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太郎

桂太郎出身山口縣，長州藩士桂與一右衛門之子，1868年參加鳥羽伏見之戰和戊辰戰爭，1870年赴德國留學，學習軍事和軍制，1873年歸國後任陸軍大尉，在山縣有朋領導下從事日本軍事近代化改革工作，被山縣視為自己的得意門徒和接班人。

1875年任駐德國公使館副武官，1878年任參謀局諜報提理，1884年2月16日隨大山岩陸軍卿出國，1885年5月21日晉陞陸軍少將，陸軍省總務局長。1886年成為日本陸軍第一任陸軍次官，任中兼陸軍省法官部長，兼軍務局長。中日甲午戰爭時任第三師團長，1896年接替樺山紀資成為第二任台灣總督、東京防禦總督，1898年-1900年任陸軍大臣，1898年晉陞陸軍大將。（1912年曾被陸軍領導層推舉為元帥，被其以“現役政治家”的理由拒絕）。

1901年第一次組閣，1902年2月27日升伯爵，兼內務大臣，兼文部大臣，在日英同盟、日俄戰爭、日韓合併等事件中起到了主導推動作用。1906年1月7日第一次桂內閣總辭職，任軍事參議官，4月1日受大勛位菊花大綬章，1907年9月21日受封侯爵。

1907年7月14日第二次內閣首相兼大藏大臣。1911年4月21日升公爵，因為日俄戰爭而發行的外債本息已經超過年度預算的2倍，達10億日元，而且日本未得到戰爭賠款，為了還本付息要再借外債。因此擴軍只能依靠增稅，以及削減行政和財政支出。其結果是內閣和大藏省極力抑制陸海軍的擴軍預算要求，以致海軍和陸軍為爭奪有限的預算資源再度發生爭吵，桂太郎不得不於1911年8月辭職。

明治天皇死後由山縣推薦入宮擔任內大臣，患有腦病而毫無主政能力的大正天皇完全聽任桂太郎擺布，故桂被稱為“躲在龍袖後面的人”。1912年12月，軍部濫用特權，搞垮了政友會西園寺公望內閣，桂太郎第三次組閣，軍閥官僚這種“非立憲行動”激發了廣大民眾的極大憤慨。以新聞記者、律師和資產階級民主派為首，開展了要求實現政黨內閣的護憲運動。桂太郎兩次拿出天皇的詔書都無濟於事，1913年2月終於被趕下台。10月10日去逝，年65歲。追授大勛位菊花章項鏈。曾獲三級金鵄勳章。桂太郎是日本大正時期9位元老之一。英日同盟、日本打贏在中國東北進行的日俄戰爭和完全吞併朝鮮三大侵略戰爭事件，都是發生在他首相任內的。因此說，桂太郎擔任首相的時期，正是日本飛速擴展成亞洲軍事強國的時期。毫不誇張的話，他為近代日本帝國的強大和擴張立下的“汗馬功勞”僅次於明治維新的十幾位元勛們。日本在短短的十幾年（1895-1911）內里通過瘋狂的侵略戰爭迅速成為了亞洲的霸主；桂太郎也踏著中朝人民的血淚在16年的時間裡由平民變成了公爵，他也是除了（被降為臣籍）皇族成員、舊公家和倒幕元勛外，唯一被授予公爵爵位的人。

明治維新后，日本急速的走上了軍國主義道路，其中身任要職的桂太郎起了重要促進作用，他在國外留學期間，曾歷時三年深入了研究了德國的軍事體制，1884年又隨陸軍卿大山岩赴歐洲，考察各國軍制。他在參謀本部、陸軍部任職期間，為了適應對內鎮壓，對外擴張的形式，協助山縣有朋，大山岩以德國軍國主義為楷模，不斷改革軍制，1878年設立直屬天皇的參謀本部，主管用兵作戰等軍令事項，政府無權過問。這項措施，就是根據他的建議而設置的，隨後實施的一系列軍制改革方案，也大多出自他手。大大強化了日本的軍事機器。

1886年3月，因改革有功，他被升為陸軍次官，其後兼任軍務局長。到1890年，日本陸軍已經有7個師團，現役5.2萬人，預備役25.6萬人。他還不滿足，在同年的第一屆帝國議會上，多方奔走，廣泛遊說，以軟硬兼施的手段，通過了龐大的軍事預算。1902年第17次議會時，由於反對黨不願為擴充海軍增加稅收，已成為總理大臣的他，不惜冒極大的政治風險，悍然下令解散議會。由於他的強硬態度，得到軍國主義者的一直吹捧。德富蘇峰就說過過：“再建帝國陸軍之殊勛，雖當首推山縣有朋，但自1885年起，中經1890、1891年、對於改革帝國陸軍之兵制、整頓行政機構，健全陸軍之機能，其中功勛卓著者，當首推桂公。”

1874年5月，日本以討伐台灣生番為理由，出兵台灣。在這次戰爭中，桂太郎擔任“諜報提理”，負責招募志願兵，當接到其母病危的電報時，他以忠孝不能兩全為由，表示不能為母親拋棄征番公務，誤了國家百年大業，一直到其母病死，他都沒有回過家鄉。

為了刺探和掌握中國的軍情和政情，桂太郎1879年向參謀總長山縣有朋建議，派調查團赴中國，同年秋，包括桂太郎本人在內的十多名軍官至中國華北地區，在北京、天津等地調查，並起草了對華作戰方針。詳細論證中國軍備情況和日本侵華方針的《鄰邦兵備略》，就是這次考察結果的總彙集。

第二次伊藤博文內閣期間，日本為爭奪對朝鮮的支配權而發動了日清戰爭（1894--1895），身為第三師團長的桂太郎，是這次戰爭的急先鋒，他一接到動員令，就高興的說；“大丈夫開心莫過於此，報效國家，在此一舉。”所部經鴨綠江突入中國，在遼東半島的海城戰役，牛庄戰役等幾次激烈戰役中為擊破淮軍和湘軍出了死力，因此，還在戰時，明治天皇就下令通報嘉獎，戰後獲三等金鵄勳章，進封為子爵。

戰爭使日本國民的政治意識發生重大變化，經濟方面也迎來確立產業資本的時期。此前日本國民對政府富國強兵政策怨聲載道，但由於日本贏得了日清戰爭，迫使清朝割讓了台灣和澎湖列島，還獲得大量戰爭賠款，使國民認為政府迄今的政策是正確的，戰爭肯定論抬頭。另一方面，象作家尾崎紅葉的小說《金色夜叉》中描寫的那樣，金錢至上主義在青年之中風行，同時也湧現出象安部磯雄、木下尚江、幸德秋水等胸懷消除社會矛盾之志的青年。

1900年義和團事件爆發后，俄國乘機出兵滿洲，這引起了日本的不滿，本來義和團是反對西方的，和日本沒什麼關係，但日本為了分一杯羹，山縣有朋內閣不但出兵北京，而且還出動了1.2萬人，成了八國聯軍的絕對主力。在這次戰爭中，身為陸軍大臣的桂太郎負責協調政府和軍隊。

1900年8月山縣授意陸相桂太郎和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向台灣對面的廈門派兵，試圖將福建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8月24日，廈門東本願寺的日本僧人在寺內放火，停泊在該地的“和泉”號巡洋艦派出陸戰隊，台灣總督府也向廈門派出了駐屯軍。由於遭到英國的反對，這個計劃被迫終止，山縣內閣於10月引咎辭職，此後伊藤博文當了5個月的總理大臣。

山縣有朋雖然將總理寶座讓給了政敵，但是所失無多。因為不僅陸海軍大臣的職位仍然保留在山縣派的桂太郎和山本權兵衛的手中，而且此時日本軍方也不具備用武力將俄國人驅逐出滿洲的實力，所以山縣高興地將“滿洲問題”這個燙手的山芋拋給了伊藤。伊藤發現無法通過他自己一直主張的外交途徑來和平解決滿洲問題后，也於1901年5月辭職，山縣有朋、松方正義、西鄉從道、井上馨四位元老和擔任臨時首相的樞密院議長西園寺公望圍繞由誰來接班進行了高層協商，結果未能在元老之中找到合適人選，最後決定將首相衣缽傳給井上馨。井上嘗試組閣，但澀澤榮一和桂太郎拒絕了井上的入閣邀請，井上轉而做伊藤內閣主要閣僚工作，希望他們留任，同樣遭到拒絕。得不到元老們合作的井上放棄了組閣念頭，由山縣的門徒、對俄主戰派的桂太郎組閣。6月2日桂太郎內閣成立。

在1902年8月舉行總選舉后僅四個月，桂太郎就解散議會，於1903年3月實行總選舉。選舉結果在野黨取得大勝，桂太郎內閣面臨窮途末路。桂太郎去做政友會總裁伊藤博文的工作。伊藤博文表示支持擴充海軍計劃，但反對繼續增收地租、整頓行政。桂太郎堅持不懈地對伊藤做工作，最終雙方達成妥協，同意通過整頓行政、延期公共事業項目、募集公債等方法擴充海軍，政友會則收斂了對桂太郎內閣批判的矛頭。這件事表現出桂太郎在政治上的柔韌性，正是這種柔韌性使他能創下擔任首相時間最長的紀錄。

桂太郎內閣是首屆非元老擔任首相的內閣，雖然被蔑稱和調侃為“垂簾聽政內閣”、“小山縣內閣”、“二流內閣”、“次官內閣”，但桂太郎先後三次組閣，共在位2886天，創下了首相在位時間最長的紀錄（佐藤榮作內閣保持著2798天連續在位的紀錄）。對於桂太郎來說，本屆內閣意味著政界新老交替時期的到來。這屆內閣面臨的課題主要有對外政策和財政問題，這兩個問題又相互交織在一起。在對外政策方面，雖然通過日清甲午戰爭排除了清朝對朝鮮的支配，但另一個課題是如何阻止俄國南下。作為對策，日俄協調論與日英同盟論產生對立。日俄協調論主張日本承認俄國對滿洲（中國東北地區）的支配權，作為交換，俄國承認日本對朝鮮的支配權，即所謂“滿韓交換論”。伊藤博文、井上馨、陸奧宗光等人執這種觀點。山縣有朋、小村壽太郎、桂太郎等人則執日英同盟論，主張日本與英國結成同盟共同對抗俄國。當時英國在中東、中亞等地區與俄國對峙，而日英間基本沒有利害衝突。最終日俄協調沒有取得任何進展，日英則於1902年1月30日簽署了日英同盟協約。國民對日本能與世界最強國結為同盟感到驚喜萬分。

俄國事實上佔領著中國東北地區，並謀求擴大在清朝的權益。1902年4月俄國與清朝簽署撤兵協議，承諾分三次撤走在滿洲的駐軍。但俄國僅撤了一次兵，之後反而將滿洲完全置於俄國的控制之下，併流露出侵犯朝鮮的意圖。明治天皇與元老們及首相桂太郎、外相小村壽太郎、藏相松方正義、陸相寺內正毅、海相山本權兵衛等人進宮召開御前會議。經過激烈的辯論，最後決定了即刻對俄開戰的方針。1904年2月日俄戰爭爆發，從日本方面看，這場戰爭的目的是企圖確保對朝鮮的支配，進而將俄國勢力從滿洲排擠出去。對於這場戰爭，存在著象內村鑒三和幸德秋水這樣的反對者，但壓倒多數的日本國民支持戰爭。日本付出了慘重代價取得了勝利，但也失失去了將戰爭繼續下去的能力。在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調停下，日俄於1905年9月締結了媾和條約。

日本在日俄戰爭爆發伊始即與韓國締結了《日韓協約》（1904年8月22日），把韓國保護國化，接著又於1905年11月17日強迫韓國簽署第一次日韓協約，剝奪了韓國的財政、外交權。1905年12月22日與清朝簽署日清滿洲善後協議，迫使清朝同意將俄國在關東州的租借權、長春旅順間鐵路（南滿鐵路）及一切附屬權益轉讓給日本。對此，元老們及議會都沒有提出異議而一致予以承認。

桂太郎內閣在財政上處境艱難，日本經濟在日俄戰爭后確實取得增長，但在1897年就呈現出反動，1900年至1901間發生了經濟大恐慌。桂太郎內閣為刺激經濟發展採取強化發展重工業、通信產業的政策，這就需要金融機構投入大量資金和政府投入大量財政。同時，為擴充海軍增加預算也不可避免。桂太郎內閣籌劃在美國募集外債未果，便想通過整頓行政、延緩公共事業項目、把北清事變賠款列入一般會計等手段加以解決。議會認為賠款收入不穩定，強烈反對將其列入預算，對政府執行期限為5年的地租增收和整頓行政也抱有強烈抵觸。

桂太郎在擔任首相四年半后，於1905年8月修改了日英同盟，英國承認日本對韓國有“指導、監理和保護”的權力，並迫使俄國在普茲茅斯條約中承認了相同內容。在此基礎上，日本和韓國簽署第二次日韓協約。

日俄戰爭勝利后，雖然政府宣傳“勝利了！勝利了！”，由於沒能得到預期的賠款，領土也僅得到樺太（庫頁島）南半部分。大阪朝日新聞對日俄普茲茅斯條約發表評論稱，日本在與俄國講和時提出的條件稱不上“媾和條件”，只能稱之為“求和條件”。憤怒的人民”們焚燒了公園附近的內相官邸、外相官邸、國民新聞社和派出所。桂太郎也受到了暗殺的威脅，以致去小妾的外宅尋歡時不得不由軍隊開道護送。日本政府被迫在東京宣布戒嚴，實施新聞管制，歷史上將此事稱為“日比谷燒打事件”。襲擊的對象還從日本政客蔓延到了英法美等國的商人，因為據說是他們威脅“如果不簽約，今後就借不到外債”。9月6日，四座美國教堂和一座法國教堂被焚毀。暴動還從東京蔓延到大阪、神戶、橫濱等地。這場政治風暴最後以1905年12月桂太郎內閣倒台結束。

伊藤博文身為元老，又是立憲政友會黨首，為了削弱以這兩根支柱支撐的伊藤博文的勢力，1903年伊藤博文被推到樞密院議長的位子上，西園寺公望接任政友會總裁。1906年1月7日，桂太郎推薦西園寺公望出任首相。此前，為平息國民對朴次茅斯條約的激憤情緒，在原敬的推動下，以政友會支持政府為條件，實現了桂太郎與西園寺公望的聯手和相互提攜，形成了長達12年的所謂的“桂園時代”。

1908年7月，西園寺公望內閣由於財政困難和取締社會主義者不利而總辭職，桂太郎再次登上首相的位子。他一上台就與9月25日制定了一項“對外方針政策”決議案，其中規定：“扶植我國在中國的勢力，以便當該國發生意外事件是，能夠確保我國的優勢地位，同時採取必要措施，使滿洲現狀永遠維持下去。”

桂太郎表面上“不偏不黨、一視同仁”，實際上如果不和政友會妥協就過不了議會這一關。1911年1月，桂太郎與政友會總裁西園寺直接會談，雙方“情投意合”。結果政府提出的明治14年度預算案在第二十七屆國會上稍加修改後便得以通過。桂太郎在完成簽署第三次日英同盟協約（1911年7月13日）后提出總辭職，在他的推薦下，第二次西園寺公望內閣於8月30日成立。第二次桂太郎內閣在外交方面與美國締結了以為維持太平洋現狀、保全清朝領土完整、商業機會均等為主要內容的“高平-洛德協定”；和俄國締結了第二次日俄協約（1910年7月）；1910年8月和韓國簽署“日韓合併條約”，在毫無正當理由的情況下將韓國變為日本殖民地。

作為天皇專制的維護者，桂太郎容不得民主政治的存在，1910年，日本的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廣泛的展開了反對天皇專制的活動，管野須賀子明確指出，天皇是“經濟掠奪的首領、政治罪惡的根本、思想迷信的源泉。”對此，桂太郎採取了極其嚴厲的鎮壓措施，以“陰謀暗殺天皇”等莫須有的罪名，對社會主義者進行大搜捕，並無辜的判處24人死刑，其中幸德秋水和管野須賀子等12人於1911年1月先後被絞死，其他12人被改判無期徒刑，這就是著名的“大逆事件”。

1911年8月，繼第二次桂太郎內閣之後，第二次西園寺公望內閣成立。西園寺公望領導的政友會在1912年進行的大選中獲得壓倒性勝利。政府準備著手整頓行政、財政，但陸軍以維護在滿蒙特殊權益和維持殖民地治安為由，要求增加兩個師團的兵力，並且態度強硬。西園寺公望首相和山本達雄藏相以財政困難為由拒絕了陸軍的要求，於是陸軍相上原勇作相利用帷幄上奏特權直接向天皇提交了辭呈，導致內閣崩潰。這次事件被評論為“軍閥毒殺內閣”。

西園寺公望的後任並不是那麼容易就能確定的下來的。元老會議先是促請西園寺公望留任，隨後又相繼試探過松方正義、平田東助、山本權兵衛等人出面組閣的可能性，都遭到了拒絕，最終決定由內大臣桂太郎接任。1912年12月21日，第三次桂太郎內閣成立。原來自從明治天皇死後，山縣就讓桂太郎入宮擔任內大臣兼宮廷侍從長。大正天皇自幼患有腦病，病情時好時壞，毫無主政能力，因此完全聽憑桂太郎擺布，桂太郎因此被稱為“躲在龍袖後面的人”。他這次只當了4個月內大臣就成了首相。

新內閣的最大問題是海軍大臣人選，由於桂太郎上台必然有損海軍利益，因此海軍拒絕提出新任海相人選，最後還是靠天皇親自指定，齋藤實才以增加海軍擴充費600萬日元的條件答應留任。使指責“（皇）宮（政）府不分”的批判之聲高漲，引發了一場護憲運動。在這場運動中首先站出來的是“交詢社”中的實業家和新聞記者們，政界中政友會和部分立憲國民黨人也紛紛起來響應，他們在運動中打出“維護憲政，打倒閥族”的口號。桂太郎想通過組建新黨來過議會這一關，在1913年對外發表組建新黨計劃。但是表示將加入桂太郎新黨的只有立憲國民黨議員的一半多（91名中的50名）、中央俱樂部大半（33名中的30名），以及政友會4名，無所屬9名，總共不過93名而已。第三十屆議會原計劃在年末年初休會後於1913年1月20日召開，在被命令停會15天後終於在2月5日開會。在復會當天，以尾崎行雄為首的234名議員提出彈劾桂太郎的決議案，強烈批判“內閣總理大臣、公爵桂太郎本當身擔重任，卻屢煩聖敕，紊亂宮府之別，以權謀私，營結私黨”云云。尾崎行雄在對決議案進行說明時指出：“彼等以天皇為擋箭牌，以聖旨為子彈打擊政敵”。

在決議案提出的當天，議會再度被命令停會五天。1913年2月10日復會後，無法抑制激憤的民眾包圍了議會。護憲派議員身別白色玫瑰徽章，在民眾的歡呼聲中進入議會大廳。狂熱的民眾襲擊了報社和警察，政府出動軍隊進行鎮壓。這場運動愈演愈烈，進而波及到地方主要城市。表面上看，桂太郎內閣倒台的直接原因是山本權兵衛直言相諫，實際上，說桂太郎內閣是日本歷史上第一個被民眾推翻的內閣也不過分。

民國二年的春天，總理中山先生特地訪問日本，那時我（戴季陶）隨從總理做秘書，在日本六十天的時間中，一切演講、宴會、訪問、交涉，事事參與，那時一切經過，我至今還是很詳細記憶著。因為那一回每事都是我做翻譯，每一件事都有聽兩次說兩次的機會。以後關於日本的交涉，總理常常命我去辦，卻是每一件事只有聽一回說一回的機會，記憶反而減少了。

那一年在東京四十天的當中，最值得我們記憶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中山先生和桂太郎公爵的會見。桂太郎這一個人，大家都曉得，他是日本軍人政治家當中，最有能力而當權最久的一個人。日本自有內閣制度以來，沒有他做總理那樣久的。伊藤博文組閣三次，總共不過六年十個月，他也組閣三次，卻有了七年十個月之久。他第一次組閣，是明治三十四年六月到三十八年十二月。在這幾年當權的當中，他所乾的兩件最重大的事情，就是日英同盟和日俄戰爭。從外交史上看，大家都曉得英國是標榜“榮譽孤立”的，在百年以來，英國沒有和任何國家締結過同盟。這一次把百年政策之一的“榮譽孤立”拋棄了。

和日本聯盟，這自然是他認為有民族興衰、國家存亡的大關係，才肯出此的。至於日本，以一個東方新興的國家，才從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下面，解放了不過十年，便和世界第一個強大的帝國結成攻守同盟，造成他戰敗世界第一大陸國家的歷史，這真是日本民族最大的奮鬥成功。不特此也，這一件大事，可以說把全世界都整個推動了。由日本戰勝的結果，打破了東方民族不能戰勝西方民族的催眠術。全東方的民族，都活潑地動作起來，世界民族革命的新潮，從此開始。因為俄國戰敗的結果，才造成英法協商和三國協商，繼續五年死亡二千萬的世界大戰，以及俄、德、奧、土四大帝國的倒塌，都由此而起。無論是非如何，桂太郎這第一次登台四年零七個月當中的成績，的確要算是世界史上空前的偉觀了。

桂太郎的事迹，世間所知者大都如此。而不曉得他在日俄戰爭之後的計劃，更屬可驚。他的高識遠見和通權達變，的確不是日本現政治當局所能望其項背的。在中國排滿革命成功之後，他特意派人對中山先生表示親近的意思。及中山先生到了日本之後，那時他正是第三次組閣的時候，他特意約中山先生密談兩次。這兩次密談的當中，他和中山先生都可算是盡傾肺腑的了。而自此以後，桂太郎之佩服中山先生和中山先生之佩服桂太郎，可到了極點。兩人之互相期望，也到了極度。桂太郎死後，中山先生嘆氣說：“日本現在更沒有一個足與共天下事的政治家，東方大局的轉移，更無可望於現在的日本了。”當桂太郎臨死的時候，他對在旁視疾的最親信的人說：“不能倒袁扶孫，成就東方民族獨立的大計，是我平生的遺恨。”由這兩個人的感情上，大家總可以了解，桂太郎的心胸和氣魄了。何以一個帝國的大軍閥領袖，一個民國開國的革命領袖；一個軍國主義的權化，一個三民主義的宗師，會如此互相諒解呢？他們兩人的互諒和互信，不是在學術思想上，不是在國家思想上，而是在以東方民族復興為根據的世界政略上。桂太郎和中山先生密談，前後約計十五六小時，桂太郎的話的要點，我可以記出來：

“在清政府的時代，東方的危險，固然到了極點，同時失望也到了極點。那樣腐敗的朝廷和政府，哪裡還可以有存立發展的希望。而西方的努力尤其是軍國主義大陸國的俄國，以最強的武力從北方壓迫下來，海上霸王的英國，以最大的經濟力從南方壓迫上來。這個時候的日本，除了努力圖自存而外，更無他道。而自存的方法，斷不能同時抗拒英俄。幸而英俄兩國，在亞洲的地位，立在極端衝突的地位，使我得以利用英俄的衝突，和英國聯盟，居然僥倖把俄國打敗了。

俄國這一個敵人，不是東方最大的敵人，而是最急的敵人。打敗了俄國，急是救了，以後的東方，便會變成英國的獨霸。英國的海軍力，絕非日本之所能敵，而英國的經濟力，絕非日本之所能望其項背。我在日俄未戰之先，極力想法造成日英同盟。日俄戰爭的結果既已分明，而日英同盟的效用，完全終了。此後日本絕不能聯英，而英國更不用聯日。在太平洋上，英日兩國，完全立於敵對地位。此後日本唯一之生路，東方民族唯一之生路，唯有極力遮斷英俄的聯結，而且儘力聯德，以日德同盟繼日英同盟之後，以對英作戰，繼對俄作戰之後，必須打倒英國的霸權，而後東方乃得安枕，而後日本乃有生命。此生命問題，非獨日本，從韃靼海峽到太平洋，全部東方民族的運命，皆以此計劃的成敗而決。現今世界只有三個問題，土耳其、印度、中國是也。此三國皆在英國武力與經濟力壓迫之下。然而只須解除其武力的壓迫，則經濟力之壓迫，完全不成問題。蓋此三國皆真可以成最富的生產國之要素，此三國皆不能為日本助。中國有可以為日本助之道，而此數十年來，內政既不修明，利權復任意放棄，且持其遠交近攻之策以臨日本。中日之戰，中國如強，則絕不會有日俄之戰。中國若強，則應為中日俄之戰，或中俄之戰，而不致以此犧牲，歸之日本，我可斷言。此兩戰者，日本不過以人民死生拼國家存亡，豈足以言侵略。若中國不強，而甘受歐洲的侵略，且將陷日本於危亡，是可恨耳。

我有鑒於此，故前年有俄都之行。余之赴俄，世間謂余將作日俄同盟。余誠欲修好於俄，然同盟何能成，成又有何用。我所計劃者乃是日德同盟。我因既不能以此事假手於人又不敢往德國，惹人注意，故與德政府約在俄都討論政策，乃剛到俄都，先帝病駕，速以急電催回，事遂一停至今，真是一個絕大恨事。但我一日握政權，終必做成此舉。此為余之最大秘密，亦為日本之最大秘密。倘此事有半點泄漏，日本將立於最不利的境地。在日德同盟未成之時而英國以全力來對付，日本實不能當。我剛才聽見先生所論、所勸告日本之策略，不期正為我志。我在日本國內，從不曾得到一個同志，了解我的政策。今日得聞先生之說，真大喜欲狂。中國有一孫先生，今後可以無憂。今後唯望我兩人互相信託以達此目的，造成中日土德奧的同盟，以解印度問題。印度問題一解決，則全世界有色人種皆得蘇生。日本得成此功績，決不愁此後無移民貿易地，決不作侵略中國的拙策。對大陸得絕對的保障而以全力發展於美澳，才是日本民族生存發展的正路。大陸的發展，是中國的責任。中日兩國聯好，可保東半球的和平，中日土德奧聯好，可保世界的和平，此唯在吾兩人今後的努力如何耳。

現中國的境遇如此，國力又不堪用，先生的羽翼又未成。剛才所云助袁執政云云，以我所見，袁終非民國忠實的政治家，終為民國之敵，為先生之敵，然今日與之爭殊無益而有損。如先生所言，以全力造成中國鐵道幹線，此實最要的企圖。鐵道幹線成，先生便可再起執政權，我必定以全力助先生。現今世界中，足以抗英帝國而倒之者，只有我與先生與德皇三人而已。

這一件事，在政治道德上，中山先生和我始終守著秘密。直到桂太郎死，歐戰發生，日本對德宣戰，先生才對親信的同志談過。我們把桂太郎的話看看，再把歐戰前後的事情想一想，假若桂太郎不死，東方的局面，可說絕對不是今天這樣的。現日本這一般政治當局，無論是政府的大臣，是政黨的領袖，都是些隨波逐流，沒氣力、沒志氣、沒計劃的普通政客。一天到晚，只把如何取得政權、如何保持政權作成唯一的目的。日本民族的將來，東方的將來，世界的將來，他們絕沒作過打算。政治人才拂底的日本，前途的確是可危極了。至於中國今天在政治上的人們，或是永不讀書，或是讀一句書，喊一句口號。政治是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業，又豈是這樣所能成的，真可嘆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