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體

中國先秦時期流傳下來的古文，除甲骨文外，大都是銘刻在銅器上面的文字。因銅器為金屬物，故稱為“金文”，“吉金文字“。銅器中以鐘鼎為國家最重最多之器，故又稱為「鐘鼎文」。銅器的種類繁多，現存者即有數百種，大部分為宗廟禮器或祭祀用。金石考古學者，如羅振玉、容庚、蘇瑩輝諸氏，各有其不同的分類法。其中蘇瑩輝氏在五十年中國藝術品赴美展的銅器一文，根據容氏分類法，加以闡釋，條理分明，其分類如下：

殷代金文，極為簡單，一器一字或數字，且多配有象形物，甚至只有一個圖形，全然沒有文字的。又有既非文字，又非圖畫的，只好說為圖象文字了。這些金文，有用以表現動物的，有關戰爭與經濟的，有關軍事的，有表現器物的，有王子與舉事的，有表現生活的，有以亞字形為要素的。宋代著名金文學家呂大臨，說這種金文中的圖畫文字，就是漢字的原始字體。（殷）代的金文，有商方卣、商太巳、商鍾、比干銅盤、散氏盤銘等。其中以商太巳卣為最，章法茂密，周之無專鼎即仿其體。總之殷代金文，樸質、鮮活，書法亦極流動。

西周前期金文，仍保留著殷代多子族卜辭特徵，書體有流麗的曲線，其代表作有周公殷，筆劃銳利，始終一貫，其中有肥筆的、粗筆的，更保留殷代金文生機勃發、筆力強軔的特點。字形整齊，結體和諧，流露特有的儼然之勢。由成王入康王時代，字形雖仍整齊，但其氣魄已失。且進於形式化。獨其中的大盂鼎（下圖）文字，則發揮了獨特的雄健筆意。它是西周康王時期的著名青銅器，內壁有銘文，長達291字，為西周青銅器中所少有。其內容為：周王告誡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則忌酒而興，命盂一定要儘力地輔佐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其書法體勢嚴謹，字形，布局都十分質樸平實，用筆方圓兼備，具有端嚴凝重的藝術效果，是西周早期金文書法的代表作。

西周中期的金文，字形小而整齊，筆劃減瘦，大體上纖細而缺少變化。

西周後期金文，則已疏密平衡，雍容典雅，如毛公鼎，是西周青銅器中赫赫有名的的重器之一，作於西周晚期的宣王時期。內壁鑄有多達498字的長篇銘文。其內容是周王為中興周室，革除積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輔佐周王，以免遭喪國之禍，並賜給他大量物品，毛公為感謝周王，特鑄鼎記其事。其書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風格，結構勻稱準確，書體整飭，有條不紊，線條遒勁穩健，布局妥貼，充滿了理性色彩，顯示出金文已發展到極其成熟的境地。應為此時期的代表傑作，已略形成大篆的雛形。至於春秋戰國金文，則大多體長畫細，形成小篆的風格了。這一時期還有一件偉大的作品，我們不能不提及它----《散氏盤》----這是西周後期厲王時代的青銅器，其銘文結構奇古，線條圓潤而凝鍊，因取橫勢而重心偏低，故愈顯樸厚。其“澆鑄”感很強烈，表現了濃重的“金味”，因此在碑學體系中，佔有重要的位置。現代著名書法家胡小石評說：“篆體至周而大備，其大器若《盂鼎》，《毛公鼎》，…… 結字並取縱勢，其尚橫者唯《散氏 盤》而已。”

大篆，從漢代以來，一般人都認為是周宣王（公元前827年）時太史籀所造。如漢書藝文志載史籀十五篇，班固註：“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許慎也說：“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古文或異者，也就是太史籀就古文加以增損而成，故大篆又稱為“籀文”。因此後人都認為大篆是古文之後的一種形體了。

大篆字體，在傳世的石刻文字，當以石鼓文(左圖)最具代表性。此種石器，無疑是中國最古而又最可信的石刻遺物。今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館。《石鼓文》在書法史上有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

石鼓共有十個，原高約三尺余，文字刻於鼓的四圍，以其形狀似鼓，故有此俗稱。實際上，應稱之為碣。再者石鼓的內容，多與狩獵有關，學者也有稱之為獵碣的。唐代的韓愈和宋代的蘇軾，都有詠石鼓的“石鼓歌”作品留下來，故一般沿用“石鼓”的俗稱。

石鼓文的文章，為記述遊獵之事，全文原有七百餘字，屬四言體，極類諸經體裁，深奧難解，而且文字磨滅之處也很多。像韓愈之流的學者，也嘆其“辭嚴義密，讀之難曉”。自從元代潘迪著《石鼓文音訓》以來，大體上已經能夠解讀，它是歌狩獵的一種韻文。本來，十個石鼓的前後次序，是一定的，可是這也在各家之間發生了不同的看法，眾說紛紜，可謂繁瑣之至。

石鼓文最古的拓本為世所知者，是浙江省寧波的范氏天一閣藏宋拓本。清阮元於嘉慶二年（1798）曾以石摹刻，存放在杭州府學，同治十一年（1873），又摹刻之於揚州府學。惟天一閣本，於咸豐十年（1862）焚毀。現存宋拓本，為明代安國（字民泰，號桂坡，江蘇錫山）舊藏本，不幸流入日本。安氏深愛石鼓文，因自號十鼓齋，收藏有古拓本十種。其中北宋拓三種，稱之為前鋒、中權、後勁本。現流傳入日本者，即後勁本，末尾有安國親筆篆書跋文。可為現存石鼓文拓本中之冠，久已由日本二玄社影印問世。

石鼓文的字體，大致介於周金文與秦小篆之間。可知確是秦始皇以前之物，應當是屬於籀書的系統。相對小篆而言，可稱為大篆，是大篆文字的代表作。其字體類小篆而較繁複，似宗周彝器而較端整，堪稱為典重嚴整。康有為在其《廣藝舟雙楫》一中稱石鼓文為：“金細落地，芝草團雲，不煩整裁，自有奇。體稍方扁，統觀蟲籀，氣體相近，石鼓既為中國第一古物，亦當為書家第一法則也”。可謂讚賞之至。石鼓文向為藝林所寶，但北宋以後，帖學大興，少人臨之，直至清代中葉以後，考古尊碑之風復熾，石鼓文字，尤為書家推重。吳大，能得其典重嚴整韻致。吳昌碩則發其遒古為雄拔之氣。兩人書法，皆雄視當代為後世所重。

篆書分為大篆、小篆兩類。大篆主要是指商、周時代的甲骨文、鐘鼎文和六國古文字等。小篆是專指秦統一中國后頒行的法定文字，流行於秦漢。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字早在上古時期就已萌芽，在公元前5000年就已有符號文字出現，雖然其文字功能還沒有從圖畫記事的簡單作用中擺脫出來，但與後來中國文字的淵源關係已比較明顯。

甲骨文也稱“契文”或“卜辭文字”，是指殷商時期占卜記事時契刻在龜甲、獸骨上的文字。這種文字是中國書法史上有實證的最古老且相對成熟的文字。

鐘鼎文。鐘鼎文又稱“鐘鼎款識”、“金文”或“銅器銘文”，是商、周時代鑄刻在鍾、鼎、盤、簋等青銅器上的文字。字凹為款，字凸為識，是立體的文字表現形式。

甲骨和鐘鼎，商周兩代都有遺物，但從書法特徵而言，後人多以甲骨文為殷、商文字代表，以鐘鼎文為周朝文字代表。

從甲骨文演變到大篆是文字第一次重大的改革，有了體統，比較統一了，用起來也方便得多。大篆就是籀文，形體上與甲骨文基本相似，它包括石鼓文等。石鼓是秦國的東西，郭沫若有《石鼓文研究》，曾對其有詳細的論述，主要是甲骨文、鐘鼎文未變小篆以前的書體，石鼓文是我國已知最古的刻石。

小篆即秦篆，是秦始皇統一六國（前221年）后，向全國頒布的官定文字。當時，丞相李斯奏請統一文字，一方面廢除六國雜用的古文和區域性的繁字，一方面以秦國通用的籀文（傳為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屬大篆）為基礎，加以簡化改革，成為小篆。為了區別，前人稱籀篆為大篆，秦篆為小篆。由於大小篆是繼承和連帶的關係，所以有部分文字相近和相同，簡化是相對的和總體而言的。由於秦始皇建立的封建帝國，明令以小篆為天下通行的文字，又由於東漢許慎收集全部小篆，所編《說文解字》，流傳至今，因而小篆就成了中國古代研究、理解、傳播文化的重要中介工具。小篆對中國文化的普及和發展，具有偉大的功績。秦代小篆流傳下來的文物，還有《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碣石山刻石》和鑄刻在詔版、秦權上的文字。據說都是出自李斯的手筆，也是篆書法的標準樣板。小篆字體極為規範，偏旁有統一的寫法，筆畫委婉曲折，粗細均勻，體式圓渾，分間布白調和對稱，字形狹長，上部緊密，下部開朗舒展，給人以剛柔相濟、爽朗俊健之感。甲骨貴秀勁，金文貴渾穆，小篆尚柔和，楷行稱遒健。小篆用筆，“看似平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王安石語）。篆書用筆也講求轉折、停、頓、按、提、起、住各種方法。而轉折停頓，重內蘊而不外露，按、提、起、住的節奏貴在不著痕迹。

漢盛行隸書，篆書較少，多是些題字碑額等。三國時曹魏保存下“三體石經”一種，其中吳寫篆有些成就。這以後真書（楷書）興起，各家書派都趨向楷書。唐朝篆書只有李陽冰頗有功夫，宋元寫篆之人漸多，還出現了不少篆書刻石、治印、說文之類的書。有名的書家趙孟頫有碑刻篆書傳世。明李冬陽、清鄧石如是當時的大名家，以氣勢磅礴的筆墨，氣度恢宏的風雅，學漢碑額，並有創新，改變了唐朝以來的死板細圓的玉筋體。清末，吳熙載、吳大澄、楊沂孫、范永祺、丁佛言、章炳麟等人，各家都有很多篆書的碑貼和著述。另外，小篆的查認可以看《康熙字典》或《段注說文》《文字蒙求》和近年出的篆書字典等。春秋時寫篆書用騰條（當時沒毛筆）把一頭砸裂沾漆書寫，所以寫出字沒有明顯筆鋒，筆劃也全是一樣粗細的。

小篆風行天下后，又漸漸呈現出它在書寫行文上的弊端。因為篆書筆劃複雜，寫起來費事，傳說當時的獄吏程邈因罪被關在監獄里，他把大小篆的筆劃和結體作了簡化，把篆書筆劃的圓轉改為方折。便於書寫，速度也可以快些了。

隸書從秦經西漢到三國，在楷書創造成熟和通行以前都使用它。但其形體卻時有變化和美化。西漢的隸書還保持秦代的遺風，到東漢，特別是末期，就趨於工整細巧。結體平扁，筆劃裡邊出現了波磔（漢字中的捺），形成了漢隸的基本形態。晉唐以後至近代，雖然各種書體，特別是楷體盛行，但是隸書仍然廣泛流傳，就是由於兩漢的隸書結構用筆富於變化，風格多樣，藝術性強的原故，它始終博得人們的喜愛。

漢隸是漢代書法藝術特有的成就，字體的肥瘦大小，結構和運筆變化無窮，各盡其妙。漢隸在書法發展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上承前朝篆書的規則，下啟魏晉南北朝及隋唐楷書的風範。漢代留下的石刻很多，是我國書法藝術的寶貴遺產。。此外，至今出土的漢代碑、碣（小碑）很多，內容多是歌功頌德之詞。從字的大小上看，最大的是浙江跳山摩崖，字大過尺；最小的是“陽三志”，題字三四分見方。另外，殘石、漢代竹簡的墨跡也都非常真實地表現了漢隸的筆法和風格特點。

中國書法發展到隸書，進入了革新的階段。小篆和定型的隸書相較，字形由狹長變為扁方，筆畫由勻稱的弧筆變為粗細結合、筆姿險峻的直筆，曲折處由聯綿圓轉變為筆筆分斷的方角，字的象形意味大多隱沒了。隸書的形成，給以後的草、楷、行書奠定了基礎，給漢字的普及和書法的發展開闢了廣闊的道路。

通常，人們稱初期的隸書為“秦隸”或“古隸”，說明其中還保留著篆書的意味。湖北睡虎地秦墓竹簡，就是“古隸”的代表作。

草書包括章草和今草兩種，二者互有其影響和各自的流派。

初期的草書，由隸書演化而來，名為“章草”。一般認為是書寫章奏或章程所用的，比隸書簡捷的書體。章草改變了橫平豎直，筆筆間斷的隸書寫法，成為圓轉牽連，粗細交替，形態檢束的字體。字右仍有波磔，這是它保留隸意，不同於今草的特徵。

相傳章草是漢元帝時的黃門令史游所創，流傳至今的有他的“急就章”（書奏的摺子等），後人因取其“章”字叫“章草”（前人講“草”，也有草創的意思）。還有一種說法是，後漢章帝喜歡杜度的草書，叫他上奏本章時寫成草書，所以叫“章草”。

許慎的《說文序》中有“漢興有草書”的解釋。衛恆的《四體書勢》也說：“漢興有草書，不知作者姓氏。”上述諸家之言從不同角度說明了章草與隸書的關係及創造的年代。

至於“章草”名稱的來源，還可以認為是後來有了“今草”，為區別而把前一種形式的“特殊”草書叫“章草”。這好像楷書古人叫它作“今隸”，把秦、漢之際的隸書叫“古隸”；有了李斯的小篆，就把籀文叫做“大篆”一樣，因此，“章草”名從《急就章》引出，這是比較容易解釋的。

凡是一種書體，必定要經過自然的因革損益，這是在字體發展中必然出現的現象。它在民間中流傳，完善，最後把它固定下來。所以從某一角度說，它不可能是某一個人所創，至多是某人經過一番有系統地整理而已，只能叫作某人“集大成”。

章草的運用是解散隸體，使它趨於簡便，至於用筆還是因襲了隸書的某些筆法。特別是“捺”畫的末尾，很是明顯。但是其他筆畫基本是後來行書的雛形，不少字已有縈帶（連絲）的筆劃，開創了草書的連綿筆勢，同時也為隸書向楷書過渡創造了條件，起了橋樑與媒介的作用。

後漢張芝的章草最為有名，今草也是從他開始演變的。因為他書技熟練，所以書寫得很快。張懷廿六《書斷》說：“章草之書，字字區別，張芝變為今草，加其流速。拔芽連茹，上下牽連，成借上字字終，而為下字之始……”闡明了今草和章草的區別與關係。

章草中隸書的筆法，如橫依然上挑，左右波（撇）磔（捺）分明，而圓筆和一些縈帶，是隸書所無而今草常有的。即“氣有方圓，法兼使轉”的運氣法。總之，寫章草，橫豎要古樸如隸，筆劃縈帶處則旋轉如今草。這是章草最基本的筆法。《續書譜》上說：“大凡草書，光取法張芝、皇象、索靖等，章草則解體平正，下筆有源。”指出寫時要筆勢平正，不要像今草從偏邪取勢，在飛動中求平衡，筆法中有隸書淵源，內涵樸厚意境。

今草的來源相傳是漢朝的張芝從章草加以變化而成的，當時的書家對張芝非常推崇，稱他為“草聖”。

前人因今草是由章草演變而來，章草是今草之“源”，所以主張學習今草，必須先從學章草入手，先學草法，掌握其中規律。現在看來學草書並不須非要學章草，才能掌握草書的規律。明朝人韓道亨編寫《草訣百韻歌》就提供了方便。他把主要的部首、用法及部首間的區別，用五字一句的順口溜編寫出來，非常明確地說明了草字結體和行筆中的某些規律，並且還有正楷作對照，便於記憶，如講“氵”和“訁”，這兩個部首的區別時用“有點方為水，空挑即是言”。再如說字的結構特點，用“羞”舉例則是“羞見羊踏田”，即是由上邊的“羊”和下邊的“田”組成羞字，此帖雖不能包羅萬象，但引人入門是完全可以的。

自看今草以後，從漢朝到唐朝，都說其源出自張芝，但是又因風格差異而各有特點和派系，從形體上看，前人把它大致分為三種不同的風格。

首先是以張芝、張旭和懷素為代表的大草、狂草一派：其特點是氣勢連綿，筆意奔放。古人稱張芝的草書為“一筆書”，意思是連綿不斷如一筆寫成。他的草書並非整篇連綿不斷，不過都能從鋒筆的縈帶關係看到其中的顧盼呼應關係，和貫串一氣的精神。

張旭是學張芝的，《閣帖》中有張旭的兩種帖，筆法、結體和張芝相似。張旭是唐朝吳人，善草書，嗜酒，每次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者用頭髮蘸墨而書，至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也，故世稱“張顛”，又稱“草聖”。唐朝文宗時，世人以李白的詩，斐旻的劍舞和張旭的草書為“三絕”。

懷素在《閣帖》中有一帖“真書過鍾”與二張風格很像，但和自己的名帖“自敘”帖卻不甚相同。而“自敘”帖才真正是懷帖的代表作。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訪華時，毛澤東接見他並贈送一本精裝的《懷素自敘帖》。

懷素字藏真，在《自敘帖》前有四個小篆大字“藏真自序”，他是湖南長沙人，原姓錢，幼年出家后就一直做和尚，生卒年皆不可考，大概是唐朝中葉。《自敘帖》是我國書法史上的重要的作品之一，《寶章待訪錄》《書史》等書上皆有記載，字屬狂草，多用中鋒，筆劃粗細變化不大，融合篆書筆法而有所創新。剛健有力而又婉轉自如；在行款、字形結體上，大、小、斜、正互有呼應，奔放流暢，一氣呵成，盡得草書之妙。其帖和李白的詩一樣，是一種古典的浪漫藝術，那麼富於民族形式的美，不是拘謹古板，而是熱情奔放，開朗活潑。如高峽澗水下瀉，其氣勢尤其磅礴。清代杜衍在帖后題詩呼之曰“狂僧”、“草聖”。是很值得後人學習繼承的優秀的書法藝術遺產。

懷素之所以有較大的成就，主要是長期刻苦地學習和實踐的結果。他受過顏真卿的指點，又曾到長安、洛陽觀摩了一些“遺編絕簡”，在學習前人基礎上有了自己的創造和發展，自成一體。史書記載，他曾作漆盤、漆板，在上面練宇，擦了寫，寫了擦，以至把板都磨透了。他把用禿的筆埋起來，堆成土堆，名曰“筆冢”。對於懷素，後代的書法家推崇備至，儘力效法。

很為歷代推崇的除上舉二帖外，還有《苦筍帖》，潦潦十幾字，足見其精神。宋人的《海岳題跋》卷一記載“唐僧懷素自敘，杭州沈氏曾刻版本”。可見，唐宋時懷素的《自敘帖》就為時人所注意，也可知在當時對於書法碑帖上的需求是大量的。宋代的米芾、元康里夔（náo）、鮮於樞等也喜作狂草。

其次是王羲之、王獻之父子二人的“王體”草書：他們在《閣帖》中有五卷帖，王羲之三卷（6～8）包括159帖，獻之有二卷（9～10）共76帖，多是行草夾雜。就草書來看，“二王”的筆法比二張要瘦，更覺清新秀麗。羲之只有《十七帖》（因帖中第一帖有“十七”二字，故名“十七帖”）。一種是純草書，是王羲之的代表作，大約是在唐朝人們搜集而成的。此外，《姨母帖》《初月帖》《喪亂帖》等也很傳神。王羲之改革當時草書中章草的遺跡，改變了當時影響很大的鐘繇書風，建立了自己的風格，並且吸取民間圓轉筆勢，創造了“王派草書”。

王氏父子的書法，特別是草書風靡後世，其流廣遠，不僅當時書苑為之震動，而且他對中外藝壇來說影響也是巨大的。王羲之是東晉豪門大族子弟，曾跟學鍾繇的叔父王廙廣學書，后又從衛夫人學書。王羲之刻苦學習和鑽研，相傳他平時常在胸前划字，所以衣服總是胸部的地方先破。因他每天練字洗硯，把門前的池塘都染成了黑色，被後人稱作“墨池”。這一段佳話，也告訴後人，學好書法和學習其他的技藝一樣，是必須勤學苦練的。另外，就是要虛心，要善於發現問題，把技藝推向新高度。

羲之今草在南朝和唐初最為盛行，陳隋間的智永和尚是王的後裔，其今草最得王羲之神韻，唐太宗李世民酷愛王羲之書法，在全國搜集王的手筆。唐初李懷琳（邕）、孫過庭，宋代的薛紹彭，元代趙孟頫，明代文徵明等都屬此派代表作家。日本空海僧唐時來中國，攜羲之今草而歸，對於日本書法的發展影響極大，日本書界對王羲之的推崇亦是很大的。

獻之的草書，到盛唐以後大行，他的《鴨頭丸帖》很為歷代推崇，視為難得珍品，經張旭、懷素髮揚光大而成“狂草”，宋米元璋、元康里夔、鮮於樞等也喜作狂草，明末傅山、王鐸，更有所發展，書苑上“王體”蔚然成風，二王因而被譽為“書聖”。

第三是智永的《千字文》和孫過庭的《書譜序》等：這一派草法極有規矩，字字區分，全不作連綿體勢。用筆和意態活潑飛舞，比較適合初學者研習，尤其是《書譜序》更便於學寫、摹擬。

前人多以學草先學章草，再寫《千字文》《書譜序》。然後再上追“二王”，寫《十七帖》《閣帖》等為法，並多看明人草書（如宋克、祝允明、王鐸、黃道周、張瑞圖等的墨跡）。謂為此能取精用宏，參酌變化，對草書便可以應付無窮了。

智永是南朝陳時會稽人（法名智永，本姓王，相傳是王羲之的後裔），住永欣寺，號永禪師，善書且能兼數體，其草書尤勝，臨帖十三年，得真草千字文八百餘本，向浙東諸寺各施一本，覓書者如市，門都擠破了，為此用鐵皮裹之，後人有“鐵門限”的佳傳。其自製墓誌銘，有王字遺風，故隋煬帝常說：“智永得右軍肉，智果（隋會稽僧人，長於文學及書法）得右軍骨。”可見其雖有特點但仍然傳於王氏一脈。

孫過庭，名虔禮，唐陳留人，工草書，自宋以來皆推其書為“能品”。其著述的《書譜》很有價值，唐人張懷瓘最推獎之，稱其深得書道旨趣。其另一作品《孫過庭景福殿賦》有 人懷疑是後人偽造，看上去與孫過庭其他帖風格很相似，可作參考。

值得一提的還有米芾的《草書九帖》，宋克的《杜子美壯遊詩》《金銅仙人辭漢歌》，康里夔的《漁父辭冊》，祝允明的《李太白五雲裘歌》《赤壁賦》，文徵明的《滕王閣序》等。另外，武將岳飛的《出師表》也很為人們喜愛。

近現代是林散之，有“草聖”之稱，啟功見到林散之草書三鞠躬，日本書法界領袖青山杉雨稱讚林散之草書：“草聖遺法在此翁。”林散之草書代表作有《中日友誼詩》、《許瑤詩 論懷素草書》、《自作詩 論書一首》。林散之的草書被稱為“林體”。

行書是在正規書法（如楷、隸、篆）基礎上的草寫或簡化，是介於正規寫法與草寫之間的一種最通用的書體。一般認為行書始於漢末（傳為穎川人劉德升所創），盛於東晉，兼具楷書的規矩和草書的流動，字體整飭，楷法多於草法的叫“行楷”；書寫流動，草法多於楷法的稱“行草”。它比楷書便於書寫，比草書容易辨識，應用極為廣泛。唐代張懷瓘在《書斷》中寫道：“行書即正書（楷）之小偽（變），名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王愔云：“晉世經來，工書者多以行書，著名者鍾元常（繇）善行書是也。”其後，東晉王氏豪門子弟，擅長行書者不少，其中以王羲之父子最為著名。《蘭亭序》是王羲之的代表作，後人奉為“天下第一行書”。唐太宗李世民尊崇王氏，最愛《蘭亭序》，他派肖翼從辯才和尚處騙得《蘭亭序》真跡。命馮承素、虞世南臨摹，分贈親近。太宗死後，以真跡殉葬。今傳《蘭亭序》行楷書法所以流傳久遠，是因為其內容和形式富有時代風格。此中，熱愛自然，描寫自然的內容和任情真率，灑脫自然的書法形式相結合，正體現了擺脫儒學名教，提倡文藝自覺的東晉時代精神。這正是《蘭亭序》氣韻生動，能成為天下第一的緣故。晉朝是行書的繁榮時期，自晉以來凡是善書法的人，沒有不工行書的。在《淳化閣帖》中，如西晉武帝（司馬炎）、宣帝（懿），東晉元帝、明帝（昭）、康帝（岳）、安帝（丕）、簡文（顯）、教武（曜）等都能寫很好的行書，臣僚像王導、庚亮等人，善寫行書的就更多了。上行下效，遂為時尚，於是行書在書法藝術上形成一大體系。

唐代張懷瓘評鑒唐以前歷代書法，在他的著名《書斷》中列有“神品” 25人，其中行書四人為王羲之、鍾繇、王獻之、張芝。王的行書被稱作“超鍾邁張”，被歷代推為“書聖”，而他的作品以“蘭亭序”為第一，這是古今所有書家公認的。還有王羲之的行楷帖《懷仁集於羲之聖教序》也很有名，多人效法，古今未變。

行書墨跡以西晉陸機的《平復帖》為最古，當時行書與楷書並盛且已較為成熟。清乾隆評論晉字，特別是評王羲之《蘭亭序》時說：“千古妙跡，古今楷法之精，未有與之匹者。”這裡所說的楷法是反映行書筆法。可見，縱觀古今，楷書、行書皆應遠法晉代名家。

王羲之是東晉年間書法革新家，在書法藝術上有獨特的創造。王派書風，不僅使當時書苑震動，且對後世和中外藝壇都有影響。不僅楷書寫得好，隸書、行書、章草都很有特色。他的《蘭亭序》原本現已失傳，現在流傳於世的全是些摹本。最接近原作的要屬馮承素的摹本，據說這是雙鉤好了填墨的，對於王羲之的筆法，此帖不失本來面目。另有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諸人，亦有臨本，多滲雜著個人自己的筆墨，與原跡難免有差異。

《蘭亭序》共計327字，章法、筆法都很美觀，中間有20個“之”字，7個“不”字，其它如“感”、“懷”、“暢”、“會”等都有重見的字，但寫法卻各有不同，特別是筆劃少的“之”、“不”，不過幾筆，字重複的機會又多，卻沒有使人感覺重複厭看。宋代大書法家米芾有詩嘆曰“‘之’字最多無一似”。認真學習可以從中學到很多行書的法門。

另外，唐代顏真卿的《祭侄季明文稿》，元代書家鮮於樞曾評為天下第二行書。該帖234字，寫得字字挺拔，筆筆奔放，和顏體楷書一樣，他的行書，也透出清勁豐滿，嚴整茂密的風格。而且，在其真跡影印本中，枯筆和連帶的地方都清晰可見，可供學行書的人細緻地觀察行筆的過程和轉折處筆鋒變換之妙。此外，王羲之的《喪亂帖》也是著名的珍品。

自從王羲之、王獻之父子以來，後代的書家莫不注意行書，甚至寫碑版也用此體。從唐太宗寫《溫泉銘》開始，以後李邕寫碑也是楷行夾雜，如《嶽麓寺碑》《雲麾碑》等，都是如此。到宋代書法大家蘇、黃、米、蔡均以行書名世，傳本頗多。趙孟頫、董其昌是元明清的大書法家，寫碑版多行楷相間，作品為世所喜愛。

從書法史上看，行書在晉朝就逐漸脫離正楷，成為廣泛的手寫實用書體，而且至今仍有廣泛的用場。唐孫過庭在《書譜》中說：“趨變適時，行書為要。”意即行書較切合實際應用。既比楷書簡便易寫，又比草書好認，便於通行。又因為行書介於楷草之間，伸縮性大，變化多，藉助於楷草筆勢來運用筆法，發揮藝術效果，以草書筆法的放縱衝破楷書的謹嚴，二者有機地結合，形成富有生機的新體。行書兼備各體之長，是其優勝於其他書體的地方。

行書因筆勢貫通，筆劃增加的勾挑、點畫之間牽連著的遊絲是草書的筆法，而是楷書的筆法又增加了行書的凝重，對於大多數人來講，學好行書是很實用的。

楷書即“真書”、“正書”或“正楷”。古時曾叫“楷隸”或“今隸”，最初產生於西漢的民間，視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作品，內有不少隸書的痕迹。楷書是從隸書（包括草隸）演變而來的，始於東漢，通行至今。

漢魏時是楷書逐漸成熟的時代，還有許多章草（即草隸）的筆法，東晉才是楷體的盛時，現存在的最早楷書只有三國時鐘繇等人的作品。另外，當時還有“吳之谷朗碑”等，字體筆劃和楷書相近，其中有些章草痕迹。要注意草書並不是在楷書之後才有的，就和簡化字一樣，草體楷化，字就簡單多了，也便於學習。

談到楷書，必講魏體，它不僅是楷書的一種，也是楷書走向成熟的基礎。在古代書體中，它是和篆隸一樣重要的書體，即專指北魏時的石刻、摩崖、造像、墓誌等書體。魏體基本上擺脫隸法，體貌姿態百出，筆勢渾厚，意態跳宕，分行布白各有其妙，但都以方正凝重為主。

唐太宗很喜好書法，崇尚王羲之（主要是行草書）書法，極力搜集天下名人和過去書法家寫的書法原本和手札，王羲之的著名字帖《蘭亭序》真本，據說就是被他帶到墳墓中，至今沒有找到。王羲之的另外一種名帖《聖教序》傳世，則是靠其後裔懷仁一字一金買來集成的。統治者和文人們的重視給書法的發展提供了條件和土壤，唐代書法家之多和成就之高，是世所罕見的。近幾年來在對唐太宗昭陵的考查中，發現有許多著名碑石文字，稱其為“唐代書法的薈萃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