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孫

李佩甫，河南許昌人，現為中國作協全委會委員，國家一級作家，河南省文聯副主席。主要作品有李佩甫

《羊的門》、《城的燈》、《李氏家族》、《城市白皮書》、《金屋》、《李佩甫文集》四卷等，曾先後獲全國“莊重文文學獎”、“飛天獎”、“華表獎”、“五個一工程獎”、“人民文學優秀長篇獎”、《小說選刊》優秀作品獎、《小說月報》優秀小說獎、《中篇小說選刊》優秀中篇獎、《中華文學選刊》“首屆文學獎”等，部分作品被翻譯到美國、日本、韓國等。

從來，家族情結都是作為一種文化複合體，補償或平衡著文明象徵同時也是文明遺失物的文學，隨著工業社會的加速度推進，這種狀況，在二十世紀更加凸顯。正彷彿是我們在前行同時不得不棄掉包袱而在棄掉時又不能不為這歷史要我們付出而非我們自願付出的代價嘆惋一樣。應運而生的家族回顧，從十九世紀末那部《紅樓夢》埋下的伏筆，到二十世紀末的新歷史小說、新感覺派，尋根文學、後現代主義先鋒小說，幾乎囊括了二十世紀尤其後期中國所有文學運動和文化思潮，家族主題，不僅跨越了歷史的迷障，而且超出了技巧、形式、方法與敘事。可以說，沒有一個歷史時期或階段，象今天，對人命運的關注和在這關注中所注入的歷史感，能達到當前所具有的這個深度。

為敘述方便，我們將“家族—鄉土”母題歸類為一種亞文學思潮，它的潛流性質，相對於那些經由理論家提供(如改革文學)或外國文藝思潮引進(如“後現代”)而產生的文學思潮不同，它帶有更濃的文化意味，更悠遠綿長，纖細柔韌而不具轟動性，也更符合“思潮’內涵，而不似於其他外力下弓I發的自覺，人為的“一窩蜂”運動。其冥思性，自發性無疑也更透視出一個民族未經修飾的文化傳統，並更本真反映出作家的人格心理和附麗於這心理背後的國民性。

所以，看當代文學的家族情結，我們的目光似乎應該放在比《紅樓夢》更遠的位置。以這一目光。再來看《根》及《百年孤獨》甚至《王朝》的影響，就不會偏頗到認為“家族文學現象”是一種無根無土的移植；它自身的文化淵源與心理基因，甚至於物質世界無動於衷的血緣力量，支持著它由《紅樓夢》到《白鹿原》，越過了一個世紀的滄桑。儘管百年時間政治風雲變幻，經濟起伏跌宕、文藝流派紛呈，各思潮亦可謂亂花迷眼，而“家族母題”卻能沉潛其間，始終未有斷裂，這種滲透到民眾意識、潛意識內部的文化品格，已成為文學研究必不容忽視的—個方面，也是本文討論的基點。

半個多世紀前，王禮錫在倫敦完成德國學者F·繆勒利爾《家族論》翻譯后，曾感慨：“世間一切事象與學問，只是一部歷史，”接著他又說，“對歷史的研究通常有兩種障；第一是時障，第二是地障。’(1)對於家族母題同樣如此，方法論上，我們今天無法跨越時間隧道去考察當時的境況，我們也沒有力量去一一考察所發生的一切，面對物理世界的紛繁、哲學的玄想與史實的榛莽，我們所能憑藉的只有文字；而這個題目的太過沉重，不僅因為初期文明所留下的可考見的轍跡，已被文學的車輪輾得無從辨識，更在於中國作家幾乎沒有哪一個不觸及過家族母題和帶有家族情結的事實，在對史實典籍的回顧與對人類命運的隙望中，歷史於是被換成了心象。從80年代最早—部以家族為主題的《李氏家族的第十七代玄孫》《李佩甫)的神話覆滅的惶惑到《桑樹坪紀實》(朱曉平)、《最後一個匈奴》(高建群)、《我們家族的女人》(趙玫)、《米》(蘇童)、《呼喊與細雨》(余華)、《祖父在父親心中》(方方)，《六十年曠野》(張廷竹)、《故鄉天下黃花》，《故鄉相處流傳》(劉震雲)，《藍脈》(關仁山)、《金龜》(尤風偉)等文化倒錯的掂量，家族母題由鄉土小說向城鎮、都市，個人體驗各層面的擴展趨勢，反證出中華民族兩千年家族土壤的深厚與鄉土文化的普遍性。

人類尋求一種更大力量的渴望和與這強大力量永遠結盟在一起的理想，以鄉土文化為基石，以家庭文化為軸心，已一無遺漏地表露於文字。事實證明，家族作為僅高於家庭的二次人類集團，作為以情境中心的處世態度、相互依賴的處世方式為特徵向心性世界觀的集中體現形式(2)，作為進一步顯現宗法的、禮俗的，血緣關係共同體的組織結構與觀念集團，早已不再只是文化的一面鏡子，而是固結文化的一根纜繩或鎖鏈，可以說，構築了中國文化大廈的“家族一鄉土”母題，也構築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最不可忽視的景觀。不僅如此，浮出海面的“家族—鄉土”母題，今天所形成的以不容忽視的姿態高聳於人們面前的這座冰山，還以更為豐富的內涵表露出它對一個民族過去歷史與未來建設的參與決心。