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謙宇

1955年北京馬列學院第一分院馬克思主義哲學四年制研究生畢業．長期從事教學和理論研究工作，歷任馬列學院第一分院、四川學院、湖南師範學院、廣東社會科學研究所、中共中央黨校教員、講師、副教授、教授，及湖南師範大學名譽教授。1985年任全國人大華僑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同年調深圳特區華僑城建設指揮部、華僑城經濟發展總公司任黨組書記、指揮部副主任、總公司副息經理，香港中國旅行社集團董事副經理。1988年任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廖承志文集傳記編輯辦公室主任，主持《廖承志文集》、《廖承志傳記》編輯出版工作，主編《廖承志文集》。1992年擔任深圳“暨大中旅學院”籌建領導小組組長及辦公室主任，籌建暨大中旅學院。社會工作方面，先後擔任中華全國華僑聯合會第一屆、第二屆、第三屆委員、常委，中國華僑歷史學會理事、副會長，中華全國海外聯誼會理事，中國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深圳市第一屆委員會委員。

主要譯著有《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教學大綱》（與他人合譯）、《關於認識論中的實踐問題》、 《現代修正主義為什麼宣揚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在地獄的入口處》、《落落的步音》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人民日報》、 《理論動態》、 《學術研究》等全國報刊雜誌發表論文數十篇，其中有關民族問題、經濟特區建設、中國社會性質，及總結歷史經驗等若干篇，曾經受到中央領導同志和理論界的重視，並在撥亂反正和實行開放政策中起過一定作用。

作為中央黨校教授，王謙宇較早地從事特區理論研究；作為深圳華僑城創辦者之一，王謙宇親身參與特區建設。因而他是一位在理論與實踐上對特區發展有特殊貢獻的人物。

王謙宇，出生於廣東潮汕，童年時隨母漂洋過海，旅居印尼。從青少年時期起，他就在印尼進步人士王任叔（筆名巴人，作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駐尼大使）的教育影響下，參加抗日活動，走上革命征途。

據王謙宇的女兒燕妮1998年撰文介紹，"60多年前，剛滿9歲的父親，跟著我的祖母，離開普寧烏石老家，下南洋去找我的祖父。老家很窮，一年辛苦到頭，吃不上一頓飽飯。眼見生活苦得挨不下去，祖母迫不得己向親戚鄰里籌借得一點路費，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帶著年幼的父親，踏上了未知的行程。父親的大哥多年前就已經隨祖父先去了印度尼西亞北蘇門答臘島的先達謀生。老家的鄉親，祖祖輩輩走的就是這樣的路。父親離開家徒四壁的老屋時，在門后的牆上寫下五個大字：出洋找飯吃！”

當年潮汕人“下南洋”，比起山東人“闖關東’，和甘陝人“走西口”來，要危險得多，漂洋過海，人地生疏。王謙宇和他的母親一路顛簸，有幸安全抵達馬來西亞，馬來西亞的檳城與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的勿拉灣只隔一道馬六甲海峽。因王謙宇的父親在對岸交不起人頭稅，暫時不能擔保她們到蘇島。他們母子無奈在檳城擱淺了一個多月，僅有的一點盤纏全部用完了，一位在檳城打石街打石頭的老鄉，深表同情，讓她們暫住他家，幫他帶小孩。這樣，才使得這一對孤苦零丁相依為命的母子，不至於流落街頭。最後由家中向放高利貸的印度人借貸，還清人頭稅，才擔保王謙宇母子上蘇島。就這樣，小時候的王謙宇飽嘗人間的艱辛苦澀，經受了離鄉別井、風雨兼程的生死考驗，在他幼小的心靈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到達印尼后，王謙宇終於有機會進入華語學校讀書，接受教育。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馬來西亞和印尼先後淪陷，在新加坡活動的一批文化人，巴人、郁達夫、胡愈之、沈茲九、鄒宗漢等，從新加坡乘小船飄流到印尼的蘇門答臘島躲避日本人的追捕，隱居在蘇西的巴耶公霧和蘇東的棉蘭、先達一帶。郁達夫化名趙廉，當一個酒廠的老闆，因叛徒出賣，在日本人即將投降時，遭日寇秘密殺害。胡愈之則潛伏在卡羅高原，埋名隱姓韜光養晦，學習印尼語，研究印尼問題，幾年時間編了一本印尼語法和一部印尼文中文詞典。巴人的性格熱情、外向，他不僅是一個作家，更是一個革命者。到印尼后，參加和領導了由“蘇島人民抗敵會”改組的“蘇門答臘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並主編地下抗日刊物《前進周報》。王謙宇是“大同盟”的成員，而在此之前，他十幾歲就積極參加抗日活動，為支援國內的抗日戰爭籌募捐款。在巴人的影響下，他不但體嘗到了充滿驚險和浪漫諦克的地下活動的滋味，也通過巴人傳讀的書報，讓思想走進更寬廣的世界。

1943年9月20日，日寇發動大檢舉，巴人被通緝，“反法西斯同盟”有13位戰士被日寇殺害，成百人被捕入獄，其他大部分成員脫險。王謙宇由於年齡較小，在郊區的菜園裡躲藏起來。巴人則在華僑們的幫助下，隱藏在一個偏僻的馬達人的村子里。1945年日軍投降，蘇東的華僑抗日分子從地下走出來，掀起轟轟烈烈的華僑民主運動，王謙宇是蘇東青年運動的骨幹，參與建立先達華僑青年聯合會，組織青年合唱團，同進步人士一起佔領了先達市重要的教育陣地先達中華學校，組織上要求王謙宇到學校任職，擔任訓育主任兼中學班教師，當時王謙宇只有18歲。1947年荷蘭人佔領先達，巴人被當作反荷分子逮捕，被驅逐出境到香港。

王謙宇也在1948年初，跟隨巴人的足跡到香港，就讀於香港“達德學院”。1949年初，按照中央指示，他隨同一部分華僑青年由香港工委輸送北上，進入中共中央統戰部青訓班。爾後分配到中聯部工作，並參加南方土改，又去大學教書，歷任馬列學院、湖南師範大學、中共中央黨校教員、講師、教授。從此，他作為歸僑幹部，獻身於祖國的建設事業，足跡踏遍大半個中國，北京、四川、湖南、廣東……，光北京就是四進四齣，最後落戶到深圳。

“文革”前，王謙宇的大部分時間是在高校和黨校度過的，主要從事教學和理論研究工作。由於他治學嚴謹，剛正不阿，對當時一些極“左”思潮總是敢於從學術的角度提出不同觀點。因此，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作為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批判鬥爭，並以敢於撕毀大字報破壞文化大革命而成為湖南高等學校被黨紀處分的第一人，罪名無外是反對林彪的“頂峰”論，宣揚“毛澤東思想可以‘一分為二’、鼓吹‘合二為一’論、美化“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楊獻珍的忠實門徒、巴人的得意門生等名自，其結果當然是同當時千千萬萬知識分子一樣，鬥爭、批判、抄家、戴高帽、遊街示眾、坐牛棚，受盡身體和人格的凌辱。年富力強的王謙宇在“文革”期間，被整整耽誤了10年的寶貴時光。

1976年，“四人幫”倒台，王謙宇得到平反昭雪，並被調任中共中央黨校教授，直到1985年受命全國人大僑委辦主任時，才離開這一風起雲湧的理論殿堂。這段時間，正當中共高層進行撥亂反正、醞釀改革開放的轉折時期，王謙宇全身心投入，創造性地開展理論研究和探索，著述頗豐，貢獻甚大。

出版著作：

《在地獄的入口處》

《落落的步音》

《赤道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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