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陪麗

自從上世紀90年代來上海灘淘金，包陪麗已經買下市區近10處花園別墅出租，光是這筆租金收入，就已經十分可觀。而她自己，卻是租住在一個公寓中，生活簡單樸實。

“香港的家裡人一度都不曉得我在做上海的生意。他們會覺得像我這樣的大小姐，香港舒舒服服的生活不過，為什麼賣破破爛爛的房子？而且他們認定，一定要做大的項目，做小的沒面子。”包陪麗笑著說。

如今，船王家族船運企業早年就交由長女包陪慶和女婿蘇海文在香港主理，次女包陪容家負責九龍倉集團，女婿吳光正現為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小女兒包陪慧家則控制著超過10億美元的家族資產投資。

這個豪門之後，不喜歡購物，不開豪車，不戴珠寶，喜歡喝地道的法國紅酒、收藏欣賞藝術品，現在還身兼香港芭蕾舞團主席和香港藝術中心的監督團成員之職。看上去大大咧咧，絲毫沒有女強人的做派，不過從她的話語中，依然能感覺到船王父親對商業的獨到見解和敏銳。

“我上世紀90年代就來上海了，一個城市太成熟，就沒有機會了，比如香港，在那裡做生意的門檻很高。”包陪麗說。而她也似乎刻意在擺脫家族的身份，一度覺得作為女人在上海跟男人談生意，總是有隔膜。

事實上，包陪麗的生意似乎都跟家族沒有太大的關係。她曾在紐約收購LOFT，兩三年內就賺了翻倍的價錢，她收藏的諸多紐約知名藝術家的作品，包括TomWissalman、DavidHackney、NeilJenney、RobertRauschenberg等人，如今這些作品很多都上漲到幾百萬美元。

在下屬看來，包陪麗從沒有擺出家大業大的顯赫身世，她只是作為一個繁忙的小生意人，往來上海、香港、東京、紐約，與富豪太太圈總是保持著一定的距離。

“每次回香港，一遇到聚會，我就會頭痛，因為香港闊太太們會比，你有沒有買最新的珠寶，穿最潮流的衣飾。這在她們看來，就是生活本身。但我沒有這樣的習慣。”包陪麗說。

事實上，似乎從小，一種逆反的冒險衝動就在包陪麗身上誕生。她不去讀貴族學校，很小就去日本、紐約學習藝術，甚至夢想成為一位“職業藝術家”。曾經有很多人笑話包陪麗，放著好端端富家大小姐的生活不過，卻出去找罪受。

“從小時候起，周圍的人都對我太好，我在年輕時就想離開家，逃離大小姐的身份，我想靠自己的雙手。”她說。

在東京，年輕的包陪麗認識了現在的丈夫，曾是建築師的渡新一郎。她記得自己在東京，拿著自己的藝術作品卻到處遭遇閉門羹的經歷。她在東京畫展上遇到蔡國強，蔡國強以為她是一位落魄的中國女藝術家，便請她去家中吃飯，她自始至終也不跟對方說自己是船王的女兒。

包陪麗去紐約尋找自己的自由藝術家之夢。她終於賣掉了自己的第一幅畫，所得8000美元。“當時我特別高興，就給父親打電話，他問我賣了多少錢，我說8000美元，他就在電話那頭一直笑。後來就在紐約畫廊groupshow上收到了好多花籃，父親和姐妹家人都一人給我送了一個，這讓我很尷尬，其他藝術家都沒有人送花籃。”包陪麗說。

上世紀80年代，她在紐約和華人藝術家一起尋夢，大家也只是把她當作一個普通的叫Cissy的藝術家，過著清苦的生活。有一次，大家一起聚餐，包陪麗覺得肉的味道怪怪的，便問對方這是什麼，對方說吃完再告訴你。原來紐約華人藝術家都比較辛苦，那時吃的是狗肉罐頭。

遠離船王，就像一個陌生人，包陪麗隱瞞著自己的豪門身份，生活在紐約社會的底層。有一次，她跟幫工阿姨在紐約曼哈頓乘地鐵，穿得破破爛爛，有小偷偷阿姨的項鏈，卻沒人偷她的。途徑唐人街時，甚至還有好心路邊人提醒她：“已經10點了，你來得太晚，搬運的工作都排滿了。”

這樣的日子，直到船王病逝。包陪麗回到香港，但她已然不再是“大小姐”。對於父親，包陪麗覺得受船王父親的影響實在太多。“爸媽非常節儉，爸爸的手錶戴了30多年都沒換過，媽媽也很節儉，有一次我們搬家，我以為窗帘布都扔了，結果搬到新家，媽媽又把它改成了椅套重新使用。我們出去買鞋子，每次都只准買一雙。”包陪麗說。

其實在包陪麗看來，父親對女兒的態度是很矛盾，第一，不相信女孩子可以出來做事，第二，也不想女兒辛苦，他沒有強迫她們學商業。“持恆健身，勤儉建業”，這是父親用毛筆寫給每個女兒的一副對聯。和其他姊妹一樣，包陪麗把它掛在自己辦公室最顯眼的地方，時常睹物反思。節儉的家風是這個家族聚富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