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確新聞學

精確新聞學理論亦被稱為精確新聞體、精確新聞報道，是由美國學者、新聞記者菲利普·邁耶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來的。其含義是：記者在採訪新聞時，運用調查、實驗和內容分析等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來收集資料、查證事實，從而報道新聞。這一新聞報道理論在20世紀70年代風行於美國新聞界，後傳遍世界各國新聞界。20世紀80年代，中國新聞界開始運用這種新聞報道理論和方法報道新聞信息。

民意調查研究是精確新聞學的最主要組成部分，隨著民意調查在強調民主的美國日益發展與多樣化、細化，以及新聞教育變革和新聞傳播技術的發展，特別是電話的普及和電子計算機的廣泛使用，促成了精確新聞報道的相應成熟。精確新聞學之所以有風起雲湧的發展，源自於它獨特的品格。精確新聞報道使記者在採訪時能運用科學的方法進行直接或間接的系統觀察，這就使這種觀察具有代表性，而且在內容上它是以嚴肅的數據為依據的，可以使新聞報道更顯客觀、公正。傳統的新聞報道，是記者被動地報道或解釋新聞事件，使新聞報道被狹隘地限制在“對新聞事件的報道與解釋”上。精確新聞報道的出現，使記者能採用系統的科學方法，主動採集、加工資料，挖掘隱藏的真實。

精確新聞學改變了傳統的新聞運作方式，要求記者有更大的主動性與科學精神，這種更強的挑戰性使記者的報道由被動變為主動，也使“新聞”不再只是對“新聞事件”的被動報道與解讀，更包括了對“新聞問題”的主動採訪及分析。在現代的新聞報道中，精確新聞學正在日益受到重視，這也是它在遵循新聞學基本規律的前提下的必然發展趨勢。

精確新聞學的發展應該說是方興未艾的。它給人們最大的啟示是：傳統新聞報道技巧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有效結合，可以產生出新的、精緻的、更真實的反映社會現實生活的報道方式。精確新聞學的誕生，是新聞學者大膽嘗試的一個成功範例，在思想上開拓了新聞觀念的視野，為新聞報道方式的革新打開了一個廣闊天空。精確新聞學的發展歷程也表明：新聞事業無論怎樣改革與發展，都必須遵循新聞學基本規律，只有符合規律的改革與創新，才是有發展可能性的。

傳播者報道新聞可以運用“間接”觀察法從消息提供者那裡得到信息和選擇信息，也可以運用“直接”觀察法從事件發生地親身感受事實並提取信息。儘管在大眾傳播媒介的新聞信息總量中有75%由信源提供，只有25%由傳播者親眼所見寫成，但畢竟可以從另一層面看到媒介組織的內部運作狀況。曾有一位傳播學家對兩位屬於不同媒介的記者對一場火災的報道進行過研究，結果發現：面對同一火災事故，他們用於觀察和採訪的時間雖相同，但是他們對事件報道的形式和風格卻各不相同，對事件要素的選擇和描述也有較大差異，於是，兩篇報道與火災的真實情形相比，只有一小部分是相同的。所以，即使採訪類似火災的單純事件，要記者們寫出一模一樣的報道也是不可能的。

正是出於對新聞報道中不準確、不公正現象的擔心，人們提出了“精確新聞學”的口號，要求記者運用比從前記者更先進的觀察、採訪方法，進行翔實的精確的客觀的報道。新聞傳播者運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民意測驗、抽樣調查、實地實驗、參與觀察等方法進行信息採集，的確有助於糾正偏見、減少失實新聞，有助於增強社會敏感性和新聞事件真實性，提高媒介組織的權威性和可信度。

“精確新聞”是由美國騎士報團記者、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新聞系教授梅耶（Philip Meyer）首先提出的。他是公認的開創精確新聞報道風氣的第一人。

梅耶教授於1971年出版的《精確新聞學》一書是這個領域的經典之作。書中指出，傳統的新聞報道只注意對新聞事件作一般性的描述和似是而非的評介，有時甚至因為關注聳人聽聞的情節而忽視了新聞報道本該堅持的準確和客觀。梅耶提倡將社會調查研究方法應用到新聞實踐中，以問題為對象，用數據來說話，從歷史、政治、經濟的角度來分析新聞事實，揭示事件真相，提高新聞報道的準確性和客觀性。

運用定量研究方法來採集數據，這是精確新聞學與傳統新聞學的最大區別。按照定量研究的實施機構來劃分，數據主要來自於兩條途徑：一種是新聞媒體或記者自己運用定量研究方法，獨立完成數據搜集，這樣寫成的精確新聞稱之為“主動性精確新聞報道”；另一種途徑是直接採用其他社會組織或機構的研究結果，這樣寫出來的新聞報道就是“反應性精確新聞報道”。

主動性精確新聞一般按照以下程序展開：首先，確定報道題材和研究問題，制定比較完善的操作計劃，計劃包括研究方法、分析單位、研究指標、抽樣方案、問卷設計、訪問方法（或類目建構、實驗程序）等，並分配足夠的人力和物力保證實施；然後，按照研究設計中所確定的方式來抽取樣本，實施資料搜集；最後，進行資料分析，總結研究成果。研究過程中，記者應當遵循如下原則：第一，要盡量做到價值中立，這是保證研究的科學性的前提。第二，記者應以定量研究專業知識為基礎，嚴格遵循定量研究的操作規範，最大程度地減小誤差。所以，采寫精確新聞的記者，需要記者當務之急是通過對定量研究的系統學習，掌握定量研究的專業知識，並在實踐中小心謹慎，從而保證新聞數據的客觀精確。

應用數據的過程也就是寫作新聞的過程。

1、告訴讀者數據是怎麼來的。記者不僅要展現數據結果，而且要提供有關研究方法和過程的必要信息，告訴讀者數據是怎麼來的，這是精確新聞寫作的特殊規範。定量研究方法主要有調查法、內容分析法和實驗法。對於調查法來說，按美國民意調查研究協會的建議，應對樣本數、負責機構、抽樣誤差、抽樣總體、訪問方法、訪問時間、問卷問題、是否依據全部樣本等八方面情況作報道。受眾只有清楚地知道新聞中的數據是如何得出的，才能對媒體形成有效監督，辨別出新聞當中的“假”數據，也才能充分相信數據的精確性與代表性，這本身也是受眾知情權的應有之義。

2、選取具有新聞價值的數據。報道並不是研究報告，它講究的是新聞價值。記者應當以受眾的需求為中心，選取他們感興趣的數據信息，而不應當簡單複製研究報告中的所有數據。

3、在形式上“包裝”數據。約翰遜總統的前助手、《真正多數》的作者伍頓博格說道：“當把統計表放進文章中的時候，人們就要打哈欠。”將枯燥的數據變得生動起來，可以使用一些技巧來改善數據的呈現方式。首先，盡量使用整數，不是整數的也常要四捨五入，化作整數，從而便於受眾接受。再者，運用類比、比喻、引用俗語等方式來使數字和人們日常熟悉的事物聯繫起來；另外，可以運用圖片、表格等手段使數據形象化。

儘管精確新聞是以數據信息作為自己的內容基礎，但是，數據往往停留在對社會宏觀概況的描述，無法深入到社會的深處和細處，顯得表面化。這就要求記者除了采寫數據，還應當以數據為起點和線索，拓展報道的廣度和深度。

1、挖掘數據中隱含的深意。為了滿足受眾對新聞信息的深度需求，有必要以數據信息為出發點，再深入採訪下去，探索隱藏在表象之後的深層含義。記者應圍繞數據多問幾個“Why”和“How”，通過深入挖掘背景事件，採訪具有典型性的相關人物，在社會的多元關係中來探求數據背後的深層本質。

2、表現數據後面的人性人情。在精確新聞中要避免的是，社會生活中一個個具體的“人”淹沒在了各種各樣的數據之中，生動的社會生活變成了文章中的一個個簡單變數。這也就要求新聞工作者不能僅用數據說話，而應當始終以受眾的需求為中心，生動具體地反映社會生活，表現數據後面的人性人情。具體操作上，可以多一些對具有感性張力的個別人物和事件的捕捉，多一些對具有感染力的細節和情節的描寫，多一些對個性化語言和動作的呈現，從而使宏觀廣度和微觀深度相得益彰，使傳統新聞寫作和精確新聞寫作方式相互結合。

精確新聞學這一概念是引進的，其特點是運用現代科學技術和社會研究方法（如數理統計、民意測驗等）進行調查研究，對數據加以綜合、歸納、比較、分析，突出事物量的變化，從而增強人們認識的準確度和科學性。中國過去的新聞報道，除了報道發生的事實之外，一般都注重定性分析，報道中有不少政治概念和理性闡述，而往往忽視量的呈現和變化分析。隨著人們認知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已不滿足於記者編輯把一大堆的概念、判斷簡單地塞給讀者，而希望自己佔有事實、數據，進行獨立思考和判斷。這當然得有一個前提，即要求記者這個專業的調查研究人員把一些有用的數據、事實原汁原味地提供給讀者（受眾）。精確新聞就是以數據為特色，以精確為要求的。記者運用抽樣調查、計算機數據統計、分析，並伴以現場實驗、個案研究等方法來製作新聞產品，使新聞報道比原來意義上的客觀真實更加客觀真實，客觀到大小不異，真實到巨細畢現。這種報道方法，美國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前就開始普遍運用。1973年，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新聞學教授菲利浦·邁耶出版《精確新聞報道》一書，這一類報道就更加風行起來。中國引進精確新聞的報道方法較晚，主要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許多事物的認知講究量化、精確化和科學化的結果。

精確新聞學跨越了社會學和新聞學兩個領域。這兩個學科對“價值傾向”這個問題都十分敏感。許多西方社會學家，尤其是與自然科學保持密切關係的學者，堅持一種“價值無涉社會學”的觀點。他們認為，社會學應該以自然科學為自己的榜樣，應該“將自己限定為陳述‘是什麼’，而不是陳述‘應該或必須是什麼’。作為一門科學，社會學必須對關於價值的問題保持沉默，它不能決定應該是什麼方向，它不能對有關社會政策的事務提出建議。”新聞界也有學者提出過類似的看法，認為新聞報道的客觀性原則要求記者、編輯不帶任何個人的價值傾向。但另外一些社會學者和新聞學者則不贊成這樣的觀點。他們認為“價值無涉”是不存在的，沒有價值本身也是一種價值。這是一個悖論。“價值無涉的主張會使研究人員避開對社會有重大意義但有爭議的社會問題，使之因無明確的責任而難於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