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居宣長

生於伊勢國松阪一個有勢力的棉花批發商家，其父小津三四右衛門定利在江戶擁有分店。後來，家運衰落，在他11歲時，其父病故，不久成了一個商人家庭的養子，在他22歲的時候，因為不適合經商就去京都學醫。同時一面跟堀景山學儒學，其間接觸契沖著作，受其影響，立志研究國學。28歲歸松板，以小兒科醫生開業。同時講授源氏物語講義，1763年他私淑賀茂真淵，主張研究《古事記》最為重要，排斥受漢意影響的《日本書紀》。1764－1798年廣泛研究《萬葉集》、《古今集》、《源氏物語》等古典名著，並撰寫《古事記傳》(44卷)。他通過《古事記》文獻學的研究以闡明古代的質樸的生活，文化與精神，並把它理想化稱之為古道，培養弟子500名，遍布日本各地，形成國學派勢力。和稍早出現的漢學大師荻生徂徠形成了雙峰對峙的局面。還著有《石上私淑言》、《紫文要領》、《直毗靈》、《源氏物語玉小櫛》等。

本居宣長把產靈神和天照大神視為最高神從而否定了天御中主神和國常立神作為最高神的資格，理由：后二者只是最初神而不是最高神。主張世界萬事萬物均可分為“顯事”和“幽事”，前者由天照大御神的子孫統治，後者由大國主命主宰。他說：“蓋人世事皆由於神的安排，就顯事而言，亦不出幽事以外”。他認為“神道之安人心就在於人死亡后，不論善人惡人統統進入冥府，即要到陰冷的黃泉國去受罪。日本是天照大神的本國，天照大神即太陽，“世界萬國之中最優秀的國，那可以說是祖國的國”。

本居宣長所處的歷史大背景，是17～19世紀日本學界風行的“古道學”思潮，它是日本在隋唐時期大量吸收中國文化、德川氏鎖國政策施行後日本民族精神重建的反映。復古學思潮的發端與文藝復興類似，均為對本民族經典古籍的總結與再闡釋，但民族主義的復古學者們在整理古籍時因時生義地添加了自己的思想。本居宣長的老師賀茂真淵，確立了通過考據“完全擺脫中國思想”的治學目標，一直為後世的復古追隨者們效法。

賀茂治學的側重點在於治平，他將武士道的尚武精神理想化，認為儒道二家的浸染使大和民族失去了“丈夫的精神”。本居則在文論與藝術領域用力較勤，他明確地將文學與倫理學剝離，以“物哀”作為評判文學好壞的標準，並最終歸結於日本民族固有的自然主義的藝術理念。由此演繹，本居在神道神學方面亦有建樹，初步確立了日本民族國權主義的理論基礎。

以本居宣長為代表的復古主義學者，再發現並闡揚了日本民族的文化精神，其歷史意義不可低估。當然，更多的中國學者將目光的焦點集中在復古派的消極效應上，主要是為專制與排外辯護，神話感性，排斥理性，使明治維新后的日本時時走向歧途。

他出身於商業資本重要中心之一的伊勢松坂的町人家庭。在其文學研究中，他把對於封建意識形態，特別是對於儒教的道學的批判向前推進了一步。其次，在其語言學研究中，給作為古典學的國學開闢了新的生面。但同時，由於他崇拜古典，作為創世紀式神話的信奉者，他的神學觀念達到了荒謬的地步，他把國學中合理的成分加以歪曲而塞進了這種觀念之中。一句話，國學的優點和缺點，在他身上都最明確地表現出來了。在他的世界觀中最具特點的，是他的文學——歌學論中的“事物的幽情”說和復古神道，他已經不是奈良時代文學的讚美者，而是更為成熟的平安朝文學的讚美者，從而把文學——歌學的本質同倫理學區別開來，作為評價文學的尺度，以“幽情”的觀念代替了善惡的觀念。這亦是在他的世界觀中最具特點的文學歌學論。

他在《源氏物語》中看到了獨立於道德之外的文學的深刻的本質。在他看來，文學既不是“為了教人”，也不是以“雄壯”與否為價值尺度的。他認為，文學是根據事物所觸發之幽情，不管好事壞事，只按內心所感而揮發出來的藝術。說這是不合乎道的事，那是不應該有的事而在心中加以選擇取捨，並非文學的本意。大凡諫止不善，乃屬治國教人之道，所以不正當的戀愛等等，當然是應該深戒的。然而，文學與教人之道無關，是以事物的幽情為主的另一種道，所以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也要拋開事情的善惡，不應加以可否。雖說如此，並不是把不好的行為說成是好事，只是說寫出來的文學要有幽情才算最好。一切物語文等都要按照這個意思好好玩味，來理解其中的情趣。所以“專寫大丈夫雄壯的心情，認為男女的愛情柔媚可恥而不說”，“這都是粉飾表面，不是人的真心”，因此決不能給人以感動（幽情），作為文學，這是不可取的。這樣，單就承認藝術的獨立價值，排斥了道學對藝術的評價這一點來說，本居宣長所尊重的是平安朝的文學而不是奈良朝的文學，所選擇的是“弱女風格”而不是“丈夫風格”。他的這種主張，不外是針對以儒、佛的“慧黠”矯正人情的封建道學，來肯定“直雅”之心，肯定人類的“真實心情”的權利。

這樣的藝術論，就他來說，是同古代日本在沒有“惡神作亂”時就“直情徑行，即得中正而道自備”或者“人慾即天理”那種自然主義的倫理說——快樂說結合在一起的。“天地自然”之道的主張，在這裡明確地達到了對於人類的自然和自然欲求的率直的肯定。這種文學論，也可以說是把近松、西鶴等俳人在創作中，在相當程度上，早已實踐了的事情加以理論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