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之治

“貞觀”為唐太宗李世民年號，出自《易·繫辭下》：“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意即以正道示人。唐太宗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代英主，其治績一直為後世所傳頌。

唐初，由於隋煬帝造成的大亂，隋朝留下了破壞嚴重、民生凋敝的局面。北周“留給”隋朝690萬戶（根據學者岑仲勉、楊志久等人的考證），而且沒有大的戰亂，而隋煬帝造成天下大亂，人口銳減，隋朝“留給”唐朝200餘萬戶（按《通典》記載杜正倫奏，經隋煬帝的消耗以及造成的大亂，到了唐初武德年間僅200餘萬戶。），以及內外眾多強敵、破壞空前嚴重的爛攤子。李淵李世民統一中原與南方，為貞觀之治創造了條件。

唐太宗即位后，因親眼目睹大隋的興亡，農民戰爭瓦解隋朝的過程，認識到了農民階級對君主專制統治穩定的重要性，所以常用隋煬帝作為反面教材，來警誡自己及下屬。吸取隋亡教訓，糾正前朝之弊端，調整統治政策，在國內厲行節約、使百姓休養生息，以緩和階級矛盾，穩定社會秩序，恢復經濟。

唐太宗留心吏治，選賢任能，從諫如流。他唯才是舉，不計出身，不問恩怨。在文臣武將之中，魏徵當過道士，原系太子李建成舊臣，曾議請謀殺太宗；尉遲恭做過鐵匠，又是降將，但都受到重用。太宗鼓勵臣下直諫，魏徵前後諫事二百餘件，直陳其過，太宗多克己接納，或擇善而從。魏徵死後，太宗傷心地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魏徵逝，朕亡一鏡矣。”

由於唐太宗勵精圖治，在政治上加強對西域等地區的管轄，在外交上加強與亞洲各國的友好往來，在軍事上積極平定四夷，在民族關係上對待少數民族“愛之如一”，貞觀年間，唐代版圖空前遼闊，超過漢宣帝在位時期，至唐高宗龍朔元年（661）達到鼎盛，是時領土東臨於海，西逾蔥嶺，北逾漠北，南至南海。

唐太宗即位後，勵精圖治，在政治上既往不咎，知人善任，從諫如流，整飭吏治，令隋末動蕩之局得以穩定下來。

中國君主專制體制的主要特徵是權力高度集中，中央集權。這種政治體制極大地限制了國民的創造性、主動性和靈活性，且極易釀成暴政。

中國君主專制社會的中央政府組織實行“三省六部制”，但貞觀王朝的三省職權劃分則初步體現了現代化政治特徵――分權原則。中書省發布命令，門下省審查命令，尚書省執行命令。一個政令的形成，先由諸宰相在設於中書省的政事堂舉行會議，形成決議后報皇帝批准，再由中書省以皇帝名義發布詔書。詔書發布之前，必須送門下省審查，門下省認為不合適的，可以拒絕“副署”。詔書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頒布。只有門下省“副署”后的詔書才成為國家正式法令，交由尚書省執行（當時的賢臣魏徵就供職於門下省）。這種政治運作方式很有點類似現代民主國家的“三權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紀興起的分權學說，唐太宗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運用於中國的政治體制，進一步說明了貞觀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為難能可貴的是，唐太宗規定自己的詔書也必須由門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從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來潮和心情不好時作出有損他清譽的不慎重決定。中國歷史上出了八百五十三個帝王，只有唐太宗一人擁有如此傑出智慧和胸襟。

隋末民變，使唐太宗認識“民依於國，國依於民”的道理。隋末之混亂，使二十七歲登基、英氣勃發的太宗時時引以為戒，叮嚀自我剋制慾望，與大臣們經常議論歷代王朝興衰成敗的原因，叮囑臣下勿懼上不悅而停止進諫，致力糾正前朝君臣猜疑之失，這是貞觀君臣共濟致治的基本因素。

唐太宗知人善任，用人唯賢，不問出身，因此能夠從各階 層搜羅許多傑出人才。

初期延攬房玄齡、杜如晦，人稱“房謀杜斷”，後期任用長孫無忌、楊師道、褚遂良等，皆為忠直廉潔之士；其他如李勣、李靖等，亦為一代名將。

此外，太宗亦不計前嫌，重用建成舊部魏徵、王珪，降將尉遲恭、秦瓊等，人才濟濟。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選拔，嚴格遵循德才兼備的原則。太宗認為只有選用大批具有真才實學的人，才能達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賢若渴，曾先後5次頒布求賢詔令，並增加科舉考試的科目，擴大應試的範圍和人數，以便使更多的人才顯露出來。由於唐太宗重視人才，貞觀年間湧現出了大量的優秀人才，可謂是“人才濟濟，文武兼備”。正是這些棟樑之才，用他們的聰明才智，為“貞觀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唐太宗重用人才，虛懷納諫，得人善任，從諫如流，營造出政治清明的氛圍，保證了較為開明正確的政治、經濟、民族、外交、文化上的政策得以制定和實施。

太宗以煬帝拒諫亡國為戒，即位後儘力求言，他把諫官的權力擴大，又鼓勵臣下直諫。朝中以魏徵最能犯顏直諫，太宗多克己善加容納，又如王珪、馬周、孫伏伽、褚遂良皆以極諫知名。唐太宗在位23年，進諫的官員不下35人，其中魏徵一人所諫前後200餘事，數十萬言，皆切中時弊，對改進朝政很有幫助。

唐太宗能夠兼聽眾議，注意納諫。其臣下敢於犯顏直諫，形成了中國君主專制社會中少有的良好政治風氣。

唐太宗善於用人和納諫，既是貞觀之治出現的原因之一，又是貞觀之治的重要表現之一。

唐太宗十分重視官吏的清廉，曾命房玄齡省 並冗員，派李靖等十三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國，考察吏治；又親自選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並將其功過寫在宮內屏風上，作為升降獎懲的依據。另又規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輪流值宿中書省，以便隨時延見，垂詢民間疾苦和施政得失，百官遂自勵廉能，直接提高政府效率，一時政治清明。

貞觀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基本沒有貪污的歷史時期，這也許是唐太宗最值得稱道的政績。在唐太宗統治下的中國，皇帝率先垂範，官員一心為公，吏佐各安本份，濫用職權和貪污瀆職的現象降到了歷史上的最低點。尢為可貴的是：唐太宗並沒有用殘酷的刑罰來檠告貪污，主要是以身示範和制定一套儘可能科學的政治體制來預防貪污。在一個精明自律的統治者面前，官吏貪污的動機很小，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防範貪污主要取決於一套科學修明的政治體制，光靠事後的打擊只能取效於一時，不能從根子上剷除貪污賴以滋生的社會土壤。

唐太宗在位期間使隋制更趨於完善。如中央朝廷方面延續了三省六部制，特設政事堂，以利合議問政，並收三省互相牽制之效；地方上沿襲了隋代的郡縣兩級制，分全國為十個監區（道）。此外，行府兵制，寓兵於農；均田制、租庸調製、科舉制等皆有所發展。這些措施提高了行政效率，擴大統治基礎。

他還下令合併州縣，革除“民少吏多”的弊利，有利於減輕人民負擔。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說：“國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為準。”法律制定出來后，唐太宗以身作則，帶頭守法，維護法律的劃一和穩定。

在貞觀時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與民同罪。執法時鐵面無私，但量刑時太宗又反覆思考，慎之又慎。他說：“人死了不能再活，執法務必寬大簡約。”由於太宗的苦心經營，貞觀年間法制情況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據史書記載，貞觀三年，全國判死刑的才29人，幾乎達到了集權社會法制的最高標準——“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罰。

“官吏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米斗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於嶺表，自山東至於滄海，皆不糧，取給於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

在重視法治的同時，唐太宗讓臣下按寬簡原則修訂法律，制定出《貞觀律》。減輕刑罰，修訂法律，制定了貞觀律。貞觀時期的社會秩序穩定，最少的一次全國判處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貞觀六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這一年的歲末，唐太宗准許他們回家辦理後事，第二年秋天再回來就死（古時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個囚犯全部回還，無一逃亡。那時的中國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職，人民安居樂業，不公平的現象少之又少，國人心中沒有多少怨氣。豐衣足食的人不會為生存鋌而走險；心氣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極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628年6月3日（貞觀二年四月二十六壬寅日），朔方人梁洛仁殺夏州割據勢力首領梁師都，歸降唐朝，唐朝統一全國。630年（貞觀四年），李世民令李靖出師塞北，挑戰東突厥在東亞的霸主地位。唐軍在李靖的調遣下，攻滅東突厥汗國，李世民因此被西域諸國尊為“天可汗”。

平定突厥之後，太宗繼續經營西域，先後多次用兵。貞觀八年（634年），吐谷渾寇邊，唐太宗派李靖、侯君集、李道宗、李大亮、契苾何力等率軍攻打吐谷渾。次年閏四月初八，李道宗在庫山（今青海湖東南）擊敗吐谷渾軍。唐軍分兵兩路，李靖、李大亮、薛萬均等率軍向北，出吐谷渾之右，侯君集、李道宗率軍向南，出吐谷渾之左。李靖的部下薩孤吳仁戰於曼都山，斬殺吐谷渾名王。諸位唐朝將領在牛心堆、赤水源擊敗吐谷渾，俘獲吐谷渾伏允的心膂之臣慕容孝雋，繳獲雜畜數萬。侯君集、李道宗在烏海擊敗吐谷渾，俘獲名王梁屈蔥。李靖在赤海大破吐谷渾天柱三部落，收雜畜二十萬；李大亮又俘獲吐谷渾名王20，雜畜五萬，到達且末西境。吐谷渾伏允逃跑，薛萬均指揮騎兵追擊，擊破吐谷渾餘黨。士卒缺水，刺馬飲血。侯君集、李道宗率軍在荒原行軍兩千里，當地在盛夏也會降霜，缺乏水與草，士糜冰，馬秣雪，路過星宿川，到達柏海之上。執失思力擊破吐谷渾車重。吐谷渾王伏允的兒子伏順率全國投降於唐軍，伏允自縊而死，吐谷渾歸附於唐朝。伏順被封為可汗、西平郡王，吐谷渾成為唐朝屬國。

貞觀十二年（638年），吐蕃松贊干布率軍擊破黨項、白蘭羌、吐谷渾，進攻松州。韓威率領少見人員去偵察吐蕃軍，被擊敗。唐太宗派侯君集為行軍大總管，執失思力、牛進達、劉蘭為副，率軍迎戰吐蕃。唐軍主力侯君集部還沒出手，唐軍先鋒牛進達部已經打敗了吐蕃軍，松贊干布懼，退出黨項、白蘭羌、吐谷渾，遣使謝罪。派重臣祿東贊獻金五千兩、珍寶數百於唐朝，再次請求和親。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將文成公主嫁給松贊干布。松贊干布親自到柏海迎親，江夏郡王李道宗持節送文成公主，松贊干布行子婿之禮、非常恭敬。返回吐蕃之後，松贊干布為文成公主築城、建立宮殿供文成公主居住。唐太宗征高句麗返回后，吐蕃松贊干布上書稱臣於唐朝，說“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並臣治之……夫鵝猶雁也，臣謹冶黃金為鵝以獻。”松贊干布還接受唐朝的冊封為駙馬都尉、西海郡王。

貞觀十三年（639年），太宗以高昌王麴文泰西域朝貢，遂命侯君集、薛萬徹等率兵伐高昌。麴文泰沒想到唐軍感到，被嚇死，其子麴智盛繼位，投降唐朝。太宗於是在高昌首府交河城置安西都護府，西域各國皆到長安朝貢。

貞觀十五年（641年），強盛時期的薛延陀汗國派20萬軍隊南下，唐太宗派數萬唐軍迎戰。後面的數萬唐軍還沒趕到，李績率領的3000唐軍與3000唐朝下屬突厥兵已經早諾真水與薛延陀軍大戰。3000突厥兵與薛延陀軍交戰，不勝，突厥兵撤走。薛延陀軍與3000唐軍交戰，射傷了唐軍的馬，李勣指揮唐軍執長槊攻打薛延陀軍，薛延陀軍潰敗，薛萬徹用數千唐軍騎兵奪取了薛延陀軍的馬匹，薛延陀軍失去馬匹，不知所為，唐軍大破薛延陀，俘獲超過5萬人，薛延陀的甲仗輜重也大量被唐軍奪取，剩餘的薛延陀人失去輜重難以抵抗大雪、十分之八被凍死。唐太宗對薛延陀的使者說“李勣率領的只有數千唐軍騎兵，已經使你們狼狽到這種地步。回去告訴可汗，凡舉措利害，可善擇其宜。”唐太宗說：“以我徒兵一千，可擊胡騎數萬。”

貞觀十九年（645年）二月，唐太宗率領10萬軍隊征討高句麗。營州都督張儉擊破高句麗軍，斬首數千級。李勣等攻佔蓋牟城，獲二萬餘口，糧十餘萬石。張亮攻佔卑沙城，獲男女八千口。李勣、李道宗又擊敗高句麗步騎4萬，斬首千餘級。車駕渡過遼水，唐軍李勣攻破遼東城，殺高句麗軍1萬多人，得勝兵萬餘人，男女四萬口，以其城為遼州。唐軍契苾何力擊破高句麗軍，斬首千餘級。高麗北部耨薩延壽、惠真率領高句麗、靺鞨兵十五萬救安市，與唐軍發生大戰。唐軍打敗高句麗、靺鞨兵，斬首二萬餘級。延壽等將領率領剩餘軍隊依山自固，唐軍包圍了他們。延壽、惠真率眾投降於唐軍。唐軍繳獲馬五萬匹，牛五萬頭，鐵甲萬領，以及大量其他兵器。高句麗舉國大駭，后黃城、銀城都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唐軍攻佔玄菟、橫山、蓋牟、磨米、遼東、白岩、卑沙、麥谷、銀山、后黃十城，徙遼、蓋、岩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唐軍斬首高句麗軍四萬多級，唐軍死了接近二千人。唐軍攻打安市城時，因為“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所以唐太宗下令班師返回。唐軍耀兵於安市城下，城中皆屏跡不出，城主登城拜辭。之後，唐太宗派李績、牛進達、李海岸攻打高句麗，也都取勝了。

貞觀十九年（645年），薛延陀首領多彌可汗拔灼開始和唐朝大軍作戰。公元646年（貞觀二十年），唐軍反擊並打敗拔灼后，薛延陀的附庸回紇出兵，將他殺死。拔灼的堂兄伊特勿失可汗咄摩支向唐軍投降，薛延陀滅亡。

貞觀二十年（646年），唐朝在漠北設立安北都護府，在漠南設立單於都護府，建立了南至羅伏州（今越南河靜）、北括玄闕州（后改名余吾州，今安加拉河地區）、西及安息州（今烏茲別克布哈拉）、東臨哥勿州（今吉林通化）的遼闊疆域。

貞觀二十二年（646年），王玄策作為唐朝的使者去印度。中天竺大臣那伏帝阿羅那順篡位，劫持唐使。王玄策隻身逃到吐蕃，借來吐蕃軍和尼泊爾軍向印度進發。連戰三天，印度軍大敗。唐軍斬首三千餘級，水中淹死印度兵約萬人。阿羅那順棄城逃跑，副使蔣師仁追上並俘虜之。此戰虜男女一萬二千人，牛馬三萬餘匹。

唐太宗在位期間武功全盛，將唐帝國發展為當時東亞地區最強、文化最盛的國家。唐太宗大力推行府兵制，屢次對外用兵，經略四方，向後攻滅突厥汗國、吐谷渾汗國、高昌、焉耆、龜茲等西域諸國、薛延陀汗國，並且將漠南、漠北、西域、青海納入唐朝的統治之下，還打敗高句麗、吐蕃，吐蕃稱臣於唐朝。由是唐朝聲威遠播。加上太宗能尊重外族風俗，並設置都護府制度，終貞觀之世，四方服悅，太宗則被周邊諸族尊為“天可汗”，並築“朝天可汗道”，向唐室進貢，即使包括回紇在內的漠北諸部也每年向唐朝繳納貂皮作為賦稅。唐太宗成為東方世界的國際盟主，國家得以步入安康之世。

唐太宗從波瀾壯闊的農民戰爭中認識到人民群眾力量的偉大，吸取隋朝滅亡的原因，非常重視老百姓的生活。他強調以民為本，常說：“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輕徭薄賦，讓百姓休養生息。唐太宗愛惜民力，從不輕易徵發徭役。他患有氣疾，不適合居住在潮濕的舊宮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舊宮殿里住了很久。

太宗在經濟上特別關注農業生產，實行均田制與租庸調製，獎勵墾荒，“去奢省費，輕徭薄賦”，使農民有可能安定生產，耕作有時，衣食有餘，安居樂業，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唐初賦稅徭役比隋朝有所減輕，尤其力役徵發，比較有節制，注意不奪農時。對災區免除租賦，開倉賑恤。另外還緊縮政府機構，以節省政府開支，減輕人民的負擔。並通過"互市"換取大批牲畜，用以農耕。

太宗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調製，注意輕徭薄賦，徭役的徵發不奪民時；同時太宗崇尚節儉，曾遣散宮女三千多人，並下令免去四方珍貢，從而農業及民生得以不斷發展。

隋末唐初天下大亂，田園荒蕪，百姓流離；唐太宗招撫流亡回鄉，授田給予耕作，以安定民生。唐初關中連年災荒，太宗即開倉賑濟災民，又准百姓就食他州；且拿出御府金帛，為災民贖回賣齣子女，使災民得以度過荒年。

唐太宗重視發展生產，減輕農民的賦稅勞役。中國君主專制王朝的經濟特徵是“重農抑商”，商業在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比重相當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種田人要低好幾個等次。這也是中國的君主專制經濟一直得不到實質性發展的主要原因。

貞觀王朝是不歧視商業的君主專制王朝，不但不歧視，還給商業發展提供了許多便利條件，這進一步地體現了唐太宗的高瞻遠矚之處。在他的倡導下，貞觀王朝的商業經濟有了迅速和長足地進展，新興的商業城市象雨後春筍般地興起。當時世界出名的商業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國。除了沿海的交州、廣州、明州、福州外，還有內陸的洪州（江西南昌）、揚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肅敦煌）、涼州（甘肅武威）。

唐朝的強盛給統治者在對外關係上帶來了無比的自信，因而唐朝開放程度很高，路上、海上的絲綢之路貿易興盛，舉世文明的“絲綢之路”是聯繫東西方物質文明的紐帶，可這條商業通道在唐帝國時才達到她的最高使用價值。唐帝國的疆域空前遼闊，在西域設立了四個軍事重鎮（安西四鎮），西部邊界直達中亞的石國（今屬哈薩克），為東西方來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會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結果絲綢之路上的商旅不絕於途，品種繁多的大宗貨物在東西方世界往來傳遞。

自漢開闢的“絲綢之路”一直是聯繫東西方物質文明的紐帶，唐朝疆域遼闊，在西域設立了安西四鎮，為東西方來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會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結果絲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絕於途，品種繁多的大宗貨物在東西方世界往來傳遞，使絲稠之路成了整個世界的黃金走廊。

《新唐書·志四十一》：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

《舊唐書》地理志記載貞觀十三年戶口大簿分州縣的人口數字，翁俊雄著《唐初期政區與人口》一書，對其進行了詳細加總，算出戶3,003,202，口12,311,698。平均每戶4口人。但是，該統計也並不完全準確，因為《舊唐書》脫漏了洛州等要州的人口數字。

唐太宗布德懷柔，民族關係密切。對於依附的各族，一般不改變其生活方式，社會制度尊重其習俗，任命各族首領以統轄本部。還通過"和親"進一步發展民族關係。唐太宗被少數民族尊奉為"天可汗"。

唐王朝建立之初，東有稽胡的擾邊，西有吐谷渾的威脅，北有突厥的侵襲，尤以奴隸主貴族統治的突厥武裝曾直逼唐廷首都長安（今西安）的近郊，成為當時的主要威脅。李世民即位后，經過三、四年的認真努力，國家的經濟實力有了明顯的好轉，政權得到一定的鞏固，便對突厥的騷擾從防禦轉入反擊。但是同時對它周邊的少數民族採取懷柔政策。

626年（武德九年）九月，即位伊始的唐太宗說：“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

627年（貞觀元年），又說：“朕以天下為家。”

644年（貞觀十八年），又說：“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仇敵。”

647年（貞觀二十一年），又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

唐太宗的這種認識和思想，顯示了處理民族關係和中外關係的仁和寬厚的胸懷。在這種思想和胸襟指導下，貞觀時期推行了十分開明友善的民族關係和中外關係政策。

630年（貞觀四年），唐朝滅亡東突厥汗國后，沒有採取歷史上慣用的分離肢解措施，而是採取了“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之策，尊重和保留突厥的社會組織和風俗習慣，在東起幽州（今北京）西至靈州（今屬寧夏）一帶，設置了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妥善安置歸附突厥降戶，又在突厥原居地設置了定襄、雲中兩都督府對突厥留居民眾實施管理。這些都督府的都督均由突厥本族首領擔任，可以世襲，創立了新的羈縻府州制度。開明友善的政策很快就取得了良好成效。

647年（貞觀二十一年），唐太宗被回紇等族擁戴為“天可汗”，成為各族的共主和最高首領，各族在回紇以南、突厥以北建立了一條“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從此以後，“以璽書賜西域、北荒之君長，皆稱‘皇帝天可汗’。諸蕃渠帥死亡者，必詔冊立其後嗣焉”，形成了少數民族政權首領例由唐廷冊封的制度。唐太宗還實行了與吐蕃等少數民族政權和親的政策，以婚姻親情的方式協調強化與周邊各民族的關係。開明友善的民族關係政策和制度在唐代的長期實施，大大減少了漢族和少數民族間的隔閡，增強了各民族間的廣泛互補和血肉融合，實現了多民族共同發展進步的宏大局面。正是在唐代，中華民族新的代稱——“唐人”形成，奠定了現代中華民族的基礎。

唐太宗時期加強了對西域等地區的管轄，還加強 了與亞洲各國的友好往來。

唐帝國是當時世界最為文明強盛的國家，首都長安是世界性的大都會。貞觀王朝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開放王朝，外國人入境和中國人出境並沒有太嚴格的限制，即不擔心中國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擔心外國人進來后喧賓奪主。僅這一點就說明貞觀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國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強的土地，不擔心外來文化把自己淹沒。貞觀王朝的國民素質是如此之高，對外國僑民既不歧視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來主義”，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國民氣度和王者風範。外國人在中國就象中國人在自己家裡一樣，享有和中國人一樣的公民權力，不但可以發財致富，還可以從政當官。來自中亞和東亞各國的僑民就有不少在中國擔任官職的，有的還擔任部長級高級官員。

唐帝國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國移民外，還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國留學生來中國學習先進文化，僅日本的官派的公費留學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幾百人。民間自費留學生則遠遠超過此數。這些日本留學生學成歸國后，在日本進行了第一次現代化運動 ――“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國化運動，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飾風俗，全部仿效當時的貞觀王朝，使處於原始部落狀態的日本民族平空躍進了一千年。

在文化方面，唐太宗則大力獎勵學術，組織文士大修諸經正義和史籍；在長安設國子監，鼓勵四方君長遣子弟到來留學。

唐太宗即位前已置文學館，有十八學士，即位後更在京設弘文館，徵集圖書二萬餘卷；同時重建地方州縣學校，擴充京師國子監，延聘名儒出任學官，生員多至萬人，並接受新羅、吐蕃、日本等的君長皆派子弟來華求學，由是時文教生員背景多元，復興卓然有成。

命孔穎達等人修定《五經正義》，統一南北經學；又置國史館，由宰相監修前朝國史，開官修歷史的風氣。

太宗戮力復興文教，獎勵學術，外國君長如高句麗、日本、高昌、吐蕃等皆遣弟子來唐留學，使唐代學術文化傳播四方。東亞各國尤以日本、高麗為甚，深受唐文化影響。

貞觀王朝的社會秩序好得令人難以置信，全國判處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六三二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

• 奠定國基

貞觀年間，太宗的各項善政，使官吏廉能，社會安定，人民豐衣足食，解決溫飽，經濟發展迅速，造成中興局面，奠定了唐代274年的基業。

• 確立制度

貞觀年間，經太宗的苦心經營，延續了隋代的多種政制，如三省六部制、府兵制、均田制、租庸調製、科舉制、常平倉制等，堪稱完備，對後世的影響極為深遠。

• 政風沿襲

太宗施政有方，選賢問廉能，克己納諫，成為一種良好的政治風氣。歷代有為的治國者，皆追慕「貞觀政風」而力圖仿效。

• 用人唯才

太宗用人唯才，不問出身，且重修《氏族志》，以功臣代世胄，科舉代門第，逐漸改變了魏晉南北朝以來重視門第的風氣，世家豪族輪流掌政的惡習，廣開平民高仕的機會，清除舊社會的觀念，緩和了社會矛盾。

以民為本的思想，廣開言路，虛懷納諫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準則；鐵面無私，依法辦事的氣度；構成了貞觀之治的基本特色，成為古代集權治世最好的榜樣。使唐朝在當時與西方國家相比，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貞觀時期的初唐處於帝國的上升階段，貞觀之治的不足，主要表現在唐太宗本人施政的問題上。

按照儒家經典教義來改造皇帝，自王莽死於亂刃之中以後，就成了儒家知識分子們退而求其次的理想。明君唐太宗，正是這種理想的產物。這種改造與被改造，其實是從玄武門事變后開始的。事變后的太宗急於獲得社會輿論的認可，自然就和懷有“內聖外王”理想的儒家知識分子們一拍即合。這種結合，一開始就有著形式主義和功利主義的特徵。

在貞觀年間漫長的進諫與納諫遊戲中，唐太宗與他的臣僚們正變得越來越形式主義。大臣們極力想要壓抑太宗的私慾，將他納入“內聖外王”的正確軌道，所以頻繁進諫。太宗則幾乎逢諫必納，對進諫者無不大加賞賜，但在行動上卻幾乎沒有什麼改觀：獎賞過諫臣之後，想去遊獵仍然會去；想修築新的別宮仍然會修。所以，改造唐太宗的活動，最終演變成了單純的進諫和納諫活動，而且完全流於形式主義。

貞觀八年，一個小官僚皇甫德參進諫說：“陛下往日修築洛陽宮，耗費民力；收取地租，則過分征斂；民間女子都喜歡梳高髻，也是向宮裡學的。”太宗聽后大怒：“這個皇甫德參，是不是國家不徵用一個勞動力，一斗地租都不收取，然後朕的宮女們都剃著光頭，他才滿意？”至於他對著長孫皇后說要找機會殺了魏徵這個“田舍漢”，自然更有名。也正是在這一年，魏徵敏感地覺察出了太宗心理上的微妙變化，他直言不諱地說道：“陛下如今不再喜歡直言了。雖然還勉強接受，但早已沒有了往日的豁達。”同樣是在這段時間，魏徵開始以自己的“目疾”為借口，屢屢“求為散官”。

貞觀十三年（639年），魏徵有一篇系統批評貞觀之治走下坡路的奏章，後人題為《十漸不克終疏》，其中說道：“頃年以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頃年以來，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還揭露唐太宗說過“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在用人方面，“近歲以來，由心好惡，或眾善舉而用之，或一人毀而棄之；或積年任而信之，或一朝疑而遠之……”

魏徵所說是貞觀中期的情況，魏徵之後，這樣正直的聲音就少多了。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充容徐氏上疏批評時政：“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昆丘之役，士馬疲於甲胄，舟車倦於轉輸”等等。這些批評的存在，是全面了解貞觀時代的重要參考。

唐·吳兢：“太宗時政化，良足可觀，振古以來，未之有也。”

北宋·歐陽修：“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

北宋·司馬光：“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蓋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之有也。”

北宋·蘇轍：“唐太宗之賢，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賢使能，將相莫非其人，恭儉節用，天下幾至刑措。自三代以下，未見其比也。”

北宋·范祖禹：“治道在人主所力行耳，孰不可為太宗乎？及其成功，復歸於下，此前世帝王之所不及也。”曾鞏：“法度之行，禮樂之盛，田疇之制，詳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取，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古所不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近人曾有學案爭議，最後多方核實，此段是說太宗超越前王，而非不及）

北宋·何去非：“昔者唐之太宗，以神武之略起定禍亂，以王天下，威加四海矣。然所謂固天下之勢，以遺諸子孫者，蓋未立也。於是乎藉兵於府，置將於衛，據關而臨制之。處兵於府，則將無內專之權；處將於衛，則兵無外擅之患。然猶以為未也，乃大誅四夷之侵侮者：破突厥，夷吐渾，平高昌，滅焉耆，皆俘其王，親駕遼左而殘其國。凡此者，非以黷武也，皆所以立權而固天下之勢者也。”

北宋·胡寅：“兩漢盛時，太宗所可及也。禹、湯、文、武之業，豈不在所希慕乎！”

南宋呂祖謙：“當時之治，不唯貞觀而已，雖並隆於堯、舜可也。”

南宋陸九淵：“太宗富有天下，貴為天子，功業皆其所自致，而能俯首抑意，聽拂逆之辭於疇昔所惡之臣。嗚呼！此其所以致貞觀之治，庶幾於三代之王者乎？”

南宋真德秀：“後世人主好學者莫如唐太宗，貞觀之規模不可以不復。”

郭思貞：“二帝三王之治，後世莫能及者，順人之道，盡乎仁義也。唐太宗以英武之資，克敵人如拉朽，所向無前……二帝三王之治，特由此而推之耳。”

元吳澄：“三代以後享國之久唯漢與唐，唐之可稱者三君而已。太宗文皇帝身兼創業守成之事，納諫求治勵精不倦，其效至於米三錢，外戶不閉，故貞觀之盛有非開元元和之所可及，而太宗卓然為唐三宗之冠。”

元·戈直：“至於後世之君，莫不列之講讀，形之論議，景仰而效法焉。夫二帝三王之事尚矣，兩漢之賢君六七作，何貞觀之政獨赫然耳目之間哉？”“然屈己以納諫，任賢而使能，恭儉而節用，寬厚而愛民，亦三代以下，絕無而僅有者也。後人之君，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豈不交有所益乎？”“禹以本固邦寧為難，湯以時沈克終為難，太宗身兼創業、守成之事，不以其已能者自滿，而以其未能者為懼，其致貞觀之治也哉！”

明太祖：“惟唐太宗皇帝英姿蓋世，武定四方，貞觀之治，式昭文德。有君天下之德而安萬世之功者也。”

明季歷代論書彙編，有評價唐太宗：“君人之大德有三：一曰謙虛納諫，二曰知人善任，三曰恭儉愛民，後世人君之德未有過焉者也……後世制度之美，莫能加也……至精至妙，後世人才之盛莫能及也……”

明·趙弼：“（太宗）傳三百載之唐柞哉，太宗在位朝有賢良之宰輔，內有長孫之賢后，致治之美庶乎？成康秦漢以來皆莫及也。實天之時四夷入仕及朝貢者數百人皆痛哭剪髮勢面割耳流血灑地，非有得於華夷之心而能然乎。史臣曰：秦漢以來功德兼隆一人而已”。

浚儀國史修文志：“太宗時政化，良足可觀，振古以來，未之有也。”

明憲宗：“三代以後，治功莫盛於唐，而唐三百年間，莫若貞觀之盛。”“其濟世康民，偉有成烈，卓乎不可及也，所可惜者，正心修身有愧於二帝三王之道，有治未純也。然而嘉尚之者，以其可為行遠登高之助也。”

張緒通：“整個中國歷史上只有兩個朝代，即漢代與唐代奉行道的哲學。這兩個帝國是當時全部地球文明中最健康、最幸運、最先進的國度。監獄是空的，遺落在街道上的貴重東西沒有人撿，所有國民充滿自信。這是因為這兩個朝代的政府達到了禮制與正義政府的水準。歷史學家把這兩個朝代稱為中國的黃金時代。”

勒內·格魯塞《草原帝國》：“由於唐太宗的豐功偉績，一個不可預知的中國，一個英雄史詩的中國，並改寫了幾千年來一直延續著的文明史。”

柏楊《中國人史綱》：“李世民大帝是中國最傑出的英明君主之一，他用他高度的智慧，殷勤而小心地治理他的帝國，不久就為中國開創了一百三十年之久的第二個黃金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