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山楚簡
望山楚簡
望山1號墓竹簡和2號墓楚簡。分別於1965和1966年,出土。竹簡經拼接后,共計66枚。出土時竹簡大多殘斷,尚有5枚竹簡保存較完好。
望山楚簡包含兩部分:望山1號墓竹簡和2號墓楚簡。分別於1965和1966年,出土於湖北江陵望山1號和2號楚墓,著名的越王勾踐劍也出土於望山1號墓。望山1號墓出土的卜筮祭禱簡文尚屬首見。同時為研究戰國簡冊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望山2號墓楚簡的遣策內容為考訂楚國器物名稱,也對於研究隨葬制度與楚人的習俗提供了一批文字資料。
【名稱】望山楚簡
【年代】戰國中期後段
【出土】1965—1966年,湖北江陵望山1號和2號楚墓
【數量】望山M1:207枚,望山M2:66枚
【材質】竹質,墨跡
【書體】楚系文字,篆書
【字數】望山M1:1093字,望山M2:925字
1965年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配合漳河水庫二乾渠工程建設,在江陵八嶺山古墓群進行考古調查與勘探。八嶺山古墓區位於江陵縣城關鎮西北12千米,江陵楚故都紀南城之西。考古人員在八嶺山左脈東北麓發現瞭望山楚墓。望山1、2號墓為戰國時期的中型楚墓,分別於1965年冬和1966年春發掘。這兩座楚墓分別出土竹簡。
望山M1竹簡出土於邊箱的東部,疊壓在漆木器下面。竹簡全部殘斷。望山M2竹簡出土於邊箱的上層中部和東部。
1號墓竹簡
竹簡殘簡長度大都在10厘米以下,最長的為39.5厘米,最短僅有1厘米余。經拼接,最長的為52.1厘米,一般長度在15厘米左右。竹簡從成竹劈破成條后,經過去節、刮削、整治等工序,製作較為精緻。竹簡三道編,為絲線編聯。絲線上下的文字間距較大,因而是先編聯后書寫。
文字均系墨書於篾黃上,頭端與尾端不書寫。篾青面無文字。共計1093字,其中單字216個,重複字877個,文字大都較清楚。每簡字數不等,最多的達30字,最少的僅1字,一般在6字至15字竹簡。簡文的書寫頗為工整,但筆法不甚一致,似出於多人之手。
2號墓竹簡
竹簡經拼接后,共計66枚。出土時竹簡大多殘斷,尚有5枚竹簡保存較完好。出土時竹簡呈深褐色。整簡最長的為64.1厘米,而殘簡最短的不足1厘米,一般多在4—10厘米左右;簡寬約0.6—0.67厘米,厚度約0.1—0.16厘米。竹簡的製作工序同1號墓竹簡。兩道編,出土時契口上附有絲線。不同於望山M1竹簡的先編聯后書寫,而是先書寫簡文之後才編聯成冊的。
文字均系書寫於篾黃上,篾青與篾黃的頭端、尾端未見書寫的文字。共計925字,其中單字251個,重複字674個,文字大都較清楚。每簡字數不等,最多的達73字,最少的僅3、4字,簡文的書寫頗為工整,但似出於多人之手。
望山M1竹簡的內容,主要是為墓主卜筮祭禱的記錄。這是首次發現卜筮祭禱內容的一批竹簡。望山M2竹簡的內容為遣策,所記隨葬器物名稱達320種之多,許多器名不見於文獻記載。
墓主年代
望山M1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孫,一個名叫悼固的楚國王族,去世時年齡接近30歲。望山M2墓主為女性。引望山M1的下葬年代當為公元前331年。引
楚簡發表
1966年第5期《文物》刊登了湖北省文化局工作隊撰寫的《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發表部分竹簡照片的摹本。
1995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合作編著的《望山楚簡》,由中華書局出版,發表有全部竹簡照片、摹本和朱德熙、裘錫圭、李家浩所作的釋文與考釋。引竹簡摹本由楊隨震摹寫。引1995年,齊魯書社出版商承祚所撰《戰國楚竹簡彙編》,也包括照片、摹本和考釋。
1996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江陵望山沙冢楚墓》,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刊載有竹簡照片和朱德熙等人的釋文、考釋,照片較為清楚,釋文也有個別改掉。
2004年,張光裕、袁國華合撰《望山楚簡校錄附文字編》由台北藝文印書館出版;2007年,程燕著《望山楚簡文字編》由中華書局出版,入編字形均源自《望山楚簡》的摹本。
2003—2004年,“楚簡綜合整理與研究”項目課題組對湖北省博物館保存的竹簡作有紅外線拍攝。
故宮博物院羅福頤及中山大學中文系古文字研究室商承祚等學者,曾先後應邀來湖北省博物館,對竹簡進行臨摹、考釋、研究等工作。羅福頤所臨摹的部分文字摹本曾在《文物》月刊1966年第5期發表。惜因十年動亂,竹簡研究工作中斷,其成果亦未能早日公布。
1970年代初期,當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新整理文物資料,著手編撰考古發掘報告時,邀請了北京大學中文系朱德熙、裘錫圭、李家浩三位學者重新對竹簡進行考釋研究,並商定將其成果納入考古報告之內。1976年,完成了這兩批竹簡的全部整理工作,並寫出了《望山楚簡釋文與考釋》初稿。1987年完成了定稿。在發掘報告出版之前,先出版了《望山楚簡》,將朱、裘、李三位學者的研究成果提供給學術界使用。
望山M1竹簡所見卜筮祭禱之辭的格式,通常先記卜筮的時間,後記卜筮的工具,再記所問事項與卜筮的結果,最後還要記為墓主求福去疾的許多祭禱措施。
在簡文中所見的人名中,“悼固”之名出現的次數最多,共達14次,其中有時處是“為悼固貞”等內容,因此悼固為這座墓的墓主,是毫無疑問的。這組簡文還記載墓主祭禱柬大王、聖王、昭王等先王,以及東宅公、王孫喿等先君。三位先王即史書所載楚國的簡王、聲王和悼王。由此可知墓主是以悼為氏的楚國王族,並是楚悼王的曾孫。
簡文所記的貞人不止一個,年月也不盡相同。
根據貞問之事的內容,這批卜筮記錄的內容大體可分為三類:一類是問走趨事王、大夫能否“得事”;一類是問“出入事王”之事;還有一類是問疾病的吉凶,此類簡文數量最多。悼固之死當與所貞問的疾病有關,他的死期應跟這批卜筮記錄的時期很接近。
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漢書·地理志下》)。望山M1簡文是很好的證據。引望山M2的1-44號簡記車馬器,45、47號簡記漆木器,48-50號簡記各類服飾器、寢具及竹容器、木俑等,51-56簡記陶器,57-66號簡為各類殘簡。
古代貴族進行卜筮,一般都有記錄以備考查。龜卜和骨卜的記錄可以直接寫刻在占卜用得龜甲和獸骨上(商周時代的“甲骨文”,絕大部分就是占卜記錄),也可以另寫在竹帛上。筮所以的工具如蓍草等,不適合書寫,筮占的記錄應該都是另寫在竹帛上的。
《周禮·春官·占人》:“凡卜筮,既事。則系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漢儒杜子春認為“系幣”是用帛記上占卜結果“系之於龜”,鄭玄則認為“幣”指禮神之幣,“命龜之事”和兆的吉凶是另記在簡冊上而合幣合藏的。《尚書·金縢》記周公為武王疾病禱告先王,願以身代武王,並為此進行了占卜。占卜后,“公歸,乃納冊於金縢之匱中”。鄭氏認為周公所納的冊就是“命龜書”。
從望山1號墓簡文所記的占卜工具如“寶蓍”、“小籌”等來看,似乎當時主要是用筮或與筮相類的方法來為邵固占卜的。龜卜應用得不多,只是有時在筮過以後再用“黃靈”重複占卜一次。鄭玄注《周禮》只提到龜卜有冊。賈公彥《周禮》疏補充說:“即筮,亦有命筮之辭及卦。不言可知。”這是正確的。望山1號墓竹簡主要就是記錄命筮之辭和卦的吉凶的。
占卜之辭的大致格式,通常最先記錄筮問的日期,如“甫(從邑)客困芻問王於尗(從邑)之歲,荊屍之月,癸未之日”。但並不是每次都紀年。日期之後照例記某人以某種占卜工具“為邵(從心)固貞”。“貞”字以下是記所問事項之辭,即所謂命辭。命辭之後是根據筮的結果判斷吉凶之辭,可以稱為占辭。
20世紀30年代,胡小石作《齊楚金文表》,開始對齊楚金文書法流派的研究。他說:“齊楚兩者同出於殷,用筆皆纖勁而多長,其結體多取縱勢。所異者,齊書寬博,其季也,筆善平直而流為莊嚴;楚書流麗,其季也,筆多冤曲而流為奇詭。”其後在《古文變遷論》中又說:“古文有方筆圓筆,齊楚皆屬圓筆。齊楚大體溫厚圓轉,或取縱勢,或取橫勢。齊楚二派,各極其變。”胡氏指出楚系書體的用筆、結體和流變,大體可信,但僅限於銅器銘文而已。40年代以來,楚地陸續出土了大批文物,其中以手書墨跡的簡帛文字最為大宗,已引起廣大學者的重視;但對簡帛文字書法的研究,相對來說,著作還不太多。1980年代初馬國權作《戰國楚竹簡文字略說》,就長沙、信陽、望山三地出土楚簡文字詳加論列:信陽簡字修長,筆畫勻細工整;望山簡一略呈長形,一略帶扁平,結構均基本勻稱;長沙簡字形平扁,筆道寬厚,用筆均較草率。他還指出,竹簡文字與楚帛書的結構風格均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