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體

書體

書體是指傳統書寫字體、字形的不同形式和區別。

一般把中國文字的書寫形式分為篆、隸、草、行、楷五大類書體,每一大類中又可細分。

書體演變


中國先秦時期流傳下來的古文,除甲骨文外,大都是銘刻在銅器上面的文字。因銅器為金屬物,故稱為“金文”,“吉金文字“。銅器中以鐘鼎為國家最重最多之器,故又稱為「鐘鼎文」。銅器的種類繁多,現存者即有數百種,大部分為宗廟禮器或祭祀用。金石考古學者,如羅振玉、容庚、蘇瑩輝諸氏,各有其不同的分類法。其中蘇瑩輝氏在五十年中國藝術品赴美展的銅器一文,根據容氏分類法,加以闡釋,條理分明,其分類如下:
殷代金文,極為簡單,一器一字或數字,且多配有象形物,甚至只有一個圖形,全然沒有文字的。又有既非文字,又非圖畫的,只好說為圖象文字了。這些金文,有用以表現動物的,有關戰爭與經濟的,有關軍事的,有表現器物的,有王子與舉事的,有表現生活的,有以亞字形為要素的。宋代著名金文學家呂大臨,說這種金文中的圖畫文字,就是漢字的原始字體。(殷)代的金文,有商方卣、商太巳、商鍾、比干銅盤、散氏盤銘等。其中以商太巳卣為最,章法茂密,周之無專鼎即仿其體。總之殷代金文,樸質、鮮活,書法亦極流動。
西周前期金文,仍保留著殷代多子族卜辭特徵,書體有流麗的曲線,其代表作有周公殷,筆劃銳利,始終一貫,其中有肥筆的、粗筆的,更保留殷代金文生機勃發、筆力強軔的特點。字形整齊,結體和諧,流露特有的儼然之勢。由成王入康王時代,字形雖仍整齊,但其氣魄已失。且進於形式化。獨其中的大盂鼎(下圖)文字,則發揮了獨特的雄健筆意。它是西周康王時期的著名青銅器,內壁有銘文,長達291字,為西周青銅器中所少有。其內容為:周王告誡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則忌酒而興,命盂一定要儘力地輔佐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其書法體勢嚴謹,字形,布局都十分質樸平實,用筆方圓兼備,具有端嚴凝重的藝術效果,是西周早期金文書法的代表作。
西周中期的金文,字形小而整齊,筆劃減瘦,大體上纖細而缺少變化。
西周後期金文,則已疏密平衡,雍容典雅,如毛公鼎,是西周青銅器中赫赫有名的的重器之一,作於西周晚期的宣王時期。內壁鑄有多達498字的長篇銘文。其內容是周王為中興周室,革除積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輔佐周王,以免遭喪國之禍,並賜給他大量物品,毛公為感謝周王,特鑄鼎記其事。其書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風格,結構勻稱準確,書體整飭,有條不紊,線條遒勁穩健,布局妥貼,充滿了理性色彩,顯示出金文已發展到極其成熟的境地。應為此時期的代表傑作,已略形成大篆的雛形。至於春秋戰國金文,則大多體長畫細,形成小篆的風格了。這一時期還有一件偉大的作品,我們不能不提及它----《散氏盤》----這是西周後期厲王時代的青銅器,其銘文結構奇古,線條圓潤而凝鍊,因取橫勢而重心偏低,故愈顯樸厚。其“澆鑄”感很強烈,表現了濃重的“金味”,因此在碑學體系中,佔有重要的位置。現代著名書法家胡小石評說:“篆體至周而大備,其大器若《盂鼎》,《毛公鼎》,…… 結字並取縱勢,其尚橫者唯《散氏 盤》而已。”
大篆,從漢代以來,一般人都認為是周宣王(公元前827年)時太史籀所造。如漢書藝文志載史籀十五篇,班固註:“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許慎也說:“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古文或異者,也就是太史籀就古文加以增損而成,故大篆又稱為“籀文”。因此後人都認為大篆是古文之後的一種形體了。
大篆字體,在傳世的石刻文字,當以石鼓文(左圖)最具代表性。此種石器,無疑是中國最古而又最可信的石刻遺物。今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館。《石鼓文》在書法史上有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
石鼓共有十個,原高約三尺余,文字刻於鼓的四圍,以其形狀似鼓,故有此俗稱。實際上,應稱之為碣。再者石鼓的內容,多與狩獵有關,學者也有稱之為獵碣的。唐代的韓愈和宋代的蘇軾,都有詠石鼓的“石鼓歌”作品留下來,故一般沿用“石鼓”的俗稱。
石鼓文的文章,為記述遊獵之事,全文原有七百餘字,屬四言體,極類諸經體裁,深奧難解,而且文字磨滅之處也很多。像韓愈之流的學者,也嘆其“辭嚴義密,讀之難曉”。自從元代潘迪著《石鼓文音訓》以來,大體上已經能夠解讀,它是歌狩獵的一種韻文。本來,十個石鼓的前後次序,是一定的,可是這也在各家之間發生了不同的看法,眾說紛紜,可謂繁瑣之至。
石鼓文最古的拓本為世所知者,是浙江省寧波的范氏天一閣藏宋拓本。清阮元於嘉慶二年(1798)曾以石摹刻,存放在杭州府學,同治十一年(1873),又摹刻之於揚州府學。惟天一閣本,於咸豐十年(1862)焚毀。現存宋拓本,為明代安國(字民泰,號桂坡,江蘇錫山)舊藏本,不幸流入日本。安氏深愛石鼓文,因自號十鼓齋,收藏有古拓本十種。其中北宋拓三種,稱之為前鋒、中權、後勁本。現流傳入日本者,即後勁本,末尾有安國親筆篆書跋文。可為現存石鼓文拓本中之冠,久已由日本二玄社影印問世。
石鼓文的字體,大致介於周金文與秦小篆之間。可知確是秦始皇以前之物,應當是屬於籀書的系統。相對小篆而言,可稱為大篆,是大篆文字的代表作。其字體類小篆而較繁複,似宗周彝器而較端整,堪稱為典重嚴整。康有為在其《廣藝舟雙楫》一中稱石鼓文為:“金細落地,芝草團雲,不煩整裁,自有奇。體稍方扁,統觀蟲籀,氣體相近,石鼓既為中國第一古物,亦當為書家第一法則也”。可謂讚賞之至。石鼓文向為藝林所寶,但北宋以後,帖學大興,少人臨之,直至清代中葉以後,考古尊碑之風復熾,石鼓文字,尤為書家推重。吳大,能得其典重嚴整韻致。吳昌碩則發其遒古為雄拔之氣。兩人書法,皆雄視當代為後世所重。

書體分類


篆書

篆書分為大篆、小篆兩類。大篆主要是指商、周時代的甲骨文、鐘鼎文和六國古文字等。小篆是專指秦統一中國后頒行的法定文字,流行於秦漢。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字早在上古時期就已萌芽,在公元前5000年就已有符號文字出現,雖然其文字功能還沒有從圖畫記事的簡單作用中擺脫出來,但與後來中國文字的淵源關係已比較明顯。
甲骨文也稱“契文”或“卜辭文字”,是指殷商時期占卜記事時契刻在龜甲、獸骨上的文字。這種文字是中國書法史上有實證的最古老且相對成熟的文字。
鐘鼎文。鐘鼎文又稱“鐘鼎款識”、“金文”或“銅器銘文”,是商、周時代鑄刻在鍾、鼎、盤、簋等青銅器上的文字。字凹為款,字凸為識,是立體的文字表現形式。
甲骨和鐘鼎,商周兩代都有遺物,但從書法特徵而言,後人多以甲骨文為殷、商文字代表,以鐘鼎文為周朝文字代表。
從甲骨文演變到大篆是文字第一次重大的改革,有了體統,比較統一了,用起來也方便得多。大篆就是籀文,形體上與甲骨文基本相似,它包括石鼓文等。石鼓是秦國的東西,郭沫若有《石鼓文研究》,曾對其有詳細的論述,主要是甲骨文、鐘鼎文未變小篆以前的書體,石鼓文是我國已知最古的刻石。
小篆即秦篆,是秦始皇統一六國(前221年)后,向全國頒布的官定文字。當時,丞相李斯奏請統一文字,一方面廢除六國雜用的古文和區域性的繁字,一方面以秦國通用的籀文(傳為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屬大篆)為基礎,加以簡化改革,成為小篆。為了區別,前人稱籀篆為大篆,秦篆為小篆。由於大小篆是繼承和連帶的關係,所以有部分文字相近和相同,簡化是相對的和總體而言的。由於秦始皇建立的封建帝國,明令以小篆為天下通行的文字,又由於東漢許慎收集全部小篆,所編《說文解字》,流傳至今,因而小篆就成了中國古代研究、理解、傳播文化的重要中介工具。小篆對中國文化的普及和發展,具有偉大的功績。秦代小篆流傳下來的文物,還有《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碣石山刻石》和鑄刻在詔版、秦權上的文字。據說都是出自李斯的手筆,也是篆書法的標準樣板。小篆字體極為規範,偏旁有統一的寫法,筆畫委婉曲折,粗細均勻,體式圓渾,分間布白調和對稱,字形狹長,上部緊密,下部開朗舒展,給人以剛柔相濟、爽朗俊健之感。甲骨貴秀勁,金文貴渾穆,小篆尚柔和,楷行稱遒健。小篆用筆,“看似平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王安石語)。篆書用筆也講求轉折、停、頓、按、提、起、住各種方法。而轉折停頓,重內蘊而不外露,按、提、起、住的節奏貴在不著痕迹。
漢盛行隸書,篆書較少,多是些題字碑額等。三國時曹魏保存下“三體石經”一種,其中吳寫篆有些成就。這以後真書(楷書)興起,各家書派都趨向楷書。唐朝篆書只有李陽冰頗有功夫,宋元寫篆之人漸多,還出現了不少篆書刻石、治印、說文之類的書。有名的書家趙孟頫有碑刻篆書傳世。明李冬陽、清鄧石如是當時的大名家,以氣勢磅礴的筆墨,氣度恢宏的風雅,學漢碑額,並有創新,改變了唐朝以來的死板細圓的玉筋體。清末,吳熙載、吳大澄、楊沂孫、范永祺、丁佛言、章炳麟等人,各家都有很多篆書的碑貼和著述。另外,小篆的查認可以看《康熙字典》或《段注說文》《文字蒙求》和近年出的篆書字典等。春秋時寫篆書用騰條(當時沒毛筆)把一頭砸裂沾漆書寫,所以寫出字沒有明顯筆鋒,筆劃也全是一樣粗細的。

隸書

小篆風行天下后,又漸漸呈現出它在書寫行文上的弊端。因為篆書筆劃複雜,寫起來費事,傳說當時的獄吏程邈因罪被關在監獄里,他把大小篆的筆劃和結體作了簡化,把篆書筆劃的圓轉改為方折。便於書寫,速度也可以快些了。
隸書從秦經西漢到三國,在楷書創造成熟和通行以前都使用它。但其形體卻時有變化和美化。西漢的隸書還保持秦代的遺風,到東漢,特別是末期,就趨於工整細巧。結體平扁,筆劃裡邊出現了波磔(漢字中的捺),形成了漢隸的基本形態。晉唐以後至近代,雖然各種書體,特別是楷體盛行,但是隸書仍然廣泛流傳,就是由於兩漢的隸書結構用筆富於變化,風格多樣,藝術性強的原故,它始終博得人們的喜愛。
漢隸是漢代書法藝術特有的成就,字體的肥瘦大小,結構和運筆變化無窮,各盡其妙。漢隸在書法發展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上承前朝篆書的規則,下啟魏晉南北朝及隋唐楷書的風範。漢代留下的石刻很多,是我國書法藝術的寶貴遺產。。此外,至今出土的漢代碑、碣(小碑)很多,內容多是歌功頌德之詞。從字的大小上看,最大的是浙江跳山摩崖,字大過尺;最小的是“陽三志”,題字三四分見方。另外,殘石、漢代竹簡的墨跡也都非常真實地表現了漢隸的筆法和風格特點。
中國書法發展到隸書,進入了革新的階段。小篆和定型的隸書相較,字形由狹長變為扁方,筆畫由勻稱的弧筆變為粗細結合、筆姿險峻的直筆,曲折處由聯綿圓轉變為筆筆分斷的方角,字的象形意味大多隱沒了。隸書的形成,給以後的草、楷、行書奠定了基礎,給漢字的普及和書法的發展開闢了廣闊的道路。
通常,人們稱初期的隸書為“秦隸”或“古隸”,說明其中還保留著篆書的意味。湖北睡虎地秦墓竹簡,就是“古隸”的代表作。

草書

草書包括章草和今草兩種,二者互有其影響和各自的流派。
初期的草書,由隸書演化而來,名為“章草”。一般認為是書寫章奏或章程所用的,比隸書簡捷的書體。章草改變了橫平豎直,筆筆間斷的隸書寫法,成為圓轉牽連,粗細交替,形態檢束的字體。字右仍有波磔,這是它保留隸意,不同於今草的特徵。
相傳章草是漢元帝時的黃門令史游所創,流傳至今的有他的“急就章”(書奏的摺子等),後人因取其“章”字叫“章草”(前人講“草”,也有草創的意思)。還有一種說法是,後漢章帝喜歡杜度的草書,叫他上奏本章時寫成草書,所以叫“章草”。
許慎的《說文序》中有“漢興有草書”的解釋。衛恆的《四體書勢》也說:“漢興有草書,不知作者姓氏。”上述諸家之言從不同角度說明了章草與隸書的關係及創造的年代。
至於“章草”名稱的來源,還可以認為是後來有了“今草”,為區別而把前一種形式的“特殊”草書叫“章草”。這好像楷書古人叫它作“今隸”,把秦、漢之際的隸書叫“古隸”;有了李斯的小篆,就把籀文叫做“大篆”一樣,因此,“章草”名從《急就章》引出,這是比較容易解釋的。
凡是一種書體,必定要經過自然的因革損益,這是在字體發展中必然出現的現象。它在民間中流傳,完善,最後把它固定下來。所以從某一角度說,它不可能是某一個人所創,至多是某人經過一番有系統地整理而已,只能叫作某人“集大成”。
章草的運用是解散隸體,使它趨於簡便,至於用筆還是因襲了隸書的某些筆法。特別是“捺”畫的末尾,很是明顯。但是其他筆畫基本是後來行書的雛形,不少字已有縈帶(連絲)的筆劃,開創了草書的連綿筆勢,同時也為隸書向楷書過渡創造了條件,起了橋樑與媒介的作用。
後漢張芝的章草最為有名,今草也是從他開始演變的。因為他書技熟練,所以書寫得很快。張懷廿六《書斷》說:“章草之書,字字區別,張芝變為今草,加其流速。拔芽連茹,上下牽連,成借上字字終,而為下字之始……”闡明了今草和章草的區別與關係。
章草中隸書的筆法,如橫依然上挑,左右波(撇)磔(捺)分明,而圓筆和一些縈帶,是隸書所無而今草常有的。即“氣有方圓,法兼使轉”的運氣法。總之,寫章草,橫豎要古樸如隸,筆劃縈帶處則旋轉如今草。這是章草最基本的筆法。《續書譜》上說:“大凡草書,光取法張芝、皇象、索靖等,章草則解體平正,下筆有源。”指出寫時要筆勢平正,不要像今草從偏邪取勢,在飛動中求平衡,筆法中有隸書淵源,內涵樸厚意境。
今草的來源相傳是漢朝的張芝從章草加以變化而成的,當時的書家對張芝非常推崇,稱他為“草聖”。
前人因今草是由章草演變而來,章草是今草之“源”,所以主張學習今草,必須先從學章草入手,先學草法,掌握其中規律。現在看來學草書並不須非要學章草,才能掌握草書的規律。明朝人韓道亨編寫《草訣百韻歌》就提供了方便。他把主要的部首、用法及部首間的區別,用五字一句的順口溜編寫出來,非常明確地說明了草字結體和行筆中的某些規律,並且還有正楷作對照,便於記憶,如講“氵”和“訁”,這兩個部首的區別時用“有點方為水,空挑即是言”。再如說字的結構特點,用“羞”舉例則是“羞見羊踏田”,即是由上邊的“羊”和下邊的“田”組成羞字,此帖雖不能包羅萬象,但引人入門是完全可以的。
自看今草以後,從漢朝到唐朝,都說其源出自張芝,但是又因風格差異而各有特點和派系,從形體上看,前人把它大致分為三種不同的風格。
首先是以張芝、張旭和懷素為代表的大草、狂草一派:其特點是氣勢連綿,筆意奔放。古人稱張芝的草書為“一筆書”,意思是連綿不斷如一筆寫成。他的草書並非整篇連綿不斷,不過都能從鋒筆的縈帶關係看到其中的顧盼呼應關係,和貫串一氣的精神。
張旭是學張芝的,《閣帖》中有張旭的兩種帖,筆法、結體和張芝相似。張旭是唐朝吳人,善草書,嗜酒,每次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者用頭髮蘸墨而書,至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也,故世稱“張顛”,又稱“草聖”。唐朝文宗時,世人以李白的詩,斐旻的劍舞和張旭的草書為“三絕”。
懷素在《閣帖》中有一帖“真書過鍾”與二張風格很像,但和自己的名帖“自敘”帖卻不甚相同。而“自敘”帖才真正是懷帖的代表作。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訪華時,毛澤東接見他並贈送一本精裝的《懷素自敘帖》。
懷素字藏真,在《自敘帖》前有四個小篆大字“藏真自序”,他是湖南長沙人,原姓錢,幼年出家后就一直做和尚,生卒年皆不可考,大概是唐朝中葉。《自敘帖》是我國書法史上的重要的作品之一,《寶章待訪錄》《書史》等書上皆有記載,字屬狂草,多用中鋒,筆劃粗細變化不大,融合篆書筆法而有所創新。剛健有力而又婉轉自如;在行款、字形結體上,大、小、斜、正互有呼應,奔放流暢,一氣呵成,盡得草書之妙。其帖和李白的詩一樣,是一種古典的浪漫藝術,那麼富於民族形式的美,不是拘謹古板,而是熱情奔放,開朗活潑。如高峽澗水下瀉,其氣勢尤其磅礴。清代杜衍在帖后題詩呼之曰“狂僧”、“草聖”。是很值得後人學習繼承的優秀的書法藝術遺產。
懷素之所以有較大的成就,主要是長期刻苦地學習和實踐的結果。他受過顏真卿的指點,又曾到長安、洛陽觀摩了一些“遺編絕簡”,在學習前人基礎上有了自己的創造和發展,自成一體。史書記載,他曾作漆盤、漆板,在上面練宇,擦了寫,寫了擦,以至把板都磨透了。他把用禿的筆埋起來,堆成土堆,名曰“筆冢”。對於懷素,後代的書法家推崇備至,儘力效法。
很為歷代推崇的除上舉二帖外,還有《苦筍帖》,潦潦十幾字,足見其精神。宋人的《海岳題跋》卷一記載“唐僧懷素自敘,杭州沈氏曾刻版本”。可見,唐宋時懷素的《自敘帖》就為時人所注意,也可知在當時對於書法碑帖上的需求是大量的。宋代的米芾、元康里夔(náo)、鮮於樞等也喜作狂草。
其次是王羲之、王獻之父子二人的“王體”草書:他們在《閣帖》中有五卷帖,王羲之三卷(6~8)包括159帖,獻之有二卷(9~10)共76帖,多是行草夾雜。就草書來看,“二王”的筆法比二張要瘦,更覺清新秀麗。羲之只有《十七帖》(因帖中第一帖有“十七”二字,故名“十七帖”)。一種是純草書,是王羲之的代表作,大約是在唐朝人們搜集而成的。此外,《姨母帖》《初月帖》《喪亂帖》等也很傳神。王羲之改革當時草書中章草的遺跡,改變了當時影響很大的鐘繇書風,建立了自己的風格,並且吸取民間圓轉筆勢,創造了“王派草書”。
王氏父子的書法,特別是草書風靡後世,其流廣遠,不僅當時書苑為之震動,而且他對中外藝壇來說影響也是巨大的。王羲之是東晉豪門大族子弟,曾跟學鍾繇的叔父王廙廣學書,后又從衛夫人學書。王羲之刻苦學習和鑽研,相傳他平時常在胸前划字,所以衣服總是胸部的地方先破。因他每天練字洗硯,把門前的池塘都染成了黑色,被後人稱作“墨池”。這一段佳話,也告訴後人,學好書法和學習其他的技藝一樣,是必須勤學苦練的。另外,就是要虛心,要善於發現問題,把技藝推向新高度。
羲之今草在南朝和唐初最為盛行,陳隋間的智永和尚是王的後裔,其今草最得王羲之神韻,唐太宗李世民酷愛王羲之書法,在全國搜集王的手筆。唐初李懷琳(邕)、孫過庭,宋代的薛紹彭,元代趙孟頫,明代文徵明等都屬此派代表作家。日本空海僧唐時來中國,攜羲之今草而歸,對於日本書法的發展影響極大,日本書界對王羲之的推崇亦是很大的。
獻之的草書,到盛唐以後大行,他的《鴨頭丸帖》很為歷代推崇,視為難得珍品,經張旭、懷素髮揚光大而成“狂草”,宋米元璋、元康里夔、鮮於樞等也喜作狂草,明末傅山、王鐸,更有所發展,書苑上“王體”蔚然成風,二王因而被譽為“書聖”。
第三是智永的《千字文》和孫過庭的《書譜序》等:這一派草法極有規矩,字字區分,全不作連綿體勢。用筆和意態活潑飛舞,比較適合初學者研習,尤其是《書譜序》更便於學寫、摹擬。
前人多以學草先學章草,再寫《千字文》《書譜序》。然後再上追“二王”,寫《十七帖》《閣帖》等為法,並多看明人草書(如宋克、祝允明、王鐸、黃道周、張瑞圖等的墨跡)。謂為此能取精用宏,參酌變化,對草書便可以應付無窮了。
智永是南朝陳時會稽人(法名智永,本姓王,相傳是王羲之的後裔),住永欣寺,號永禪師,善書且能兼數體,其草書尤勝,臨帖十三年,得真草千字文八百餘本,向浙東諸寺各施一本,覓書者如市,門都擠破了,為此用鐵皮裹之,後人有“鐵門限”的佳傳。其自製墓誌銘,有王字遺風,故隋煬帝常說:“智永得右軍肉,智果(隋會稽僧人,長於文學及書法)得右軍骨。”可見其雖有特點但仍然傳於王氏一脈。
林散之第一草書《中日友誼詩》
林散之第一草書《中日友誼詩》
孫過庭,名虔禮,唐陳留人,工草書,自宋以來皆推其書為“能品”。其著述的《書譜》很有價值,唐人張懷瓘最推獎之,稱其深得書道旨趣。其另一作品《孫過庭景福殿賦》有 人懷疑是後人偽造,看上去與孫過庭其他帖風格很相似,可作參考。
值得一提的還有米芾的《草書九帖》,宋克的《杜子美壯遊詩》《金銅仙人辭漢歌》,康里夔的《漁父辭冊》,祝允明的《李太白五雲裘歌》《赤壁賦》,文徵明的《滕王閣序》等。另外,武將岳飛的《出師表》也很為人們喜愛。
近現代是林散之,有“草聖”之稱,啟功見到林散之草書三鞠躬,日本書法界領袖青山杉雨稱讚林散之草書:“草聖遺法在此翁。”林散之草書代表作有《中日友誼詩》、《許瑤詩 論懷素草書》、《自作詩 論書一首》。林散之的草書被稱為“林體”。

行書

行書是在正規書法(如楷、隸、篆)基礎上的草寫或簡化,是介於正規寫法與草寫之間的一種最通用的書體。一般認為行書始於漢末(傳為穎川人劉德升所創),盛於東晉,兼具楷書的規矩和草書的流動,字體整飭,楷法多於草法的叫“行楷”;書寫流動,草法多於楷法的稱“行草”。它比楷書便於書寫,比草書容易辨識,應用極為廣泛。唐代張懷瓘在《書斷》中寫道:“行書即正書(楷)之小偽(變),名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王愔云:“晉世經來,工書者多以行書,著名者鍾元常(繇)善行書是也。”其後,東晉王氏豪門子弟,擅長行書者不少,其中以王羲之父子最為著名。《蘭亭序》是王羲之的代表作,後人奉為“天下第一行書”。唐太宗李世民尊崇王氏,最愛《蘭亭序》,他派肖翼從辯才和尚處騙得《蘭亭序》真跡。命馮承素、虞世南臨摹,分贈親近。太宗死後,以真跡殉葬。今傳《蘭亭序》行楷書法所以流傳久遠,是因為其內容和形式富有時代風格。此中,熱愛自然,描寫自然的內容和任情真率,灑脫自然的書法形式相結合,正體現了擺脫儒學名教,提倡文藝自覺的東晉時代精神。這正是《蘭亭序》氣韻生動,能成為天下第一的緣故。晉朝是行書的繁榮時期,自晉以來凡是善書法的人,沒有不工行書的。在《淳化閣帖》中,如西晉武帝(司馬炎)、宣帝(懿),東晉元帝、明帝(昭)、康帝(岳)、安帝(丕)、簡文(顯)、教武(曜)等都能寫很好的行書,臣僚像王導、庚亮等人,善寫行書的就更多了。上行下效,遂為時尚,於是行書在書法藝術上形成一大體系。
唐代張懷瓘評鑒唐以前歷代書法,在他的著名《書斷》中列有“神品” 25人,其中行書四人為王羲之、鍾繇、王獻之、張芝。王的行書被稱作“超鍾邁張”,被歷代推為“書聖”,而他的作品以“蘭亭序”為第一,這是古今所有書家公認的。還有王羲之的行楷帖《懷仁集於羲之聖教序》也很有名,多人效法,古今未變。
行書墨跡以西晉陸機的《平復帖》為最古,當時行書與楷書並盛且已較為成熟。清乾隆評論晉字,特別是評王羲之《蘭亭序》時說:“千古妙跡,古今楷法之精,未有與之匹者。”這裡所說的楷法是反映行書筆法。可見,縱觀古今,楷書、行書皆應遠法晉代名家。
王羲之是東晉年間書法革新家,在書法藝術上有獨特的創造。王派書風,不僅使當時書苑震動,且對後世和中外藝壇都有影響。不僅楷書寫得好,隸書、行書、章草都很有特色。他的《蘭亭序》原本現已失傳,現在流傳於世的全是些摹本。最接近原作的要屬馮承素的摹本,據說這是雙鉤好了填墨的,對於王羲之的筆法,此帖不失本來面目。另有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諸人,亦有臨本,多滲雜著個人自己的筆墨,與原跡難免有差異。
《蘭亭序》共計327字,章法、筆法都很美觀,中間有20個“之”字,7個“不”字,其它如“感”、“懷”、“暢”、“會”等都有重見的字,但寫法卻各有不同,特別是筆劃少的“之”、“不”,不過幾筆,字重複的機會又多,卻沒有使人感覺重複厭看。宋代大書法家米芾有詩嘆曰“‘之’字最多無一似”。認真學習可以從中學到很多行書的法門。
另外,唐代顏真卿的《祭侄季明文稿》,元代書家鮮於樞曾評為天下第二行書。該帖234字,寫得字字挺拔,筆筆奔放,和顏體楷書一樣,他的行書,也透出清勁豐滿,嚴整茂密的風格。而且,在其真跡影印本中,枯筆和連帶的地方都清晰可見,可供學行書的人細緻地觀察行筆的過程和轉折處筆鋒變換之妙。此外,王羲之的《喪亂帖》也是著名的珍品。
自從王羲之、王獻之父子以來,後代的書家莫不注意行書,甚至寫碑版也用此體。從唐太宗寫《溫泉銘》開始,以後李邕寫碑也是楷行夾雜,如《嶽麓寺碑》《雲麾碑》等,都是如此。到宋代書法大家蘇、黃、米、蔡均以行書名世,傳本頗多。趙孟頫、董其昌是元明清的大書法家,寫碑版多行楷相間,作品為世所喜愛。
從書法史上看,行書在晉朝就逐漸脫離正楷,成為廣泛的手寫實用書體,而且至今仍有廣泛的用場。唐孫過庭在《書譜》中說:“趨變適時,行書為要。”意即行書較切合實際應用。既比楷書簡便易寫,又比草書好認,便於通行。又因為行書介於楷草之間,伸縮性大,變化多,藉助於楷草筆勢來運用筆法,發揮藝術效果,以草書筆法的放縱衝破楷書的謹嚴,二者有機地結合,形成富有生機的新體。行書兼備各體之長,是其優勝於其他書體的地方。
行書因筆勢貫通,筆劃增加的勾挑、點畫之間牽連著的遊絲是草書的筆法,而是楷書的筆法又增加了行書的凝重,對於大多數人來講,學好行書是很實用的。

楷書

楷書即“真書”、“正書”或“正楷”。古時曾叫“楷隸”或“今隸”,最初產生於西漢的民間,視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作品,內有不少隸書的痕迹。楷書是從隸書(包括草隸)演變而來的,始於東漢,通行至今。
漢魏時是楷書逐漸成熟的時代,還有許多章草(即草隸)的筆法,東晉才是楷體的盛時,現存在的最早楷書只有三國時鐘繇等人的作品。另外,當時還有“吳之谷朗碑”等,字體筆劃和楷書相近,其中有些章草痕迹。要注意草書並不是在楷書之後才有的,就和簡化字一樣,草體楷化,字就簡單多了,也便於學習。
談到楷書,必講魏體,它不僅是楷書的一種,也是楷書走向成熟的基礎。在古代書體中,它是和篆隸一樣重要的書體,即專指北魏時的石刻、摩崖、造像、墓誌等書體。魏體基本上擺脫隸法,體貌姿態百出,筆勢渾厚,意態跳宕,分行布白各有其妙,但都以方正凝重為主。
唐太宗很喜好書法,崇尚王羲之(主要是行草書)書法,極力搜集天下名人和過去書法家寫的書法原本和手札,王羲之的著名字帖《蘭亭序》真本,據說就是被他帶到墳墓中,至今沒有找到。王羲之的另外一種名帖《聖教序》傳世,則是靠其後裔懷仁一字一金買來集成的。統治者和文人們的重視給書法的發展提供了條件和土壤,唐代書法家之多和成就之高,是世所罕見的。近幾年來在對唐太宗昭陵的考查中,發現有許多著名碑石文字,稱其為“唐代書法的薈萃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