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韜

清道光八年十月四日（1828年11月10日），生於蘇州府長洲縣甫里村（今江蘇省蘇州市吳中區甪直鎮）。1845年考取秀才。1849年應英國傳教士麥都士之邀，到上海墨海書館工作。1862年因化名黃畹上書太平天國被發現，清廷下令逮捕，在英國駐滬領事幫助下逃亡香港。應邀協助英華書院院長理雅各將十三經譯為英文。1867冬－1868春年漫遊法英等國，加深了對西方現代文明的了解。1868-1870年旅居蘇格蘭克拉克曼南郡的杜拉村，協助理雅各。1870年後在香港集資創辦《循環日報》，評論時政，提倡維新變法，影響很大。1879年，王韜應日本文人邀請，前往日本進行為期四個月的考察。王韜考察了東京、大阪、神戶、橫濱等城市，寫成《扶桑遊記》。王韜在1884年回到闊別二十多年的上海。次年任上海格致書院院長，直至去世。

王韜的少年在甫里渡過，“余少居甫里，莫有知余者”。王韜五歲，由母親教識字。父親是鄉村私塾先生，王韜隨父親熟讀四書五經，打下紮實的經學基礎。少年王韜在空閑時候，常到甫里鎮上唐代詩人陸龜蒙留下的鬥鴨池觀賞荷花，或到明代梅花別墅探梅。最愛在夕陽將落時分，到保聖禪院聽松，“有如千軍萬馬聲，又如千山落葉，萬豁泉流”，畢生難忘。四十多年之後，王韜在1882年，1885年，1887年三年中三返家鄉，必重遊保聖禪院，並對隨行的朋友們講述少年時保聖禪院聽松的故事。道光二十四年（1843年），王韜到崑山應縣考，中秀才。道光二十七（1846年）年到金陵應考，不第。

道光二十八年（1847年）王韜到上海探望父親，順便參觀倫敦會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主持的墨海書館，受到麥都思和長女瑪麗、二女婭蘭的接待，款以葡萄酒和音樂，並帶領參觀“光明無纖翳，洵屬琉璃世界”的印刷廠房。王韜對按字母次序排列整齊的活字架，一天能印幾千本書的活字版印刷機很感興趣，種下日後自己辦書館的種子。王韜在墨海書館結識了美魏茶、慕維廉、艾約瑟等傳教士。

1848年，王韜父親病故，王韜此時家有嬌妻幼女，必須尋找工作，維持生計，幸得傳教士麥都思的聘請，到上海墨海書館工作，墨海書館的工資固定，比他在家鄉教書所得高的多。王韜和家眷就住在墨海書館宿舍，室內掛一幅對聯：“短衣匹馬隨李廣，紙閣蘆窗對孟光”。

王韜在書館給麥都思擔任助手，工作踏實，並且重新翻譯《聖經》。這段經歷，為日後王韜的出逃埋下了伏筆。

英國倫敦會在1843年香港舉辦的代表大會上，多數代表認為早先馬禮遜翻譯的聖經，包含太多俚語，決定由倫敦傳道會上海分會麥都思、米憐在上海重新組織翻譯《聖經》。初步翻譯工作，由倫敦會教友完成，1847年6月開始，以麥都思、米憐為首的五人代表小組，周一至周五，每天開會研討四小時，每名代表各有自己的翻譯員（王韜是麥都思的翻譯），逐字逐句對照原文，進行討論，提出修改意見。1850年新約翻譯完畢，1853年舊約翻譯完畢。這部《新約》被稱為“代表譯本”《聖經》。代表譯本由於中文通順，被英國聖經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採納為海外標準本，短短六年間已經印行十一版，成為在中國最廣為流行的聖經譯本。王韜功不可沒。

王韜在墨海書館工作十三年，還先後和偉烈亞力、艾約瑟等傳教士，翻譯出版《華英通商事略》、《重學淺說》、《光學圖說》、《西國天學源流》等書，為西學東漸作出了貢獻。

1850年10月，王韜的年輕的妻子，不幸病故。

根據倫敦會1855年61屆大會報告，王蘭卿在1854年8月26日，接受洗禮，正式成為基督教徒。

王韜（自評）：老民於詩文無所師承，喜即為之下筆，輒不能自休，生平未嘗屬稿，恆揮毫對客，忌者或訾其出之太易。至於身遭讒謗，目擊亂離，懷古傷今，憂離吊逝，往往歌哭無端，悲愉易狀，天下傷心人別有懷抱也。（《弢園老民自傳》）

理雅各：①譯者亦不能不感激而承認蘇川學者王韜之貢獻。余所遇之中國學者，殆以彼為最博通中國典籍矣。彼以滿懷熱忱，進行工作，隨處為余解釋或論辯。彼不特助余工作，且於工作辛勞之際，並為余帶來樂趣也。②我的中國助手王博士（王韜）對我是那樣的重要而不可或缺。現正在譯述詩序，他的作用尤其重要。對我來說，只有第一流的中國學者才有價值。我還沒有遇到過一個能夠與他匹敵的本地學者。

梁啟超：王紫詮之翻譯事業，無精神，無條理，毫無足稱道者；我國學界中，亦久忘其人矣。雖然，其所譯《普法戰紀》中，有德國、法國國歌各一篇，皆彼中名家之作，於兩國立國精神大有關係者，王氏譯筆亦尚能傳其神韻，是不可以人廢也。（《飲冰室詩話》）

孫瑞：紫詮太守別號天南遁叟，生平足跡曾繞地球一周，著述不下百餘種，名重中西。久為格致書院山長，培植人材，卓有成就。公長訣矣，南極星沈，東山木姜，千百卷六藝群言，名山著述，直剩鄴侯架滿，陸氏廚盈，家學守遺經，硯捧范喬，他日括杯卷繩祖德。

蔡爾康：吳郡王紫詮先生，博極群書。凡鐵甲船、火輪船、火輪車、槍炮、飛天球之制，以及算學、化學、重學，無不融會於心。

唐才常：諸人議論，靡不詳貫周曉。可見海外博通中西之士甚多，而中國如魏源、何秋濤、李鳳苞、王韜、黃遵憲，寥寥可數，而識史家公理者，尤其人以言措用顛乎躓矣。（《論各國變通政教之有無公理》）

魯迅：迨長洲王韜作《遁窟讕言》《淞隱漫錄》《淞濱瑣話》各十二卷，其筆致又純為《聊齋》者流，一時傳布頗廣遠，然所記載，則已狐鬼漸稀，而煙花粉黛之事盛矣。（《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二篇清之擬晉唐小說及其支流 ） 

張舜徽：清季士夫喜言洋務而又洞究於海外諸邦政藝者，蓋以韜為一時之選。是集（《弢園文錄外編》）文字，則其鼓吹變法自強之總集也。韜文筆犀利，而氣又足以振之，自足以激起一世之人。若是集所論變法、重民、除弊、興利、禁遊民、練水師、設電線、制戰艦、建鐵路、禁鴉片諸篇，盱衡中外，斟酌古今，語重心長。其於清末政教之革新，關係實巨。抑亦考論近代史實者之重要資糧也。……韜自序謂文章所貴，在乎紀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懷之所欲吐，斯即佳文；至於古文辭之門徑，則茫然未有所知云云。今觀韜之為文，亦實在能暢所欲言，而無不達之情，非規規於古文義法者所能及也。（《清人文集別錄》卷二十）

費正清：①另一些基督教改革派，如王韜（1828—1897年）和馬良之弟馬建忠（1844—1900年），人們給予他們應得的評價是改革者，而不是基督徒。王韜著的書和他每天寫的關於時事和改革的政論文章，使他享有西方問題專家的聲譽。②一個西化的知識界正在產生。它麇集在幾個通商口岸，比起舊式文人來他們與農民的接觸更少。最初的代表人物之一王韜，他的個人命運深受國家動蕩、文人日益貧困、太平軍失敗、洋人和傳教士廣泛地出入於中國的影響，也同樣深受他自己的學術經歷的影響，他因而成了一個完全以寫作為生的報人。另外一些人名氣雖然不如他，但都在亦步亦趨地效法他。（《劍橋中國晚清史》）

柯文：從19世紀70年代初起，王韜有關“洋務”的社論和著述得到同代人的愈來愈多地承認。由於一些官吏開始徵詢他的建議，而中國年輕的改革者也將自己的作品送給他指正，他的社會價值感自然增加了。王韜作為記者和政論家而“達”了，這樣，他就從總體上對中國知識分子新的事業模式的形成，起到了推動作用。（《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

游國恩：馮桂芬、王韜接受西方資產階段思想影響較多，改革內政的願望和主張也愈來愈明確、具體，因而成為近代早期的改良主義者。王韜是中國早期的新聞工作者，他的散文衝擊了古文辭的門徑，平易暢達，切實有用，開始成為群眾的讀物，走上社會文化的道路。（《中國文學史》第九編近代文學──晚清至"五四"的文學（公元1840～1918））

張海林：中國知識分子是時代浪峰上的弄潮兒，他們以輝煌的思想在中國近代歷史舞台上構築了一座座豐碑。在這片碑林之中，有一座不是最高最大但卻處在前排顯眼位置的碑碣，上面鏤刻著：王韜，中國近代資產階級第一代思想家、政論家、教育家、新聞工作者，曾在風雨如晦的時代里批判現實，提倡西學，倡導改革，為中國現代化貢獻了畢生的精力。（《王韜評傳》）

王人博：洋務運動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造就了像王韜、鄭觀應等這樣一代更開明的知識群體。他們中的許多人曾是洋務運動的支持者或直接參加者……由於他們個人的坎坷經歷以及他們活動的範圍大都處在中西文化交融的前沿——沿海，有的曾遊歷西方諸國，比如王韜，這就使其對西學的觀察、體認比他的前者多了一份全面和深刻，能夠超越“洋務”，提出更新的“借法自強”方案。當脫胎於“洋務”陣營的王韜、薛福成、鄭觀應高舉著“君民共主”的政治大旗繼續向西學邁進的時候，洋務派人士的主張和措舉已經被拋在了歷史的腦後。（《中國近代憲政思潮研究》）

阮青：早期改革派自強思潮的代表者是馮桂芬、王韜等人。他們繼承龔自珍的“自我”意識和社會批判思想，沿著魏源“師夷長技”的思路，進一步探索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之間的根本差異及產生差異的根源……王韜用“智”去取代“仁”，決不是一種簡單的詞語轉換，而是要求用理性的“智”去取代作為封建主義禮教基礎的愚昧和迷信，用理性去重新審視一切倫理道德和人們的相互關係，這可以說是從根本上動搖封建主義意識形態基礎的開始，開啟了中國人要求擺脫封建思想束縛的歷史進程。（《中國個性解放之路》）

西遊趣聞

在王韜旅行歐洲的年代，許多西方人從沒見過中國人是什麼模樣。王韜在英國鄉間行走時，出現聚觀者阻塞道理，嘖嘖嘆異的情形。甚至有一次在阿貝丁，王韜被人誤認為是"ChineseLady"，是華僑商人詹五的"Wife"。因此王韜的長期居住為歐洲民間了解中國提供了一個樣本。比如，他在馬賽時，到酒館喝酒，館內女侍獲知他們是從中國來的文人時，極感興奮，稱讚王韜衣物華麗。在倫敦，有照相師第一次見到中國人，堅邀王韜攝影留念，王韜慨然允諾，"既成，懸之閣中"。倫敦牧師華祿欲詢中國近事，王韜便"往宴其家"，為他全面介紹中國文化和民情風俗。王韜曾與世博會沿途某小站上的賣酒女郎相熟悉，該女郎每逢王韜到來，"必問華事"，王韜總是為之解答，並從其父那裡了解到火車發展的歷史。在旅英的後半段時間裡，王韜在英國已經是小有知名度的人物。

藏書豐富

王韜私人藏書豐富，擬建“香海藏書樓”，有“弢園”、“淞隱廬”，並有《弢園藏書目》附《續目》，著錄圖書近千種。又寫有《弢園藏書志》2冊，僅集部別集類就有700餘種。藏書印有“弢園王氏真賞”、“墨藻”、“南山歸敝廬”、“淞北鯫生”、“遁叟藏書”、“王韜秘籍”、“天壤第二王郎”、“淞北倦民韜園王氏真賞”等多枚。

● 家族

王韜著作中已刻書目有《普法戰紀》二十卷、《弢園尺牘》十二卷、《瀛儒雜誌》六卷、《弢園文錄外編》十二卷、《蘅華館詩錄》五卷、《甕牖余談》八卷、《遁窟讕言》十二卷、《淞隱漫錄》十二卷、《火器略說》二卷、《扶桑遊記》三卷、《海陬冶遊錄》七卷、《花國劇談》二卷等12種，此外，未刻書目有《光學圖說》、《春秋正文朔閏日至考》、《泰西著述考》、《重學淺說》等24種。

紀念館

王韜紀念館位於甪直中市下塘街6號，建於清道光年間，原系金融界人士沈再先老宅，1998年在其基礎上成立紀念館，當代書畫藝術家錢君陶題寫館名。建築佔地約1000平方米。坐東朝西，一路三進，主體建築有門樓、前廳（王韜生平事迹陳列館）、鴛鴦廳（王韜故居）和弢園等。

1860年，李秀成率領的一支太平軍陷蘇州、常州、進迫上海。

1862年2月4日，王韜化名黃畹上書太平軍，從戰略上為太平軍獻策，後來東窗事發，他的陳條落入清軍手中。王韜不得已而出逃，離開他熟悉的家人、朋友，和他整日流連的十里洋場，踏上了背井離鄉的道路。而這時，幫助他出逃的正是麥都思的兒子、時任英國駐上海領事的麥華陀爵士。

在這期間王韜曾化名黃畹上書太平軍長官劉紹慶出謀劃策（“長毛狀元”外號由此而來）。後來李鴻章率領的清軍占上海，黃畹的書信落入清軍手中。李鴻章知道黃畹就是王韜，以“通賊”罪下令通緝。當時墨海書館館長麥都思的兒子麥華陀爵士(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正是英國駐上海領事。王韜在上海英國領事館避難四個多月。

同治元年閏八月十一日，也就是1862年10月4日，王韜搭乘一艘英國郵輪“魯納”號秘密離開上海前往香港，在甲板上，他以傷感的筆觸寫下了這樣的詩句：“東去魯連成蹈海，北來庾信已無家。從今便作天南叟，忍住饑寒閱歲華。”

香港英華書院院長——漢學家理雅各是上海墨海書館館長麥都思的老友，便安排王韜住在香港倫敦教會的宿舍，並聘請王韜協助翻譯《十三經》。理雅各在王韜協助下翻譯出《尚書》和《竹書紀年》。理雅各在空暇時常邀請王韜到薄扶林寓所小住。王韜初到香港，無親無故，多仗理雅各資助才能渡過難關。

在此期間，王韜還兼任香港《華字日報》主筆，這是他從事華文新聞事業的開端。王韜旅居香港，工余之暇，勤涉書史。當時罕有關於香港的史料，王韜尋訪故老，收集關於香港的資料，著《香港略論》、《香海羈蹤》、《物外清游》等三篇文章，記述香港的地理環境，英人未來前的狀況，英人割據香港後設立的官府、制度和兵防，以及十九世紀中葉香港的學校、教會、民俗等歷史資料。王韜有關香港的文章，是有關香港早期歷史的重要文獻。

1867年11月20日，受到朋友的邀請和資助，王韜開始了他在歐洲的遊歷。他取道新加坡、檳榔嶼、錫蘭、亞丁、開羅，出地中海，經義大利墨西拿抵達法國馬賽，又從馬賽轉搭火車經里昂到達巴黎，在巴黎遊覽羅浮宮等名勝，並拜訪索邦大學漢學家儒蓮，隨後繼續搭火車到加來港口，轉搭渡輪過英吉利海峽到英國多佛爾港，最後又到了倫敦。

每到一處，他必定遊覽一番，並以浪漫的辭藻留下豐富的遊覽筆記。這成為今天我們窺見19世紀末歐洲盛景，以及這位著名的清末改良派思想家複雜內心世界的重要資料。

在倫敦，王韜看到的水晶宮令他目眩神迷，他描寫道：“……地勢高峻，望之巍然若岡阜。廣廈崇旃，建於其上，逶迤聯翩，霧閣雲窗，縹緲天外。南北各峙一塔，高矗霄漢。北塔凡十四級，高四十丈。磚瓦榱桷，窗牖欄檻，悉玻璃也；目光注射，一片精晶瑩其中台觀亭榭，園囿池沼，花卉草木，鳥獸禽蟲，無不畢備……”

王韜在英國待了兩年，和他的朋友理雅各一起住在蘇格蘭中部，除了不時地地長短短的旅行，兩人還合作完成了《詩經》、《易經》、《禮記》等中國經典的翻譯。王韜旅居蘇格蘭期間，應用西方天文學方法研究中國古代日食記錄，寫出了《春秋日食辨正》、《春秋朔閏至日考》等天文學著作。

其間，他還應邀前往牛津大學、愛丁堡大學作學術演講，介紹孔子的仁愛之道。根據現有的記載，這是有史以來第一位中國文人在牛津大學演講的記錄。

這位有著日記癖的中國學者對這次演講記載道：

英之北土曰哈斯佛，有一大書院，素著名望……監院者特邀余往，以華言講學。余備論中外相通之始，言：……三百年前，英人無至中國者；三十年前，中國人無至英土者。今者，越重瀛若江河，視中原如堂奧，無他，以兩國相和，故得至此……是時，一堂聽者，無不鼓掌蹈足，同聲稱讚，牆壁為震。其中肄業生之年長者……特來問余中國孔子之道與泰西（編者註：泛指西方國家）所傳天道若何？余應之曰：孔子之道，人道也；有人此有道，人類一日不滅，則其道一日不變。泰西人士論道必溯原於天，然傳之者，必歸本於人；非先盡乎人事，亦不能求天降福，是則仍系乎人而已。

講到快意處，王韜還高聲吟誦白居易《琵琶行》和李華《弔古戰場文》。

王韜西行的收穫之一，是給他的小說和遊記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素材。除此之外，中西文化的巨大差距，不可能不給這位傳統文人帶來巨大的衝擊。浙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段懷清《蒼茫誰盡東西界》中說道：“而當泰西文明不僅只是所謂的奇巧淫技、不僅以口岸文明的方式呈現在他的面前的時候，作為晚清中國第一代口岸知識分子之一，王韜發矇以來所逐漸經營出來的傳統文人的精神審美世界也不能不隨之發生動搖，不過這一精神思想的變遷過程遠非想象那麼輕而易舉。”

1857年參加《六合叢談》的編輯工作，是他報刊活動的開始。1864年兼任《近事編錄》的編輯工作。1874年創辦《循環日報》。是近代報刊思想的奠基人，是我國新聞史上第一位報刊政論家，后發展於梁啟超，對當時的文壇和以後的維新派領導人影響較大。他的部分政論文章后收編為《弢園文錄外編》，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報刊政論文集。他關於辦報的言論代表了維新變法前報刊理論的最高成就，奠定了近代報刊理論的基石。《弢園文錄外編》：是我最早的一部報刊政論文集，作者王韜。他是我國新聞史上第一位報刊政論家，他的部分政論文章被收編為《弢園文錄外編》。

1870年冬理雅各返回香港，重新主持英華書院，王韜隨同返香港，在鴨巴甸（今香港仔）租了一間背靠山麓的小屋，名之為“天南遁窟”，自號“天南遁叟”，從事著述之餘，仍舊出任《華字日報》主筆。在此期間，王韜編譯了《法國志略》、《普法戰紀》，先後在《華字日報》連載，上海《申報》轉載。後來王韜《普法戰紀》編輯成21萬字的單行本。《普法戰紀》很受李鴻章重視。《普法戰紀》傳入日本，也引起很大的反響。1872年東華醫院在香港創立，王韜被選入東華醫院第一屆董事會。

1873年理雅各返回蘇格蘭，王韜買下英華書院的印刷設備，在1874年創辦世界上第一家成功的華資中文日報——《循環日報》，因此王韜被尊為中國第一報人。王韜自任主筆十年之久，在《循環日報》上發表八百餘篇政論，鼓吹中國必須變法，興辦鐵路、造船、紡織等工業以自強。王韜發表在《循環日報》的政論，短小精悍，每篇千字左右，切中時弊，被認為是中國新聞界政論體的創造人。1875年王韜發表了著名的《變法自強上》、《變法自強中》、《變法自強下》三篇政論，在中國歷史上首次提出“變法”的口號，比鄭觀應《盛世危言》早18年，比康有為、梁啟超變法維新早23年。據學者羅香林考證，康有為在1879年曾遊歷香港，正值王韜擔任《循環日報》主筆，發表大量變法政論之時，因此，康有為的變法思想，受王韜影響是極可能的事。王韜無疑是是中國變法維新運動的先行者。

王韜主編的《循環日報》是中國新聞史上第一份以政論著稱的報刊。王韜是中國第一位報刊政論家，《弢園文錄外編》，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報刊政論文集。

王韜的《普法戰紀》一書和發表在《循環日報》上的變法維新政論，深受日本維新派重視。光緒五年（1879年）三月，王韜應日本一等編修重野成齋、《報知社》主筆栗本鋤雲、蕃士岡鹿門、中村正直、寺田望南、佐田白茅等名士的邀請，前往日本進行為期四個月的考察。王韜在此期間結識一批日本維新人士，考察了東京、大阪、神戶、橫濱等城市，寫成《扶桑遊記》。在日本期間，王韜還在東京謁見清廷駐日大使何如璋、副使張斯桂、參贊黃遵憲。

王韜在英國、日本的名望和他的變法維新政論，使清廷重臣李鴻章刮目相看，認為王韜是“不世英才，胸羅萬有”希望召羅為用。

光緒八年（1882年）王韜曾回上海探路，矚香港洪茂才校對《弢園文錄外編》，由香港印務總局排印。

在流亡22年後的1884年春天，在丁日昌、馬建忠、盛宣懷等人的斡旋下，王韜終於回到上海——他闊別了半生的土地。定居在滬北吳淞江濱的淞隱廬。此時王韜被聘為《申報》編輯。

光緒十一年（1885年）王韜創辦弢園書局，以木活字出版書籍。

光緒十二年（1886年）主持格致書院，推行西式教學。

光緒十三年（1887年）著《淞濱瑣話》。

光緒十六年（1890年）石印出版《漫遊隨錄圖記》，入秋，王韜被聘為《萬國公報》特約寫稿人。

光緒二十年（1894年）孫中山拜見王韜，王韜為孫中山修改《上李傅相書》，安排在《萬國公報》發表。

1897年，王韜的生命走向了盡頭。在他死前的三年，他約見了一個從廣東出發向李鴻章上書的南方青年，此人正是孫中山。王韜幫助他修改了上書，並給在李鴻章幕中供職的一位朋友寫了一封舉薦信。王韜已然垂垂老矣，可是他在這個年輕人的身上，看到了新的力量。

光緒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1897年5月24日）王韜病逝上海城西草堂。

改革內政

王韜是一個對"僅關注器物之變"持否定態度的批判者，是中國最早倡尋洋務而又最早對洋務只重器物提出批判的思想家。他認為洋務派的所作所為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內部狀況，只有進行深層次的政治變革，才能挽回民心。王韜認為要"去弊"，即消除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和政策中不合理的部分。可概括為三項：第一，精簡官僚隊伍，裁撤冗吏，懲治貪官。第二，改革儲才和用人制度。第三，停止妄費，與民休息。可見這時的王韜已經超越洋務派學習西方“器物”的層面，認識到政治制度改革的必要。

廢除專制

在中國歷史上，王韜最早提倡廢除封建專制，建立“與眾民共政事”的君主立憲制度。同時王韜把君憲制與中國上古三代相比較，認為有其遺風。以君憲制比附三代的原始民主制度。他認為，禦侮、自強、推行君主立憲政治，三者都是中國的當務之急，而王韜最強調的重點是後者。但王韜對西方議會制度的認識還是比較片面的，對於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本質精神——人的自由和平等沒有深刻的領悟。

民本學說

王韜繼承了古代進步思想家的民本學說，並把它與近代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理念溶融合來，使它成為一種批判封建君主專制主義的理論武器。在承認“民”決定國家治亂和民族盛衰的前提下，王韜提倡以“重民”取代清朝的“輕民”政策，他認為首先要通民情，達民隱，撤專制堂簾；各級官吏要與民溝通，與民共其憂樂；其次，開放言路，尊重百姓的問政權；再次，與民開誠布公，實行政事公開。地方官亦由百姓選舉。王韜把傳統的民本思想朝向近代民權思想拉近，創造了頗具時代特徵和個性特點的新思想，引領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民主潮流。

重商思想

王韜受資本主義思想的影響，從重農輕商的思維中擺脫出來。他認為中國雖以農業立國，是個農業國家，卻不知科學種田。因此王韜提出國家應學習西方的資本主義模式，積極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使其成為國家的富強之源，立國之本。王韜還提出“恃商為國本”、“商富即國富”的思想，主張減輕商稅徵收。他認為厘金稅加重商人負擔，阻礙商品流通，應予裁撤。在理性不足的社會環境下，王韜高張“商為國本”的旗幟，將"商"的發達視為富國強兵、保國禦侮的前提條件，獨具慧眼。它體現了王韜經濟思想的深刻性。

全面興利

“興利”是王韜經濟改革思想中的中心議題。他多次鼓吹“興利”意義。他指出興利是資本主義潮流下中國人必須做出的選擇。王韜主張學習西方經驗，發展新式工礦業來增加財政收入。他的“興利”主張具有完全不同於傳統經濟思想的視角。傳統經濟思想屬於"政治經濟學"，而王韜的思想更接近“商品經濟學”，是建立在對“利”的充分肯定和全面估價的基礎之上的。

王韜所倡導的興利活動中的新興行業從生產力角度講屬機器大生產。他堅信引入機器是中國工業振興的前提。從生產關係角度講，他指出新行業應是資本主義的工商企業。王韜把他的機器生產和商辦主張貫徹到農業生產中去。他說機器推廣於耕織，將帶來"事半功倍"的好處。他特別提到在開荒的過程中應廣泛“水火二力”，同時，允許和鼓勵商辦農業，以分其利，快其速。這二者是資本主義農業生產方式的內容，王韜已經觸摸到它的邊緣。

王韜在強調"利"的同時，還注意到企業的組織形式問題。王韜認為仿行西方的股份公司是最好形式，他要求將創辦工礦企業由民辦公司獨立經營，希望以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取代封建主義的官辦經濟，結束官權壟斷的局面。王韜還承認資本生殖原則，承認出賣勞動力並得到報酬的權利。這標誌著王韜已經打破"以德為本"的束縛，實現了經濟思想從傳統形態到現代形態的飛躍。

改革軍隊

英國之行，使王韜對中國軍隊的首要任務有了清晰的認識，王韜認為首先就是軍隊裝備的改進，主張革新兵器，廢除弓箭、大刀、長矛，換成新式火器；將帆船換為輪船。對於如何提高中國軍隊裝備水平的問題，王韜反思了之前洋務派的做法，因此他在洋務派“引進來”的思想基礎上提出自己的觀點，即“走出去”，由官方派遣留學生學習西方的軍事技術。

王韜還認為改革兵制是一支軍隊走向近代化的核心動力。雖然清政府擁有數量龐大的軍隊，但軍紀敗壞、素質低下。針對此，王韜提出具體辦法是：先改變軍隊的規章制度，更改軍隊體制，裁減士兵的數量，增加軍餉撥出，以軍事素質、軍事技能等為標準提拔軍官，建立一支精幹的近代化軍隊。作為一名早期維新思想家，王韜則提倡依照西法練兵，以槍炮為先，輪船為尚，對兵法進行全面革新。

為了培養一批適應近代戰爭的新型軍事人才，王韜提出了兩條方法，一是派員出國學習，並且強調“遣之多國，兼收並蓄。”二是在國內設立專門的武備學校，由國家設立文武學塾，以為訓習。王韜還建議廢棄以往的弓矢等冷兵器，將教授的科目設為“水陸兩途”。他以培養海軍人才為例，提出“肄習水師武備，國家宜另設學校，教之以司炮駕舟，布陣制器，俾其各有專長。”

英國之行使王韜對英國先進的海軍裝備、作戰技能以及整個社會對海軍的重視程度有了全新的認識，也使王韜意識到中國海防建設亟待加強。王韜分析，在“今海外大小諸國皆叩關入境，通商互市於沿海口岸”的情況下，改變傳統觀念，加強海防，建設近代海軍就顯得尤為重要。因此王韜強調：“須於長江水師之外專設海軍。”王韜指出，新式海軍的著眼點應在國土防衛，而不在於遠洋作戰，這支海軍以防禦為主。這就與西方列強炮艦政策有著本質的區別。其次，王韜提出應以小搏大、以多拒寡，建立一支精鍊的海軍，並採取狼群戰術拒敵於國門之，頗有現代海戰的特點，可見其對近代世界海軍的發展動向有著敏銳的直覺。第三，王韜訓練水師的思路立足於一個“變”字，即學習西方先進的駕駛和作戰技能，但其並不贊同一味的迷信西方，甚至把指揮權交予西人，而是在自身現有的條件下，學習借鑒西方先進的訓練方法，培養出適合中國的近代海軍。

外交

聯英抗俄

王韜認為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國情、不同的外交目的和策略。俄國是還未完全擺脫農奴制陰影的君主制國家，擴張領土的野心卻很大。俄國在歐洲受阻后，必然將矛頭指向亞洲，而中國首當其衝。而英國與中國通商四十年，市場聯繫緊密，一旦有事，則會阻礙貿易大局。所以，英國希望中國保持和平之局。對於俄國咄咄逼人之勢，英國急欲謀求抵制。日本雖逐漸富強，但本身亦為西人欺侮的對象，北方受到俄國的極大壓迫。鑒於這樣的局勢，王韜明確指出中國外交的基本策略應該是聯日結英拒俄。這也沒有離開主和的基調。相反，制俄的限度應控制在固有均勢不變的範圍之內，而不是去有意觸怒俄國。他認為應在土、俄交攻，英、俄相忌時主動加強與俄國的交往。可見，王韜在對俄問題上採取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既聯合其他國家對其加以防範，使之不敢以軍事手段侵略中國，同時也用外交手段和平化解與俄國的矛盾。

以和為主

王韜歷來主張用外交手段這一較溫和的方式與西方解決爭端，盡量不訴諸武力。他用四句話來概括“與鄰為善”的外交思想，即“毋尚勢力，毋恃兵戎，各泯意見，共矢和同。”所以，“和”的思想是王韜外交理念的核心，但這並不意味著一味忍讓、退卻，他指出應當抓緊和平的機會“自強以禦侮”。可見其在思考如何與西方打交道時考慮得非常全面。應“和”、“戰”並重，以和免戰、以戰促和，這樣才能在與西方交往中佔據主動地位。既順應了近代外交的發展方向，也有助於維護中國的利益，為中國近代外交領域開創了一片新的天地。

教育思想

王韜終生提倡學習西學，提出了許多“變法自強”的改革主張，他不斷地反思中國的舊教育，分析傳統教育的弊端，抨擊科舉制度毀滅人才，引進西方先進的教學經驗，提出了許多先進的教育主張，設計了一套系統的教育改革方案，形成“融匯中西”的教育改革思想：漸進改革科舉制度，廢時文倡實學；推行義務教育，在基層普遍設立新式學校，把女子納入教育對象；由政府出資在通商口岸設立各類專科學院並從培養青少年抓起，培養實用技能人才。對中國近代教育改革產生了重要影響。

王韜的教育改革既包含有西方先進的理念，又繼承了中國傳統模式中的積極因素。與此同時，他對洋務派只知學習西方格致之法的方式提出批評，認為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表，不知其里。可見，此時王韜在教育改革和人才選拔方面早已走在了洋務派的前面，其思想之先進可見一斑。

教育實踐

王韜就任格致書院山長后，繼續主張設置西國語言、格致之學等科目，“擬廣招生童，前來肄業，延請中西教讀，訓以西國語言文字，授以格致機器，象緯輿圖，製造建築、電氣化學。“隨後王韜認為近代化還需要有效的制度體系作為保障，因此他提出學子也要注重對西方政治的研究和學習，要討論時事政治關心國家大事，“或詢西學，或問時務，一時肄業士子，潛心致力，頗多創穫，不少特見。”這種學習“西政”的主張在當時學習“西器”“西藝”為潮流的社會時局下是大膽的、超前的，打破了當時中國傳統社會桎梏的局面，為之後中國傳統社會提倡學習西方政治、深化“中體西用”思想開闢了道路，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王韜提出學習“西政”的前瞻性與開拓性。

王韜在教育教學過程中，改變書院原先單純學習自然科學和課堂關門面授的做法，結合書院本身的特點，吸收西方的教學經驗，同時在傅蘭雅的建議和支持下，經過不斷的總結，創立了一種把學習自然科學知識與探討國內外實際問題揉合在一起的新知考課制度。王韜以舊瓶裝新酒，每年舉辦四季考課，命題圍繞著科學技術知識與時事，不涉及四書五經的內容。參加者圍繞某一擬題展開議論，寫定后交王韜組織評閱，優秀者可得到一定獎金。王韜自己並不命題，他只是根據現實需要設計範圍，均聘中外官紳，尤注意於主政大吏及具有時代眼光之士出題。如邵友濂、盛宣懷、李鴻章、曾國荃、沈秉成、劉坤一、鄭觀應等。在書院學習的學生十分努力，他們在題目的引導下所作的回答順著王韜設計的思考方向，切中了時代脈搏和現實要害。以西學，包括自然科學、技術甚至哲學和政治學說為利器，大膽剖析存在的問題，闡述改革的必要性，為中國走向富強尋找有效之方，給格致書院帶來了新的生機和活力。王韜還吸取西式學分制的經驗，規定按照教學計劃，學生要分科研修，分別考試，直至修完。書院還採取百分制的計分方法，“百分中能考得七十五分以上者為中式。”

王韜創立考課制度的用意在於，他不僅僅引導參加者研究西學、探討時事，還力圖推進中國現實政治與經濟的改革實踐。他試圖藉助於考學生自由發表見解與方面大員評閱考卷所造成的上下溝通機會，實現上策當道、加快改革的初衷。而批閱官員的確也有不少表示願意採納實行的。 考課制度的創立，極大地推進了西學在中國的滲透和學人對國事的關心。格致書院也因此由科技學校變為既研究西學西藝，又探討中外時務的理論聯繫實際的學術重鎮和思想策源地。

王韜是晚清改良主義思想家的巨擘，中國傳統觀念向現代思想轉變的津梁，反思現代性的前驅。作為其改良思想和中西文化思想之理論基礎的哲學思想，可以概括為“道一觀”、“尚智論”和“一我論”，王韜的思想較其前輩更進一步打開了自兩宋以降閉合的傳統思想格局，接納了更多的近代西方思想，由此啟導了他的後輩。

“道一觀”

在王韜為其改良思想尋求合理性根據時，他往往也將中國古聖先賢之教統合於他的“道一觀”中。他強調，唯一之道的人道性，乃是中國古聖先賢早已揭示出來並予以肯認和踐行的。在這一意義上，西方那種唯一之道的文化，便與中國古聖先賢所揭示、肯認並踐行的道乃是一致的。因此，以西方為範本的改良也就並不存在“中道”與“西器”的割裂或是“變器”與“守道”的扞格。由此，西方充當了實現中國聖道的工具角色；而西方的先進也恰恰是在促使中國通過仿效西方改良社會政治以符合本有的聖道。

王韜認為中西的物質文化出自同源，但精神文化出自異源。前者以人倫為中心，後者探求自然為宗旨。兩種精神文化雖來源不同．但都是人類文化，故而在本質上具有同一，中兩精神文化的這種異源同質性，正是兩種精神文化互補的根據。王韜提出中西在文化的三個層面都是互通的，但存在一個由物質而精神的過程，他認為物質和制度屬於“器”，易相通，而“道”的精神文化則較難通。故他提出先吸取兩方在物質和制度文化方面的長處，再“融會貫通”西方的精神，最後達到大同的境界。他不僅以歷史性縱向思維思考“六合為一”的發展趨勢，而且還由橫向思維建構起新的立體坐標系，個方位、多角度審視歷史、觀察世界。將中國真正置於“事變繁極”的世界格局中、視中國與世界為一體。因此，王韜的世界一體化思想也孕育著一種強烈的開放意識。

王韜的“道器”說是在接受西方近代科學技術，研究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考察西方物質文化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是在探索中國歷史發展前景的思考中形成的。王韜接受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但他認為就僅僅只在於形而下的器物與制度層面，天下的“道”卻是一致的。“形而上者中國也，以道勝；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勝。”因此他進而指出“器”只能進行地理上的征服。要想把世界連連一起，唯有“道”才能完成這樣恢宏的目標。通過世界各國的相互交流和吸取之後，先進的社會生產方式一定能成為人類共同的財富。形而下的“器”混一終將致使形而上的“道”同一。而中國作為“道”的發源地，必將成為推動世界向“大同”發展新的動力源。

“尚智論”

王韜在《智說》中指出，基於聖賢遺教而形成為傳統觀念的智觀，乃是“不知智之為用”的世俗陋見，故需起而對智的地位、作用及其本質重新加以發明。在他看來，智是唯一至高無上的“德”，其餘仁、義、禮、信，若無智的統馭與規範，則都將成為非德乃至缺德。王韜對智的本質的解說，即所謂“其識足以測宇宙之廣，其見足以燭古今之變”，也基本上剔除了道德屬性，而將智認定為一種純粹的認識功能。這些看法雖與實證主義有一定差距，但與近代西方思潮比較吻合，因而在由傳統觀念向現代思想轉變的脈絡中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

“一我論”

王韜在《與友人》一文訴說個體的種種存在狀態以及感受，諸如渺小、膈膜、孤獨、自私、定命、齊物、無意義如此等等。這與作為中國傳統主流的儒家傳統的人生觀大異其趣。儒家的信仰指向超越而內在的道德本體，相信通過主體工夫，便可能接續先聖先賢，並且相信善惡由人、禍福報應論。但是，對於茫昧難知的神魂之事，儒家卻又並不是一概否定。而且儒家重視對於天地、祖宗的祭祀。所以儒家決不悲觀地認為人在宇宙中只是一種渺小、孤獨、無意義的存在。而王韜的思想卻是與存在主義鼻祖、丹麥哲學家克爾凱郭爾理念相近，可見王韜的本體認知論思想具有近代西方思想的影響。

王韜有關今文經學方面的著作豐厚，大都是用來給傳教士理雅各提供翻譯材料所撰寫的。他通過對《周易》、《禮記》、《毛詩》的註釋，闡發了今文經學的變革思想。王韜博採眾家之長，在深入發掘古經內涵價值的同時又注入自己新的改革理念，實現新舊思想的融會貫通和古代經學的創新性轉化，為自己的變革理論提供紮實的古代的經典依據。以《毛詩集釋》為例，王韜以傳統的“集釋”體闡釋《詩經》，徵引甚夥；選擇辭句條目式的編撰體例，雖不夠全面，但方便理雅各查閱釋疑；內容上《毛詩集釋》既根植於傳統經學觀點又有所創新，既彙輯前人的研究成果，又融會王韜自已的訓詁考證，綜合了總釋、比勘異同、同類匯釋、考訛訂謬、理校求證等方法，所釋內容涉及名物訓詁、文字校勘、音韻考訂、章句訓釋等，其案語探賾叩寂，別有創見，體現了清末《詩經》研究上的成就與發展。《毛詩集釋》廣泛汲取乾嘉道時期吳地《詩》學研究成果，是新的歷史環境下對《詩》學的繼承與發展。

其《春秋左氏傳集釋》中對王念孫、王引之、洪亮吉等人的音韻訓詁亦步亦趨，鮮少發明。然而《春秋左氏傳集釋》的地理考證與微言大義卻表現出與乾嘉漢學全然不同的治學風氣，體現了其獨特價值。王韜的地理考證不再追隨乾嘉漢學從文獻到文獻的舊路，而觸及了乾嘉漢學唯有紙上功夫的痛處。王韜在《春秋左傳》的註疏中徵引宋人經義，打破了乾嘉時期漢宋之爭的格局。他借經學作政論，批判現實政治，與清代官方經學高唱反調，此為清代《春秋左傳》學史所罕見。是傳統學術在晚清變局下力求尋找出路的新體現。

王韜歷史著述的特點，一是其所涉及的領域新。王韜的史學貢獻主要是對西方國家歷史的撰述，在當時，西國歷史對中國人來說，基本還是未墾的處女地。因此，王韜的西史著述是迫切需要的耳目一新之作。二是作為長期與西方人合作又有深厚中國傳統學術修養的學者，王韜的著述既吸收了西方史學的一些元素，又繼承了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

王韜的史學著作體裁、體例運用靈活。在體裁選擇和內容編排上，王韜根據表述的需要，不拘成例、靈活安排，從而使《重訂法國志略》、《普法戰紀》在繼承前賢的基礎上，又別具風格。《重訂法國志略》採用了綜合體的編纂手法。寫法國歷代政治沿革時，類似正史的本紀。但它採用紀事本末體與編年體相結合的手法，以時間為經，以事件為緯，既做到線索清晰，又力求敘事完整。從寫法國的外交則用紀事本末體。其他方面則用書志體。就體例而言，布局嚴謹，斷限清晰，標目簡明扼要，所言準確樸實。階段性清楚明了，政治流變清晰可見。《普法戰紀》則採取了紀事本末體、紀傳體和編年體互相結合的手法，並充分運用了地圖。既有助於讀者詳細了解當時情況，也有助於增加史著的表現效果。在編排方面，《普法戰紀》詳細編織出普法戰爭的歷史圖景。第十三卷以編年體的形式進行總結，提綱挈領，條分縷析，使始末得以清晰展現。另外，王韜還以傳記的形式對一些人物進行介紹。

在中國傳統學術史上，春秋編年一直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為了校對春秋的編年，王韜悉心研究了所掌握的全部歷學資料，分條分理地分析了前人研究的不足，認為他們都沒有能夠對春秋歷學進行足夠深入的研究。如僧一行的《開元大衍曆》雖遵循古法，但是對經、傳的記載卻多有違背；杜預的《春秋長曆》只是對《春秋》、《左傳》的上下日月推排了干支，遇到疑難的地方，則一概置閏；郭守敬用授時歷將所記載的三十七次日食一一推校，可惜“猶未以西法”。而西方學者一般依據周曆去推測春秋曆日，往往不合。王韜認為，欲得春秋曆法，不能預設一定之曆法，而是以天文歷算知識推算真實曆日，以此推知春秋時代的曆法。王韜利用西方天文歷算知識，清理了傳統的春秋曆法認識，使之成為完整的體系，並使春秋曆法獲得了可信性。王韜因採用西法而為中國天文學史帶來的變革與自新，集中國傳統歷學之大成，故在學術的視野上，傳統與現代並存，經學與西學並重。

湛約翰不明春秋曆法，在認識上受西方曆法的制約，對《春秋》《左傳》、杜注等史料缺少辨別利用的功夫；不能綜合考慮經傳，推算出經得起驗證的春秋曆日。湛約翰的不盡完善之處，是西方天文學知識輸入中國時遭遇的水土不服。對比之下，王韜不僅辨析《春秋》《左傳》的史料，還不盲從杜注，對杜注有全面的整理，有繼承也有糾正；王韜不僅利用了西來的歷學知識，而且綜合考慮了春秋時期的曆法狀況，儘可能地採信《春秋》《左傳》的史料。只有中西結合，才能發發現秋歷學的真面目。中國古代文獻在春秋曆法上的記載混亂，諸家解釋紛亂，王韜用他先進的歷學知識完善了春秋曆法文獻的考證方法，使混亂歸於有序，紛亂變而為體系。

王韜的歷學成就不僅僅因為他有先進的西學知識，更重要的在於他不放棄中國傳統歷學，中西兼采，融會貫通，以先進的西學知識完善中國傳統的歷算學，在春秋歷學領域走在了同時代中西學者的前面。王韜以西方歷學方法推合春秋時所記日食，其失閏前後大致與元代所記載的相同。為此，他還專門撰寫了《春秋日食中西對勘表》和《春秋朔閏冬至細表》各一卷，用以比較中、西兩種方法所勘定的春秋日食結果的異同，考據周量，結果十分精密。王韜在觀念上不設屏障，這更利於他推陳出新。這也使他對中國古代歷學及其文獻的研究更令人信服。王韜也因此“成為可能是第一個求助於西方天文數學知識探究這一問題（春秋曆法）的中國人”。

詩學

王韜論詩主性情，反對模擬古人，求新求奇，要求詩歌創作應有自己的個性、見解和學識；在詩歌功能上重視濟時用世及立言傳世。王韜詩學思想中的創新精神在清代後期擬古主義詩風普遍籠罩的情況下，具有大膽變革衝出窠臼的積極意義。王韜的詩學思想在承襲傳統的基礎上具有強烈的批判色彩和鮮明的革新意識，直接影響了黃遵憲，推動了梁啟超的“詩界革命”，對“詩界革命”的發生、發展具有開路先鋒的作用。

內容情感

在王韜的詩集《蘅華館詩錄》中，詩歌題材內容非常廣泛，大致可分為五類內容：窮愁之音、酬唱之情、愛國之憂、海外新聲、閑暇之樂。其中不乏對傳統詩歌內容的延續，但是也有一些發展和創新。酬唱之作，記述了與中外友人的交往和他們之間的真摯友誼。抒懷之作主要表達了作者懷才不遇、報國無門的悲苦境遇。還有一些反映社會現實和抨擊時政的作品，可以說是鴉片戰爭后愛國主義詩歌的延伸，具有很強的思想性和現實意義。如記水災給人民的生活帶來的艱辛，和太平軍蹂躪下人民的慘痛生活。此外還諷刺了清政府的投降賣國、官吏的因循苟且等，對晚清官場的弊政和官吏的腐朽無能進行了無情的鞭撻，具有強烈的批判意義，對研究當時的社會歷史有重要作用。在王韜的整個詩歌創作中，一直都充斥著強烈的愛國精神和憂時傷民的情慷，上馬殺賊、壯志未酬的悲苦之情也貫穿始終。

詩歌風格

王韜詩歌風格多種多樣，可以說清麗纏綿、豪邁卓爍兼而有之。基調總體上趨於雄渾低沉，其中歌詠賢士名人之作及記錄時事之詩多以雄渾為主，而自感身世遭際及憂嘆蒼生社稷之作輒多顯沉鬱之態。《春日滬上感事》四首是王韜現存最早的時事詩，詩歌以“蒼茫”作起，盡顯廣袤，氣勢宏大。蒼茫水國和兇狠外敵的對照將王韜之於外強侵略的仇恨刻畫地漓淋盡致。《聞官軍收復甦州有感》以豐富的想象描繪了一幅戰爭勝利圖，場面激蕩，流溢出王韜的滿心歡喜，字裡行間卻又充滿沉思。這類詩歌之所以具有雄渾之氣，還表現在在意象的選擇上。王韜的詩歌中不乏具有雄渾之氣的意象，如“蛟龍”“大海”“戰場”“天地”等等，他往往通過意象的組合，營造出雄大的氣勢，加之豐富的想象，最後達到情與景的交融。

藝術特色

王韜的詩歌清新樸實，直抒胸臆，感情真摯，用語不事雕琢，於平淡中見真性情。其詩歌在意象的使用和意境的傳達上頗值得注意。王韜在詩歌中大量使用夢、愁、寒、殘燈、殘月、秋、客、故鄉等意象，出現頻率非常之高，傳達了作者身在異國他鄉的凄苦心境和遊子對故鄉的懷念與牽掛。

政論散文

王韜的政論繼承和發展了我國古代論說文的傳統，突破了當時梧桐時文和八股文的局限，強調文章是“載道之器”，指出“文章之貴在乎紀事述情”，不應拘泥於文法，墨守成規。他的政論對報章文體和政論文風的改觀和發展影響很大。

在字數處理上，王韜的政論多千字左右，至於重大題目，則巧妙採取了分篇連載的論述方法。在形式上，文體短小精悍，簡潔明暢，更趨於緊湊，時事性和可讀性強。在語言上，以短句為主，既朗朗上口又言簡意賅，有音樂美。把生澀難懂的文言改變為通俗淺顯的文言，語言清新活潑，通俗易懂，開闢了政論文體社會通俗化的先河。在結構上，顯示出空前的多樣性和豐富性，文體條分縷析，結構清晰。如《英俄經營亞洲》一篇，先是總說了英俄野心，並列舉了對此論說不同的觀點。然後分別論述兩種觀點並進行分析，最後得出結論。採用總分總的結構，使人一目了然。在表達方式上，為了加強情感表達的力度和論據的可靠性，王韜大量運用舉例子、作對比的表達方式，舉一反三，使論述更加深刻得理。文中還大量使用排比的藝術手法，一氣呵成，給人以排山倒海之勢。王韜此時的世界性視角也使其政論形成了比較鮮明的對比性結構——常將別國的情形與中國的現狀放置一起，產生是非優劣自見的對比效應。在對比中，王韜形象揭露了現狀問題之所在，也間接介紹了改進之途徑。

王韜的報章政論開創了政論文的新形式，是近代報章文體的先驅，有著獨特的藝術風格。它夾敘夾議，充斥著王韜強烈的愛國熱情和憂患意識，文風質直樸素，語言通俗簡潔。文中還體現了王韜的經世致用思想、民本主義思想和辨證思維等。自抒胸臆，暢所欲言，有先秦縱橫家之遺風。

遊記散文

王韜的遊記表現出鮮明的時代性和現代性特徵。他不僅以這種文體描繪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西方世界，將全球納入藝術視野，而且插入了大量的政治性議論，表達他對西方經濟、政治、教育、文化、市政建設等的觀感。如《巴黎盛概》中對建築的描寫，表達了對巴黎建築人性化和合理性的欣羨。再如《博物大觀》中的描述，表達了對西方經濟制度的讚賞。這種直接的個人政論表達，脹破了遊記散文固有的寓情於景和寓理於游軀殼，而獲得了論辯散文的某些特點，直接地議論闡發。這種風格影響了後來的遊記創作，梁啟超的《夏威夷遊記》就繼承了這種風格，政論在遊記中佔據了重要的比重。

由於這兩部作品多是寫海外題材的，所以有一種奇異美，充滿異國風情。尤其是描繪歐洲自然景物和建築、舞蹈、戲劇的篇章，讓當時的中國人大開眼界在形式上與傳統的中國古代遊記散文有所不同，大多篇幅較長，內容充實且貼近現實生活和古代遊記小品文空靈飄逸的風格有所不同，注入了更多實用色彩，筆法細膩，風格趨於清新樸實在體裁上，記敘描寫與議論並存，採用對比的手法，讓論述更有說服力和感染力語言趨於通俗化和自由化，並雜有許多新名詞，如將舞蹈稱之為“單純”和“公司”、“啤酒”等，體現了在中國近代化的潮流中遊記散文的新變化。

思想內容

晚清官場極其墮落，王韜從社會下層走來，中年以後又與清朝地方官多有周旋，深知封建官吏的貪狠暴戾和下層平民百姓的凄涼哀怨。所以，他把描寫封建官場的黑暗腐敗作為他的小說的最重要內容。書生卜元，考中進士之日，便開始收取賄賂。皇帝對他大加賞識，先是授之翰林，隨後，卜氏青雲直上，升到內閣大學士。王韜犀利的筆觸為人們描繪了一大串卜元這樣的人物。“某觀察大人”為陞官而陷同鄉僚屬於罪，奪其女以上獻某王爺（《淞濱瑣話》）；某縣令視人命如草芥，糊塗判案，以致良家女子被迫當堂自殺抗議（《遁窟讕言》）。這是一幅封建官場的百丑圖，其中的惡官、昏官以及他們的幫凶，個個形象醜惡。在王韜看來，清王朝從上到下、從裡到外已經"壞透"和不可救藥。

在王韜小說中，以描寫青年戀愛與婚姻為主題的作品也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王韜所撰寫的愛情故事情節曲折，內容駁雜。其中一些作品通過花妖鬼魅和人的戀愛寫出了青年男女對幸福愛情忠貞不渝的追求。作品中的男女主角大都不顧封建禮教的約束，大膽地追求心愛的生活伴侶，並最終戰勝艱難險阻獲得幸福結局。如《蓮貞仙子》中的書生錢萬選愛上了花妖蓮貞仙子，不料有道士極力阻擾。蓮貞仙子為求得愛情，以柔弱之身與道士頑強搏鬥。王韜愛情小說所包含的愛情觀體現了一位思想開放的近代文化人對人性的新認識。在王韜看來，男女之愛既不應阻遏，也不可偽裝打扮。在此主題思想指導下，小說中的痴男情女都被塑造成"唯情主義者"。為了愛情，他們可以拋棄一切，可以不計生死。宋明以來"存天理滅人慾"的唯理主義在這裡遭到無情地揶揄和奚落。

藝術特色

生活在新舊交替的時代，王韜的小說明顯帶有新舊之間的過渡痕迹。王韜在小說中反映了大量新事物、新現象，為後人了解時代變化打開了一扇窗口。其中經常寫到的事物有鴉片、手槍、洋燴、輪船、海盜、瓜皮艇、望遠鏡、照像術、萬國商會等。這些物品在小說中反覆出現，為作品增添了摩登色彩。王韜有時還利用這些舶來品作為故事的道具組織情節。洋人、西方習俗、西方文明的介紹使作品顯得新鮮，富有時代氣息。

王韜的小說想象力豐富，引人入勝，這也是他的作品的魅力之一。王韜小說想象力豐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情節的曲折，如《遁窟讕言》篇中的《李酒顛傳》，想象極為曲折，王韜為了突出李七的酒量，多層渲染，先寫他在家中和酒徒豪飲比量，后又寫他和有海量的顧君之間的較量，李七醉倒數年後，真正的酒神遊方僧解了他的酒。李七嗜酒如命的性格，飲酒角較量過程，一波三折。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層層鋪設，曲折通幽。王韜用天下酒徒烘托李七，用李七映襯顧君，又用顧君烘托酒神遊方僧；二是細節的生動；三是離奇精彩的新鮮事物。

淺顯、凝鍊、形象、優美的語言，是王韜小說創作風格最易見的特徵。王韜的小說使用的是淺顯易懂的文言，正所謂“文不甚深，言不甚俗”。淺顯表現在很少運用典故，不弔書袋子，意在文中很少用生僻字，多用常見字、通俗的辭彙，只是運用了文言句式化用口語、方言入文。

思想

王韜是我國維新運動興起前最重要的新聞思想家，他集辦報實踐家與學者於一身，站在中西匯通的角度上，全面闡述了對新聞事業的認識。他的理論代表了維新變法前報刊理論的最高成就，對中國新聞思想的奠基與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直接影響了維新思想家們的辦報理念及辦報實踐。王韜的報刊思想如下：

● ● “四方通達”的新聞功能觀通內外即“通外情，廣見聞”，是王韜對報刊目的功能的最主要認識，也是報刊思想中的重中重。王韜的以日報通內外的思想，是中國新聞史上關於加強對外宣傳的第一聲吶喊。王韜希望《循環日報》能成為中西溝通的橋樑。在“中外新聞”欄目中，王韜對西方社會的政治經濟作了大量的報道，對西方世界進行了超前性的全景式掃描，改變當時的人們守舊狹隘的陋習，使中國人知道“九州之外復有九州”，四書五經之外尚有自然科學知識。王韜的這種貫中西的魄力，讓中國報刊開始“放眼看世界”。通上下即“下情上聞，仁意下達”，是指政府與民眾輿論之間信息暢通無隔閡。他主張各省會宜設新報館，政府創辦新報，以知地方之機宜，知訟獄之曲直。他還進一步呼籲清廷放寬言嚴禁允許民間創辦報刊。為了實現報刊“通上下”的機能，在新聞報道和言論兩方面孜孜以求，二者的內容可謂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走出了中國人自辦報刊的第一步，並大大超過了同時期其它中文報刊的水平，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

● ● “立言求變”的新聞政論觀王韜受西方文化的影響甚多，但內心深處崇尚的仍是“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境界，而“立言”就是王韜認為的國人辦報的目的之所在。他在《循環日報》明確宣布要借“日報立言”，也就是說，借報刊這個輿論陣地來宣傳變法自強主張。他第一次以政論為武器，讓報刊融於政治。同時，王韜又是最早在國內提出言論自由要求的報人。

● ● “通才”的新聞人才觀王韜明確提出了新聞工作者的業務要求，即聘請“博古通今之士以操其簡”，主辦報刊的人應該是“通經術諳史事”、“明經濟嫻掌故”的人才。這是中國新聞史上最早關於報人知識結構的論述，是“通才”辦報思想的最早表述。王韜對新聞從業人員的道德品質也有要求。他看到英國報人特別是報刊的主筆言行對社會的影響大，因此著重強調了報刊從業者的道德修養的重要性。對於報刊主筆和編輯的選擇，“其立論一秉公平，其居心務期誠正。”這已成為新聞出版學研究者的共識。

● ● “華人資本、華人操權”的新聞輿論主權觀中國報業開始之初，報業主控權還掌握在西人的手中，華人甚至到了日益失去言論的陣地的地步。應對這種情況，王韜明確提出報刊是“國之利器，不可假人”，主張不能讓“外人操筆削之權”。在此之上，《循環日報》辦報的所有資本全出自華人，這讓華人有了屬於自己的輿論工具。創刊之初，王韜便一再地特彆強調國人自辦的獨立性。王韜對華人主持辦報這一點甚為重視，認為這是擺脫西人束縛、發表獨立見解的前提。在近代中國，由中國人出資、中國人當主筆、為中國人說話的報刊的問世，是破天荒的事情。

實踐

王韜在創辦並主編報刊上頗具創新，開創和引領了晚清乃至20世紀文人辦報和文人論政的傳統。王韜在墨海書館時期，就曾參與上海第一個中文刊物《六合叢談》的編輯工作，到香港以後還曾擔任過《華字日報》的主筆。後來王韜創辦的《循環日報》則一直是香港最具影響力的報紙之一，也是中國第一份由國人自己主編並取得成功的報紙，在中國新聞報刊出版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在《循環日報》之前，一方面我國傳統的“邸報”等報紙既不發行，登載的內容覆蓋面又非常狹窄，僅限於傳抄上諭、刊發奏章；另一方面，由外國傳教士引入中國的近代意義上的報紙，在這之前或者僅以傳播基督教教義、刊載船訊商情為主，或者以商業投資的方式創辦，以營利為目的，以刊載奇聞軼事為主。王韜的《循環日報》則開闢了一種全新的報刊運營模式，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家由文人創辦的報刊，也是第一家不以盈利為目的，而以鼓吹變法自強、批評時政為主的報紙。《循環日報》這種以政論為主的辦報風格，不僅在當時取得巨大成功，也開闢了晚清和民國文人辦報和文人論政的傳統，後來的梁啟超創辦《新民叢報》，陳獨秀創《新青年》、鄒韜奮創《生活》，無不以文人辦報和文人論政的傳統為標榜並將之發揚光大。

詩作《獨登杜拉山絕頂》

濟勝漸無腰腳健，探幽陡覺心胸開。泉聲若共石斗激，嵐影時與雲徘徊。

眼前已覺九霄近，足底忽送千峰來。天悅羈人出奇境，家鄉不見空生哀。

論著《變法》

易曰：窮則變，變則通。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變者也。上古之天下，一變而為中古。中古之天下，一變而為三代。自祖龍崛起，兼并宇內，廢封建而為郡縣，焚書坑儒，三代禮樂典章制度，盪焉泯焉，無一存焉。三代之天下，至此而又一變。自漢以來，各代遞嬗，征誅禪讓，各有其局，雖疆域漸廣，而登王會列屏藩者，不過東南洋諸島國而已，此外無聞焉；自明季利瑪竇入中國，始知有東西兩半球，而海外諸國，有若棋布星羅；至今日，而泰西大小各國無不通和立約，叩關而求互市，舉海外數十國悉聚於一中國之中，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幾於六合為一國，四海為一家；秦、漢以來之天下，至此而又一變。

嗚呼！至今日而欲辨天下事，必自歐洲始！以歐洲諸大國，為富強之綱領，製作之樞紐。舍此，無以師其長而成一變之道。中西同有舟，而彼則以輪船，中西同有車，而彼則以火車；中西同有驛遞，而彼則以電音；中西同有火器，而彼之槍炮獨精；中西同有備御，而彼之炮台水雷獨擅其勝；中西同有陸兵水師，而彼之兵法獨長。其他則彼之所考察，為我之所未知；彼之所講求，為我之所不及。如是者直不可以僂指數。設我中國至此時而不一變，安能埒於歐洲諸大國，而與之比權量力也哉！

然而一變之道難矣。以今日西國之所有，彼悍然不顧者，皆視以為不屑者也。其言曰：我用我法以治天下，自有聖人之道在。不知道貴乎因時制宜而已。即使孔子而生乎今日，其斷不拘泥古昔，而不為變通，有可知也。今觀中國之所長者無他，曰：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粉飾也，貪罔也，虛驕也；喜貢諛而惡直言，好貨財而彼此交征利。其有深思遠慮矯然出眾者，則必擯不見用。苟以一變之說進，其不嘩然逐之者幾希！蓋進言者必美其詞曰：中國人才之眾也，土地之廣也，甲兵之強也，財力之富也，法度之美也，非西國之所能望其項背也。嗚呼！是皆然矣。特彼知人才之眾，而不知所以養其人才以為我用；知土地之廣，而不知所以治其土地以為我益；知甲兵之強，而不知練其甲兵以為我威；知財力之富，而不知所以裕其財力，開源節流，以出諸無窮而用之不匱；知法度之美，而不知奉公守法，行之維力，不至視作具文。凡此皆其蔽也。故至今日而言之之非一變不為功。

變之之道奈何？其一曰：取士之法宜變也。貼括一道，至今日而所趨益下，庸腐惡劣不可嚮邇。乃猶以之取士，曰制科，歲取數千百貿然無知之人，而號之曰士。將來委之以治民，民其治乎？故我曰：取士之法不變，則人才終不出。

其一曰：練兵之法宜變也。今之陸營水師，其著於籍者，有名而無實。當事者以兵不足恃，又從而募勇，能聚而不能散。今天津駐防之兵至十萬，雖足以拱衛神京，翼保畿輔，以壯聲威而遏戟鐵；而他處海防均須整頓，綠旗滿營，水師戰艦，皆當易器械，更船舶，使之壁壘一新，而不得仍以戈矛弓矢從事。苟仍其舊而不早為之計，是謂以不教民戰，無殊驅之就死地也。故我曰：兵法不變則兵不能強。

其一曰：學校之虛文宜變也。今所設教諭訓導，小邑一人，大邑兩人，虛糜廩粟，並無所事。且其人，類皆闒冗無能，龍鍾寡恥，不足為士之表率。書院山長，祈取聲譽，以所薦之榮辱為去留，而每月所課，不過奉行故事而已。是朝廷有養士之名，而無養士之實也。是反不若漢時所立國子監，天下士子，猶得讀書於其中也。

其一曰：律例之繁文宜變也。昔高祖入關，其與民約，不過曰法三章耳。近世之吏，上下其手，律例愈密而愈紊，不過供其舞文弄法巳耳。拘牽文義，厥弊日滋。動曰成例難違，舊法當守，而一切之事，都為其所束縛馳驟矣。是朝廷有行法之名，而無奉法之實也。是不如減條教，省號令，開誠布公，而與民相見以天也。

凡是四者，皆宜亟變者也。四者既變，然後以西法參用乎其間。而其最要者，移風易俗之權，操之自上。而與民漸潰於無形，轉移於不覺。蓋其變也，由本以及末，由內以及外，由大以及小，而非徒恃乎西法也。1874年《循環日報》。

王韜與《循環日報》

藉助《循環日報》，王韜得以時政為綱，縱論天下大勢、橫議治國方略，寫成了近千篇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政論。

“強中以攘外，諏遠以師長”，在此辦報宗旨指引下，王韜讓報紙“取西制之合我者，諷清廷以改革”，開啟了近代文人論政之先河。

1.文風輕鬆優雅，是廣泛傳播的前提

王韜非常注重形式、文風，創建了一種新型政論體。在寫作技巧上，單刀直入、立場鮮明、開門明確觀點的寫法，確保讀者第一時間了解文章要旨。

《達民情》開頭即：“天下雖大，猶一人之身也。治天下之事，猶治人身之疾病也。善治病者，必先使一身之神氣充足，血脈流通，然後沉痾可去。善治國者，必先使上下之情不形千格，呼籲必聞，憂戚與共，然後弊無不革，利無不興”。

在字數處理上，王韜的政論多千字左右，《弢園文錄外編》里184篇均如此，一為方便刊登，二為便於閱讀。至於重大題目，王韜則巧妙採取了分篇連載的論述方法。《弢園文錄外編》就有關於原道、原學、原人、原才等共12篇分篇評論作品。另外，王韜的句子也多以短句為主，既朗朗上口又言簡意賅，有音樂美，同時理解起來也比較輕鬆。這種不追求華麗辭藻的語言，保證了各種層次讀者都能讀懂文章思想。這種文體雖無幾十年後梁啟超的文體那樣風行，但簡潔程度足以供最廣泛的中國文化人閱讀。

2.針砭時弊，“提極端取其中”的技巧

王韜深知“取法其上，合乎其中”之理，所以行文拒用婉言，總是一針見血直入問題核心。這與後來梁啟超所言“夫人之安於所習而駭於所罕聞，性也，故必變其所駭者而使之習焉，然後智力乃可以漸進”，可謂殊途同歸。

“其能識英國語言文字者，俯視一切，無不自命為治國之能員，救時之良相，一若中國事事無足當意者，而附聲吠影者流，從而噓其焰，自惜不能置身在洋務中而得躬逢其盛也”。寥寥數筆，王韜把洋務派官員驕橫跋扈的形象，刻畫得淋漓盡致，挖苦得體無完膚。

3.思想主張，先“破”后“立”

“破”得直言不諱，“立”得乾脆直接——先“破”后“立”，這是王韜思想的核心特點。

“破”即“除”社會之“弊”，要旨在“批判”——解釋國家弊政，諷刺落後現狀。例如，王韜直言要“清仕途”，認為“科目、捐納、保舉，三途並進，雜矣，濫矣。必當痛加沙汰，嚴為甄別”；建議要“裁冗員”，“其有閑員末秩，無益於民事，徒足以耗國家度支者，無論文武，悉從而汰之”。這種不避鋒芒，直面現實的義正詞嚴，顯示出王韜的蕩氣迴腸與熱血沸騰。

“立”即“尋”現代之“徑”，主題在“主張”——介紹西方現代制度，啟蒙民心，主張變法維新。比如，王韜提出“取士要得真才，練兵當以槍炮為先，然後使兵強”。並強調自強必須重民，以往積弱源於賤民戕民，指出封建專制“惟知耗民財，殫民力，敲膏吸髓，無所不至，囊囊既飽，飛而揚去，其能實心為民者，未有也”。王韜用錚錚忠言，承擔起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擔當。

4.對比手法，通達社會之現狀

中西方文化熏陶使得王韜此時的思想視野極其廣闊，這種世界性視角，也使其政論形成了比較鮮明的對比性結構——常將別國的情形與中國的現狀放置一起，產生是非優劣自見的對比效應。

如言洋務，王韜主張先要知彼，知彼則先“習泰西語言”,但“中國之能操泰西言語，能訓英人文字者，當軸者輒深惡而痛嫉，中國文士亦鄙之而不屑與交”。但列強諸國“彼處則設有翻譯官員，及教中之神父牧師，效華言，識漢字，留心於我國之政治，於我之俗尚風土山川形勢物產民情，悉皆勒之成書，以教其國中之民”。言“重民”,“西國民寡而如此，中國民眾而如彼。”“如此”者是指歐西“民寡”而“眾志之如城，大可用也”；“如彼”者則指中國“民眾”而“不善自用其民也”。在對比中，王韜形象揭露了現狀問題之所在，也間接介紹了改進之途徑。

《王韜評傳》張海林著，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 ISBN 7-305-01949-6

《王韜評傳》忻平著，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 ISBN 7-5617-0465-8

《王韜研究》王立群著，中國早期“口岸知識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徵（博士論文）

《王韜年譜》張志春編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ISBN 7-5434-1905-X

《王韜傳記資料》朱傳譽主編，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

《王韜著作》：費正清："Writings of Wang Tao." [excerpts]. In Ssu-yu Teng and John K. Fairbank :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Cambridge: Harvard UP, 1954, 137-42.

Cohen, Paul A.：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ISBN 0674068769

中譯本：（美）柯文著，雷頤、羅檢秋譯，《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的改革》，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 ISBN 7-214-01271-5/G·316

McAleavy (H):Wang T'ao.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a Displaced Person. With a Translation of 'Mei-Li Hsiao Chuan', a Short Story by Wang T'ao，1953。 A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China Society of London on 22 May 1952。

Vittinghoff, Natascha:Die Anfänge des Journalismus in China (1860 –1911) Harrassowitz Verlag Wiesbaden 2002 ISBN 3447046341

（美）柯文著，《變動中的中國歷史研究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