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動穩定器

在社會經濟生活中，通常具有自動穩定器作用的因素主要包括：個人和公司所得稅支付、失業補助和其它福利轉移支付、農產品價格維持機制，以及公司儲蓄和家庭儲蓄等。比如在經濟蕭條時期，個人收入和公司利潤減少，個人和公司所得稅支出隨之減少；而失業增加，政府失業救濟和社會其它福利轉移增加，從而緩和個人收入下降，減少需求下降對國民經濟的衝擊。而在經濟繁榮時期則相反，此時個人收入和公司利潤增加，個人和公司所得稅支付隨之增加，失業減少，政府的轉移支付減少，從而緩和個人收入增加隨之需求過度增加對國民經濟的衝擊。其它具有自動穩定器作用的因素對國民經濟的影響類似.

⒈財政政策中的自動（內在）穩定器和積極的財政政策 稅收的自動變化。在經濟擴張和繁榮階段，隨著生產擴大就業增加，國民收入GNP和居民收入增加，政府稅收會相應增加，特別是實行累進稅制的情況下，稅收的增長率超過國民收入增長率。稅收增加意味著居民可支配收入減少，因而具有遏制總需求擴張和經濟過熱的作用。當經濟處於衰退和蕭條階段時，國民收入GNP下降，稅收相應減少。可見，在稅率既定（給定）不變的條件下，稅收隨經濟周期自動地同方向變化，起著抑制經濟過熱或緩解經濟緊縮的作用。

政府轉移支付的自動變化。財政轉移支付（包括失業救濟金和各種福利支出）有助於穩定可支配收入，進而穩定消費需求。在經濟繁榮階段，失業率下降，失業人數減少，失業救濟金和其他福利的支出會隨之自動下降，從而抑制可支配收入和消費需求增長；反之，在經濟蕭條階段，失業率上升，失業人數增加，失業救濟金和其他福利的支出會隨之自動上升，從而抵消可支配收入和消費需求下降。

政府維持農產品價格的政策。這實際上是以政府財政補貼這一政府轉移支付形式，保證農民和農場主的可支配收入不低於一定水平。在經濟繁榮階段，對農產品的需求增加，農產品價格上升，政府根據農產品價格維持方案，拋售庫存的農產品，吸收貨幣，平抑農產品價格，以減少農民和農場主的可支配收入；而在經濟蕭條階段，對農產品的需求減少，農產品價格下降，政府根據農產品價格維持方案，增加政府採購農產品的數量，向農民和農場主支付貨幣或價格補貼，增加他們的可支配收入。

個人和企業儲蓄的自動變化。由於邊際儲蓄傾向是遞增的而邊際消費傾向是遞減的，所以，在經濟恢復及繁榮階段，隨著個人和企業的收入增加，他們的儲蓄增長的幅度會更大而消費需求增加得較少；相反，在經濟衰退和蕭條階段，隨著個人和企業的收入減少，他們的儲蓄也會減少得更多而消費減少得較少。

以上各項均具有自動穩定器的作用。它們的作用越健全，經濟運行越不需要政府干預。但在現實經濟生活中，這類“自動穩定器”只能緩和經濟衰退或抑制通貨膨脹的程度，而不能根本扭轉經濟衰退與通貨膨脹的趨勢，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經濟活動中存在的問題。因而政府根據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進行適當干預，仍是必不可少的。

⒉貨幣政策與收入政策中的自動（內在）穩定器

利息率效應（凱恩斯效應）。由於利率變動能刺激或抑制投資，所以在貨幣供應量不變的情況下，利率變動有自動調節社會總需求、調控與穩定物價的作用。根據前面已講過的內容可知，在貨幣供應量M不變的情況下，如果商品供給減少 → 使物價上升 → 交易動機和預防動機的貨幣需求L1上升 → 投機動機的貨幣需求L2下降 → 利率r上升 →投資下降 → 有效需求減少 → 自動抑制通貨膨脹；反之則反是。

實際貨幣餘額效應（庇古效應）。在人們手持貨幣數、量既定的情況下，貨幣的實際購買力（實際貨幣餘額）與物價反方向變動，這使得人們持有的貨幣數量具有調節物價、穩定經濟的功能。當通貨膨脹物價上漲時，人們持有的貨幣數量不變，但所能購買的商品數量減少，人們就會自動減少消費，這樣會使有效需求減少，從而自動抑制通貨膨脹，避免經濟過熱；反之，當物價下跌時，同量貨幣能買到更多的商品，人們會自動增加消費，擴大有效需求，從而自動阻止物價繼續下跌，防止經濟衰退過多。

再分配效應。如前所述，通貨膨脹會導致收入再分配，由於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的作用，這種再分配就具有了自動抑制通貨膨脹的作用。假設國民收入簡單區分為勞動收入（工資）和非勞動收入（利潤）兩部分，如果發生通貨膨脹使物價上漲，就意味著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勞動收入（工資）所佔的比例下降非勞動收入（利潤）所佔的比例上升。這會使整個社會的邊際消費傾向和平均消費傾向下降（因為非勞動收入（利潤）是資本家的收入，在這種收入隨通貨膨脹而增加時，其邊際消費傾向必然大幅下降，其收入中用於消費的部分將大幅下降，同時勞動者因實際收入下降必然減少消費，從而使整個社會的邊際消費傾向和平均消費傾向下降），社會有效需求減少，通貨膨脹會自動得到抑制。此其一；其二，社會上獲得收入的人分為靠租金、退休金、養老金獲得收入的“被動收入者”和靠工資、利潤獲得收入的“主動收入者”兩類。在通貨膨脹情況下，前者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後者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在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作用下，後者的消費支出相對減少，從而抑制有效需求，進而抑制通貨膨脹。

必徠須指出，自動穩定起對於平衡供求、穩定物價、保持國民經濟平穩運行有一定作用，但作用有限。它只能緩和經濟衰退或通貨膨脹的程度，而不能改變它們的總趨勢。僅靠期自動調節，遠不能保證經濟持續均衡增長，必須有政府的適度干預，國民經濟才能健康運行。

關於政府可以通過財政自動穩定器作用的發揮縮小經濟波動的認識，理論界認為自動穩定器的運行主要以稅收和支出形式的漏出效應縮小了凱恩斯乘數。在凱恩斯模型中，乘數法則解釋了為什麼投資、政府支出或者消費支出可以最後誘發經濟產生巨大波動的原因。在20 世紀50—60年代中，學術界不僅進行了大量的理論研討，同時也進行了大量的實踐探索。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凱恩斯主義作為一種廣為流傳的觀點被公眾所接受，認為工資和價格的剛性為政府採取積極的逆周期操作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微觀基礎。但是，伴隨理性預期學派的發展，凱恩斯理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不僅對自動穩定器的效果存有質疑，同時還對經濟學家如何衡量這種效果的能力有所質疑。其中Sargent和Wallace（1975，1976）指出，絕大多數凱恩斯模型的主動政策有效性實際上來自於模型中隱含的假定，即政府相對於私人部門擁有“信息優勢”。如果政府對於經濟波動並不比私人部門掌握更多的信息優勢，那麼政府採取的主動政策將無效。由此可以推斷，在政府並不能明確判斷自己在經濟事件中是否擁有信息優勢時，則應交由自動穩定機制發揮效用。Perry（2003）以拉美地區、經合組織和東亞地區國家為樣本檢驗證明，經濟波動有1/3來源於外部的衝擊，1/3來源於本國金融市場的不完善，而另外的1/3則來源於宏觀政策的波動，包括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波動，其中貨幣政策的波動效應隨時間而削弱，而財政政策卻不是如此。

在20世紀8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和90年代早期階段，由於美國和歐盟國家都經歷了龐大的財政赤字，從而又重新喚起了人們對這個領域的研究興趣。對財政政策的運行以及作為穩定機制的效用進行了很熱烈的爭論之後，在絕大多數經濟學家中，包括凱恩斯主義者和非凱恩斯主義者都接受了這樣的觀點，即自動穩定器減少了總需求的波動，從而引導經濟向充分就業發展。

但是財政自動穩定器的效力發揮取決於很多因素，Bella（2002）指出，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部門的規模。政府支出佔GDP比重越大，公共餘額對經濟波動中的敏感性就越高；第二個影響自動穩定器效力的因素是該國經濟的開放程度。經濟越開放，自動穩定器的效力就越小；稅收結構是另外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因為穩定的效力依賴於不同稅基對周期的敏感度。同時社會公共保障轉移支出也對自動穩定器的效力發揮起決定性的作用。

中國政府經濟職能在市場化經濟改革中一個突出的轉變就是指令性計劃管理退位，指導性政策管理登台，面對經濟的波動，除非發生一些極其特殊不可逆轉的情況，政府都嘗試讓市場自身發揮引導作用。因此，自動穩定器在經濟社會生活中必須發揮應有的效應，以平抑經濟波動、保障經濟增長的平穩性。

1、經濟貨幣化中的財政自動穩定器

自動穩定器機製作為財政政策維護經濟社會發展穩定的一種政策工具，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和在市場體制下的作用渠道與效力的發揮程度存在差異。衡量一國市場化程度的指標有很多，本文選取經濟的貨幣化程度，即M2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作為衡量指標。1984年之前央行掌握全國金融資產總額的90%以上，直到1994年銀行體系的全面金融改革開始后，人行才專門定位於以穩定貨幣為主要目標的央行職能。故經濟貨幣化程度的衡量將以1994年為一個顯著的時間分界線。

根據數據檢驗，國內M2/GDP的比例從1994年開始基本上一路攀高，最高點在2003年，達到188.45%，儘管在 2005年回落到163.86%，仍然比1994年高出63個百分點。經濟貨幣化程度的提高表明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在貨幣政策難以有效單獨調控經濟波動時，財政政策開始更多的配合貨幣政策發揮對經濟社會的穩定作用。在此過程中，國家的財政政策經歷了從積極向穩健的轉變，但每一次國家採取的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幾乎都在實施了若干年後出現負面因素，國內對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的適時、適度的把握難以合理估計。因此，紛紛轉而加強對財政自動穩定器的關注。

2、國內財政自動穩定器的效力

自動穩定機制主要是通過對收入的二次分配從而影響企業家和消費者個人的生產和消費行為選擇，但是由於財政自動穩定器具有相對的潛在性，因而其效力的發揮可能使人們的收入或者支出等對社會產生的影響較小。為此我們首先檢驗在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部門和企業、個人的分配、城鄉以及地區的收入分配流向是如何進行的。

⑴收入從個人流向企業和政府。從1994年到2005年中，住戶、企業和政府三個部門在國民可支配收入中的佔有份額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住戶收入的佔比急劇下降的12個百分點中，企業和政府分別增加了10個百分點和2個百分點。而同期的初次分配收入份額的變動基本上沒有超出一個百分點。

⑵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在住戶部門即個人收入佔比下降的同時，農村的可支配收入在總收入佔比中的比例不斷下降。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在九五和十五期間分別增長了4.7%和5.3%，而同期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則分別增長了5.7%和9.6%，如下圖所示：

⑶地區差距水平高於城鄉差距水平。從地區看，1999年全國31個省市中有19個地區低於全國平均水平，而到了2005年又多增加了一個地區。2000年全國城鎮中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的有19個，2005年則有23個，增長21%左右。可見，地區差距大於城鄉差距，即更大的差距是由地區差距引起的，例如，在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的這些城鎮中，其城鄉差距遠遠小於發達地區的城鄉差距。

⑷財政支出佔比一路下滑。金融監管薄弱和政府過多涉入更易出現較大的經濟波動。此時，自動穩定器更加凸顯作用。國家財政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改革開始一路下滑，雖然在1997年以後有所回升，但是基本上維持在20%以下的水平。

以上分析表明，從國內的實際來看，在經濟高速增長的情況下，以政府預算作為財政相機抉擇政策的代表，而以社會保障制度和稅收作為自動穩定器的代表並沒有調解城鄉收入差距、地區收入差距，並沒有緩解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或者資金不斷向產能過剩行業積聚的形勢。並且從稅收來看，除了個人稅收具有典型的累進性質外，企業稅收在這方面表現並不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