兩個香爐和兩個花籃。這些都是用最好的白銀做的。還有香木可當香使用。皇太后還拿出兩錠銀子, 買了香和幾匹綢緞作為對上帝的貢品。這依舊是按照中國的傳統習慣，在於表示對神的感謝。

但事實上，在多數的中國人看來，在關鍵時刻求傳教士來受洗治病，與求神拜佛，請道士，請郎中沒有本質區別。只是在災難與病痛消除后，他們就不再虔誠。

熟悉中國事物的歐洲人也非常清楚，南明宮廷接受基督教化，完全是在窮途末路的情況下進行的。永曆等人的言行本質上還是十分地道的中國人。這樣一個政權並非真心實意地接受信仰，而其搖搖欲墜的國勢，則很難保證傳教事業的進一步開展。

由於抗清戰爭的前景依舊不甚明朗，在龐天壽和瞿安德神父的建議下，永曆皇帝決定派一個使團去歐洲, 為南明政權請求到歐洲的武力支持。最終卜彌格被選為特使，執行這一光榮而艱巨的任務。然後具體的求援對象是名義上的歐洲精神領袖——羅馬教皇。

永曆遣使去歐洲, 實際上有兩個目的：一是向西方世界表示南明朝廷忠於基督教義, 二是爭取歐洲對他的抗滿鬥爭的支援。不僅爭取道義上的支援, 而且希望獲得武力干涉。

雖然幻想很美好，但是卜彌格本人憂心忡忡。此時的歐洲已經爆發了宗教改革和宗教戰爭。他和接受洗禮的明朝人都是天主教徒，指望新興的英格蘭和荷蘭支援大明已經是不現實的事情了。在卜彌格有驚無險的回國曆程中，他自己也已經目睹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東方的競爭中愈發頹廢，覺得這兩家很難承擔起大任。

因此，卜彌格只能為自己的求救事業尋找一個聽起來很誘人，但其實虛無縹緲的理由：南明的太子康斯坦丁的受洗儀式，可以使歐洲國家相信中國未來的皇帝將是他們的教友。更可以成為在和敵人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鬥爭中的遠方盟友，讓基督教明朝加入十字軍計劃。

1650年，卜彌格和他的中國僕人安德魯-陳一起來到了澳門，並請求澳門政府給他們頒發籤證。可就在這時, 突如其來的事變，差點讓卜彌格的使命泡湯。有消息傳來, 說廣州被滿清的軍隊包圍。加之當地守將的出賣，這座城市沒放一槍一炮就投降了清軍。澳門的葡萄牙城市議會看到永曆政權已經凶多吉少，難以續命。因此對卜彌格的使命是否有價值，也產生了懷疑。

而且卜彌格算是南明的文官。在儒家士大夫的世界里，天地君親師是需要承認的大前提。在尊敬孔子的問題上，卜彌格這樣的耶穌會士覺得無傷大雅，但是在正統的天主教世界看來，就屬於偶像崇拜。而且漢文里把皇帝稱“天子”和“萬歲”的行為，如果要嚴扣教義也屬於上綱上線的原則性問題。一些人西方人通過永曆皇帝接受洗禮，但是拒絕放棄後宮的雙標行為，看穿了漢人信教的實用主義本性。永曆皇帝既想獲得軍事援助，又不願意放棄肉體的享樂，只想著獲得可見的實際利益。

最後，在一個親明朝的葡萄牙主教的推動下，總督最後還是同意給卜彌格和兩個中國僕人頒發籤證。他們在一艘名叫“聖·薩塔琳娜”的卡拉克船上安頓了鋪位。1651年1月1日，一行人踏上了長路漫漫的求援之路。

船從澳門出發后, 經過瓊州海峽, 由越南和柬埔寨沿海開往印度的果阿。由於荷蘭人和葡萄牙人正在爭奪對東方貿易路線的壟斷權，所以他的行程會受到惡劣的天氣和荷蘭船隻的騷擾。在一番旅途顛簸之後。卜彌格於1651年5月終於到了果阿。遺憾的是, 這位特使在果阿遇到了新的困難。

一條致命的消息傳到了果阿。大約在1650年，北京的順治皇帝已經簽署了歐洲人口裡的“中國韃靼令”。清政府承認西方傳教士在中國享有的一切特權，保護他們在華北傳教的自由。這意味著滿清政府在進一步外交孤立南明政權。

所以果阿也收到了從里斯本傳來的指示：避免一切讓清朝皇帝不愉快的事情。為了保全在遠東碩果僅存的貿易利益，果阿的葡萄牙總督也不願意違背首都的指示。卜彌格身上攜帶的寫給威尼斯共和國執政官和教皇的書信。這就有繞開葡萄牙政府，私自聯繫他國領導人的嫌疑。

為了防止他引發外交風波，卜彌格被禁止離開葡萄牙堡壘，遭到了實際上的軟禁。果阿的葡萄牙總督甚至還給里斯本方面寫了一封報告，要求進一步處置卜彌格。所幸運送報告的船隻沉沒，讓卜彌格暫時免遭驅逐。但也使心急如焚的他感到如坐針氈，無可奈何。

從海路繼續西行的可能性已經沒有了。所以在果阿逗留的半年期間，百無聊賴的他只能做一些博物學研究和記載。

所幸他在當地集市上遇到了一些印度的基督徒。他還注意到了產自亞美尼亞和波斯的寶石。後來他又從其他的西方傳教士那裡得知，有一條途徑內亞的商路，連接著印度的果阿和愛琴海邊的士麥那。他還得知，波斯國王對於基督徒比較友好，甚至允許西方傳教士在自己的國土上傳教。

在做足了充分準備，並仔細觀察了警衛換崗的順序后，卜彌格和中國僕人在1651年12月大膽越獄。他們化裝成亞美尼亞商人之後，帶著最重要的禮物和書信，踏上了從內亞返回歐洲的漫漫旅途。為了躲開葡萄牙的哨崗，他們決定避開了沿海地帶。計劃先前往戈爾孔達，然後前往蘇拉特和霍爾木茲海峽岸邊的阿巴斯港。從那裡經過設拉子，去波斯帝國的首都伊斯法罕。

當時的波斯對於西方傳教士比較友好。早在1609年, 為了對付奧斯曼帝國，波蘭的傳教士楊·塔杜施以官方使者的身份來到了伊斯法罕。同年，波斯國王阿巴斯（阿巴斯一世）派了一個使團去勤見齊格蒙特三世, 向他提出建立波斯和西班牙、英國、法國、神聖羅馬帝國、波蘭、俄國反土耳其的軍事同盟。由於歐洲各基督教強權的不團結，這一計劃遲遲沒有兌現。

三十年後，波蘭國王瓦迪斯瓦夫四世派來的宗教使團，在波斯建立了卡爾美里特使團的駐地, 受到波蘭共和國和波斯國王的保護。後來，波斯國王在大不里士和伊斯法罕, 一直到波斯灣的霍爾木茲的道路兩旁，建造了許多的客棧。在這些客棧里, 駐紮著裝備優良的軍隊, 以加強防衛, 極大減少了道路上的搶劫情況。波斯國王對基督徒比較寬容, 甚至允許基督徒不受限制地在伊朗地區傳教。這也是卜彌格敢於選擇走內陸的最主要原因。

他以波斯為目標前進，經歷了匪盜騷擾和乾旱缺水的威脅。依舊一邊堅持使命，一邊注意考察沿途的古代遺跡。學識淵博的卜彌格，有意留心了那些古希臘著作和馬可波羅遊記中記載的中亞歷史文化遺址，並如願以償地來到了伊斯法罕。在那裡的卡爾美利亞波蘭駐地，遇到了兩個同鄉的波蘭牧師，感受到了久違的親切感。

利用在伊斯法罕休養生息的間隙，卜彌格抓緊時間完成了關於中國情形的報告，搶記了很多關於中國的第一手時政資料。在養精蓄銳了一陣子后，他又繼續了自己的使命，從伊斯法罕前往古都大不里士。然後從那裡沿著商道來到了黑海邊的希臘古城特拉布宗。

最後經過君士坦丁堡，穿過博斯普魯斯海峽，來到了另一座東地中海的重鎮——士麥那。在當地的教堂里，穿著明朝官服的卜彌格，向著耶穌會的教友和當地教徒們，朗讀了龐天壽和太后的書信。

愛琴海地區在當時也有部分屬於威尼斯共和國的勢力範圍，所以卜彌格的求援第一站是威尼斯。但他的求援之路並不順利。因為和耶穌會士在中國一樣，西方人僅僅對他的遊記和學術成果感興趣，但是對政治使命並不買賬。

由於久在東方，卜彌格對於歐陸的最新局勢缺乏認識。曠日持久的三十年戰爭剛剛結束, 但基督教內部兩大陣營的對立沒有立即消除。威尼斯為了維護其經濟和政治利益, 不願倒向兩個陣營中的任何一方。而耶穌會作為一個堅持維護天主教和哈布斯堡王朝威權的組織，在威尼斯不受歡迎。而卜彌格的耶穌會士的身份，給他與威尼斯當局接觸帶來了困難。這樣也讓他險些不能進入威尼斯的城門。

後來，在對東方傳教活動感興趣的法國駐威尼斯大使的調節下，卜彌格轉而以中國使節的身份求見，終於見到了威尼斯總督。當時，卜彌格身著中國官服，以使臣的身份受到高規格接待。他不僅處處為大明朝美言，誇讚東亞大陸的土地遼闊而富饒，也強調了人民正遭受韃靼入侵的苦難。他還把龐天壽寫給總督的信轉呈給威尼斯當局，向他介紹了自己從中國來到歐洲途中的所見所聞。

雖然他未能從威尼斯那裡獲得任何援助中國的承諾，但他的出現還是引起了軒然大波。人們爭先恐後的趕來一睹這位中國使臣的容顏。他的《中國報告》出版后就立刻就被搶購一空, 成為了當時歐洲人了解中國的最新鮮資料。

卜彌格完成了在威尼斯的使命后，前往羅馬尋求支持。可麻煩並非因此消失。教皇英諾森十世和耶穌會總會長，對卜彌格未經教廷同意就擅自在威尼斯公開自己的使命，以及招搖過市的同法國大使交往感到不滿。同時認為他在果阿和威尼斯做了許多違反教規的事情，在事實上激化了各個教派間的矛盾。因此卜彌格受到了羅馬教宗的冷落。

直到兩年後，新教皇亞歷山大七世繼任，卜彌格才得到正式接見。在此之間, 耶穌會內部，乃至羅馬教廷，都對中國形勢的看法也發生了兩極分化。

在甲申之變后，以德國人湯若望為首的一部分傳教士得到了清朝的庇護。作為對北京政府的投桃報李，湯若望派出傳教士衛匡國，帶著有利於清朝的政治宣傳與戰報返回歐洲。為了避開卜彌格，衛匡國提前了幾個月出發。他特意取道汕頭，經過菲律賓前往南洋，卻在中途被信奉新教的荷蘭人扣押了一年之久，後來才得以返回歐洲。

衛匡國返回歐洲之後，大肆散布不利於卜彌格和南明政權的輿論。他向歐洲社會揭露了南明軍隊的不堪一擊，以及中國全境已經被韃靼人征服的事實。親滿清的耶穌會教士甚至出版了一本和卜彌格對著乾的書《韃靼戰爭史：韃靼人完成了對中華帝國的侵犯，雖然我們在這裡，他們還是佔領了整個帝國》。為了斷絕這個波蘭裔的明朝使節向母國求救的念頭，他們還把這本十分挑釁的書獻給了波蘭國王。

甚至連卜彌格的身份都開始受到了質疑。一些多明我會的成員懷疑他不是中國的使節，而是一個道聽途說，招搖撞騙的江湖游士。後來，澳門方面的證明文書來到了歐洲，懷疑才被解除。

但是此時，卜彌格僅僅能爭取到的是教皇對於中國基督徒祭孔習俗的寬容。事實上此時的教皇已經失去了對全歐洲世俗國家發號施令的權利。而且教皇本人也覺得，只要滿清能允許傳教，那麼支持南明的意義就不太大了。

儘管十分失望與疲憊，卜彌格還是決定履行諾言，回到東亞去向永曆皇帝復命。最後，抱著疲憊之軀的他，在回中國的途中，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打聽著永曆小朝廷的消息。在得知永曆朝廷流亡到了雲南的確切消息之後，倒在病榻之上的他一度興奮不已。但在1659年8月22日，因為勞累和疾病，時年47歲的卜彌格在穿越中國和越南邊境線時病死。他去世的消息由其他隨員帶給了流亡在雲南的永曆。

在年少的時代，卜彌格曾經閱讀過馬可波羅的傳奇傳記。最終和許多西方人一樣，為此不遠萬里，來到了東方。但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不知道《馬可波羅遊記》的作者並非本人。馬可波羅很可能沒有去過波斯以東的地方。他對新疆和東亞地區的描寫，很多出自水手與游商的道聽途說。

但是，參考了馬可波羅遊記的卜彌格，卻真真實實地走完了馬可波羅描述過的某些路線。而且真的在中國的宮廷中為官任職。

在學習了中文之後，他繼承了鄂本篤的考察成果，正確地在地圖上繪製出了漢地、蒙古、西藏與女真之間的位置關係。理清了西方人頭腦里“絲國”、“契丹”、“蠻子國”等歷史名詞間的關係。他的地圖冊《大契丹就是絲國和中華帝國----十八張地圖集》在準確度上遠勝同時代的傳教士作品。

在博物方面，他繪製並出版了圖書《中國植物志》。詳細描繪並介紹了30多種生長在東亞熱帶和亞熱帶地區的動植物。比如檳郎、番木瓜、大黃、茯苓、柿子、荔枝和榴槤等等，並配有27張精美插圖與中文介紹。這些材料打開了西方人的視野，為日後的東亞動植物學的發展建立了初步基礎。除此之外，他還是第一位向西方介紹《黃帝內經》的學者。

在文化上，卜彌格在1648年趁南明局勢略微好轉的時機，來到了漢唐故都長安。他在那裡尋訪古迹，還拓下了著名的聶斯托利派基督教文獻---《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這是歐洲人第一次認真研究中國早期的基督教記錄。卜彌格的研究分為三個部分：逐字注音、逐字釋義、內容解釋。將碑文的中文和拉丁文注音及釋義做了逐一對應。這很可能是在歐洲公開發表的第一部里，中拉對照注音和釋義的詞典雛形。

卜彌格的外交使命沒有完成，傳教理想也破受打擊。但他在東方的整個過程本身，就已經可以用偉大壯舉來形容了。

卜彌格是第一個將中國古代的科學和文化成果介紹給西方的歐洲人，他的科學著述是多方面的。

在保存至當代的卜彌絡的手稿中，有幾部他繪製的地圖，其中有一部梵蒂岡《中國地圖冊》。這部地圖冊被私人收藏了七十年，後來，里亞蒙特格爾（Riamonteger）把它買了過來，於1729年交給了梵蒂岡圖書館。1920年，法國著名漢學家伯希和在那裡見到后，曾把它加以整理，首先作了一個簡短的說明。

戰後國外對卜彌格的《中國地圖冊》的研究的成果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瓦爾特·富克斯（Walter Fuchs）和波列斯瓦夫·什欽希尼亞克的兩篇文章。

富克斯在他的文章中介紹了卜彌格的《中國地圖冊》的說明部分所有章節的目錄，它分以下十章：

第一章　中國人的起源，他們認為什麼樣的上帝才是造物主？

第二章　中國人認為他們的國土是個什麼樣子？他們是怎麼描繪他們國土的地位位置的？他們對天空、星宿和星星的運行有什麼概念？他們根據什麼來計算年月？

第三章　古代的絲國和大契丹是不是中國？中國這個名稱是怎麼來的？

第四章　中國人的起源，他們最早的一些人，他們的皇帝和皇帝的譜系。

第六章　中國的幅員、人員、邊界上的城牆、沙漠、峽谷、省份、城市、黃河和長江、給土地施肥、收成、貿易、居民的服裝、禮儀和品德。

第七章　漢語、書籍、文學發展的水平、高雅的藝術和力學。

第八章　中國的教派，在中國傳播過福音的使徒聖托馬斯。

第九章　聖方濟各·沙勿略、尊敬的利瑪竇和其他來華的耶穌會神父。

第十章　講授福音的情況和對未來的展望。傳教士的居住條件和在中國建立的教堂，受洗的人數和皇宮裡最重要的受洗。

從上看到，這個目錄引用了大量製圖和有關中國國土地理位置範圍以外的材料。卜彌格對宗教事務感興趣是理所當然的，但是他帶到羅馬去的這份手稿卻真是一部關於中國事物的百科全書，那裡從漢語開始，到有關中國的文化、文明、文學和官方的考試都有專門的論述。他的這個今已失落的《中國地圖冊》的說明部分早先曾被那些能夠進入羅馬耶穌會檔案館的耶穌會教士利用過。

卜彌格的《中國地圖冊》通常被稱為《中國拉丁地圖冊》，因為不論它的名稱還是其中提到的地名，全都標上了中文和拉丁文兩種文字，只有所謂“正文的版面”上寫的才全都是拉丁文。這部地圖集有總圖、各行省圖共18幅，包括十五張當時中國的行省圖、一張中國全圖、一張海南島圖和一張遼東地圖。地名用漢字標註，並附拉丁文注音，圖旁註明該地特產，敘說各地風景、地理、學術、風俗等，並有帝王、官吏、兵卒的繪像。地圖集傳往歐洲，成為17世紀西方人了解古老中國的窗口，此書現藏梵蒂岡圖書館。

《中國地圖冊》介紹了將近四百個金屬的礦藏。在其中的第一幅圖——中國全圖上，卜彌格就明確指出，中國那時候有二十九個金礦、六十三個銀礦、十三個鉛礦、二十九個錫礦、一百三十六個鐵礦、三十七個銅礦和十一個汞礦。其餘十七幅圖則分別介紹了這十五個省中的每個省，以及兩個屬省管轄的地區擁有的各種金屬礦藏的數量。

卜彌格的《中國地圖冊》在17世紀的歐洲，乃是僅有的一份能夠廣泛反映中國礦物資源分佈情況的資料。在他的地圖上，不僅可以了解到中國有哪些金屬和礦物，它們分佈在哪裡，而且以汞礦的分佈為例，可以看出這個國家的地質構造是怎麼樣的。如果拿卜彌格的那些中國行省圖和金尼閣地圖冊中相應的地圖相比，在某些方面，比如就它們所反映的人種志、大自然和在研究馬可·波羅方面的知識來說，也顯出了卜彌格的優勢。

卜彌格是19世紀一大批馬可·波羅研究者的先驅。這些研究家們能夠解釋《馬可·波羅遊記》中的幾乎每一句話，他們對這部著作的詮釋和評論的數量之多，篇幅之大，趕得上這部著作本身了。卜彌格也是歐洲最早確認馬可·波羅用過的許多名稱的地理學家之一，這種確認說明了馬可·波羅提到過的那些地方、河流和山脈在卜彌格那個時代的中文名稱是什麼。

由於卜彌格的大部分手稿都沒有發表，所以許多作者便乘機加以參考和利用。這也說明了他作為一個馬可·波羅詮釋者的重要地位。

在動植物學領域，卜彌格的拉丁文著作《中國植物志》1656年在維也納出版，此書收錄中國名花和珍奇動物若干種，標有中國名稱，並附有23幅插圖。

卜彌格的《中國植物志》從許多方面來說，都是值得注意的。這是歐洲發表的第一部關於遠東和東南亞大自然的著作。有些學者認為，卜彌格是第一個採用“植物志”這個名稱的科學家。它對中國的植物（和動物）的介紹和其中的插圖，卻是歐洲將近一百年來人們所知道的關於中國動植物的僅有的一份資料，而且它的內容涉及面很廣。後來一些熱衷於編撰普及讀物的人曾多次翻印過它，還有一些到過中國也了解中國的學者也利用過這份資料。

《中國植物志》的發表比其他一些論述遠東和東南亞植物的著作早幾十年。在歐洲，不論17世紀還是18世紀，都沒有一個植物學家能夠像卜彌格那樣，根據自己在中國的實地考察和經驗，撰寫和發表過什麼東西。

因為卜彌格介紹植物並非是為了植物資源的調研，其《中國植物志》所介紹植物動物多有其藥效介紹，可說是開闢了藥用植物學的新領域。

在醫藥學領域，卜彌格曾在故鄉擔任過王室御醫，對醫藥學頗有研究，來華后以深厚的西學理論來探討中國的傳統醫學，頗有建樹。其著作《中國醫藥概說》，收錄中藥若干種，並附木版、銅版插圖，此書現藏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

《中國診脈秘法》介紹了魏晉時期著名醫學家王叔和的《脈經》，以及中國醫學看舌苔的察病方式，曾引起歐洲文化界的注意，后被譯為歐洲多種文字刊行，此書現藏大英博物館。

作為一個旅行家和淵博的學者，卜彌格在他的一生中不僅到過中國，而且也曾多次到過非洲、印度和東南亞各國，通過對這些地方長時期的考察和研究，他撰寫了大量有關這些國家，特別是中國古代的動植物、礦物、醫學、歷史、地理、人種學、哲學、語言學和人民生活習俗等的具有很高科學價值的著作。雖然這些著作在他生前和身後很少得到出版，有不少散佚，有的甚至被人剽竊、篡改或者冒名頂替地發表，使得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所做的貢獻鮮為人知，但是它們仍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卜彌格也因此被譽為波蘭的馬可·波羅。

《中國地圖冊》

《中國植物志》（1656年 維也納出版）

《中國醫藥概說》

《中國診脈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