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

中國歷史上統一王朝或者在全局範圍看呈鼎立之勢的大的政權的首都。又稱都、都城、國都、京城。京都既是某一王朝的政治中心，也往往是其經濟和文化中心，因此，它的設置應該比較穩定。但隨著國家政治、經濟的發展以及向外拓張形勢的需要，京都常常從舊都遷往更為合適的新地。在中國歷史上，不僅許多政權在自身發展中經歷了京都位置的逐步轉移，而且從整體看，歷代京都還呈現出先以東西向遷移為主，后以南北向交替的位置變換。京都的遷移還必須考慮各種地理因素：

①京都應建立在經濟發達、富饒的地區，以維持統治集團的物質需要；

②京都應選擇全國居中的地理位置，或有便利的交通運輸條件，以利政令四達，制內御外；

③京都應選擇憑險可守的自然條件，以使其不為外力摧毀，國家長治久安。

歷史上任何政權都城位置的選擇都不可能完全符合上述三方面條件，而只能根據當時的主要矛盾，選擇相對有利的地點，所以都城的選定往往反映該時期總的形勢。反之，都城一旦確定，也對整個國家政治、軍事、經濟的發展產生一定影響。

夏代是中國國家形成的標誌，也是中國都城出現的開端。傳說中的夏都有：二里頭（今洛陽東），陽城（今河南登封東南）、平陽（今山西臨汾西南）、安邑（今山西夏縣東北）、斟鄩（今河南偃師西南）、帝丘（今河南濮陽西南）、原（今河南濟源西北）、老丘（今河南開封東北）、西河（今河南安陽湯陰東北）等地。分佈在豫西潁河上游、伊洛盆地、豫北和晉南汾河下游、涑水地區，遷移不定。1959年以來，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偃師縣二里頭發現兩個工程量很大的宮殿建築基址，以及普通居址遺址、作坊遺址、窖穴和墓葬群，與夏文化時代相當，可能是迄今為止發現年代最早的一座都城。公元前16世紀商湯（即湯）滅夏，始建都於南亳（今河南商丘）。其先，商人都城已有過八次遷徙，此後又有六遷，為囂（今河南滎陽東北）、相（今河南內黃東南）、邢（今河北邢台，一說山西河津市東南）、庇（今山東鄆城）、奄（今山東曲阜）、殷（今河南安陽）。盤庚遷殷之後，凡二百七十三年，商都未再遷移，直至晚商帝乙二十年（前1065）移處離宮朝歌（今河南淇縣）。殷（安陽）是商代鼎盛時期的國都，為研究中國奴隸社會都城提供了最早而且較為完整的實例。

早在3500年前，商城就是商王朝的都邑。那時的青銅冶鍊技術和陶瓷業已相當發達。鄭州出土的青釉瓷罐是中國最早的原始瓷器。西周時期，周王將其弟管叔封於此，稱管國。春秋時期，這裡又是鄭國大夫子產的封地。隋文帝開皇三年（583年），這裡才開始稱鄭州。由於鄭州地處黃河中游，歷史上常受到黃河水災的威脅，致使鄭州經濟發展緩慢。到十七世紀，城牆也只有4.5公里長。二十世紀初，由於隴海鐵路和京廣鐵路的建成，鄭州成為中國東西、南北大動脈的紐帶，它的經濟地位才逐步開始上升。1923年京漢鐵路工人“二七”大罷工在這裡發起。1948年，鄭州解放。1953年撤銷鄭縣建制，將鄭縣並為鄭州市。1954年，河南省會由開封遷往鄭州。

周代的都城也經歷了數次遷移，從黃土高原一步步移到渭河谷地，"作邑於豐" （今陝西西安西南）。周武王繼位，以豐京地狹，遷都於灃河東岸的鎬（今西安市斗門鎮），惟留宗廟於豐京，通稱豐鎬，"周王居之，諸侯宗之"，故鎬京又稱宗周。西周王朝以鎬京為中心，分封諸侯，發布政令，集各地工匠於此製作，三百年間，是周王朝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和經濟都會。武王克商之際，曾"營周居於雒邑而後去"。管、蔡、武庚謀亂，周公東征，為加強對東方諸侯的控制，成王五年營建新邑於洛水北岸，作為東都，稱作"洛邑"（今洛陽市王城公園）；並於城東營建軍事城堡，監控"頑民"，史稱"成周"（今洛陽市東漢魏故城）。洛邑成周因居天下之中，道里均衡，便於四方諸侯入貢。成王自鎬京移居此城，遷九鼎以示國家社稷，使洛邑逐漸成為全國經濟和禮儀祭祀中心，儼然為西周王朝的陪都。公元前771年，周幽王為犬戎所俘，次年，平王東遷，都於洛邑，稱"王城"，改原成周為下都，二城交替為都。周代推行二都制是中國歷代建都史上的一大創舉，多為後世所效法。

東周列國時期，鐵器的使用帶來農業、手工業生產的發展，商業的分離，以及人口繁聚，從而促進城市的興起。周王室勢力衰微，諸侯爭霸，列國紛紛築城設防，營造都邑，形成一批大大小小諸侯國君居處的列國都城。國都的命運同各諸侯國家的命運緊緊相系，所謂"城破國亡"即此含義。列國都城也有一個選址和遷徙的過程，是各諸侯勢力消長，爭奪更有利於自身發展，欲與外界交往，不安於局促一隅的反映（列國都城見附表）。

早期中國都城大多選擇平原內的崗丘或兩種地貌景觀（山地、平原）的接觸地帶，而且依附於一條河流。夏、商、周三代相繼，又皆屢次遷都，地望雖難確指，卻未曾脫離黃河流域河谷平原地區，就是早期都城位置的選擇重視肥沃富庶區域之所致。商代後期長期都殷，兩周分別以關中、洛陽盆地為政權中心，奠定了中國封建社會建都史前期以黃河為軸線東西遷擺的格局。

秦至北宋的主要都城 自秦始皇建立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直至公元12世紀初趙宋政權南渡的一千三百多年間，統一政權和統治中國北方較大地區的政權，皆以長安、洛陽、開封或鄴作為都城；建康只在南北分治對立時期作為中國南方政權的都城；大同為中國北方政權的主要都城北魏京都，遼，金陪都，而十六國和五代十國割據政權的都城存在的相對時間均不長。這一時期國都的遷移，主要是在中原地區的長安、洛陽、開封、鄴間做東西軸向的擺動。這種局面的形成是上述地區自然環境和全國形勢發展的必然結果。公元8世紀以前中原地區沃野千里，是全國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地區，能為都城提供可靠的經濟倚托。一個政權若能有效地掌握這片地區，就足以控制全國。

設輔京、陪都是中國歷代建都史上的重要特點之一。據陝西法制網介紹，古代出現的中國歷史上第-個陪都是西安，近代出現的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陪都也是西安。由此可見西安在中國陪都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極為獨特的。中國的國家史是從夏代開始的，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朝代夏朝和第二個朝代商朝都起源於以河洛地區為中心的中原地區，都城也都建在了中原地區，因此中國古代大歷史學家司馬遷說:“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雖然夏朝和商朝都曾多次遷都，但是由於都城始終沒有離開中原地區，因此，夏商兩代均未設立過陪都。在商朝諸侯中，周起源於西部的岐山一帶，商代末期，周武王伐紂滅商后建立西周，暫時以西部關中老家的豐鎬為都，但是周武王深知關中位置過於偏西，無法控制天下，因此決定在天下中心的河洛地區( 現在的洛陽市)建立新都。武王早亡，周成王繼承武王遺願在河洛地區建成了新都成周，並立即遷都到成周，同時把象徵國家最高權力的九鼎和護衛都城的周八師都安置在成周。從此，洛陽(成周)正式成為西周的都城，成為當時國家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同時，作為西周的故土, 位於 西部關中地區的豐鎬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陪都。

到了近代的民國時期，由於國家局勢不穩，民國政府頻繁遷都,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武漢、南京、洛陽、廣州等地都曾經成為中華民族的都城，同時，中華民國官方也正式明文確定西安為中華民國的陪都，這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陪都。

從西周初期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陪都，到民國時期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陪都為止的三千年歷史中，西安還曾經是東漢、曹魏、隋、唐等多個朝代的陪都，因此，西安是中國歷史上成為陪都時間最早、陪都朝代最多、陪都史跨越時間最長(三千年)的最著名陪都，同時也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 個真正獲得“陪都”(民國時期)這一榮譽稱號的城市，並且也是中國陪都史的終結者。

早期的中國都城多由祭祀中心發展而來，宮殿、宗廟、祭祀地等王室起居和禮儀建築占城市很大比重，與普通民居、手工作坊錯落有別。宮城有垣，但整個都城並不以有無城垣為標誌。西周開始有都城事先經過規劃設計而後建的記載。成於春秋戰國之際的《周禮·考工記》代表了早期中國都城規劃的設計思想，其中方形城垣，以坐北朝南為宮殿主體，突出中軸線，左右對稱布局，是崇拜天神地母、祭祀祖先的禮制原則與中原地區季風氣候環境相結合的產物，從而框定了中國歷代都城建築形制的主導方向和原則。春秋戰國時期列國都城軍事防禦色彩突出，普遍夯築近方形的城垣，整個城市內選擇較高地理位置的宮城和郭城兩部分組成。宮城內為國君所居，建有高大的建築群；官署、民居和手工作坊分佈在宮城之外的郭城內。秦漢以後，中國都城建築形制逐漸規範化，並向封閉的里坊制方向發展，唐朝前期達到頂峰。這是這一時期社會等級制度森嚴，人身依附關係加強，城市商業發展緩慢的結果。兩漢都城以宮殿佔據城市主體，並用圍牆將宮殿、閭里、衙署、武庫、作坊、市場等城市功能區隔離，使整個城市趨於密封，體現了既遵守禮制，又適應帝王政治和生活上的需要。魏晉南北朝和隋唐時期都城的宮苑偏於城市北部或西北隅，分建宮城、皇城和外郭三重城垣，以加強防衛；民居、官衙、寺觀被局限在皇城以外的郭城內，用高大的坊牆圍成若干封閉的長方形或方形坊區，以助於強化對市民的控制。市肆集中在一二個坊內，由官府統一管理，定時啟閉。整個城市呈現棋盤格狀封閉式的格局。

晚唐五代，隨著廣泛實行租佃，人身依附關係鬆弛，城市人口激增。城市民營商業、手工業發展，物資交流頻繁，臨街開店，夜市盛行，新的買賣區出現在官府限定的"市場"以外，這些城市商業活動的加強，開始突破城垣和城牆的限制，從根本上動搖了封閉的坊市制度。北宋都城開封城市平面布局以開放的縱街長巷一改盛行數百年之久的封閉的里坊制，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後期都城布局形制變革的先聲。開封的宮城位於全城中央，使縱貫全城的中軸線愈加突出。

元代大都城的規劃設計雖然第一次實現了《周禮·考工記》"面朝後市，左祖右社"營建國都的部分原則，但是城市整體布局仍然是北宋以來逐漸出現的開放式街巷制變革的發展與繼續。明清二代都城北京的建築規劃更進一步突出了宮城在整個城市中的中心地位，南北中軸線與宮城前的橫街形成一個"T"字形宮廷廣場，中央官署依次集中在宮城前的中軸線兩側，是王朝時代皇權至上主題思想在都城規劃的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現。而北京城街道和市場的分佈，卻又標誌著中國都城由封閉式向開放式轉變的最終完成。

真正從歷史上理解為已經進入國家的這個時期的都城，已經有217座。既包括傳統的大一統帝國的內地的這些都城，也包括周邊地區的一些地方政權的都城。

早期周朝至唐朝有兩都之稱，即西都長安和東都洛陽，《兩都賦》《二京賦》傳播深入人心，明朝的南北兩京是南京應天府和北京順天府。

傳統史學按建都時間長短只有西安、南京、洛陽、北京中國四大古都，在上世紀20年代學術界的說法是"中國五大古都"，它們是：西安、南京、洛陽、北京、開封。

30年代，將杭州加入，列為“六大古都”，但是並未被大眾所接受。1983年陳橋驛在《中國六大古都》一書中將杭州列入大古都，自此六大古都被大眾接受：西安、南京、北京、洛陽、開封、杭州。

1982年，譚其驤發表了《中國歷史上的七大首都》一文，認為“在我國幾千年的歷史上，曾經做過一統政權或較大的地區政權的首都的城市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長安、洛陽、鄴、開封、南京、杭州和北京七大首都”；“這七個首都又可以分為三類：連續幾個王朝長期作為統一政權首都的有長安、洛陽和北京；作為統一政權首都時間較短的有開封和南京；而鄴和杭州則僅作過較大的地區政權的首都”。譚其驤這裡提出的“七大首都”是其後“七大古都”提法的另一表述。

1988年，地理學家譚其驤提議安陽為古都，安陽被認定為第七大古都，因此就有了七大古都之說：西安、南京、北京、洛陽、開封、杭州、安陽。

2004年11月，中國古都學會，認定鄭州為第八大古都，因此就有了八大古都之說：西安、南京、北京、洛陽、開封、杭州、安陽、鄭州。

2016年10月22日至25日， “中國古都學研究高峰論壇”在成都舉行，正式將成都列為中國“大古都”。此前中國古都學會認定的“九大古都”有：西安、洛陽、南京、北京、開封、杭州、安陽、鄭州、大同。此次成都的列入，全國便有了“十大古都”。

美國媒體2007年1月曾評選出世界十大古都，依次為：古羅馬、雅典、君士坦丁堡、巴比倫、庫斯科、特諾奇蒂特蘭、底比斯、大辛巴威、西安、卡霍基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