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路花鼓

益路花鼓歷史悠久，清咸豐、同治年間在益陽縣之桃花江（今桃江縣），就有趙松山、趙蘭山兄弟組織的“大興班”活動。清末民初，更有彭桂香、李貴林的“同春班”、蔣昌盛的“盛和班”、王仲秋的“仲和班”以及“寶和班”等職業班社演出於益陽城鄉各地。

抗日戰爭時期益路花鼓的“寶和班”，於1943年成立了“益陽楚劇抗敵演出隊”，陳鑒初任隊長，孫芝亭任副隊長，自編自演了《中秋誘敵》、《姑嫂上墳》、《後悔遲》、《啞巴勞軍》等抗敵劇目。還到常德、桃源慰問七十八軍後方醫院的傷病員。

解放后，一大批益路花鼓的精英如郭鈺、易榮貴、王雲英、孫陽生、簡冬保等，以原益陽市花鼓戲劇團為基地，不斷地創作、實踐將益路花鼓的藝術發揚光大。1956年，原益陽市花鼓劇團整理的傳統劇目《蘆林會》獲省匯演一等獎，劇本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單行本。1958年，益路花鼓的現代戲《金色的鳳凰山》、《吳四佬倌找竅門》，由中國唱片公司灌制唱片。是年原益陽市花鼓戲劇團整理演出的傳統戲《三女抬板》在長沙毛主席觀后，指名並親自改劇名為《生死牌》，參加湖南藝術團晉京為全國農業大會演出。毛主席、劉少奇、周總理、宋慶齡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觀看。周總理、賀龍元帥等中央領導上台接見並與演職員合影留念。藝術大師梅蘭芳在《人民日報》撰文讚揚《生死牌》演出成功，並高度評價郭鈺、王雲英、孫陽生、廖榮華的表演。1959年《生死牌》由中國唱片公司灌制唱片。

益路花鼓，鄉土氣息濃厚，戲劇化程度高，又因其結構嚴密傾訴性強，適應表現正劇悲劇。所以，益路花鼓的悲劇聲腔及悲劇劇目是其他花鼓戲所沒有的。

益路花鼓的劇目有近兩百個，但能全面展示益路花鼓聲腔特點及表演特點的能以教學傳承的戲主要有藝人們所說的：“蘆林、琵琶、產、趕、教”；“趕潘、升天、大弔孝”。前者為“八同牌子”劇目，後者為“益路川調”據目。所謂“蘆林”即《蘆林會》，“琵琶”即《琵琶上路》，“產、趕、教’即《磨坊產子》、《情風亭趕子》、《斷機教子》。所謂“趕潘”即《秋江》，“升天”即《商霖升天》，“大弔孝”即《秦雪梅弔孝》。

“五·四”新文化運動衝擊著一切舊文化，工業化大生產的出現改變著城市的生產結構。年青一代要求民主自由個性解放的願望，衝決著一切束縛他們精神的舊的封建主義的羅網。因此，一些長年佔據城市的大劇種所演出的宣揚舊的倫理觀念的戲劇，已經不再是城市觀眾的首選劇目。但此時在農村還有一些小手工業者仍然是分散的個體勞動。一個家庭就是一個生產單位，於是他們需要一些維繫和鞏固他們家族的倫理觀念，加之益路花鼓的聲腔正適合表現正劇悲劇，且音樂語言又貼近農民，於是，這些節目便在益路花鼓中紮根發展，越來越成為了具有自己劇種藝術特色的傳統劇目。

其他花鼓戲因聲腔不具備表現悲劇的條件，即使有這些劇目，而形式與內容不能達到高度統一，因此不能成為自己的經典。所以，益路花鼓的正劇悲劇藝術特色，是歷史和地理環境所造成的。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隨著專業劇團定點，原益路花鼓流行區之桃江，其劇團實為西湖與長沙藝人合流。益陽縣劇團，系醴陵花鼓劇團入遷，沅江劇團除蔡連山等極少藝人外，大部分是西湖路藝人，已沒有一個益路花鼓的創作集體。唯原益陽市花鼓劇團是由益路花鼓的“盛和班”、“仲和班”、“寶和班”合併而成。益路花鼓的精英如郭鈺、王雲英、易榮貴、孫陽生、簡冬保等雲集於此，且這些藝人中如孫陽生、劉艷芳等又兼編劇和導演，加之新的音樂工作者繼承掌握了益路花鼓的特有聲腔，因此才可能有源源不斷地整理的優秀傳統劇目《蘆林會》、《趕潘》。《秦雪梅》、《生死牌》等出現，也才可能有新創作的益路花鼓的現代戲《金色的鳳凰山》、《吳四佬館找竅門》、《迎風之歌》等出現。

“文革”后，隨著益陽市花鼓劇團的改體，人員的重大變動，加之一些資深藝人如郭鈺、孫陽生、易榮貴、王雲英、簡冬保及編劇劉艷芳、音樂工作者吳建秋等相繼去世，而新的演員、音樂工作者，甚至編劇人員對益路花鼓一無所知或缺乏必要的研究，導致益路花鼓消聲多年，瀕臨失傳。

http://www.xuje.com/dcg3/b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