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土

《厚土》是“中國當代作家”系列叢書之一。本套“中國當代作家”系列叢書遴選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後期以來成就突出、風格鮮明、有廣泛影響力的作家，對他們的作品進行全面的梳理、歸納和擇取；每位作家的作品為一系列，各系列卷數不等，每卷以其中某篇傷口的標題命名。

本套叢書一共收入了作者的八部作品。從一九八零年代中期的《厚土》開始，到最近的一些隨筆為止，大致選了二十年以內的文字。《厚土》是我的成名作。嚴格的說，我的文學創作也是從《厚土》開始的。在這之前的十二三年雖然也寫了一些作品，但只能算是學習和準備。

我為自己的寫作定下一個標準：用方塊字深刻地表達自己。但是，為什麼在全球化的時代強調使用方塊字？怎麼才能算是深刻？用什麼樣的形式來表達？“自己”又是一個什麼樣的自己？這幾個問題一問，就知道這個看似簡單的標準，其實很苛刻。用這個標準衡量自己這八本書，我不能說真的做到了，只能說還算是一種自覺的追求。

本來文學創作是個人的事情。作家和好作家的分野就在於類似和獨創的不同。但是我相信，無論多麼獨特、獨創的寫作者，他都無法使自己分身於歷史和時代之外。從某種意義上說，寫作常常是對歷史和時代的反省與反抗，是獨自一人對生命深情的抒發和挽留。諷刺的是，歷史會讓反抗和反省變得多餘，生活會讓抒發和挽留變成自作多情。因為，無動於衷是歷史的基本屬性，變幻無常是生活的本來面目。

我是和文革以後的“新時期文學”一起成長起來的。當我們在一波又一波的主義和潮流中模仿和“創新”的時候，身邊的這個世界早已翻天覆地：

從天安門廣場上高舉毛主席語錄本狂呼萬歲的紅海洋，到燈光廣場上揮動熒光棒淚流滿面的追星族；從千百萬城市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再教育”，到億萬農民像潮水一樣湧向城市去打工；從所謂的國家主人翁，到失去生活依靠的下崗工人、沒了土地的農民；從排著長隊用糧票、布票購買生活必需品，到琳琅滿目的超級市場、名品專賣店；從“深挖洞，廣積糧”的自我封閉，到高樓林立、汽車塞路的國際化流行病；這一切都是我們親歷親見的歷史和生活。眼前的這個世界變化之大，之劇烈，之深刻，說翻天覆地沒有半點誇張。在所謂全球化的潮流下翻天覆地的中國，讓所有的文字描述相形見絀。我們已經從狂熱信仰的革命天堂或地獄，一步跨進了權力和金錢的狂歡節。在這個狂歡節上被權力剝奪的精神侏儒們，卻又同時依靠金錢變成了消費巨人。有人宣稱，這是一個歷史終結於消費的時代。在這個時代，經典被讀物取代，獨創被複製取代，欣賞被刺激取代。總之，在“作者死了”之後，文學的死期也就不遠了。可是在我看來，文學是人記錄自己生命體驗和想象力的一種本能。這種本能，在沒有文字之前被人們口口相傳，在有了文字之後人們就用文字記錄。就像食慾和性慾一樣，這樣的生命本能並非專屬於某一時代。真正的文學從來都是出於內心的渴望和需要，權力的剝奪，金錢的驅使，或許可以得逞於一時，甚至得逞於一個時代，但它們從來也沒有能得逞於永遠。刻骨的生命體驗，勃發的想象力總是會從岩石的縫隙中生長出來，總是會在大漠的腹地匯聚成茂盛的綠洲。真正的創作者從來用不著向歷史撒嬌，非要要求一個適合文學生長的“盛世”。生活本來就是泥沙俱下的，歷史也從來就不可能幹凈。唯其如此，才滋養出了意想不到的文學。

在這翻天覆地的世界上，幾十年來除了讀書就是寫作，很單純也很單調。寫的東西也簡單，除了小說就是散文隨筆。如此這般，在單純和單調之中一晃三十載，眨眼間，曾經的熱血青年忽然白髮雜生。真快。快得來不及感嘆。所謂的反省和反抗，在落到紙面的同時，也漸漸變成一個人的獨白。到這時候才體味出什麼叫“創作是個人的事情”。那情形很像是一個人把沙子扔進黑夜，也很像那隻銜來石頭填海的笨鳥。

牢記著歷史無動於衷的基本屬性。我不想給自己的選擇塗上浪漫的色彩，更不想找一個道德的高台階站上去。義無反顧的自生自滅是用不著宣言的。

該小說集收錄了作者於20世紀80年代創作的十六篇短篇小說，講述了呂梁山地區周而復始的人事片斷和生活情狀，書寫了普通人的生存群像。《看山》講述了放了一輩子的放牛人即將離開牛群時回望自己一生的故事。《眼石》講述了一個人內心劇烈的風暴及平息。《鋤禾》書寫了炎炎烈日下庄稼人鋤禾時感到的沉悶與匱乏。《合墳》講述了老支書們以“配干喪”這種方式了卻淤積心中十四年的同情，補償內心歉疚和哀愁的故事。

《古老峪》：小李被上級派到一個叫古老峪的村子里。這個村子有六戶人家，土改后二十多年沒人去過。這次上級叫他去三天，任務是給那裡的人念念文件，找個先進人物報上去，小李完成了任務。他寫了一份“古老峪三大革命運動總結”帶回去，還讓隊長的女兒“她”當了先進。他來三天，三天過後他走了。

目錄順序為從左至右排列

1969年，李銳赴山西省呂梁山區紙家河村插隊落戶，過了整整六年的農村生活。李銳曾經多次表示，文革時期在山西呂梁山區的插隊生活對他的影響是刻骨銘心、難以磨滅的，是那一段歷史和經歷讓他學會了懷疑，學會了反思，帶給他創作思路。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革”剛剛結束，中國文學在經歷“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之後開始尋找民族文化之根，在此背景下李銳也開始傾心鄉土，並在20世紀80年代末創作了《厚土》。

徠隊長：他是這個封閉社會裡的權力化身，是實權的擁有者和執行者。他不但可以決定救濟糧的分配和工種的安排，甚至可以肆意妄為地佔有女性。在《鋤禾》中，隊長公然和那個“紅布衫”明來明去；在《假婚》 里，隊長更是名正言順地將那個討吃的外鄉女人“先過了一水”，再將她捏合給村裡的光棍漢。這個貧瘠黃土堆積的山樑下邊，擁有權力的隊長隨意地佔有女性，似乎成了天經地義。但當官大一級的公社書記公然佔有隊長的情人時，面對更大的權力，隊長也只能忍氣吞聲。

“他”：《喝水——！》中人物，普通知青。“他”不斷地回味、思索自己的愛情，並以此來排遣枯燥繁重的體力活所帶來的身心疲乏。可這種純粹個人的內心世界卻不斷遭到外界的強行干擾，不僅摧毀了他僅存於心頭的一切美的東西，而且還粉碎了他潛意識裡對美的固守與追求。

《厚土》系列小說所講述的雖然是不同的人物和故事，但其背後所指向的卻是一個共同的命題，那就是呂梁山農民在物質和精神上所遭遇的雙重困境，以及在這雙重困境的擠壓下所衍生出的無奈與抗爭，還有陷入疲憊的人們對於生的留戀和對於憑藉死亡獲取解脫、走向重生的渴望。小說並不僅僅是對於傳統的批判，更重要的是對於批判的超越，是努力地挖掘在中國的這塊厚土上沉淪已久卻從來沒有停止過抗爭的生命，表現了那種既要掙離卻又只能依賴這塊厚土的痛苦與熱望。

關注處於社會底層的人們的生存狀態，表現世世代代棲息於厚土之上的生命的困境與悲劇，是李銳的一種清醒、自覺的創作追求。在《厚土》系列小說中，隨處可見呂梁山人生活的落後與貧窮：婚姻自由與婦女解放的口號早已提出多年，而且也已經獲得了法律上的支撐，是國家所賦予人們的根本權益，但《天上有快雲》和《古老峪》中的姑娘們的婚姻卻依然遵循著父母之命媒如之言的古老模式，對於自身婚姻和愛情的不能自主，她們甚至都不知道如何反抗，如何保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在《合墳》中，村民們以配陰親的封建儀式來表達他們對於逝者的敬畏與疼惜，而配親的對象恰恰是帶著傳播文明、改造農村的神聖目標來農村插隊，後來在抗洪保田的行動中犧牲了的女知青陳玉香。種種荒唐野蠻、不合禮法的行為，無不是呂梁山人落後與貧窮的表現。而長期處於這樣極端落後與貧窮的物質困境之中，便不可避免的帶來了人的精神上的極端麻木與睏乏。

通過《厚土》系列小說，李銳向讀者展示了生活在呂梁山這片“厚土”之上，被亘古不變的貧窮和苦難牢牢攫住的一群社會底層勞動者的口常生活，他們和古老、沉默而又凝重的呂梁山一起，深陷於某種傳統力量的羈絆之中而無法自拔，在物質困境和精神困境的雙重夾擊下左衝右突卻無法自救，面對外部世界的風雲變幻，鄉土世界的內部始終保持著它自身的恆常與固執，這不僅是呂梁山人的悲劇，更是整個“鄉土中國”的悲劇。

敘事

小說集《厚土》敘事中把民俗糾葛的矛盾情感與人類生存的矛盾情感，甚至人性的複雜性相結合滲透，從而賦予小說敘事之外的意義延伸，達到形而上的生命哲學探索。《厚土》的主人公面對由民俗糾葛引起的衝突和較量時，有的人通過自我安慰的奇特補償方式達到心理平衡，有的人則在特殊生存狀態下選擇肉體解脫、放棄自我。

《鋤禾》中的“紅布衫”為了得到隊長的照顧多分一點救濟糧，甘願做他的情婦。《青石澗》的主人公因為交不起彩禮，娶來的老婆是舊的。這種貧窮和落後是呂梁山人的現實困境，同時也是他們的精神狀態的真實寫照。《看山》中放牛老漢對生命的感悟，《古老峪》中知識分子小李和農民之間的隔閡，《合墳》里的知青和村民的各自困惑和無奈，也折射出李銳對農民的精神困境的深刻體察。一些人甚至在物質困境和精神困境的雙重煎熬下，選擇了死亡。當傳統文化觀念受到時代的一次次否認之後，人們的困惑和無助達到極致，死亡便成了最後選擇。小說中不同形式大量死亡的描寫，是李銳小說創作的一個特色。死亡是人物對生存困境的無奈歸宿，是對現實苦難世界的超脫，也體現了作家對生命的真實關注。

在《厚土》中，部分景物描寫有著減緩敘事節奏，放慢敘事語速的敘事效果。《秋語》中，作者“強行插入”的許多景物描寫十分明顯。如兩個老人正順利地談著話，突然出來一段對蟈蟈的描寫。老人捉到一隻蟈蟈，把它放到煙荷包中，作者又在後面兩次詳細寫到蟈蟈在煙荷包中的行為。景物描寫減緩了敘事的節奏，與老人的閑聊達到相得益彰的效果。

其次，景物描寫也有轉移敘事焦點的作用。在《眼石》中，在拉閘人粗暴地對仇人車把式嘶喊過後，接著便以一段景物描寫來結束了這段嘶喊，這段景物描寫同時也結束了拉閘人與車把式之間的矛盾，消解了小說場景轉換的強硬。另外，在《厚土》中有多篇小說結尾處將敘事的焦點轉移到一些景物，《鋤禾》中學生娃撒尿撒在一塊乾隆時期的墓碑上面，幾百年的時間被壓縮到現在呈現出來，而又在瞬間，字跡就被太陽烤沒了。時間的永恆和一瞬在小說結尾得到呈現，並為讀者留下品味的餘地。

從小說的時空建構以及由其規定的敘事結構看，《厚土》表現的是永世為農者在經濟與文化上的不自由狀態——處於那個被決定的主體位置，因而具有強烈的悲劇意味。但這些永世為農者卻並不麻木，他們被賦予了一種特別的主體性——感受和傾訴的主體性。也就是說，雖然他們的位置是被特定時空的歷史文化規定著的，但他們卻又是這一特定時空中的經驗主體，他們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說出為農者的痛楚，那常常是悲哀之中混雜著無奈、憤怒之中交織著屈辱與惶恐的內心之痛。在《厚土》系列中，這種特別的主體性賦權是由李銳對視角的調整實現的，他摒棄了此前慣用的全知視角，而全部採用了小說人物的視角。

山西省作家協會黨組副書記、副主席楊占平：《厚土》是李銳的大型系列小說《呂梁山印象》中的一部分，小說以呂梁山為背景，以某一時代特定階段的生活為載體，揭示出了在長久歷史中形成的人類精神的沉積物，揭示出了在落後的自然經濟狀態下，人的典型生存境況，並在這生存境況的典型性中，體現出人性的特徵，由此而探求人的生存形態、意義與價值。

評論家劉再復：我真的非常喜歡李銳的小說。他的《厚土》早就讓我沉醉。呂梁山下那些貧窮的莊稼漢，那些純樸中的狡黠，善良中的愚昧，那些讓人發笑又讓人心酸的性糾葛的故事，每一篇都那麼精粹又那麼深厚地展示一個真實的中國。

李銳，男，1950年9月生於北京，祖籍四川自貢。1966年畢業於北京楊閘中學。1969年1月到冊西呂梁山區插隊落戶，先後做過六年農民，兩年半工人。1977年調入《山西文學》編輯部。先後擔任編輯部主任，副主編。曾任山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現為山西省作家協會專業作家。2004年3月獲得法國政府頒發的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自1974年發表第一篇小說，迄今已發表各類作品將近兩百萬字。系列小說《厚土》為影響較大的作品，曾獲第八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第十二屆台灣《中國時報》文學獎。出版有小說集：《丟失的長命鎖》、《紅房子》、《厚土》、《傳說之死》；長篇小說：《舊址》、《無風之樹》、《萬里無雲》、《銀城故事》；散文隨筆集：《拒絕合唱》、《不是因為自信》、《網路時代的方言》。和外國作家的作品被翻譯成中文一樣，李銳的作品也曾先後被翻譯成瑞典文、英文、法文、日文、德文、荷蘭文、越南文等多種文字在海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