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國際帝國主義宰割下之中國

（一）

歐美資本主義的發展，多半是靠掠取非洲和亞洲做大市場和大掠奪場。在最近一世紀內，資本主義侵略的積累，造成二十世紀血染遍了的世界資本主義巨大骨幹；那些資本帝國主義者由競爭掠奪而出於戰爭，把他們自己造成的骨幹從根本上加以損毀；損毀之後，又想用原法鞏固而且擴大資本主義的建築物，同時他們新的損毀事業又正在準備進行中－－這種循環式的趨勢，是近代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的必然現象。在現今這般資本主義進程中，全世界有十二萬五千萬的殖民地和被壓迫國的人民（還有資本主義國家裡萬萬數數的無產階級）輾轉就斃於倫敦、巴黎、紐約、東京等處極少數銀行家工業家和他們政府重壓之下。除非把世界資本主義的組織完全剷除，這種慘酷的現狀是決不會消滅的。這個現象最值得弄個明白，因為個個中國人（不但是勞動階級）都應當知道他自己受痛苦的原因。

世界上的個個資本主義國家都必須獲得最大的市場，來銷售他過剩的商品，吸收他需要的原料，而世界上可供掠奪的市場，只有印度、中國、土耳其、摩洛哥、埃及、波斯、高麗、墨西哥、安南、南洋群島、南部和中部的阿非利加洲等地方，因此奪取那些市場的競爭是免不掉的。競爭的結果，便須訴諸戰爭。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屠殺，便是發源於英、德兩系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爭奪近東市場的衝突。

上次世界大戰的成績，即是屠殺了數千萬的勞動群眾，瓜分德國的殖民地，毀滅德、奧等的經濟基礎，使他們變為英、法的殖民地，並把全世界的經濟秩序破壞無遺。戰後，那些帝國主義的國家又企圖恢復戰前經濟原狀，來挽救資本主義根本覆滅的厄運，便想將戰爭的巨大損失取償於全世界的勞動群眾；因此，他們先後在巴黎、華盛頓、柔魯等處開分贓會議，假借“和平”、“正義”等名詞以掩飾全世界被壓迫階級的耳目，但那爭奪宰割世界而引起劇烈衝突的真相，已暴露無餘。他們那些不可消滅的利益衝突，便是第二次更猛烈的帝國主義戰爭的導火線。

帝國主義者開多少次的會議，都不能免去日、美在最近將來的戰爭趨勢和英、法非相見於疆場不能解決的衝突；不過他們常常被逼著去救濟資本主義無法挽回而日見擴大的世界經濟恐慌，冀圖避免社會革命的銳利鋒芒，故不得不藉此種會議的分贓妥協行為，犧牲弱小民族的利益來掩蓋他們中間的裂縫，以苟延此不可免的大戰時期。同時並可在此苟延期間之內，加勁劫奪殖民地和弱小國家的富源和勞力，一方可以勉強按住他們本國的無產階級使之不能即時脫離羈軛，俾得從容補償前次大戰的損失，他方便做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經濟的和軍事的準備。

許多年來，東亞各民族被踏在英、美、法、日等國鐵踵壓迫之下，上次大戰以後，帝國主義侵略東亞各民族又更加厲害。美國勒住菲律賓群島，一面用假裝慈悲的態度，一面繼續他的經濟侵略，不稍放鬆。英國扼著印度的喉頸，剛柔並用的壓倒印度獨立運動，以維持每年一百萬印度勞動群眾死於英國資本家的長爪之下的現狀。安南農民更是奴伏在法蘭西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牛馬一般的種出米穀來供法商的榨取，安南盡可每年餓死多少萬種米的農民，但何時都缺不了法國米商成千萬石的米糧輸出。日本榨取高麗人民的血汗，更是橫暴無比，日貨盡量的輸入，米糧強迫的輸出，使二千萬高麗農民處在飢餓而死的境遇。

帝國主義的列強歷來侵略中國的進程，最足表現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本相。中國因為有廣大的肥美土地，無限量的物產和數萬萬賤價勞力的勞動群眾，使各個資本主義的列強垂涎不置，你爭我奪，都想奪得最優越的權利，因而形成中國目前在國際上的特殊地位。

（二）

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開始於一八三九年英國艦隊的攻擊。這次攻擊實是資本主義最著名的卑污強盜行為，因為他的起因是由於英國政府和商人要強迫把鴉片毒害中國民眾。從一八五八年英法聯軍攻打大沽，直到一九○一年義和團反抗“洋人”的暴動，促成八國聯軍佔領北京，這四十三年間，乃是資本主義國家宰割中國的流血時期，也是中國人在歷史上受最大痛苦和侮辱的時期。二十世紀的開始，已是到了列強因掠奪而互相衝突的形勢。一九○四年的日俄戰爭，為的是爭奪滿洲，戰爭的損失，又挖取中國人的血肉去填補。

帝國主義的列強在這八十年侵略中國時期之內，中國已是事實上變成他們共同的殖民地了，中國人民是倒懸於他們欲壑無底的巨吻中間。帝國主義者掠取了中國遼廣的邊疆領土、島嶼和附屬國，做他們新式的殖民地，還奪去許多重要口岸，做他們的租界，並自行把中國劃成幾個各自的勢力範圍圈，實行其專利的掠奪事業。在中國自己領土之內，三分之一的鐵路為外國資本家的所有物，其他的鐵路也是直接或間接由外國債權主人管理；外國的商輪是在中國的海口和內河裡面自由行駛；郵電是受嚴密監督；關稅也不是自主的，是由外國帝國主義者協訂和管理的；這樣，不但便利於他們的資本輸入和原料的吸收，而且是中國經濟生命的神經系已落在帝國主義的巨掌之中了。那些外國資本家還在中國佔據了許多礦山，並在上海、天津等商埠開設了一些工廠，鞭策百萬的中國勞工在那些礦山工廠里，做他們生利的奴隸。同時又加上外國商品如潮的輸入，慢說布匹紙張之類，舊有的針和釘都幾乎絕了種，因此生活程度日漸增高，三萬萬的農民日趨於窮困；數千萬手工業者的生活輕輕被華美的機器製造品奪去，而漸成為失業的無產階級。中國因為每次戰爭都要被索去一批現金賠償，加上鴉片和商品的吸收，現金日見減少，又加上二十萬萬外債連本帶利不斷的盤剝，更加上上海、北京、天津、漢口、廣州幾個外國銀行家的操縱，國家和民眾的經濟生活都陷在極恐慌的狀態之中。帝國主義者還賄賂中國的官僚政客，派遣許多的顧問牧師，出版報紙，設立學校－－這是企圖更順利的達到他們貪婪掠奪的目的。同時為防止中國民眾的反抗起見，帝國主義者的列強又掠得實際統治中國人的領事裁判權，並派遣軍隊、警察、軍艦駐守於中國領土之內。

（三）

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起后，歐、美各國無暇東顧，日本帝國主義者便利用此千載一時之機會，奪取德國在山東的權利，佔領膠州灣，並用恐嚇賄賂等外交手段以最著名的二十一條壓迫中國，意在使中國變為他獨佔的殖民地。從此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的勢力就侵入了中國各種行政、財政、軍事、外交及其他一切政治機關的血管裡面，控制中國經濟生命，自由指揮北京政府，以完全實現他的侵略政策。這樣雖然填滿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欲壑，但是卻引起了美國帝國主義者的嫉妒，日、美兩帝國主義在中國爭奪的衝突於是起了很深的一道鴻溝。

到了大戰告終，所謂巴黎和會，便是分配德國的殖民地和從新劃定資本主義國家在近東和遠東的勢力範圍的分贓會議；在那次會議席上，日本既是先行獲得中國的利益太多，美國帝國主義者又難於遷就，衝突無從調和，關於中國問題遂擱置而不能為平均分配的解決。

然日、美互爭掠奪中國的強盜行為，已是表現得極其明白了。

美國既不能在巴黎和會上與日本調和關於中國的衝突，相互獲得平均利益，便企圖組織新銀行團－－國際帝國主義的托拉斯，想用經濟優勝勢力，盡量把資本輸入中國，以達到掠奪中國的優越地位，做完全管理中國經濟的主人翁。但日本卻已佔得中國領土的最大部分做他專利的勢力範圍，又豈肯輕於讓步，所以新銀行團的計劃未能即時實現。

在這樣日、美衝突狀態之下，形成中國的特殊政治狀況。日本帝國主義者先後扶助安福系、張作霖、新舊交通系等當權的北京政府，為的是要利用北京政府為實現日本侵略計劃的工具。英國便站在吳佩孚派的督軍後面，為的是要藉此鞏固他在長江一帶的權利和勢力範圍的推廣。美國卻勾結中國新興的資產階級和知識階級分子，想用掩眼法來實現他國際托拉斯的經濟侵略政策。但是這種步驟不一致的侵略方法，究不能即時發展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而處於利益衝突日甚的地位。

（四）

英國在戰後的歐洲市場日被排斥，生產過剩，經濟恐慌，故以發展遠東市場為救濟的唯一道路，而又陷於與日本衝突日見緊張的地位，同時又發生一個重大的問題：英國還是繼續與日本同盟來壟斷遠東的權利呢？還是和美國聯合來實現共同侵略遠東呢？在這種糾紛之下就產生了華盛頓會議。華盛頓會議為的是要從新分配他們在遠東的市場，希圖調和那不可免的日、美和英、美的兩種衝突。遠東問題在英國帝國主義者看來，是他許多掠奪殖民地問題中間之一個，所以英美戰爭，或許可以久延時日，但是在日本乃只有這個唯一的大市場，在美國也只有這個唯一可供發展的大市場，所以日、美衝突萬難減輕，而戰爭必在最近期間內爆發無疑，華盛頓會議那能為力呢？不過他們在爆發之前，拿遠東－－特別是中國－－的豐富物產和勞苦群眾，擱在各國集於華盛頓的外交家銀行家的晚餐席上，平均各個的貪慾，從新宰割一次罷了。

華盛頓會議所以標榜減輕軍備，完全是要欺騙在軍備負擔底下呻吟而將起來革命的勞動階級。軍備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柱石，資本主義國家不但需要他來侵略弱小民族，且需要他來鎮壓本國勞動階級的反抗，因此資本主義國家裁判軍備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他們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那些主力艦噸數比例和陸空軍備保持的競爭，愈現出帝國主義者怎樣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和計劃壓迫勞動者的陰謀。

華盛頓會議中之主要問題－－中國問題，是在美國脅制之下解決的，結果，他們承認日本在滿、蒙和東部西伯利亞獨佔的掠奪，將中國置在他們共同侵略的“開放門戶”政策之下。美國之所以採用海約翰以來的舊調，完全是要借著這個“開放”來打破日、英在中國的優勢，讓他自己插足進來，操縱中國的經濟生命；“開放門戶”政策的採取，顯然是美國侵略中國的第一步成功。多少年來駕御中國的英日同盟雖是廢了，但這次成立英、美、日、法的四國吸血同盟－－雖然他的根基極不穩固－－卻要做比他加倍有力的侵略。美國所領袖的新銀行團，從華盛頓會議算是加了一層保障，將要使農人的中國變成國際托拉斯進貢的藩屬，從此中國的貧苦農民要納租稅給那些外國的銀行，中國所有的實業要歸為外國銀行的私產了。

華盛頓會議給中國造成一種新局面，就是歷來各帝國主義者的互競侵略，變為協同的侵略。這種協同的侵略，將要完全剝奪中國人民的經濟獨立，使四萬萬被壓迫的中國人都變成新式主人國際托拉斯的奴隸。因此最近的時期，是中國人民的生死關頭，是不得不起來奮鬥的時期。

（五）

所有上述那些事實，都是帝國主義的列強怎樣必須侵略中國怎樣宰割中國和剝奪中國工人和農人的貪婪的寫真。

帝國主義者們還口口聲聲唱什麼民族平等、民族自決和人類平等等好聽的名詞，想把資產階級掠奪無產階級的資本帝國主義的強國壓迫弱小民族的行為，輕輕隱瞞過去。但是中國人民受了這九十年被壓迫的經驗，卻最易了解帝國主義者所宣稱的平等和自決是什麼意義。而且也容易了解只有打倒資本帝國主義以後，才能實現平等和自決。

但是被壓迫的中國勞苦群眾最要明了現今世界大勢，才能從受壓迫的痛苦中加快的救出自己來。最近世界政治發生兩個正相反的趨勢：（一）是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列強企圖協同宰割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二）是推翻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即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先鋒－－國際共產黨和蘇維埃俄羅斯－－領導的世界革命運動和各被壓迫民族的民族革命運動。大戰以後，英國生產力停滯，法國經濟破產，美國生產力過剩，而帝國主義者簡直沒法恢復戰前經濟原狀。他們所組織的“國際聯盟”用意是互相尊重其所得權利、互相維護其掠奪物的相互保險政策，結果又被他們自己拆散了。

華盛頓會議把日、美衝突弄得更明顯，柔魯會議英、法背道而馳，已是回復到比大戰以前的形勢還更危險；大戰的“破壞”既然已將資本主義的牆腳掘掉了一大半，他旦夕有發生塌倒之可能，還能說及恢復和再造嗎？這便可證明世界資本主義的命運已離他的末日不遠了。在另一方面工人和農民的蘇維埃俄羅斯－－全世界勞苦群眾革命勢力的柱石－－不斷的從根本上打擊全世界的資本主義，經了五年的奮鬥，勢力日見鞏固；德國和中歐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火焰，已達到極烈的頂點，英、美、法、意等國常常發生極可怕的罷工運動，已動搖了資本主義的老巢穴；就是日本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也是聲勢浩大的興盛起來，至於印度、埃及、愛爾蘭、高麗等被壓迫民族，受了前次大戰和俄羅斯革命的影響，獨立革命運動日見有組織，日見緊張，業已驚得帝國主義者心神不寧了。這就是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勢力迅速伸長的確證。

而且這兩種反資本帝國主義的革命勢力－－無產階級革命和民族革命－－的聯合日趨密切，這個聯合的革命勢力必定會把世界資本主義的枯骨架推到資本主義自己掘成的墳墓里去。最近數十年之內，中國人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勢力，已是大有進步，而且還會增長起來。但是中國的反帝國主義的運動也一定要併入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革命潮流中，再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聯合起來，才能迅速的打倒共同的壓迫者－－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中國勞苦群眾要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中把自己解放出來，只有走這條唯一的道路。

中國政治經濟現狀與受壓迫的勞苦群眾

（一）

帝國主義的列強既然在中國政治經濟上具有支配的實力，因此中國一切重要的政治經濟，沒有不是受他們操縱的。又因現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農業和手工業的經濟基礎上面，工業資本主義化的時期還是很遠，所以在政治方面還是處于軍閥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軍閥們一方受外國資本帝國主義者的利用唆使，一方為自己的利益把中國割據得破碎不全：張作霖之佔據東三省，便是一個最明顯的例。這樣的情形，即是中國政治上一切糾紛內鬨的複雜基礎。

中國目前政治狀況又另開了一個新局面。這個新局面一方便利於帝國主義的列強實行華盛頓會議所決定的共同侵略政策，一方延長中國的糾紛情勢。最近的奉直戰爭，在吳佩孚方面，英、美帝國主義者站在他的後面，為的要協助吳佩孚打倒日本在北京的優勢，達到他們自己把持中國政治中心的慾望；在張作霖方面，自然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為其後盾，希圖維護著名親日派張作霖所栽培的交通系內閣，以保持他對於北京政府的優越地位。這次戰爭的結果，吳佩孚掃除了張作霖在北京的勢力，但是張作霖在滿洲的勢力並未失墜，仍足為日本帝國主義利用做專心掠奪滿、蒙的劊子手。吳佩孚戰勝以後，北京政府漸漸落在親美派的官僚手裡，這是美國實現對華政策一個絕好的機會。但是美國並不願意吳佩孚－－是一個較進步的軍閥－－製造一個統一的政府，因為吳佩孚所主張廢督裁兵如果實現了統一，是與中國資產階級以極大的利益而易於發展，與外國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進行是極不利的。美國帝國主義者便轉過頭來，與日本強顏攜手，企圖共同利用張作霖、曹錕和其他頑固的軍閥官僚（如安福系、交通系等），以免日、美互相掣肘而造成一個可以共同利用的中國傀儡政府。英國更又贊助暴露了反動行為的陳炯明，剷除孫文派在廣東的民主勢力。這樣他們利用軍閥，阻撓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造成軍閥勢力下之有名無實的統一政府做英、日、美的共同工具的計劃，已是顯明極了。即使中國現在能出現一個所謂統一政府，但列強的壓迫不去，軍閥的勢力不除，中國是萬難實際統一的，而且內亂還會不止呢！民國成立十一年，幾乎年年都有戰爭，不是軍閥壓迫民主主義革命戰爭，便是軍閥內鬨，如直皖戰爭和奉直戰爭等。現在那些督軍間的衝突，無處不現出嚴重的形勢，加以帝國主義者無窮的操縱，因此內亂是有加無已的。真正的統一民族主義國家和國內的和平，非打倒軍閥和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是永遠建設不成功。因為中國還是軍閥把持和割據的時代，故在現今“統一”呼聲之下，發生兩種矛盾的現象：一派軍閥假聯省自治的名義實行割據，同時他派軍閥假統一的名義壓迫南方的民主革命和蒙古的自治，以增長自己的威權。兩派所假借的名義雖然不同，而其各想延長武人政治的命運，則是一樣的。但是本部各省（東三省在內）經濟上絕無根本的不同，而民國的歷史，若以十年來武人政治所演出的割據現象便主張划省為邦，為遂其各霸一方的野心而美其名曰地方分權或聯省自治，這是完全沒有理由的；因為十年來，一切政權業已完全分於各省武人之手，若再主張分權，只有省稱為國，督軍稱為王了。所以聯邦的原則在中國本部各省是不能採用的。至於蒙古、西藏、新疆等處則不然：這些地方不獨在歷史上為異種民族久遠聚居的區域，而且在經濟上與中國本部各省根本不同，因為中國本部的經濟生活，已由小農業、手工業漸進於資本主義生產制的幼稚時代，而蒙古、西藏、新疆等處則還處在游牧的原始狀態之中，以這些不同的經濟生活的異種民族，而強其統一於中國本部還不能統一的武人政治之下，結果只有擴大軍閥的地盤，阻礙蒙古等民族自決自治的進步，並且於本部人民沒有絲毫利益。所以中國人民應當反對割據式的聯省自治和大一統的武力統一，首先推翻一切軍閥，由人民統一中國本部，建立一個真正民主共和國；同時依經濟不同的原則，一方面免除軍閥勢力的膨脹，一方面又因尊重邊疆人民的自主，促成蒙古、西藏、回疆三自治邦，再聯合成為中華聯邦共和國，才是真正民主主義的統一。

（二）

那些帝國主義者，本來想完全毀滅中國舊有的經濟構造，代以完全由他們掌管的新式資本主義的經濟建築，但是他們畢竟沒有完全毀滅的本領。他們曾經百端阻撓中國經濟自動的改進：如他們不讓中國人民自己建築粵漢鐵路、滬杭甬鐵路及川漢鐵路，強迫清政府借他們的款子來興工，以及他們奪取漢治萍公司之類。但是這樣阻撓的結果，曾激成劇烈的反抗，對他們經濟的壟斷政策加以打擊。而且外國資本家初到中國的時候，究不能獨立經營，只好藉助中國商人和僱用中國賬房、買辦、經紀人之類，做掠奪勾當的中間物。這麼一來，中國資產階級就漸漸完成他們的初步積累階段。大戰期內，歐美商品不能顧及中國，日本商品又遭抵制，遂造成中國資本家發展的最好機會，如是中國資本主義也漸漸在揚子江流域一帶興旺起來了。

但是壓迫在世界侵略的資本主義極大組織之下的新興的中國資產階級，那能自由發展和自由競爭而達到獨立的地位，只不過做世界資本主義侵入中國的中間物罷了。而且外國資本主義為自己的發展和利益，反扶助中國軍閥，故意阻礙中國幼稚資本主義的興旺。中國幼稚資產階級為要免除經濟上的壓迫起見，一定要起來與世界資本帝國主義奮鬥。

中國幼稚的資產階級，已能結合全國的力量，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和北京賣國政府，如一九一九年的排日運動。國民黨所組織的廣東政府，更是中國開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的運動。廣東政府現在雖然倒了，但是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運動在中國是不會消滅的。還有一層，中國的知識階級，商業的和工業的資產階級，要自己能夠避免美國的愚弄，他們的民主運動才能依正軌進行。

中國三萬萬的農民，乃是革命運動中的最大要素。農民因為土地缺乏、人口稠密、天災流行、戰爭和土匪的擾亂、軍閥的額外徵稅和剝削、外國商品的壓迫、生活程度的增高等原因，以致日趨窮困和痛苦。近來農民更可分為三種界限：（一）富足的農民地主；（二）獨立耕種的小農；（三）佃戶和農業僱工。第一種占最少數，第二、第三兩種的貧苦農民至少也佔百分之九十五。如果貧苦農民要除去窮困和痛苦的環境，那就非起來革命不可。而且那大量的貧苦農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時可以保證中國革命的成功。

自從外國商品充斥中國市場以來，手工業者、小店主、小僱主也是日趨困苦，甚至破產失業，加以本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又增加了手工業者無產階級化的速度。這個大量的群眾也勢必痛恨那拿痛苦給他們受的世界資本主義，加入到革命的隊伍裡面來。

中國勞動運動已是在第一個階段中發展起來，香港海員和其他工人為經濟要求的罷工運動，足夠證明工人們的偉大勢力，工人們的組織近來亦見迅速的擴大。而且工人們處在中外資本家的極端壓迫之下，革命運動是會發展無已的。發展無已的結果，將會變成推倒在中國的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革命領袖軍。

（三）

各種事實證明，加給中國人民（無論是資產階級、工人或農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資本帝國主義和軍閥官僚的封建勢力，因此反對那兩種勢力的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是極有意義的：即因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獨立和比較的自由。因此我們無產階級審察今日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我們無產階級和貧苦的農民都應該援助民主主義革命運動。而且我們無產階級相信在現今的奮鬥進行中間，只有無產階級的革命勢力和民主主義的革命勢力合同動作，才能使真正民主主義革命格外迅速成功。

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及其目前的奮鬥

（一）

無產階級去幫助民主主義革命，不是無產階級降服資產階級的意義，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長生命和養成無產階級真實力量的必要步驟。

我們無產階級有我們自己階級的利益，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了，無產階級不過得著一些自由與權利，還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義成功，幼稚的資產階級便會迅速發展，與無產階級處於對抗地位。因此無產階級便須對付資產階級，實行“與貧苦農民聯合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二步奮鬥。如果無產階級的組織力和戰鬥力強固，這第二步奮鬥是能跟著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即刻成功的。

（二）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政黨。他的目的是要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剷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

中國共產黨為工人和貧農的目前利益計，引導工人們幫助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使工人和貧農與小資產階級建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中國共產黨為工人和貧農的利益在這個聯合戰線里奮鬥的目標是：

（一）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

（二）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

（三）統一中國本部（東三省在內）為真正民主共和國；

（四）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實行自治，成為民主自治邦；

（五）用自由聯邦制，統一中國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

（六）工人和農民，無論男女，在各級議會市議會有無限制的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絕對自由；

（七）制定關於工人和農人以及婦女的法律：

1．改良工人待遇：（甲）廢除包工制；（乙）八小時工作制；（丙）工廠設立工人醫院及其他衛生設備；（丁）工廠保險；（戊）保護女工和童工；（己）保護失業工人等；

2．廢除丁漕等重稅，規定全國－－城市及鄉村－－土地稅則；

3．廢除厘金及一切額外稅則，規定累進率所得稅；

4．規定限制田租率的法律；

5．廢除一切束縛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權利；

6．改良教育制度，實行教育普及。

上面的七條，是對於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都有利益的，是解放他們脫出現下壓迫的必要條件。我們一定要為解放我們自己，共同來奮鬥！工人和貧農必定要環繞中國共產黨旗幟之下再和小資產階級聯合著來奮鬥呀！

但是工人們要在這個民主主義聯合戰線里，不至為小資產階級的附屬物，同時又能為自己階級的利益奮鬥，那麼，工人們要組織在共產黨和工會裡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工人們時常要記得他們是一個獨立的階級，訓練自己的組織力和戰鬥力，預備與貧農聯合組織蘇維埃，達到完全解放的目的。

中國共產黨是國際共產黨的一個支部－－現在他向中國工人和貧農高聲喊叫道：快聚集在共產黨旗幟之下奮鬥呀！同時，向中國全體被壓迫的民眾高聲喊叫道：一齊來和集在中國共產黨旗幟之下的工人和貧農共同奮鬥呀！並又高聲喊叫道：一齊來和全世界的革命夥伴們並肩前進呀！只有“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聯合”是解放全世界的途徑呀！前進呀！共同前進！

打倒軍閥！

打倒國際帝國主義！

為和平而戰！

為自由而戰！

為獨立而戰！

和平，自由，獨立萬歲！

受壓迫群眾之解放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國際共產黨萬歲！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

一九二二年五〔七〕月

〔1〕柔魯：義大利地名，今譯熱那亞。

〔2〕海約翰：當時任美國國務卿。

〔3〕丁漕：指丁稅及漕糧，田賦稅目的名稱。丁指丁口，即成年男子，中國歷代對丁口徵收賦稅，稱為丁稅，亦稱丁賦、身丁錢，清代以後，丁稅併入田賦。漕指水道運糧，中國歷代政府規定一些地方按期由水運上交京師的糧食稱為漕糧，為一種實物稅，民國以後，改以貨幣代糧交納。

二大通過的宣言是一份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文件。宣言在分析國際國內形勢和中國社會性質的基礎上，提出在目前的歷史條件下，黨的奮鬥目標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的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這實際上制定出了黨在現階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即黨的最低綱領。宣言又指出：黨的目的是要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剷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這表明黨的二大宣言堅持了一大綱領所規定的黨的最終奮鬥目標，即黨的最高綱領。

二大宣言初步闡明了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策略、任務和目標，指明了中國革命的前途。黨的二大宣言第一次將黨在民主革命中要實現的目標同將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要實現的長遠目標結合起來，不僅明確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民主革命任務，並指出要通過民主革命進一步創造條件，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國情和中國革命問題認識的一次深化，是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一個重要成果。它為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獲得獨立和解放、為中國革命的正確進行指明了方向。從黨的一大確定直接搞社會主義革命，到二大確定首先進行民主革命然後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是黨的戰略方針的一次重大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