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語權

主體有無話語權、話語權大小，取決於主體的智慧、學識、實力。話語權最根本的，是智慧；智慧中最根本的，是思維方式。以形式邏輯思維方式為代表的線性、非對稱、還原論的思維方式，奠定了西方話語權的基礎。以對稱邏輯思維方式為代表的對稱、非線性、系統性的思維方式，奠定了中華民族話語權的基礎。

1，你站的位置足夠顯眼，大家都能看到你。2，你的聲音足夠大，大家都能聽到你的話。

話語權是掌握在媒體控制者的手裡，掌握在擁有經濟權的人手裡。他們一般學有所成，控制著媒體和其他經濟實體，而他們想說的，一定和自己有關。

話語權是文化與傳媒研究中出現頻率甚高的一個詞。葛蘭西的“領導權”、福柯的“權力話語”、哈貝馬斯的“合法化”、羅蘭·巴特的“泛符號化”、鮑德里亞“仿像”等思想極大地豐富了話語理論，為研究媒介話語提供了理論基礎。隨著社會的發展，話語理論研究的多元化趨勢使得我們有必要從傳播的角度來思考媒介話語權對傳播信息內容的影響以及對社會行為產生的作用。

作為社會意識形態工具的話語權

話語權是指一種信息傳播主體的潛在的現實影響力，中國古代並有“一諾千金”，“一言九鼎”、“君無戲言”之類的古語。傳統中，話語研究的主要領域是修辭學和詩學，主要研究演講和文學藝術，古希臘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的典範性研究具有深遠的歷史影響。隨著印刷媒介和電子媒介的傳播方式超越人際交流，話語概念及含義有了很大變化，其表現在，一是超越了對話語的工具性認知；二是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取向。在對話語的認識上，西方馬克思主義及其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以意識形態批評為中心)，索緒爾、羅蘭·巴特的符號學(以語言、文本為中心)以及後現代各種文化理論形成匯流，使話語成為當代文化與傳媒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概念，話語理論為當代文化研究和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後現代的視角。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較早從意識形態鬥爭的角度涉及話語及話語權的問題，他認為，“社會集團的領導作用表現在兩種形式中——在統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領導’的形式中。”前一形式表現為上層建築的國家機器，后一種形式則體現為文化領導權或曰話語權。突破了基礎——上層建築二元結構的意識形態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基礎。後現代思想家福柯進一步指出，人類的一切知識都是通過“話語”而獲得的，任何脫離“話語”的事物都不存在，人與世界的關係是一種話語關係，“話語意味著一個社會團體依據某些成規將其意義傳播於社會之中，以此確立其社會地位，並為其他團體所認識的過程。”

意識形態是由一個人、一個集團或一種文化支持的一系列相互連接在一起的設想和期望——一系列關於世界是如何運轉的想法，一種價值體系。它與某種哲學思想不同，一種意識形態很自然成為一個行動的方案。就大眾傳播的意義上說，它對一種文化的灌輸十分徹底，以至於其成員根本意識不到還可以分享其它一些人的設想。一種意識形態能被想當然地認為，那就是世界運行或是世界應當如此運行的自然法則。馬克思認為意識形態是觀念的上層建築，是從系列即定的物質利益中派生出來的一系列的思想，對意識形態的批判表現為在革命實踐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批判。並且，所有的意識形態都有是對物質生產關係的反映，屬於意識範疇之內，作為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就是將統治階級內部的關於世界的看法和基本觀點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上，將其制度化，固定化。並讓被統治階級成員接受下來，作為一種基本的世界觀。而在社會生活中的信息傳播過程中，此類意識形態就會有意無意的傳播出去，意識形態的內容也會有形無形的隱含在信息內容之中，在整個傳播過程中，意識形態作為一種傳播中最基本的潛在力量無時無刻的存在著，而且在不斷的改變受眾的觀點。現代批評家伯頓（1990）認為：意識形態附加著對世界和人、集團之間權力關係的獨特看法的一系列信仰。每個人都有某類意識形態或世界觀，對他們來說，意識形態是一種關於什麼是對與錯、世界是怎樣一回事以及他如何才能被改造成更好的地方的觀念，這些世界觀受到生活中的文化因素的影響，而實際上，在社會生活中大多被認為是平常的東西，其中也蘊含了意識形態的內容。例如：在信奉基督教的國家中，人們普遍認為，自殺是一種不可饒恕的罪行，自殺者死後會進地獄。在這種普遍觀點的認識中，如果有人提出說自殺是一種善行，大多數人就會對這種觀點持以抵觸的態度，所以在基督社會中，這種觀點只能是處於弱勢地位。除非當這種觀點普遍為人們所接受的時候，才有可能成為強勢話語權。

媒介話語權與媒介價值

媒介的話語權是指媒介在對受眾人產生傳播效果的潛在的現實影響力。一般來說，在信息傳播活動中，話語權的產生一般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信息傳播主體的話語權，比如，隨著信息傳播國際化進程的加速，媒介帝國主義開始產生，媒介帝國主義指的是一個國家通過信息傳播的不平等而向另一個或幾個國家傳播本國的意識形態。媒介帝國主義的產生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到了冷戰期間，東西方之間也分別用無線電波傳播自己的思想意識，以此互相抗衡。到了20世紀80年代晚期，由於衛星技術的發展，西方的意識形態還在第三世界得到強化，導致本地文化的喪失，而發達國家的電視媒介有迎合消費主義的大都市裡的中產階級要求，媒介所倡導的品位、志趣、時尚、生活方式都有全部西方化。據統計，世界上大多數報刊發表的國際新聞，有90%來自西方“四大通訊社”：合眾國際社、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合眾國際社的新聞報道71%關於美國，9.6%關於歐洲，關於非洲的報道不到1.8%.坦尚尼亞前總統尼雷爾曾經諷刺的談到：發展中國家的居民應該被允許參加美國的總統選舉。因為他們與北美公民一樣受到同樣多的有關候選人信息的媒體轟炸；另一種是媒介之間的話語權控制，傳統四大媒體：廣播、電視、報紙、雜誌中電視曾獨佔鰲頭。1924年，英國科學家貝爾德發明了第一台電視機。不到80年的時間，從黑白電視機到彩色電視機，從有線電視到衛星傳輸，電視如今日漸成為人們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在中國，至2003年止，全國共有49套衛星電視節目（中央台13套，教育2套，省級34套）有廣播電台1272家，電視台3540家，電視的人口綜合覆蓋率93.65%，覆蓋人口10億。在傳統的四大媒體中，電視媒體從其面向社會，面向家庭，傳播速度快以及不受年齡文化限制而成為信息傳播的重要工具。隨著媒體發展的“第三次技術革命”的到來，網路傳播變得越來越具有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傳統意義上的電視媒體的影響將變得有限。

媒介價值有兩層含義：一層是指媒介傳播所引起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而另一層是指媒介傳播信息過重中隱含的一些價值觀或社會意識形態。語言學家索緒爾將符號分為“所指”與“能指”。能指（signifier）是物理形式，所指（signified）是與能指相互聯結在一起的心理上的概念。所指與能指只是由於要分析的目標才被截然分開的。而在現實生活中，它們結合得如此嚴密，以至於它們的關係顯得極其正常與自然。由於符號的所指與能指，一些媒介在傳播信息的時候並會隱含一些價值觀，儘管看起來是客觀公正的，而實際上或多或少的隱含有深層次的內容。羅蘭，巴特在他的《神話學》中描述到：“…在封面上，一個穿著法國軍服年輕黑人正在敬禮，眼睛上揚……但是我看得非常真切，我清楚地看見它對於我的意指：法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我因此面對一個更大的符號學系統：有一個能指，它自身已經憑著前一個系統（一個黑人士兵正在進么法國式的敬禮）；還有所指（在這裡是法國和軍事的一種有目的的混合）；最後，通過能指而呈現出所指——法蘭西帝國，”對於巴特而言，這張照片歪曲了法國殖民剝削的歷史事實，從而構成了一個神話“法蘭西帝國它僅僅是一個事實，看這位優秀的黑人，他正像我們的孩子一樣行禮。”不僅如此，議程設置理論認為，媒介所傳輸外界的信息是由把關人控制的。一些個人主觀傾向不可避免的滲入信息當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其報告《多種聲音，一個世界》中曾指出：“美聯社每天通過世界通訊服務從紐約向亞洲發送9萬個單詞，反過來亞洲每天只向全世界傳送1.9萬個單詞。一個對於1977年某一天委內瑞拉本土的新聞只有7條，並且這些新聞是經過美聯社或合眾國際社轉發的，而這兩者也都是美國機構。”所以媒介價值中無可辟免的隱含有一些傾向性的價值觀。而當這種傾向性的價值觀傳播給受眾時，並起到了話語權的現實作用。

媒介傳播內容中隱喻的價值觀

議程設置理論認為受眾對前重要的判斷與大眾傳媒反覆報道和強調的問題之間，存在著一種高度的對應關係。這是我們在研究電視傳播活動中運用的一個重要的理論。英國的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組對此進行研究，它們發現電視傳播內容中，信息表達的不是充分的公正，而是和一定階級相關的先驗假設和觀點，並且在對於70年代的晚期產業關係的研究中，格拉斯大學媒介研究小組挑選了三種類型的偏見。首先，媒介的偏見在對社會“現實”的誤導中顯示出來：例如過分強調罷工對於英國糟糕的經濟經狀況所承擔的責任，在這些誤導之中，汽車廠之類的產業被給予大量的新聞報道。第二，媒介是在占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的一致 中發揮著作用。第三，媒介認為工人階級的聲音應從新聞的製作中清除出去。我們由此可以看出，所謂的客觀公正背後隱藏的偏見。我們說，任何媒介所傳播的信息都是經過把關人的。

大衛·麥克奎恩的觀點

大衛·麥克奎恩在《理解電視》中曾說：“所有的再現在任何時刻都只能有一個單一的視點。”他認為，媒介所傳播的信息（1）都是有選擇性的；（2）有限制，受鏡框制約的；（3）單意性的（只有一個視點）；（4）是機械性加工潤飾的結果。展現給觀眾的信息遠非整個情景或背景，而是包含了全體中非常有限的部分。

理查·戴爾的觀點

理查·戴爾（1985）也提出了電視表現四個方面：電視表現作為世界真實的一種再表現，它首先要服從於電視的選擇和藝術的審美，電視表現的第二個方面是作為代表性的典型的現實世界，電視表現的種族矛盾、婦女兒童問題都是現實生活中有代表性問題，電視表現的第三個方面是每時被平等再現的民主概念，第四個方面並是觀眾方面，既電視表現給誰看，為誰而表現。

媒介傳播出的信息都經過把關人取捨

由此可見，媒介傳播出去的信息都是經過把關人取捨的再現的真實世界的一部分而已，這裡的“把關”就是按照一定標準對新聞信息進行取捨選擇，它體現的是媒介組織的立場和方針，個人也一般是從媒介組織的角度定位出 行使“把關”權的，因而個人因素在其中所引起的作用是相對次要的。總的來說，對“把關”影響最大的主要有三個定位角度，即社會角色定位、專業角色定位和傳播對象定位。社會角色定位關注的是媒介的社會責任和政治責任，從把關的角度而言主要體現在對信息的傾向性及其傳播效果的質量上：專業角色定位關注的是業務水準，真實性、準確性、明晰性、時效性、組合性是其決定取捨的主要標準，傳播對象的定位角度：關注的卻是信息的服務，它是從滿足目標群體需求和興趣的角度出發對信息進行取捨。三個定位角度決定把關人如何對信息進行把關取捨。

這主要從電視媒體來說，許多攝像鏡頭中，由女權主義者、民運分子、恐怖主義等等組成的持不同政見者的形象通常都是消極的、頹廢的、兇狠的或是可鄙的形象，攝像機通常會挑出最簡單的和最易於辨識的形象：晃動標語牌的女權運用者、目光兇狠的恐怖主義分子、頹廢的民權運用者等等，而且這些形象大量出現在自持公正報道的新聞節目之中，這種被嫁接過的真實的再現，讓受眾感受到了這些人群的危險性，由於讓受眾對抗其影響。而這種節目傳播方式的另一種結果就是遠離這些運用的大眾更加的抵制類運動。在當今的失衡的信息傳播過程中，發達國家有關發展中國家的新聞報道的信息量，只有很少量的部分。而即使便是這些少量的部分，還大多是有關暴力，毒品，販賣人口，衝突的報道。可以相信，發達國家民眾對於發展中國家的了解是何等的片面性。

粵語已經成為中國極流行的地方方言，在電視劇或電影的表現中，一旦節目匯中的某個角色發音中帶有粵語語音，大多的電視劇或電影都把他（她）放在一個富有的商人位置。事實上，更由於粵語地區經濟的發展推動了粵語的流行，而媒介的這種表現，更加推進了粵語的流行，從而極易給受眾造成一種印象：能說粵語是一種象徵。在好萊塢電影中，偏有東方口音的亞裔表現的都是一些反面角色：犯罪、妓女、下層員工，而相反，能說一口純正美語的人必定是一個上流紳士。這種語音表現極容易給受眾造成一種刻板印象。

按照對文體的重視程度，報紙編排次序不盡相同。在伊拉克戰爭爆發的同時，世界上還發生了許許多多的事情，但由於伊拉克戰爭的爆發，人們只將注意力集中在這次戰爭中，其他的國際事件大多被忽略了。在文字編排上的自我審查制度也有助於在不同媒介，同類媒介不同載體中實現‘異口同聲’，對於同一事件的不同報道可以讓觀眾產生不同的心理反響。

對這些基本程式的書寫造成了意識形態的巨大飛躍。道格拉斯媒介研究小組曾指出，在關於工人罷工的報道中，動詞“拒絕”“要求”在涉及工會和工人的報道中常被使用。而“提議”或“許諾”等更為肯定積極的詞語則出現在僱主身上。研究小組把這種偏見出現的原因歸因於無意識的職業習慣和媒介從業人員的階級背景，他們得出的結論是：電視中表現的偏見相當嚴重，已經違背了它理應均衡報道的職責。通過研究我們發現了電視機構的過度等級化，發現了在他們與“官方的”和“可接受的”信息來源之間存在的緊密的聯繫，而這導致了新聞總是傾向於給予某些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優先權。

話語權是一種潛在的現實權力

話語權作為一種潛在的現實權力，更多程度上體現的是一種社會關係。對於權力的理解，以科爾曼為代表的“信任——權威”模式認為，權力只能存在於群體中，權力是個人基於利益的權衡由信任（儘管在具體個體上並不總表現如此）而出讓對自身一定行動的控制所形成的外部管理約束機制，也就是說個體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出讓自身的一部分利益由他人掌控的一種社會行為。

媒介價值和社會輿論影響社會行為

媒體的話語權就是受眾出於對個體自己或整個社會發展的形勢考慮，將自身的一部分利益由媒體來間接控制（儘管有時候是非自願的），而這種控制是潛在的，它通過社會的職能部門來完成最終的行為，因為人們並沒有給予媒體直接的權力，他只是通過媒介價值和形成的社會輿論影響了社會行為。

公司高管代表公司決策層的一些言論

補充一點，還有公司高管代表公司決策層的一些言論和代表決策層利益的言論。

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部署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時，一再強調要掌握話語權。那麼，究竟什麼是話語權？我們黨為什麼強調要掌握話語權？怎樣才能擁有話語權？如何做大做強話語權？這是我們必須認真思考和回答的幾個問題。

僅從字面上理解，話語權就是說話權、發言權，亦即說話和發言的資格和權力。這樣的話語權往往同人們爭取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地位和權益的話語表達密切相關。例如，對已有事態的解釋權、對自我利益要求的申訴權、對違法違規的舉報權、對欺騙壓迫的抗議權、對政治主張的闡發權、對虛假事件的揭露權、對罪惡事實的控訴權、對錯誤觀點的批判權等等，都屬於話語權。

隨著人們對話語功能和本質的認識越來越深化，對話語權作用的認識也越來越深化。義大利共產黨早期領導人葛蘭西曾因領導工人革命鬥爭而被捕，從1926年開始，被長期關押。在監獄中，他對爭取“文化領導權”即話語權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他認為工人階級可以通過奪取資產階級的文化領導權，來瓦解資產階級的集體意志，從而為最終奪取資產階級政治權力創造歷史條件。

法國哲學家福柯上世紀70年代曾發表過一篇文章《話語的秩序》，他寫道：話語就是人們鬥爭的手段和目的。話語是權力，人通過話語賦予自己以權力。應當說，福柯對話語功能和本質的認識又前進了一步，他認為話語不僅僅是思維符號，是交際工具，而且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並能直接體現為“權力”。顯然，福柯的觀點比較接近今天我們對“話語權”功能和本質的認識。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東西方爭奪話語權的鬥爭，集中表現為爭奪意識形態主導權的鬥爭。對此，西方政要歷來重視有加，並憑著強勢地位的話語權，打壓或顛覆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政權。西方“和平演變”戰略的策劃者們就深諳此道，他們為了顛覆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了許多超大功率的發射台，利用多種語言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不間斷的廣播，宣傳西方的價值觀念、政治主張、生活方式，形成了強大的話語攻勢。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原因很複雜，但其中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原因就是蘇共放棄了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而那些得到西方資助的媒體完全跟著西方的輿論和理論導向走，使本來就強大的西方話語權變得更強大。於是蘇聯迅速失去了自己的話語權，失去了輿論和理論的自衛能力。一個政權在失去話語權以後，便沒有人替它說話，沒有人為它辯護，必然失去輿論支持、失去民心，其解體便成了不可逆轉的趨勢。上述事實告訴我們，現代意義的“話語權”所強調的不僅僅是說話和發言的資格，而主要是指關係國家生死存亡的意識形態主導權。

我們黨歷來重視話語權的作用。毛澤東同志說：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鄧小平同志強調：必須大力加強黨對思想戰線的領導。江澤民同志說：輿論導向正確，是黨和人民之福；輿論導向錯誤，是黨和人民之禍。胡錦濤同志進一步指出：輿論引導正確，利黨利國利民；輿論引導錯誤，誤黨誤國誤民。這裡所說的輿論導向，正是話語權中最能改變人心向背、力量對比的關鍵因素。在很多情況下，事實的優勢如果不能轉化成輿論優勢，仍然不能贏得人心。我們黨所以高度重視話語權，正是因為誰真正掌握了話語權，誰就能引導輿論，引導社會心理，引導思想理論潮流。比如，本來我們黨和政府和平解放西藏以後，使百萬農奴翻身解放，破天荒地獲得了自由、民主、人權，使西藏經濟社會發展突飛猛進，使西藏人民的生活得到普遍明顯提高，使西藏的宗教和文化受到越來越妥善的保護。但是，不僅國際反華勢力在所謂“西藏問題”上經常向我們發難，而且一些西方民眾也對中國黨和政府在西藏所實行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有很多誤解。所以出現這種局面，就是因為“西強我弱”的國際輿論格局還沒有根本改變，在國際敵對勢力的庇護和支持下，達賴關於西藏問題的話語權仍然很大。乃至拉薩“3·14”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發生后，明明是一些“藏獨”分子挑起事端，組織和煽動一些僧侶違法犯罪，進行打、砸、搶、燒，但西方媒體卻跟著達賴的調子說是“中國軍隊鎮壓和平請願的藏人”。明明達賴是拉薩“3·14”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的幕後策劃者，西方還要為達賴搭建各種講台，讓他擁有關於西藏問題的話語權，並宣揚他是“為世界和平做出了非暴力政治抗爭的典範”。在這樣巨大的輿論攻勢下，西方一些民眾基本上得不到真實信息，了解不到事實真相，聽信謊言也就不足為奇了。這說明什麼？說明話語權的作用是不能小看的。而在之後的奧運聖火境外傳遞特別是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奧運會的宣傳報道中，我們黨總結經驗教訓，改進宣傳報道工作，把握導向，公開透明，有序開放，有效管理，先聲奪人，首先做大中國的話語權，引導了這些議題的國際輿論，使汶川大地震災情得到國際輿論的普遍同情，使我們黨執政為民的形象和我國政府應對重大突發事件的能力得到國際輿論的普遍欽佩和讚譽，使抵制北京奧運的各種醜惡表演，不得不偃旗息鼓。在這樣的態勢下，無論國際敵對勢力怎麼興風作浪，也無法改變國際輿論的總體格局。正反兩面的事例告訴我們，為了贏得國際輿論的主導權，樹立中國良好的國際形象，我們必須進一步努力掌握話語權。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當今世界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各種政治利益、經濟利益、文化利益相互矛盾、相互交織、錯綜複雜，因而導致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更趨激烈，掌握話語權的任務更艱巨，責任更重大。儘管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對我國的發展模式、發展道路、發展成就越來越認同，與我國合作的願望越來越強烈，但是國際敵對勢力總是把我國的成功發展說成是“威脅”。事實上，國際敵對勢力西化、分化中國的圖謀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其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利用其強勢的話語權進行意識形態滲透。這種滲透同國內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否定改革開放、否定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的噪音、雜音相呼應。為了有效抵禦國際敵對勢力的政治圖謀，為了更好地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多樣化的社會思潮，為了鞏固全國人民團結奮鬥的思想基礎，我們同樣必須進一步努力掌握話語權。

話語權不是天賦的，不是自封的，也不是靠別人恩賜的，而是要靠自己爭取才能得來的。思想是話語的創新者，為了擁有話語權，必須具備三個條件。

19世紀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飽受西方列強侵略壓迫，被瓜分得四分五裂，被戲稱為“東亞病夫”、“一盤散沙”。這樣的國家不可能有尊嚴，當然也不會有話語權。再看今日的中國，實力不斷增強，國際影響力越來越大。特別是這次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中國雖然也受到了衝擊，但經濟基本面沒有改變，經濟仍然保持平穩較快的發展速度。一些國家在達沃斯論壇等國際場合無不希望聽到中國的聲音。中國在國際經濟金融領域的話語權空前地增強了。可見，國家話語權與國家的實力消長密切相關。國家實力越強，越容易擁有話語權。霸權主義所以能長期在全世界擁有話語霸權，正是因為它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軍事實力在二戰後特別是冷戰結束后取得無可比肩的地位。因此，我國在制定鞏固和增強我國的話語權的戰略時，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緊緊圍繞國家的發展大局，服務國家的發展大局，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動，在大局下發言，使我國話語權的增強與國家實力的可持續發展相得益彰。

任何國家要想增強自己的軟實力，增強話語權，必須加強話語隊伍即意識形態工作隊伍的建設。要有一支反應快、能戰鬥、有深度、有遠見、懂政策的高素質的理論和新聞隊伍。在信息開放的現代社會，這支隊伍既要有政府的，又要有民間的；既要有本土的，又要有海外的；既要有專業的，也要有業餘的。各個國家的話語權隊伍可能名稱不同、運作方式不同，但毫無例外，都必須有，否則其政權就不能鞏固。

在信息傳媒越來越發達的時代，話語權早已不是僅僅藉助口舌和筆墨發揮作用了，其平台很多，除報紙、雜誌、圖書、學校講台、研討會、論壇、電台、電視台等傳統媒體外，網際網路和手機簡訊等新興媒體已經成為非常重要的話語平台。網際網路和手機簡訊具有分散、多點、互動、海量、無界等特點，為話語權的輻射提供了十分巨大的空間。由於網際網路和手機網路科技含量高，又能為擴大話語權提供快捷的平台，許多發達國家都制定了網際網路和手機網路發展戰略。我們在加強話語權平台建設時，一定要在用好傳統媒體的同時，始終瞄準新興媒體業態的發展前沿，以確保我國的話語權平台能不斷佔領技術制高點。我國網際網路和手機網路發展都比較快，如何整合政府部門網站、商業網站和民間網站，打造強勢網路話語平台，也是必須解決的一個重大課題。

概述

國家實力、話語隊伍、話語平台是掌握話語權的前提，但是僅僅具備這些前提，並不等於就能用好話語權，因為話語權的大小強弱主要取決於話語影響力的大小、引導力的強弱。話語影響力越大、引導力越強，就越能主導談什麼話題，怎麼談這個話題，如何界定所談話題的是非、真假、善惡、美醜標準，就越能掌握意識形態的主動權和主導權。為了做大做強話語權，主要應在以下幾個方面下功夫。

一要設計好話語議題。

所謂好的議題，一定是內容重要、別人關切又對我有利的議題。凡是對我國重要的有利的議題，我們都要積極開啟這個話語議題，並不斷向廣度和深度推進。例如，關於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問題，關於推動構建和諧世界問題，關於中國改革開放成就問題，關於“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問題，關於我們黨的西藏政策以及西藏和平解放以來的繁榮發展問題，關於中國人權建設取得巨大進展問題，關於中國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改善生態環境和投資環境問題，關於中國堅持獨立自主、和平、合作、和諧外交政策的問題……所有這些議題對我國都是重要的、也是國際上普遍關心的，一旦講清楚，就有利於增進國際社會對我國的了解，有利於樹立中國良好的國際形象。

二要把握好話語導向。

所謂好的導向，就是要引導輿論朝著符合客觀事實，符合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政策，符合我們國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方向發展。如果導向偏了甚至反了，那麼話語權的影響力、引導力、控制力越強，後果就越嚴重、危害就越巨大。為了把握好導向，必須旗幟鮮明地增強話語的針對性。例如，針對有人主張中國應該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一定要鮮明地強調：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針對有人主張中國應該搞民主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一定要鮮明地強調：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針對有人主張中國應該搞“三權分立”，一定要鮮明地強調：必須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針對有人主張中國應該效法西方的多黨制，一定要鮮明地強調：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針對有人主張中國要搞私有化或“純而又純”的公有制，一定要鮮明地強調：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必須堅持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針對個別人誇大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問題而要走回頭路的主張，一定要鮮明地強調：改革開放是中國的強國之路，必須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只有旗幟鮮明而正確，話語權的導向才能發揮我們所期待的影響力。

三要善於貼近話語對象。

談話、發言和交流必須看對象，否則就會犯“對牛彈琴”的錯誤。毛澤東同志在《反對黨八股》中寫道：“‘對牛彈琴’這句話，含有譏笑對象的意思。如果我們除去這個意思，放進尊重對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譏笑彈琴者這個意思了。”假如我們行使話語權時不看對象，不了解對象的國別、環境、身份、職業、知識結構、政治閱歷等特點，而完全按照自己固有的思維模式和表達方式，甚至把在國內都不受歡迎的大話、套話、空話搬到國際上去，那樣的宣傳就會變成自說自話、自言自語，不僅不會說服別人，反而還會損害中國的形象。只有貼近國情、民情，貼近對象的社會背景，只有針對對象的心理狀況、疑惑所在、情感所需、利益所求和關注的興奮點，話語權的行使才能深入人心、獲得認同、形成共鳴，收到最佳效果。此外，為了做大做強話語權，還要善於講清話語的事實依據、法理依據、情感依據，以增強話語的說服力；善於改進話語的技巧，倡導生動活潑而又樸實親切、旁徵博引而又通俗易懂、情理交融而又深入淺出的文風，以增強話語的感染力；善於搶佔話語先機，早謀划、早預斷、早發聲、早造勢，先聲奪人、先入為主，以增強話語的主動權。

附註

2009年05月05日 08:43:00 來源：求是

（張國祚/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